跨越大洋的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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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节奏

自从被称为人类的这种特殊动物挺进地球的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以来,地球上向前行进的最高尺度不外乎马的奔跑、滚动的车轮、摇橹船或者风帆船。在我们称之为“人类历史”的这一块为人类意识所把握的狭窄地带里,技术的进步没能让行进的节奏明显加快。华伦斯坦军队的行进速度几乎不比恺撒军团的速度快;拿破仑的骑兵向前推进时不比成吉思汗的队伍更迅捷;纳尔逊的战船漂洋过海时也只是比维京人的海盗船和腓尼基人的商船快那么一点点。拜伦爵士在他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历中每天完成的里程并不比奥维德在黑海边流放时多出几英里;歌德在十八世纪的旅行与公元纪年之初使徒保罗的旅行相比,并没有更舒适、更快捷。在拿破仑的时代一如罗马帝国时代,国与国之间依然受空间和时间上的阻隔。与人的意志相比,物质世界的抗拒仍然占据上风。

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在地球上,速度的标尺和节奏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十九世纪的头十年和二十年之内,各族群、各国家间相互往来的速度之快超过了此前的千年。从前需要历时多天的行程,由于有了火车、蒸汽船,就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以前多个小时的旅途时间可以缩短为一刻钟或者几分钟,同样的路程就走完了。火车和蒸汽船带来的新速度,尽管被同时代人觉得是了不起的胜利,但是这些发明还仍然处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范围之内。这些交通工具将人们先前所知的速度提高了五倍、十倍、二十倍,但是,从外观上以及内在意义上人们还能跟上这变化的脚步,还足以解释这些似乎是奇迹的现象。但是,第一批电动设施带来的功效则是让人完全意想不到——这是一个躺在摇篮里的赫拉克勒斯,它冲击了迄今为止的一切定律,破坏了一切现行的尺度。我们这些后世之人,永远也不能再感觉到见证第一份电报的那一代人所经历的震惊,那种难以言喻的、兴奋的讶异:同样是那个小小的、几乎感觉不到的电火花,昨天的发射距离还只能从莱顿瓶里到相距不足一尺远的手指上,而今天一下子就获得了魔鬼般的力量,能跨越不同的国家、山脉和整个大陆。这边几乎还没有彻底完成的想法、笔迹未干的字已经能在同一秒钟之内在千里之外被接收、被阅读、被了解。这肉眼看不见的电流、原本往返在小小的伏打电堆的两极之间的电流,现在能够延展到整个地球,从这一端到另外一端。物理实验室里的试验仪器,昨天刚刚能够通过摩擦玻璃板将小纸片吸起,其蕴含的力量却是人的肌肉力量和速度的成百万倍、成亿万倍,它们能传递讯息,驱动轨道车,变成光照亮街道和房屋,像精灵一样不为肉眼所见地在空气中飘浮。自从创世以来,只有这个发现才让空间和时间的关联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在这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1837年,电报第一次让彼此分离的人们获得共时性经历。但是,这一年很少会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提及。教科书里提及的,可惜总是那些被认为重要的事件,是某个国家和某一将军的战争和胜利,而不是真正的胜利、人类的共同胜利。不过,就心理学上的后续效果而言,在时间价值的转变上,近代史上没有哪个日期堪与这一年份相比。自从人们有了这种可能性——在巴黎就能知道同一时间里在阿姆斯特丹、在莫斯科、在那不勒斯和里斯本同步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就发生改变了。只需要再迈出最后的一步,另外那个半球就会加入这个了不起的相互关联当中,整个人类的共同意识就会形成。

可是,大自然还在抵抗这最后的统一,它还对此设置了一个障碍。那些被大洋隔开的国家,还要经历二十年没有电报相通的时间。在电报杆上,由于有绝缘瓷瓶的缘故,电报讯号可以不受阻挡地传送,而水却会吸附电流。海底电缆还不可行,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一种能让铜线和铁线与水完全绝缘的材料。

所幸的是,在一个技术进步的时代,一种发明会对另外一种发明有所助益。在陆地电报投入使用几年之后,人们发现天然橡胶适合做水下电线的绝缘材料。现在,人们可以开始将欧洲大陆对面最重要的国家——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电报网连接起来了。一位名字叫布雷特的工程师铺设了第一条电缆。就在同样的地方,后来布莱里奥第一次架飞机飞越了英吉利海峡。一件蹩脚的蠢事让这个本来可以马到成功的事情功亏一篑:布伦(Boulogne)的一位渔民以为自己发现一条特别的、又长又肥的鳗鱼,于是把已经铺好的电缆给拽了出来。但是,在1851年11月13日,第二次尝试成功了。这样一来,英国被连接上了,欧洲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以共同的大脑、共同的心脏,同时经历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如此短短的几年内——从人类的历史上看,十年难道不就是一眨眼的瞬间吗?——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自然而然会在那一代人当中激起无边的勇气。有尝试就能成功,而且还是在梦幻般的短时间内。几年以后,英国又与爱尔兰、丹麦与瑞典、科西嘉岛与大陆都通过电报连在一起了。人们已经在蠢蠢欲动,要把埃及和印度也连入这个网络。只有一个大洲,一个恰好是最重要的地方,似乎注定要长期地与这个延展到全世界的链条无缘:美利坚。无论是大西洋还是太平洋,都浩瀚无边,没有可资利用的中间站,怎么能用一根电缆来穿过它们?在那个电力的童年,有很多因素人们还不曾知晓。大海的深度还没有被测量,大洋的地理结构人们也只能大体上知晓。至于在深水里铺设的电缆能否承受大体量水的重量,还没有做过全面的测试。即便技术上可行,但是如何才能有把握地将无尽的电缆安全地放到这样的深海里呢?一条船怎么能装载两千英里长的铜铁电缆这样的巨物呢?哪里有这么大功率的发电机来把电流不间断地送过那么长的距离?——要是用轮船横渡过去的话,至少需要两三个星期。所有的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具备。人们还不知道,在大洋的深处是否有磁力线在活动,电流会不会被磁场引开;人们还没有足够的绝缘物,没有真正的测量器械;人们还只是知道电力的初级规律,这些不久前才让人们在无意识的百年沉睡中睁开眼睛。“不可能!可笑!”——只要有人提到跨越大洋的计划,学者们就会激烈地反对。“以后也许可行”,技术人员当中最有勇气的人会这么说。即便是摩尔斯本人,这位电报的热衷者、对电报的建成功不可没的人,似乎也把这个计划看成一项难以把握的大胆妄为。但是他还加上一句先知预言般的话:如果跨大西洋电缆能够铺设成功,将是“本世纪最大的功绩”,是本世纪最煊赫的壮举。

一桩奇迹或者一件非凡之事的发生,其第一步总是某一个人相信这奇迹会发生,什么时候这都是奇迹发生的前提。当学者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种无知者无畏的天真勇气偏巧能带来创造性的推动力。这次也如同在大多数情形下一样,一项简单的偶然机遇开启了一个伟大的行动。1854年,一名叫吉斯本(Gisborne)的英国工程师要在纽约与美国最东边的纽芬兰岛之间铺设一条海底电缆,以便陆地上可以提前几天获知船上的消息。但是,这个计划不得不中途停止,因为他的财力消耗殆尽了。于是他去了纽约,想在那里找到投资人。完全由于偶然——偶然是许多显赫业绩之父——他遇到了一位年轻人塞勒斯·菲尔德(Cyrus W. Field),一位牧师的儿子。这个人在经商方面如此快速地获得成功和财富,年纪轻轻就可以带着大笔资财离开商界,完全回到私人生活领域。他还太年轻、太能量充沛,不能忍受这样长时间的无所事事。为完成纽约到纽芬兰的电缆铺设计划,吉斯本力图赢得他的支持。这位塞勒斯·菲尔德不是技术人员,不是专业人员——人们几乎可以说:幸好如此!他对电什么都不懂,从来没看见过电缆。但是,在这个牧师儿子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激情澎湃的冒险信念、美国人强有力的冒险精神。吉斯本只是看到了近前的目标,将纽约和纽芬兰连接起来,而这位欢欣鼓舞的年轻人却马上想得更远。为什么不通过海底电缆将纽芬兰和爱尔兰连接起来?他身上带着一种能量、一种下定决心要克服一切障碍的能量——这些年里,这个人曾经在两个大陆之间的海洋上穿行过三十一次。菲尔德马上开始投入这项事业当中,他下定决心,从这一刻起,将他身上所有、身边所有都投入这个行动中。就这样,至关重要的导火索已经有了,有了它,一个设想在实际中获得了爆炸性的力量。这种新的、带来奇迹般效果的电力与生活中另外一种最强大的动力性因素——人的意志——连在一起了。一个人找到了他的人生使命,而一项要务找到了合适的人。

筹备

菲尔德以不可思议的能量投入这项工作中。他与各种专业人士取得联系,到不同的政府部门申请许可证,在英美两处举办筹款活动以便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这位完全无名的筹资者身上迸发出的冲击力如此强大、他内心的信念如此执著、他深信电力是一种新的奇迹力量,没用几天的时间,35万英镑的启动资金就筹措完毕。把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伦敦最富有的商人邀集在一起,成立一个“电报建设及维护公司”就够了,钱就会涌进来。但是,也有萨克雷、拜伦夫人等如雷贯耳的名字也在股份认购名单上,他们没有任何商业性的利益目标,只是出于道义上的热忱来支持这一举措。这是一个史蒂文森、布鲁内尔爵士和其他伟大英国工程师生活的时代。只要有人振臂一呼,便有大量资金为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项目提供基金支持,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形象地表明,这个时代对于一切技术的、机械的东西有着怎样的乐观主义态度。

在这个开始阶段,唯一还相当靠谱的便是对铺设电缆费用的大体估算。在真正的技术实施方面,没有任何前例可以仿效。类似规模的项目在十九世纪还没有人考虑过、计划过。跨越丹佛与卡莱之间的狭窄水域怎么能与跨越整个大洋有可比性呢?在前者,从一个平常的明轮蒸汽船的露天甲板上放下三四十英里的电缆就可以了:电缆慢慢地放下去,就像从绞盘上把锚链放下一样。在海峡铺设电缆时,可以心平气和地等到一个天气特别晴好的日子;人们对海底的深度知道得很清楚;在船上,一直可以看到对面的海岸,可以避开任何危险的偶然情况;铺设工作在一天之内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但是,铺设跨越大洋的电缆,最基本的前提是至少三个星期的不间断航行;与跨海峡铺设相比,所需要的电缆要长一百倍、重一百倍,这么大的绞盘也不能露天放在甲板上,暴露在各种恶劣的天气中。再说,当时没有一条船大得足以装载这些由铜、铁和树胶组成的庞然大物,没有一条船大得足以承受这种负担。至少需要两条船,主船必须有另外一条船的陪同,以便能保证最精确的航线,在出现问题时能及时得到帮助。英国政府虽然允许“阿伽门农”号——英国最大的战舰之一,曾经作为旗舰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服役过,美国政府也允许“尼亚加拉”号——一艘五千吨位的三桅战舰(当时最大规模的战舰)——用于这一目的,但是两艘舰船都得先经过自行改装,然后才能把那些将要连接两个世界的电缆各分一半装在船上。最主要的问题当然还是电缆本身。对这些连接两个世界的巨型线,其技术要求之高简直难以想象。这些电缆必须结实如钢丝一般、不可坏损,同时还要保持弹性,以便能轻易地铺开;它必须经得住各种压力和各种外力,但是还要像丝线一样光滑,以便于卷起。它必须是实心的,但是绝缘层又不能填塞太紧;它一方面要坚固结实,另外一方面要非常精确,要能够让最小的电波传输到两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去。这条大绳子上一个小小的裂缝、任何地方哪怕最小的不平滑之处,都会让这十四天航程路上的信号传输受到干扰。

但是,有人勇于去做这些!工厂里在日日夜夜地生产,来自一个人的魔鬼般的意志在驱动着所有的轮子向前。整个矿冶厂的铁和铜都消耗在这些线上,整个橡胶林都得流淌乳胶汁,以便能够生产覆盖这么远距离所需要的绝缘橡胶。能够让这个宏大规模的行动给人在感官上留下生动印象的,莫过于这些数字了:三十六万七千英里长的铜线被织入电缆当中,其长度足以绕地球十三圈,足以将月亮和地球连接起来。自从建造巴比塔以来,在技术上人类还没有敢尝试过比这更壮观的活动。

初航

一年长的时间,机器在飞转。电缆像一条细细的、绵延不断的纱线从工厂被纺到两条船的船身里。终于,经过了数千次的转动以后,两条船上各自装载了全部电缆中的一半。沉重的新机器也安装完毕,立在那里。机器上有刹车和倒行装置,它们要一口气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长的时间里不间断地将电缆向下送到大海的深处。最好的电气专家和技术专家,包括摩尔斯本人,都在船上准备就绪,以便在整个铺设过程中对他们的器械进行验查,看电流是否会陷入中断;记者和速写者也上了船,他们要用言语和文字来描述这个自从哥伦布和麦哲伦以来最令人激动的出行。

终于,一切启程准备完成。在此之前,怀疑者一直占了上风;现在,整个英国的公众却对这项活动兴趣盎然。上百条小船在1857年8月5日这一天,围绕在爱尔兰的港口瓦伦丁(Valentia)的电缆船旁边。这些人想要一同经历这世界历史的瞬间,看电缆的一端如何从船上驳到海岸,被挂在欧洲的坚实大地上。并非出于当事者的本愿,这一告别却成了一个巨大的庆祝活动。政府派来了代表,有人致辞祝贺;在一个动人的演说中,牧师请求上帝保佑这一大胆的行动。“啊,永恒的上帝,”他开始说,“您是唯一的,您让天空放晴,您掌握着大海的波涛,风和海浪都听从您的吩咐,您慈悲地向下看您的仆人……因您的眷佑破除任何障碍,清除任何抗拒、任何能阻碍我们完成这一重要工作的事情。”之后,沙滩上和海面上有上千只手和帽子在挥动。陆地慢慢变得朦胧了。这人类最大胆的梦想之一,去尝试着让自己好梦成真。

失手

最初的计划是,这两艘各自装载着一半电缆的大船“阿伽门农”号和“尼亚加拉”号应该一起开到事先计算好的大洋的中间点上,在那里才把两段电缆接在一起。之后,一条船向西开往纽芬兰的方向,另外一条向东开往爱尔兰方向。但是,马上在第一次尝试中就这样使用这些昂贵的电缆,似乎是太胆大妄为了点儿。人们还是决定,在没有把握确定这么远距离的海底电报传输是否可行之前,还是先从一端陆地开始铺设第一段。

这两条船中,“尼亚加拉”号得到了从陆地铺设电缆到大洋中间的任务。这艘美国战舰缓慢地、小心地行驶着,好像一只蜘蛛从它巨大的身体里一直吐出蛛线留在身后。船上的放线机器缓慢地、均匀地响着——这是那种古老的、所有的海员都熟悉的从绞盘上向下放锚链时发出的声音。几个小时以后,船上的人对这种像磨坊里的声音关注变少了,不再太介意了,差不多像是对待自己的心跳那样。

船进入海中越来越远,电缆不断地在后面船尾处放下。这个冒险看起来根本没有冒险的迹象。只是,在一个特殊的舱室里坐着电气专家,他们一直在倾听,始终在和爱尔兰的陆地上交换着信号。好极了:尽管早就看不到海岸了,水下电缆传输的信号的清晰程度,就像从一个欧洲城市发到另外一个欧洲城市那样。现在已经离开了浅水区,部分地穿过了位于爱尔兰后面所谓的深海平原。船尾上,金属线还是一直滑下去,就像沙漏中的沙子那么均匀地流出,它同时发出讯息、接受讯息。

已经铺设了335英里的电缆,超过丹佛到卡莱距离的十倍;已经度过了五天五夜没有把握的阶段,已经是第六天的傍晚。8月11号,在多个小时的工作和紧张之后,菲尔德躺下休息,这是他早就有权利这么做的。这时,突然之间那哒哒的响声停止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火车突然停车时,一个正在睡觉的人会撞向前方一样;好像当水磨的轮子突然停止转动时,磨坊的主人会从床上惊起一样。片刻之间,船上的人都醒来了。从机器上第一眼看到的是:机器在空转。电缆突然脱离了绞盘。要想及时去抓住脱开的那一端,现在是不可能了;更不可能的是,在海底找到丢掉的那一头,再把它捞起来。让人错愕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技术上的错误,将几年的工作给毁掉了。这些大胆的出行者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英格兰。在那里,因为突然之间一切信号都没有了,人们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对获知坏消息已经有所准备。

再度失手

塞勒斯·菲尔德,是英雄同时也是商人,是唯一不为所动的人。他算了一笔账。损失的是什么?三百英里长的电缆,大约十万英镑的股票资本。可是,更让他感到颓丧的是,损失了整整一年、无法替代的一年的时间。因为只有到了夏季,才可以指望有最合适的天气,这一次的季节已经太晚了。但是,在另外一面也有一些小收获。通过这第一次尝试,人们获得了很多实践上的经验。电缆本身证明是可以用的,它们可以被卷起来,留待下次尝试时使用。必须改进的是放线的机器,也是它导致了致命的断裂。就这样,在等待和准备中又过了一年。到了1858年的6月10日,同样的船,带着新的勇气和旧的电缆又出发了。因为第一次尝试中通过电力的信号传输在运行上无可挑剔,所以他们决定再回到最初的方案,将电缆的铺设从大洋的中间开始然后向两边延展。这趟新行程的头几天没有什么意义。到了第七天,他们才到了事先计算好的电缆铺设地,真正的工作才开始了。此前的航行是一次或者说看起来是一次漫游之旅。机器没有开动,水手们可以休息,他们高兴地看到天气很友好,天上无云而平静;这大海,也许是太平静了。

但是,到第三天时,“阿伽门农”号的船长感觉到某种神秘的不安。他的气压表显示,那上面的水银柱是在以怎样的速度下降。一场特大的风暴一定正在逼近。的确,在第四天,一场风暴开始了,那是连像他自己这样在大西洋上久经磨炼的老海员也很少经历过的。这场风暴带来的最致命的破坏,恰好是英国的铺设电缆舰船“阿伽门农”号。本来这艘船装备精良,在不同的海域和海战中也经历过最严峻的考验,英国海军的战船按说是应该能对付最糟糕的天气。但是,不幸的是,这艘战舰因为铺设电缆而被完全改装了,以便能把巨大的电缆堆装到船上。它和货船也有所不同,在这条船上不可以将重量均匀地分布在仓储空间里,而是全部分量都集中放置在船的中间,只有一小部分被装到前舱。这带来的后果还更加糟糕,在每一次的上下颠簸中,摆动的力度都增加了一倍。于是,风暴可以与它的牺牲者们玩最危险的游戏。向右一次,向左一次。船在向前向后时被抬到45度角。猛拍过来的巨浪淹没了甲板,所有东西都被击得粉碎。新出现的倒霉事——在一次猛烈的撞击中,从船头到船尾都受到了震动,波浪对甲板的冲击让堆积起来的煤散开了。在一阵黑色的冰雹中,大量的煤块像石头一样砸到了本来已经浑身流血、筋疲力尽的水手们身上。有几个人跌伤了,另外几个在厨房里的人,因为锅被掀翻而被烫伤。经过了十天的风暴,一名水手精神失常了。这时人们已经考虑到了最极端的做法:将这些倒霉电缆中的一部分扔到海里。幸好船长不愿意让自己来承担这份责任,而他这么做也是对的。在经受了这十天风暴所造成的无以言状的考验之后,“阿伽门农”号虽然迟到很多,但还是找到了他们约定的海上地点。从那里开始,电缆的铺设将要开始。

可是现在他们才看到,这些昂贵的、娇贵的货物,这些被缠了上千圈的线在颠簸中经受了怎样的损失。有几个地方,线已经完全乱成一团,橡胶绝缘层有划痕或者已经撕裂。他们抱着很少的希望做了几次尝试去铺设电缆,但是在损失了二百英里的电缆之后他们便及时停住,电缆百无一用地在海里消失了。他们不得不再次偃旗息鼓,结束这第二次航行,结束这第二次航行,不是胜利凯旋而是灰头土脸地返程回来。

事不过三

伦敦的股东们已经获知了这一不愉快的消息,他们脸色惨白地在等待着他们的旗手、他们的诱骗者塞勒斯·菲尔德。在这两次航行中,股本的一半已经砸进去了,但是没能证明任何东西,没能做到任何事情。谁都会想到的是,多数人会说:够了!股东联合会主席建议说,应该把能救出来的东西救出来,把剩下还没有用过的电缆从船上取下来,不得已的话也可以亏本卖出去,然后对这个跨越大洋的荒唐计划划上一条终止线。副董事长附和他,发来一份书面的辞职信,要以此表明他不愿意再与这个荒唐的企业打任何交道。但是,菲尔德的坚韧和他的理想主义不可动摇。没有损失什么,他解释说。电缆本身完全经受住了检验,船上还有足够多,还可以重新尝试,船队集合好了,船员也招募完毕。正因为上次的航行遭遇到了罕见的极端天气,现在会有那么一段晴好的、风平浪静的日子。只需要勇气,再一次要有勇气!完成最后这一步的机会,要么是现在,要么永远也不会再有。

股东们更没有把握地面面相觑:他们还要将投进去的最后一笔资产交给这个疯子?但是,菲尔德有一种强烈的意志,他要让犹豫不定的股东跟着他一起走,于是他强行推进了一次新的出行。1858年7月17日,在第二次失败航行之后仅五个星期,他的船队第三次离开了英国的港口。

在这里,古老的经验再次得到验证:关键性的事情总是在不声不响中成功的。这次出行完全没有受到关注:没有小船围在周围向他的船表示祝福;没有人群聚集在沙滩上;没有盛大的告别晚宴;没有讲话;没有牧师祈求上帝的帮助。他们胆怯而静悄悄地把船开出去,好像这是个海盗行动似的。但是,大海在非常友好地等着他们。正好是在约定好的那天,7月28日,从昆士敦(Queenstown)港出发后的第十一天,“阿伽门农”号和“尼亚加拉”号开始在约定好的大洋中间的一个地点工作了。这是少有的戏剧场面——两条船转向,船尾对着船尾。在两条船的中间,电缆线被接到一起了。没有什么仪式,甚至船上的人也对这个行动没有真正感兴趣(他们已经因为多次不成功的尝试感到疲惫),之后这个由铁和铜构成的粗绳在两条船中间沉到水里,一直到最底层,到还没有被探测锤研究过的大西洋海底。然后,两条船上的人互相问候,打旗语告别,英国的船驶向英国,美国的船驶向美国。当它们相距越来越远,在无尽的大洋上变成了两个行进中的点,电缆却一直将他们连接在一起——这是自人类有思想以来的第一次,两条船可以在彼此看不见对方时跨越风和海浪、空间和距离而相互沟通。每过几个小时,一条船就通过来自大洋深处的电子信号告知对方自己已经完成铺设的里程,每次另外一条船都证实说,因为好天气,他们也能够完成同样多的里程。就这样过了一天,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在8月5号这一天,“尼亚加拉”号终于报告说,他们到了纽芬兰的特里尼蒂海湾(Trinity Bay),能够看到美国的海岸了,这时他们已经铺设了不少于1030英里的电缆。“阿伽门农”号也可以胜利地说,他们也同样将1000英里的电缆安全地放到了海底,他们也看到了爱尔兰的海岸。第一次,人的话语能够被从一个大陆传到另外一个大陆,从欧洲传到美洲。但是,只有这两条船上的人,只有这几百个坐在他们的木制船舱里的人才知道,他们完成了这项壮举。整个世界对此还一无所知,他们早已忘记了这次冒险。没有人在沙滩上等着他们,在纽芬兰没有,在爱尔兰也没有。但是,在新的大洋电缆与陆地电缆连接在一起的那一秒钟,整个人类将会知道:人类取得了巨大的、共同性的胜利。

大欢喜

正因为这欢乐的闪电犹如晴天霹雳,它点燃的烈焰才更势如破竹。在8月的最初几天,旧大陆和新大陆几乎在同一时刻获知了这项工程成功的消息:其效果是难以言表的。在英国,原本谨慎的《泰晤士报》发表了头条主题文章:“自从哥伦布的大发现以来,就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程度而言,还没有哪个事件堪与此次的成功相媲美。”城市陷入一片欢腾之中。但是,英国人这种充满骄傲的喜悦,如果和这个消息刚一传到美国时引起的暴风骤雨般的兴奋相比,就显得太低调、太羞涩了。商店里、街道上立马都挤满了人,他们询问着、喧闹着、讨论着。一夜之间,原本根本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塞勒斯·菲尔德成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英雄,人们把他和富兰克林、哥伦布相提并论。整座城市以及无数座其他城市的人热切期望着见到这个人,这个因为他的决心、让“年轻的美利坚与旧大陆之间的结合”这个梦想得以实现的人。但是,这种兴奋还没有达到最高点,因为除了说“电缆铺设完成”这个寡淡的消息以外,还没有其他消息可言。可以用它通话吗?这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成功了吗?一场华美的戏剧——整座城市、整个国家在等待、在倾听那跨越大洋的第一个词汇。人们知道,英国女王会首先发出她的讯息、发出她的祝福,每个小时人们都在等待,越来越不耐心。但是,这还要再等上几天,因为由于一个很倒霉的偶然情况,通向纽芬兰的电缆受到了干扰,一直到了8月16日的晚间,维多利亚女王的消息才传到纽约。

这个让人渴盼已久的消息来得太晚了,报纸已经无法将其编排进正式的消息中了。消息只能发到各电报局和编辑部,马上那里就聚集了大量的人群。报童们不得不从人群当中挤过去,擦破了皮肤、扯坏了衣裳。在剧院、在餐馆,这个消息被广播出来。上千的人还不知道电报会比最快的船都要超前几天,他们涌向布鲁克林的港口,来迎接“尼亚加拉”号这艘英雄船,它带回来和平的胜利。在第二天,8月17日,各家报纸大字体标题写着:“电缆运行完美无缺”,“人人欣喜若狂”,“全城轰动”,“普天同庆的时刻到了!”这是史无前例的胜利:自从地球上有思想以来,一个想法能以人类思考的速度飞越了大洋。100响的礼炮齐发,用来宣告:美国总统已经回复了英国女王的贺电。现在没有人再敢怀疑了,夜晚的纽约和其他所有的大城市都亮起了成千上万的灯光和火把。每个窗口都亮起来了,市政厅的圆顶因此失了火,似乎这也不妨碍人们的兴奋。第二天又有了一个新的庆祝活动。“尼亚加拉”号到达了,塞勒斯·菲尔德,伟大的英雄,他来了!在胜利的欢腾中,剩下的电缆被拉到城市里,他的团队受到了款待。从太平洋到墨西哥湾,现在每座城市都在一天天地重复这种欢腾的景象,好像他们在第二次庆祝美洲大陆的被发现。

但是这还不够!真正的胜利大游行还要比这更华美,那是新大陆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准备工作进行了两个星期,然后,在8月31日,整个城市在欢呼一个人——塞勒斯·菲尔德,自从恺撒皇帝时代以来,没有哪一个胜利者被他的人民这样欢呼过。在这个明朗的秋天,人们准备了一个花街游行,长长的队伍一直用了六个小时才从城市的一端到了另外一端。走在前面的是军人,他们扛着旗帜走过彩旗飘展的街道,接下来是乐队、合唱队、歌咏队、消防队、学生、退伍兵,跟在这无尽的队伍中。每个能够行走的人,都在行走;每个能唱歌的人,都在跟着唱歌;每个能够欢呼的人,都在欢呼。在四匹马拉的车里,是菲尔德,如同一位古代凯旋的帝王一样;另外一辆车里,是“尼亚加拉”号的指挥官;第三辆车上坐着美国总统,后面的是市长、官员和教授们。持续不断的是致辞、宴会、火炬游行,教堂的钟声响起来,礼炮轰鸣。欢呼声一而再、再而三地环绕着这位新哥伦布、两个世界的统一者、空间的战胜者。这个人,在这个时刻,变成了美国最声名卓著、最受人崇拜的人,这个人是塞勒斯·菲尔德。

大悲苦

在这一天有成千上万的、上百万的声音雀跃欢呼。但是只有一个声音、一个最重要的声音在整个庆祝活动期间保持着奇异的沉默——电报。也许菲尔德在欢呼声中已经预感到那可怕的事实,作为唯一一个知道就在这一天,大西洋电缆已经不再好用的人,对他来说这肯定是很残忍的事情。在最近几天里,传输过来的信号已经越来越含混不清,几乎都无法辨认,现在这些电缆终于在经历了临终的喘息之后断了呼吸。在整个美国,除了负责在纽芬兰接收电报的几个人以外,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会想到这一渐渐出现的失败。面对这种无度的狂热,连他们也一天天迟疑着,向欢呼的人群告知这一苦涩的消息。很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们接到的消息非常少。美国原本期待的是,现在每个小时都有信息越洋而来——正好相反,只是不时地有模糊不清的、不可核实的消息。没过多久,就开始到处有这样的传言:因为急于求成要达到更好的传输效果,他们输入的电荷太强,因而将本来就不怎么样的电缆给弄坏了。人们还在希望能够排除这些故障。但是,很快就没有办法掩饰了,信号总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无法让人看懂了。就在那个大型庆祝活动的第二天,在9月1日,没有清楚的声音传来,不再有跨越大洋的美好弧线。

当人们从发自内心的欢欣中清醒过来以后,他们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整个事情的推手。人们在他的身上的一切期待,后来都得眼睁睁地看着变成失望。在这受到很多赞美的电报不再好使的传言几乎还没有被证实时,那些排山倒海般的欢呼浪潮就反过来转化为恶意的指责,一起指向那位无辜的罪人,塞勒斯·菲尔德。他欺骗了整座城市、整个国家,整个世界。这座城市里的人声称,他早就知道了电报不可行,但是为了他的自我沉醉感,他要让人们对他欢呼,他也利用了这段时间让属于他自己的股票出手,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巨大盈利。甚至还有更恶毒的说法,其中最奇怪的是,有人无端地声称:大西洋电报从来没有真正地好使过,所有的消息都是谎言和欺骗,英国女王的电报也是事先就写好的,从来没有经过海底电报来传输。这种传言认为,整个期间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消息是跨越大洋传递过来的,负责人只是从推测中、从不完整的信号中将想象中的消息拼凑到一起。一桩真正的丑闻传开了。恰恰是昨天欢呼得最响亮的人,今天的愤怒也最激烈。整座城市、整个国家因为自己过热的、过早的兴奋而感到羞耻。菲尔德被挑选出来,成为这一愤怒的牺牲者。昨天他还被当做民族的英雄,是富兰克林的兄弟,是哥伦布的后代,今天他却必须在先前的朋友和崇拜者面前将自己躲藏起来,如同一名罪犯一样。一天就成就了名声,一天之内一切又都被毁掉了。这个失败究竟有多大,还让人看不到头:资金没有了,信任失去了,那条无用的电缆像传说中的巨蟒“密德嘎”一样躺在无法可见的大洋深处。

六年的沉默

六年,那些被忘掉的电缆无用地躺在海底;六年,那旧日冰冷的沉默横在两块大陆之间,而它们之间曾经有过那么一个短暂时刻,脉搏紧密相连地跳动。欧洲和美洲曾经彼此靠近得能听到对方的呼吸,这种密切持续的长度是一百句话左右,现在又如千年以前一样,被不可战胜的距离分隔开来。十九世纪最大胆的计划,在昨天曾经几乎变成了现实,而现在又成了一个传说、一个神话。当然没有人会考虑,重新去做这个成功了一半的行动。可怕的失败让一切力量都瘫垮了,让所有的兴奋都窒息了。在美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内战转移了人们对这一设想的兴趣;在英国,委员会还不时地开会,但是他们用了两年的时间,才费力地给出了一个内容单薄的判断:原则上海底电缆是可行的。从这种学术上的鉴定到实际的行动之间,是一条没人想去走的路。六年的时间,所有的相关工作都停止了,如同海底那些被遗忘的电缆一样。

六年在历史的巨大空间里无非是稍纵即逝的瞬间,可是,在像电学这样的年轻科学当中却胜似千年。每一年、每一个月在这个领域里都有新的发现。发电机功率越来越大、越来越精良,它的应用越来越多样,它的器械越来越精密。每个大陆之内电报网都已经建成,电报电缆已经跨越了地中海,将非洲和欧洲连接在一起。跨越大西洋的计划,一年比一年变得显不出它的超凡之处,再不像多年前那样被赋予绚烂的色彩。重新来尝试它的时刻,不可逆转地来到了。现在缺少的只是,需要有人站出来给旧计划注入新能量。

突然之间,这个人又站出来了。他还是过去的那个菲尔德,带着同样的信念和信任,从沉默的放逐和幸灾乐祸的蔑视中,他又站了起来。他第三十次跨越大洋,又出现在伦敦。他成功地以60万英镑的新资本获得了原来的许可证。现在也有了他长久以来梦想的大船,一条船就可以将全部电缆装载在上面,这就是“大东方”号(Great Eastern),22000吨级,四个烟囱,是伊桑姆巴·布鲁内尔建造的。真是天缘巧合:它在1865年这一年正好闲置,因为它的设计也太超前了。两天之内就可以将它买下,装备停当后便可以执行任务。

以前无比困难的事情现在变得容易了。1865年7月23日,这条巨船带着新电缆离开了泰晤士河。哪怕第一个尝试不成功,哪怕在到达目标的两天前因为一个裂口铺设失败,哪怕这贪婪的大洋又一次吞噬掉了60万英镑,现在的技术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菲尔德不会让自己泄气的。1866年7月13日,“大东方”号第二次出行,这次航程成了凯旋之旅:经由这次的电缆,对欧洲说出的话清晰可闻。几天以后,先前丢失的电缆也被找到了,现在有两条线能将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接在一起。昨天的奇迹,在今天变成了理所当然之事。从这一时刻开始,地球有了一个共同的心跳。现在,在地球的一端到另外一端,人类生活在同一时间维度里,他们彼此听到、彼此看到、彼此了解,通过自身的创造性力量,他们让自己像上帝那样无所不在。由于战胜了空间和时间,但愿全人类能够永远成为一体:不再因为新的诅咒性痴狂而迷失;不再无间断地去破坏这种壮丽的统一事业;不再以人类左右万物的同样手段,让自身遭受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