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勣（糜也）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勣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
臣按：此后世铸金为币之始，然皆因缘水旱以救济饥困，非专以阜通财货也。
又曰：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
臣按：三代以前已有币而其币有三等，珠玉、黄金、刀布是也，刀布则是泉布之制，后世公私通行以钱而亦兼用金银、珠玉，其原盖起于此。是三币也人君守之以府库，通之以财贿，而以平天下之食货，调适其轻重、高下，使之咸得其平，此所以有衡之名欤，后世所谓平准其义盖出乎此。
太公立九府（《周官》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圜法（圜谓均而通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外圜而内孔方），轻重以铢（金以斤为名钱以铢为重也），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束，聚也）。
郑樵曰：“谓之泉者，言其形如泉文，古钱其形即篆泉文也，后人代以钱字。”
王昭禹曰：“古者宝龟而货贝，所以交易者唯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钱代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实则一而已。”
臣按：后世之钱，其形质外圆内方始此，但未有文耳。九府即《周礼》所载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九官是也。九官皆掌财币之官，而所掌者黄金、布帛、钱币三者，黄金以斤名，布帛以匹计，钱币以铢重，故凡货物之出入其轻重以圜法均而通之，如黄金一斤该钱若干、帛一匹该钱若干之类。是以国家有所用度也，一切财货宝之以金、利之以刀、流行之以泉、施布之以布、收聚之以帛，所谓金即方寸重一斤者，所谓刀即《管子》所谓刀为下币者，所谓泉即圜法也，所谓布帛即长四丈为匹者。郑氏谓言其器、言其用等语，于本文若不相类，臣不敢以为然。
司市以商（通物曰商）贾（卖物曰贾）阜（盛也）货而行布（布谓泉也），国凶荒（谓五谷不熟）札（谓疫病）丧（谓死丧）则市无征而作布。郑玄曰：“金铜无荒年，因物贵大铸泉以饶民。”
叶时曰：“按太公立九府圜法，流于泉、布于布，泉取其流、布取其布，司市曰‘以商贾阜货而行布’，布者欲其流布使行也，岂非太公立此九府法而君民通用欤？又按周景王时，单穆公曰‘古者天降灾厉，于是乎量赍币、权轻重以救民’，司市曰‘凶荒札丧市无征而作布’，岂非民之物贵乃铸钱以饶民欤？”
臣按：布即泉也，泉即钱也，钱以权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贾也，故商贾阜盛货贿而后泉布得行，当夫凶荒札丧之际，商贾毕聚而食货阜盛，亦得以济其乏、苏其困矣，故于是时市无征税，所以来商贾，来商贾所以阜食货，然又虑其无贸易之具也，故为之铸金作钱焉。盖以米谷有丰歉，非人力所能致，金铜则无丰歉，可以人力为之，故为之铸钱，使之博食以济饥也。《周官》此法，其亦汤、禹因水旱铸金币之遗意欤。
外府（主泉货藏在外者）掌邦布（泉也）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赐予之财用（赍，行道之财用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泉府（司泉布之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
叶时曰：“外府掌布，虽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而实小用则给之，是以贾疏亦云‘外府所纳、泉布所积，既少有小用则给之，若大用则取于余府’。后世凡百所用一出于钱，曾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供小用尔。”
臣按：《周礼》掌财之官非一职，而专掌钱布者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赍载之出入，泉府掌卖买之出入。盖天下百货皆资于钱以流通，重者不可举，非钱不能以致远；滞者不能通，非钱不得以兼济；大者不可分，非钱不得以小用，货则重而钱轻、物则滞而钱无不通故也。
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曰：“古者天降灾戾（戾，恶气也），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币轻物贵也），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谓去其本居），是离民也。”王弗听，卒铸大钱。文曰“宝货”（《国语》注作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内郭为好，外郭为肉），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
臣按：钱有文其制始此，单穆公此言乃后世论钱货子母相权之说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轻者子也，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贵贱相权而并行焉。盖民之所患有轻重，上则持操纵之权，相权而行之，要之，患轻则作重，患重虽作轻而亦不废重焉，子可废而母不可废故也。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臣按：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金）或白（银）或赤（铜），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至周圜法，金惟用其黄者，然犹有刀布之属。秦一天下之币为二，止用黄金并以赤金为钱耳，其他皆不用。
汉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贾谊曰：“法使天下公得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刺字也）。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
臣按：后世弛私钱禁始此。夫天生物以养人，如茶盐之类，弛其禁可也，钱币乃利权所在，除其禁则民得以专其利矣，利者争之端也。是时吴王濞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
贾山曰：“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
臣按：钱之为利，贱可使贵，贫可使富，蚩蚩之民，孰不厌贫贱而贪富贵哉？顾无由致之耳，所以致之者钱也。操钱之权在上而下无由得之，是以甘守其分耳，苟放其权而使下人得以操之，则凡厌贱而欲贵、厌贫而欲富者皆趋之矣，非独起劫夺之端，而实致祸乱之渊丛也，古人山海之利不以封，良有以夫。
武帝时，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镕。
臣按：秦世八铢失之太重，汉初榆荚失之太轻，武帝罢三铢钱铸五铢钱，最得轻重之宜。
元帝时，贡禹请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以寸尺分裂。
臣按：布帛以为衣，米谷以为食，乃人生急用之物，不可一日亡焉者也。顾欲以之代钱，则布帛不免于寸裂，米谷不免于粒弃，织女积缕以成丈匹、农夫积粒以满升斗，岂易致哉？况谷帛有用者也，钱币无用者也，孔琳所谓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今分谷帛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由是观之，贡禹此策决不可用，苟或偏方下邑有裂布帛、捐米谷以代钱用者，官府尚当为之禁制，况立为之法乎？
桓帝时，上书者言人以货轻财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
刘陶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于民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日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冶铸之便，夫欲民殷财阜，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徒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致焦烂。”
臣按：刘陶所谓“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日有饥”，此至言也。民之所以有饥者，以无谷也，臣愿国家定市价恒以米谷为本，下令有司，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至于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则民无苦饥者矣，其余货贿民之可以有无者，不必计焉。不特此尔，亦可因是以定科差、制赋敛、计工役。
吴孙权始铸当千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
臣按：后世铸大钱始此。夫上天立君以为生民之主，盖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专天下之利也。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时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设为罔利之计，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财而专其利于己，是岂上天立君之意哉？宜其卒不可行也。
南齐高帝时，奉朝请孔涘上书曰：“铸钱之弊在轻重屡更，重钱之患在于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之弊在于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以盗铸而严法不能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所以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四百余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得货之宜也，以为开置钱府，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则府库以实、国用有储。”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权，使其通融以济天下，非专以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于四方者币也，金银之属细分之则耗，布帛之属片析之则废，惟铸铜以为钱，物多则予之以多，物少则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银出于天，币帛成于人，钱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铜天生者也，铜而成钱则人为之矣。自古论钱法者多矣，惟南齐孔鋋所谓不惜铜、不爱工，此二语者万世铸钱不易之良法也。铜出于天吾无所惜，工成于人吾无所爱，则其钱之为钱，体质厚而肉好适均，制作工而轮郭周正，造一钱费一钱，本多而工费，虽驱之使铸彼亦不为矣，况冒禁犯法而盗为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来，以铜为泉或为半两或为榆荚、或为八铢或为四铢，不知几变矣，惟汉之五铢为得其中，五铢之后或为赤仄或为当千、或为鹅眼蕡缳或为荇叶，又不知其几变矣，惟唐之开元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当三、或以一当十、或以一当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变，惟其质制如开元者则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伪滋，古钱之存于世者无几，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盗铸之伪物耳，其文虽旧，其器则新，律非无明禁也，彼视之若无，作之者无忌，用之者无疑，销古以为今，废真而售赝，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为今之计，莫若拘盗铸之徒以为工，收新造之钱以为铜，本孔鋋此说别为一种新钱，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货，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请先敕所司遣人分行天下，访缉盗铸所在，亲临其地，拘集其人，免其罪罚，就于其私铸之所立场开炉，就用其徒以为工作，见丁著役，着籍定期，给廪以食之，置官以督之，如此，则铸作之工不征于民而得之矣。次敕内帑精选唐宋以来真钱，如开元、太平之类得数百万，发下户部，分散天下于阛阓市集所在，用绳联贯古钱百文，随处悬挂以为式样，使小民知如此样者是为旧钱，非此样者皆俾其具数赴官首告，官为收之，每伪钱十斤量赏以新钱六七斤，则民不失利，官得其用，如此，则鼓铸之铜不求之民而得之矣。虽然，贫民之家仅有千百之钱，恃此以为生计，一日无之则失所恃矣，官府改造动经岁月，彼安能待哉？请于未出令之先，预令内外帑藏拘刷无用之铜器、没入之伪钱，尽行送赴开炉去处，照样铸造，一年之后新钱既成，方行倒换之令，倒换既多，次第改造，不出十年，伪钱尽矣。夫然则天下所用者皆前代之真剂、今日之新规，行之既久，虽不能保其无弊，然亦可以持循百年有利而无害焉。所以为新制者当如何？曰每钱以十分为重，中间钱文必以古篆，或用年号、或别制佳名，其漫加识以楷书二字，上书“皇”、下书“明”，轮郭之旁周回凿以花纹，每文计用铜十五分，剉磨之余去五而存十。新钱既成之后，又令天下输旧钱于官以易新者，将所得旧钱周以细纹如新钱制，其漫亦划以二字，或两旁或上下，然后散之，仍诏告天下非此二样钱不许用，而又申明废铜赴官中卖之律，鉟销为器者有禁，漏出外国者有刑，如此，则钱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或曰凡兴作必约工计本，今耗铜而费工其多，如此国家何利之有？臣故曰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权，使之通融以济天下，非专以为一家一人用也）。
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得轻重大小之中。
臣按：太公圜法，凡泉轻重以铢，今之一两即古之二十四铢，计一钱则重二铢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则今一钱为古之七铢以上，凡造一钱用铜一钱，此开通元宝所以最得轻重大小之中也。此后之钱，如宋元太平、淳化之类皆仿此制，至今行之，后有作者皆当准此以为常法。
以上铜楮之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