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本书说的是，可怜可怜我们吧，千万别为了我写这些而犯怒。
我来自佛罗里达。坐着巨大的法国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快抵达时飞过巴黎近郊，我注意到夏天北部的乡村是多么的葱绿，因为有冬雪直接化入了那片肥圆的青虫似的草地。比任何棕榈树国度的任何时节都要绿，尤其是在六月，在令一切枯谢的八月（Août）来临之前。飞机着地，没发生乔治亚故障。这里我说的是一九六二年一架满载着带足礼物的亚特兰大头面人物的飞机正要飞回亚特兰大，飞机一头冲进一家农场，无人幸免。飞机从未离地而半个亚特兰大城就空了，所有的礼物散开了，烧毁了，遍布奥利机场，一出壮观的基督教的悲剧，全然不是法国政府的错，因为飞行员和乘务员都是法国公民。
飞机不偏不倚地着陆，我们在一个灰蒙蒙、冷飕飕的六月清晨到了巴黎。
机场大巴上一位移居国外的美国人正平静快乐地抽着烟斗，一边和乘坐另一架飞机刚从很可能是马德里或其他什么地方来的朋友聊天。在我坐的那架飞机上我没和那个疲倦的美国画家姑娘说话，因为飞过孤单寒冷的新斯科舍时她睡着了。她经历了累死人的纽约，必须给在那儿照看她的人买一百万杯饮料——话说回来，不关我的事。过艾德威尔德时，她问过我是不是去巴黎找我的老相好。不是。（我真该去找老相好。）
可能的话，我是巴黎最孤单的人。清晨六点，天下着雨，我坐了机场大巴去城里，靠近荣军院的地方，接着在雨中坐了一辆出租车，我问司机拿破仑葬在哪里，因为我知道就是那儿附近的某个地方，并不是那有什么紧要，但过了好一阵子，我觉得那是很无礼的沉默，他终于指了指说“là（那儿）”。
我非常想去看圣礼拜堂，圣路易，即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那儿安置了一片“真十字架”[1]。但我根本没去成，除了十天后坐在雷蒙·巴耶的出租车里飞驰而过那里时，他提了提。我也非常想看塞纳河圣路易岛上的法兰西圣路易教堂，因为那与我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受洗礼的教堂同名。我终于到了那儿，手里握着帽子坐了下来，看着穿红外套的家伙在圣坛上吹长小号，和着楼上管风琴的琴声，美妙的中世纪cansòs或曰清唱曲，会令亨德尔[2]流口水。忽然一位陪着孩子和丈夫的妇人从我身旁走过，在我可怜的受了折磨又遭到误解的帽子（我出于敬畏倒过来握着）里放了二十生丁（四美分），以此教孩子caritas，或曰仁爱慈善，我接受了下来，为了不让她育人的天性难堪，也不让她的孩子尴尬。我佛罗里达家中的妈妈说我“你为什么不把二十生丁放进穷人施舍箱里”，我却忘了做。一点小钱不足以多费思量，何况我在旅馆房间（是一堵圆墙，我猜是为了围住烟囱）梳洗后，在巴黎做的头件事就是给了一个长着小脓包的法国女乞丐一法郎（二十美分），并说，“Un franc pour la Française（一法郎献给一位法国女郎）”。后来我又在圣日耳曼给了一个男乞丐一法郎，对他我则大声吆喝：“Vieux voyou（老无赖）！”他却笑了，说：“什么……无赖？”我说：“没错，你可骗不了一个老辣的法裔加拿大人。”现在我琢磨着那么说是不是伤害了他，因为我其实真正想说的是“Guenigiou（捡破烂的人）”，但“voyou”溜出了嘴。
没错，是Guenigiou。
（捡破烂的人应该拼作“guenillou”，但那不是魁北克保存完好的有三百年历史的法语的拼法，老拼法在巴黎街头用仍旧听得懂，更不用说是北部的干草棚了。）
从那座雄伟巨大的玛德莲娜教堂的台阶上走下来一位威严的老流浪汉，穿着宽松的棕色袍子，一挂灰白胡子，既非希腊人也非族长，很可能只是叙利亚教派的老教徒，要么是那样，要么是一个超现实主义派在寻乐子闹着玩？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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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ue Cross，基督教圣物，据说为耶稣殉难时钉住他的十字架。
[2] 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1759），生于德国的英国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