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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一年，一八一二年……丰富的秋天与葡萄的收获，树林的金与夕照通红的天……临末的两曲交响乐，和最后一曲小提琴奏鸣曲（Sonate pour violon）……最后的良辰，最后的爱……和两个太阳，贝多芬与歌德的邂逅，刹那的会合。自从许多世纪，命运已经准备好这两颗诗与音乐的大星的朔望了。时辰过去了，他们互相握手，又互相避开了。又要再等千年的长期了……我多羡慕那些得到目睹的人啊！我要掠取这些眼睛和那些沉睡在眼底的影像。我从池塘里看见那已经落在天边的太阳。
许久以前，这两个人已经遥遥地相识了，不过认识的程度并不一致。而两人之中，理解对方较深的，却是贝多芬。
自从童年，他便浸淫在歌德的作品中，对他深致景仰。他每天都读他。在他心里，歌德已经替代了克罗柏士多克（Friedrich Klopstock，1724—1803）[7]了。
……克罗柏士多克常常想死。这迟早总要来的！……至于歌德呢，他活着，而且我们大家都得和他一起活下去。所以他那么宜于谱成音乐。再没有比他更宜于谱成音乐的……
一八一〇年五月，他和贝婷娜（Bettine）第一次会晤里，他曾经说过歌德的诗对于他的魔力是多么大，“不独由于它们的内容，并且由于它们的节奏……”
……我愿意而且被鼓动去用这文字创作音乐，这文字自己组成一个高尚的秩序，仿佛一座由心灵的手造成的宫殿一样；它本身已经具有和谐的秘窍了。
贝婷娜看见他正在热烈地把歌德两首小歌（Lieder）谱成音乐。怎样的小歌啊！怎样的音乐呵！……那《不要干吧，泪啊！》（《忧郁的快感》Volupté de la Mélancolie），和《迷娘歌》（Mignon）。
同年，他写成了《爱格蒙》（Egmant）[8]的音乐。而自一八〇八年，他便梦想着要把《浮士德》（Faust）谱成音乐了。
把一首诗谱成音乐，对于他，并不像对于大多数音乐家一样，只是一种插图工作，一种对于原诗的彩色的注疏；那是一种和原诗的结合，灵肉混作一团。人们并没有注意得够贝婷娜所述的他那番追逐曲调的呓话正是关于歌德的意境之探索，他要融化为音乐的：
……我要从兴奋的洪炉里把旋律放射出来，它向着四方八面奔逸。我追逐它，我重新热烈地搂抱它。我眼见它逃走，和散失在无数印象的混乱里，立刻又把它更热烈地抓住。我再不能和它分离了，我得要从一种忘形的痉挛中把它繁殖起来，化成种种抑扬顿挫的音阶；而最后，我胜利了，我拥有它，拥有我所追逐的原来的思想。于是，看呀，便成了一曲交响乐！……是的，音乐真是感官的生命和心灵的生命的媒介。我很想把这意思对歌德说。他会了解我么？
他坚持着：
旋律是诗的肉感的生命。一首诗的精神的内容可不是由旋律渗入我们的感官么？《迷娘歌》的旋律可不把全诗的肉感的情调传达出来么？这感受的印象可不又刺激心灵去产生新作么？……
在这里，贝婷娜加给贝多芬一种音乐的潜意识的直觉，比字面的意思深宏过千倍，因而作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前驱，而，回到歌德，他加重他的呼吁：
对歌德讲我罢？告诉他，他得听我的交响乐！他会同意我音乐是直达那较高的认识世界的唯一法门，人们受它包围着却抓不住它……心灵藉感官从它那里得来的是一个灵感的启示的化身……给歌德写信提我罢，如果你了解我！……我也乐意他启迪我呢！……
但是在未继续我们的路程之前，我们得在这里停留一下，估量贝婷娜作证的价值。
虽然我们不能在本文内试去解决这非凡的妇人之谜（对于她我要另写一篇比较详尽的研究），我至少应该在读者面前划下这个问题的纲领，说出我所得到的结论。
我们现在已经有法子在这颗灵魂里看清楚了。她和歌德通信的原本已经发表了几年。许多批评的研究曾经把两种本子详细比较。虽然因为许多重要的信已经失掉之故，还有不少罅漏，我们今天已经很明晰地把“确凿的”从“可能的”，“可能的”从“谬误的”或“虚构的”分辨出来了，尤其是关于我们所须研究的这时期。而贝婷娜之谜再也不能成立了，除了那些不熟悉女性灵魂和缺乏同情的人——没有同情，灵魂之门是永不会开给你的理解力的。
不，她丝毫也不像一个近代许多历史家所称的“北方巫女”，这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一〇年间的小勃伦丹诺（Brentano）[9]——因为，描画一颗灵魂的时候，我们须先分清楚我们撮取它的时辰；没有人毕生如一的，何况一个像贝婷娜那样完全听命于她的温软而且痴情的心的女人！后来，容貌改变了，年龄把它叠折起来，把青春的微笑化作鬼脸。一八二五年的歌德的眼也不像一八〇七年一样宠爱地看她。但现在我们所要说及的，却是那二十至二十五岁的小迷娘。
迷娘，她亲近的人这样看她，歌德初次和她见面也这样看她。从他在《威廉·迈士特》（Wilhelm Meister）[10]里找着了迷娘的影像那时起，她也这样看待自己。她从迷娘的性格认出了自己，迷娘的怅望，迷娘的命运，“一切”，她说，“除了死”：因为她有着一个贪生的幽灵。
身材短小，颜色黯淡，但似乎无底的阴暗的眼，浓厚的黑色鬈发，常穿着一件飘荡的黑袍，用一条粗的腰带系住，像进香客一样；不趋时髦，也不能遵守社会的狭窄的规矩；在椅子上坐不舒服，却常常盘膝在矮几上，或栖息在窗台里；时而活泼狂笑，时而沉没在忧郁里：总之，一个活在梦里的大梦想家。
那在她快要见贝多芬时候，为她画下这幅肖像的年轻的亚罗衣士·比勒（Aloïs Bihler）爱慕这销魂的少女不已！爱慕她的丰富的心灵，她的幻想源泉的溅射，她的诗的热情，她的不事修饰的妩媚，以及她的慈蔼的心。在这二十五岁，看来至多十八或二十岁的当儿，她没有丝毫的矫饰或虚伪：只是无限精神与心灵上的慷慨与豪爽，只是一片异常的天真与自然。
一八一〇年，正是歌德经过了长期的审慎，终于极醉心于她的一年：因为，她也抵不住她的妍媚呢！同时也就是她整个生命受了她那对歌德的绝对的迷惘的爱，她和歌德初见面时无意中套在她指上的神秘戒指的两重封锁——她自己觉得最接近他并且完全爱上了他的一年。她一八一〇年正月和二月所写的信显出她整个儿被吸收在他里面，像阿维拉的戴丽丝（Thérèse d'Avila）[11]被吸收在她的钟爱的异象里一样。——而且，别以为歌德对于这过度的崇拜生厌！他畅饮这崇拜，和猫喝甜乳一样。他不独感谢贝婷娜（一八一〇年二月）；并且因为一个月得不着新的表示，他便感觉不安而恳求她（一八一〇年五月十日），他一刻也离不开贝婷娜的信，甚至旅行也把它们带走。
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贝婷娜初次见贝多芬。有什么理由（要不是迫切的真心）她会写信给歌德说她倾倒于贝多芬，说他把她征服，并且热烈地拥护他的事业呢？——这种种决不会取悦于歌德，是她可以预知而事后便更清楚的。
我且先述贝婷娜后来公开出来的那非常事故的梗概：
他那时在维也纳已经有好些日子，寄居在他那和敦尼·比尔肯士多克结婚的哥哥法兰奇·勃伦丹诺（Franz Brentano）家里，这夫妇俩都是贝多芬的忠心朋友，并且维持着那曾经做过法兰克林（Franklin）和罗伯孙（Robertson）的朋友的岳父比尔肯士多克的艺术与智慧的传统的。那正是五月，一个炎热的五月；贝婷娜写给歌德的信充满了芳菲的园林的陶醉，和那从开着的温室放出来的迷人的香气。贝婷娜刚才听了贝多芬一曲奏鸣乐，她整个儿颠倒了，她要见那音乐家。众人都劝她不要去。“贝多芬”，他们说，“是不可亲近的。”他们连他的住址都不知道。贝婷娜坚持着，并且冒险去。她找着了那房子。她走进去。他正坐近钢琴，看不见她，她俯向他耳边说：“我叫勃伦丹诺。”他突然回过头来，看见这美丽的少女，他的惊惶的眼睛透过了她的思想，透过了她的热烈的同情，她的如火的两颊，当他对她唱道：“你可知道那柠檬花开的地方？”透过了她的颤动的灵魂，她的虔诚的热忱。他怎能够不被征服呢？
她被征服正和他一样，她被征服得比他更甚。
……当我看见了他，我忘了全世界。当我再想起来，世界消失了……它消失了……
她受贝多芬的魔力支配得那么厉害，贝多芬竟把他的孤寂度过她身上：她把这孤寂变成自己的，这沙漠焚烧着她。于是她躲避到歌德的光明，歌德的慈父一般的温情底下。这封给歌德的信（见一八三五年书简）的开端是有被“解心学者”[12]研究的价值的。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动人的神通（Médiumique）的现象。贝婷娜是一颗吸饮那些充满了天才的灵魂电流的灵魂。她侥幸地乘贝多芬正沉没在热情和创造的热狂（或“发狂”raptus，像他第二天所说的，当她提起他们所谈的话时）的剧变中找着他。
他们的会晤延长下去：因为贝多芬，迷了，再也放不开贝婷娜，送她到勃伦丹诺家里，拉她一块去散步；贝婷娜呢，晕了，继续为他忘了一切：“交际场，书院，剧场，甚至圣史梯芬教堂塔楼的塔尖！”……他们更互相说了许多不朽的话，——这些话，荀特烈（Schindler）[13]后来觉得可疑，根据这可笑的理由：贝多芬从来不曾对他说过。但荀特烈并不是贝婷娜；那老了的贝多芬对他谈话的时候，他看见一副“助手”（Famnlus）的谄媚的阴沉的脸，常常都仿佛在叹息道：“下雨呢！”“助手们”是永远不会兴发诗人的。请他们以散文自足罢！
但是关于贝婷娜所记录的贝多芬这些思想的讨论，我想留给另一篇性质上比较专门的研究。对于歌德和贝多芬的关系史，我们目前所当注意的，是事实的准确与贝婷娜的印象的可靠问题，然而两者都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没有贝婷娜给歌德的信（见一八三五年的书简里）和给赫尔曼太子（Hermann von Pückler-Muskau）的信（这些信或许都有讨论的余地，因为它们发表得很迟），单是那封一八一〇年七月九日给年轻的亚罗衣士·比勒的不容怀疑的信，便足以建立她和贝多芬的相遇以及贝多芬所给她的雷殛一般的印象的绝对真实。虽然他的相貌极丑恶，而且贝婷娜的美感比谁都敏锐（因而这爱美的女人永不会献身于贝多芬），可是她一见面便被迷住了，并且永远地迷住了……“我对这个人感到无穷尽的爱……”那征服她的心的，是贝多芬对他的艺术的无上的伟大和无匹的诚恳。他那对于生活的澈头澈尾的淳朴与率直又使他那般无保障。社会待他的态度激起她的义愤。从那刻起，她便矢志要为他献身了，我们就要看见她用怎样的忠诚去实行她的志愿，甚至对那些她最要小心应付的人。
至于她征服贝多芬，那也是一样确定的。那封给比勒的信证实了贝多芬对她的殷勤；他在维也纳的最后几天几乎不离开她一步，他不能和她分手，并且，临别的时候，恳求她给他写信，“至少每月一次，因为除她以外，他一个朋友也没有了。”那封再无异议的贝多芬一八一一年二月十日写给贝婷娜的信告诉我们贝婷娜曾经写了两封信给他，贝多芬整个夏天都把它们带在身上，他非常高兴并且已经在心里写了不止千回的信给她了。至于他把自己交托给她，这隔绝了其余世界的人，这个人活在一种艺术的狂热里，又盲又聋，对于外界全无感觉，并且沉醉于那充塞着他的和谐，沉醉于他和她的内在神灵的热烈对话，像西斯廷大殿的一位先知[14]一样——这被堵住的狂流忽然找着了出口，猛烈地从一切窒塞他的思想里跳出来：这些简直就是明证的自身。
现在，贝婷娜将要把这些思想传达给歌德。关于这层，我们也有证据，虽然当时的情景并不完全和她所叙述的一样。
当贝婷娜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五年发表她的书简，她并不顾及那文字上的准确，而且没有这样的自许。歌德死后，她从穆勒参事手里取回那些信札，并不依照它们的思想上和风格上的紊乱状况发表出来，她把它们重新写过，把几封拼作一封。不仅这样，她还用他从前所曾经有过的会话的记忆补足它们：这些会话——说不定是她笔记下来的（这是从前的习惯）——无论如何，一定经过她反复回味的（因为我们后来知道贝多芬的话怎样占据着她的思域；它们远超过她；直到后来她才充分了解它们）。她并不以为这样做会损害真实，不过把真实表现得更完全，更配得起那些她要光大他们的身后名的人罢了。然后，她在那上面加上一个大概的日子。这日子我可以说是综合的；因为它往往包括了几个月的通讯或晤谈。——全部的价值，对于历史家，就在于大家公认的贝婷娜的看、听和理解的机能，只要我们估量过她对于述说或粉饰真理所能有的私心（即使是非意识的）。这种批评的工作对于每封信都得要做。而且单独涉及歌德的时候，我们考虑到贝婷娜的钟爱的天性会把他理想化，把他自己的生命和偶像的生命混合，这样做无疑是明哲的。
但是对于贝多芬，情形就完全两样了。甚或正相反。贝婷娜对于歌德的崇拜应该使他忽略贝多芬，使他避免唐突歌德，在这对于她只是次要的场合，然而并不发生丝毫影响。贝婷娜勇敢地、热烈地为贝多芬作战，反抗一切的人，她一生中更没有比这更使她光荣的事了，而且也只有逼近审视她，在某些日子里，我们可以在她表面的瑕疵下认出她深沉的忠诚，这在她里面比爱情说得还响亮的正义本能。
贝婷娜在她的一八三五年的书简里，发表一封说不定她会在一八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写给歌德的信，而且在她和贝多芬初次会面的晚上，还燃烧着那火样的话语。
这封信，她曾经每天晚上在这些可纪念的会晤之后独自静处时写在心里，我们却可以相信的：因为我们看见她接连几个月念念不忘；这简直是她心灵里的一番革命。也许她曾经把她记录的草稿拿给贝多芬看。贝多芬在这心情镇静的时候重读那从忘形中挖出来的密语或许会惊喊道：“怎么，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么？那我一定在发狂里了！”然而，事实上，这封给歌德的信到七月初才开始，当贝婷娜离开维也纳，在布果环乡间享受着安静去重新活过那五月的伟大的记忆的时候。
贝多芬的显现留在她生命里的是怎样的震撼，一件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她哥哥科莱芒在六月里带了那以为一定得到她许婚的年轻的阿尔宁穆（Arnim）来会她，发现她神思恍怫而且疏远；她对他说起献身给那时代的伟大使命，献身给音乐。而当阿尔宁穆失望地离开她，写信求她爱他，贝婷娜诚恳而且挚爱地回答，说她愿意使他幸福，但她认不清楚她自己的心情。一八〇九年，她老早就已经对阿尔宁穆提起过那环绕着她的音乐的维系——现在，这和贝多芬的相遇更加强这些维系了。一种工作在她里面完成着。
七月七日，她开始写一封长信给歌德；中间停顿了两次，十三日，十八日又继续写下去；她竭力在那里面倾吐她三个月来积聚得过于盈满的胸怀，我们感到她摆脱不了，感到她完全浸没在她梦想的洪涛里：她老是拖延那要说出关键的一刻……她终于决定了；她开始叙述她和贝多芬的相遇。她在一八三五年发表的那封幻想的信里所说的还是同样的话，不过涂掉几处重复的地方罢了。她在原信里也特别着重他们对于歌德的共同的爱慕，这是使他接近贝多芬的原因。她的策略是很明显的：为要使歌德愿意听她的话，她就在歌德名义下介绍贝多芬……看，他来了！贝婷娜的心满盈了，它快要溢出来了：
……现在，留神啊！就是关于这贝多芬我要对你谈：全世界在这个人的周围起伏着好像……
那封信突然在这几个神秘的字上终止。笔儿写不完这句刚开始的话。贝婷娜不能继续下去……她的确不能……她要说的话太多了。
歌德那时正在卡尔士巴特（Karsbad），他七月二十二日写给他夫人说曾经接到贝婷娜一封信，一封无地名，无日子的短简，在这信里预告她不久就会到魏玛探访，否则会有一封长信。贝婷娜感觉要对歌德笔述那贝多芬的发现在她里面所激起的整个情感世界实在非常困难，而且说不定已经写了又撕了不止一封信了，决意等到下次会面才高声诉说她的心事。
这次会面比她和歌德所期望还早到。歌德受他的大公爵召赴特普里兹（Teplitz），恰巧贝婷娜假道布拉格（Prague）赴柏林经过特普里兹时得悉歌德在那里，赶紧跑去见他。于是在两天充满了幸福的亲密的光阴里（一八一〇年八月十一及十二日）终于把那启发她并且摇撼和丰富了她的生命的一切全盘对他倾吐出来。
“她对我说不尽她的新旧的奇遇。”歌德写道。
这些新的奇遇就是她和贝多芬的邂逅，歌德不屑把他的名字说出来：至于贝婷娜的兴奋，他不愿意重视。他对贝多芬的意见究竟怎样呢？没有什么了不起，在这个时期。而且，我们就要看见，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处都没有，但是，他当时太受这可爱的少女的魔力所迷了，不能不任她畅谈。他只看她的嘴，并不听那话的内容。
“贝婷娜的确比向来都妍丽可爱。”——她去后第二天他不谨慎地写信给那妒忌的，那将永远忘不了这话的基士梯安娜（Christiane）[15]这样说。
他并不听，但他总听见了：贝婷娜对他说些什么呢？
就是她在一八三五年那封幻想的信里所说的。并不是她第一次访贝多芬的详情，而是所有的探访，所有的日子并在一起，那些散步，那些梦想，那伟大人物在她心灵里所激起的震撼——这人物，离别使他显得愈伟大，回忆的陶醉并且在他头上围了一道圆光了。
我没有丝毫理由怀疑——要不是她在一八三五年的叙述里所加给贝多芬的话的文字上的准确，——无论如何，她所感受的印象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确。贝婷娜的火热的想象也许会在图上洒上金粉，她的天然的艺术也许把整幅画剪裁结构。但这画对于贝多芬和柯罗特·罗连（Claude Lorrain）[16]，一幅画对于罗马乡间一样真切。那琐碎的现实主义断不能更忠实地表现罗马的田野和光辉的璀璨。贝婷娜所见和所画的贝多芬也是一样。再没有眼光比这双灵活的眼珠更能透入他的天才的深渊的了；她的女性的直觉在他还未理解以前——（甚或在贝多芬自己还未意识到以前），——已经把他的隐秘的思想饮下去了。——那是一种在洪炉的火里的潜没。贝婷娜听着，正如贝多芬谈着，在一种“发狂”里。所以她瞥见了那些冷静的唯理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他们是没有灵魂闪光的经验的。
但是歌德的感想究竟怎样呢？——他，那认识这些灵魂闪光的（虽然他并不爱它们，因为他知道它们危险，他要把它们从他的地平线拨开），——歌德，关切，窘迫，拒绝把那他后来称为贝婷娜的wunderliche Grillen（妙想）看作认真。但是他那刻刻都醒着的心理的好奇心，给这些“成问题的性格”同时抗拒和吸引。“这些性格越难界划越难寻释就越是这样”，他在贝婷娜所唤起的这可惊的人物面前愣住了：（我们可以从他后来在特普里兹探访贝多芬的那异常的殷勤看出来。）如果他没有写（理由多着呢）那封贝婷娜所加给他的六月六日的信——贝婷娜离开他后，觉得他们的长谈犹未够，留了一篇很长的笔述给他，三天后又给他写一封比以前更热烈的信——他在八月十七日回信，表示他非常惊喜，接得这些令他读了又读的信。“而现在你最后的一封信又来了，越过了其余的……”贝婷娜从不曾给过歌德这样强烈的印象；他从来不曾那么重视过她的心灵的价值；又因为他的天才的自私性因为别人献给他的精神贡品而看得起他们，他立刻要将她和他自己的工作联结起来以表示他的新敬意。
然则贝多芬这时已经距离冲开歌德的智慧的同情之门不远了，要不是还有一个第三者在场，把贝婷娜的努力完全勾消：——策尔特（C.F.Zelter）。
我们知道多么强固的友谊把歌德和这音乐的好泥水匠学徒（gâche-mortier）[17]，这老实人，这好音乐家，这十全的俗物，他的埃涅阿斯的阿沙特（Achate）[18]团结在一起。无论什么三合土也不能有这友谊的持久——这自然也有它的美点。但是天才一条可悲悯的定律，为了满足他的友谊的需要，似乎少不了一服很重的平庸剂。和同等的人，他只能做暂时的朋友。自从席勒死后，歌德的亲密的环境，除了少数的例外，实在贫乏得惊人：许多中产阶级的田舍翁，累赘，狭隘，至少落后了二十年光景。那些拜访他的青年感到愤慨已不止一次。在他的侍从中，经过了种种忠诚的试练，策尔特自始至终是个工头，是音乐的唯一谶语。歌德很驯服地把他所应该羡慕或摒弃的交托给这个人诚实的，笨拙的不理解。
策尔特怎样对他说贝多芬呢？
一八〇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带着钦羡与惊惶，人们看见些闪烁的磷火，在巴拿斯（Parnarsse）[19]的天边，看见些极重要的才能，比方贝多芬，用赫拉克勒斯（Hercule）[20]的铁锤来拍苍蝇。这些浪费许多才能于琐碎事物上的表演，你首先觉得惊诧，终于耸耸肩膀而已。
稍后，他来得更凶了：谈起贝多芬的作品，他不但把它们看作怪物，“它们的父亲是女人，或母亲是男人”；并且说它们有伤风败俗的嫌疑。他觉得《橄榄山上的基督》（Christ aux Oliviers）（本来值不了什么，但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是一件“淫猥”之作。“它的内容和目的就是那永久的死……我认识许多鉴赏家”，他接着说，“从前看了这些作品觉得惊愕甚或愤怒的，现在却显出一种和那些希腊式恋爱的拥护者的热情了……”
贞洁而且雄伟的贝多芬的艺术犯淫猥和畸形的爱的嫌疑！这仿佛是恶意的愚鲁的一种孤注！我们会觉得好笑，如果我们不想起这毒药灌入谁的耳里（而且无疑地，出自一只并无恶意的手！策尔特后来的行为可以证明）……“畸形的艺术，妖怪，淫猥，反常”；策尔特在十行文字里找着了那足以永远离间歌德和贝多芬的方法。
而贝婷娜正好在一八一〇年八月十一日晚上，在歌德的特普里兹的寓所里遇见策尔特。我们可以想象策尔特的笨重的常识，他那粗俗而且毫无顾忌的话，会用怎样不愉快的讽刺与讪笑来评论贝婷娜的神秘的音乐的飞翔。那可爱的小猫发怒起来，把唾沫啐在那柏林狗的脸上，歌德，在那封八月十三日的信里，那么倾倒于贝婷娜的妩媚，也禁不住补说道：“但是对于别人，她却非常之无礼貌。”
贝婷娜从特普里兹带走了满怀对于策尔特的怨恨。她整个冬天都把他反复嘴嚼。就是这点也可以显出她的忠心。她徒然知道在歌德面前触动策尔特的权威是危险的，知道她会白费工夫并且会失掉她上帝的恩宠，——她不能宽恕这俗物（她这样称他）对于贝多芬的肮脏的和恶意的理解。她在柏林再遇到他的时候（那可怜的阿尔宁穆竟不知好歹地提议给她请策尔特做她的和声学教师，她气愤愤地拒绝了……）她在给歌德的信里不绝地咒骂他——那粗骨头、长尾服的笨重的学究……她把他们统统放在一个口袋里，所有柏林的学究们——策尔特、莱哈德（Reichardt）、里知尼（Rigini）、希默尔（Himmel），他们老是负气，老是互相吠或者吠过路人。嗄！他们尽管互相咬，互相鞭挞，团团转罢！但是他们得让那些伟大的光荣的死者和贝多芬安静！
歌德皱起眉头了。他本来以为这些关于音乐的怪想会和一个美丽的少妇的幻想一样消灭的。当他看见它们筑室久居起来，他变色了。他最先是很审慎的。他需要贝婷娜。为了他所要写的自传，他得要向贝婷娜探索他童年的回忆，——这些回忆是贝婷娜从他母亲口里收集来的；当这两个女人聚在一起，在忘形的欢乐中复活这年轻的神的晨光（因为——多奇怪的事——歌德竟完全记不起他的童年了。那法兰克福的歌德死了。如果没有她母亲的亲生女一般的心腹友，他会一点儿也写不出来），所以他得要从贝婷娜那里榨取那她原来专为自己积蓄起来的宝库。她把它们一滴一滴蒸馏给他，在里面参杂许多痛骂策尔特的话，或一些关于音乐的启示和关于贝多芬的天才的暧昧，发烧，闪烁着云中的电光的原理。他得接受一切。他的不愉快只从他们的缄默透露出来。可是嫌怨已经慢慢积聚起来了。在一封一八一一年正月十一日的信里，有几句话已经把这嫌怨泄漏出来：
许多次你显得骡子一般地固执，尤其是涉及音乐一层：你在你的小脑袋里制造许多不经的怪想，——关于这些我不想教训你或令你不痛快。
换句话说：“尽管说你的罢，我是不屑同你讨论的。”
在这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一一年的冬天，歌德便摆脱贝婷娜了。他最初以为自己是这颗迷人的灵魂唯一主人翁，——她的意大利和莱茵河流域的德国（她从前的爱人的女儿）的两重天性吸引着他。她自己跑到他那里并且似乎整个儿交托给他，可是她一方面尽管不断地对她那魏玛的神膜拜，竟私自离任去追随那从贝多芬那里得来的新启示，和那年轻的德国浪漫主义的思潮！……经过了长期的踌躇之后，贝婷娜终于和阿尔宁穆订婚（一八一〇年十二月四日），并且就在春天（三月十一日）结婚了。她在两个月后（五月十一日）把这事告诉歌德，其实信中充满了歌德比阿尔宁穆还多。而且无疑地，她那对于阿尔宁穆的恩情比起那对于占据她整个生命的歌德的热情实在不啻一朵极其灰白的火焰。但是（也许他并不自觉）歌德以为被卖了，他感到几分鄙屑。那伤痕其实特别是精神上的。阿尔宁穆，青年的文士，是值得尊重的，无论从才能上或从性格上讲；他对歌德的崇敬和景仰，歌德也很觉感动。但是在心灵的境域里，阿尔宁穆，正如贝多芬——在相当的比例之内——是他的仇敌。不，我错；他并不是歌德的仇敌；歌德才是他的。那在他周围张着的新浪漫主义的潮流使他感到不安和忿怒。他感觉他生命的全座建筑都受到威胁。而且虽然这新时代的青年巴不得跪着受他封拜，他很难掩饰他对他们的厌恶。这厌恶在一封一八一〇年十月的信里非常猛烈地爆发出来，那对象刚好是那高贵而且无辜的阿尔宁穆。他写道：
有些时候，他们几乎使我疯了。阿尔宁穆把他的《多罗列司伯爵夫人》（Gräfin Dolores）寄给我，我得竭力自制才不致对他无礼，虽然我很欢喜他。如果我要丢掉一个儿子的话，我宁可知道他失足在娼楼里，甚或在猪栏里，也不情愿他陷溺在近代的狗窝中：因为我很怕这地狱是无可救赎的。
那些永远见他带着奥林匹斯神的宁静的面具的人，对于这暴怒的爆发有什么感想呢？要了解他对于他那时代的憎恶，让我们回看我们的时代，回看目前欧洲的艺术的危机——这艺术是和当时的艺术一样被世界大战及社会动荡抛出了轨道的——回看这一大堆的假疯狂，假理性，假宗教，假诗，回看这淫荡无耻的心灵，在一种狂热的煽动中，从无政府流为奴役，从过度的自由流为过度的专制！丰饶的时代，也许，甚至在它的紊乱和破坏里。从一个快要灭亡的世界达到一个应该诞生的世界的必有的过渡……但歌德知道他耗了多少代价才能占有他生命和艺术的秩序，自然不能不带着厌恶去目睹这胜利品濒于危亡和崩溃——何况他对于德国心灵的危险和它的长期的不均衡具有敏锐的观察，并且严酷地发觉德意志的极端的灵魂所特有的不幸。对着这种种现象，要他保持着一个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21]的讽刺的超然态度，除非他只是一个什么都包揽却什么都不紧抱的勒南。他是歌德；他所握住的，他必定握得很紧；他绝不放过丝毫的模糊和偶然。这和平主义者是武装着的。在大众加给他的阿波罗日神的趣怪的形象下（这形象已经为克劳尔〔Martin Gottlob Klauer〕的美妙的半身像永远奠定了）他和阿波罗相仿佛的只是那放逐的神，那孤独的神，那与蛟龙格斗，却太骄傲了不肯喊出他的挣扎与危险的神，那独自作战，独自一天天修造他那向光明攀登的神的面目。他是歌德，那不轻易一笑，把生命和艺术都看得很严重的歌德。那些带着轻快的心情把他的秩序及和谐摇撼的人，他是不甘心宽恕他们的。
如果那无害的阿尔宁穆已经激起他这些雷火，贝多芬将怎样呢？
歌德的音乐素养并不足以使他看出我们今天很容易见到（贝婷娜当时早已料到）的：那在艺术上驾驭一切奔放的元素的不容抗拒的意志。他的音乐素养又适足以（正和托尔斯泰一样）看出那奔放而感到恐慌。因为他只听见那狂流，而不听见那quos ego !……（“我得要！……”）[22]。或者即使他认出贝多芬是这狂流的驾驭者，总不免觉得对他自己不安稳。大胆说出来罢：他在一切深渊的涯边都感到晕眩。他把那在井口的石沿上手舞足蹈的贝多芬看作疯子，一个终要滚入井底的梦游者。他拨开那伸向他并且要抓住他的疯人的手。
我先写好了这段，然后读到下面的一幕：足以证明我的直觉的准确。
一八一一年四月十二日贝多芬写信给歌德。他的信，谦恭得动人，满溢着爱慕与崇敬。他告诉歌德他不久就寄《爱格蒙》的音乐给他，求他批评：
是的，甚至责备于我也有好处，对于我和对于我的艺术。我接受它会同接受最大的赞美一样欢喜。
我们得记住这谦恭的伟人——（谦恭，只对歌德他是这样，对其他的人就只有轻蔑）——去年已经托贝婷娜把他为歌德三首诗作的三支美妙的歌交给歌德，歌德完全没有提起。但贝多芬一句着急或掩饰的怨言都没有。他继续他的呈献，用同样的谦逊。
那封信是由贝多芬的书记奥里华带到魏玛的。他是一个温雅，可爱，瓦安哈根（Varnhagen）及腊赫尔（Rahel）谈起时都带着敬意的人。一八一一年五月四日，歌德款待他。饭后奥里华走向钢琴弹些贝多芬音乐。歌德怎样呢？当奥里华弹奏的时候，歌德和鲍色莱（Boisserée）在音乐室里不耐烦地踱来踱去。鲍色莱对贝多芬的音乐也不见得特别好，只望着壁上龙格（Runge）的画自遣，——这大画家的优美和创造性是近年来才重见天日的。歌德，一副厌烦的样子，对他说：
“怎么！你不认识这个么？你看！真够令人生气的！又美又狂，一块儿……”
“不错，绝对像贝多芬的音乐，那个人在那里弹着的……”
“正是”，歌德气愤愤道，“什么它都要包揽，又老是迷失在那最原始的里面……老实说，枝节上未尝没有无限的美……看罢！……（你简直不知他是指龙格抑或指贝多芬，因为同一贬谪的评价包围住他们俩。）怎样的鬼斧神工，这里，那Kerl（小子）又展示出多大的妩媚与劲健！可是那可怜的魔鬼在那里站不住脚，他已经完了。还有别的办法么！谁这样站在跳板上不死就非疯不可；那是无可救赎的！……”
他沉默了一会。然后，重新爆发道：
“你真想象不到！对于我们上年纪的人，真要变疯的，眼睁睁望着这溶解的世界回到那原始的混沌状态，直到——天知道什么时候？——新的诞生显出来……”
再没有法子把他的思想的底蕴——那隐藏着的悲剧，揭发得更清楚的了。他对于贝多芬的冥冥的恶意后面，实在是那自卫的生活本能，那自己感到被威胁的人的嫌隙。
但是，他究竟是社会场中人，他知道对于礼节，——对于一个景仰他的显赫的音乐家，——对于那曾经在一封五月十一日的信里热烈地为贝多芬辩护的贝婷娜的敦促所应有的行为。七月二十五日，他终于从卡尔士巴特回信，并且非常温蔼有仪。他为贝婷娜说公道话，他令贝多芬赏识一个这样的女辩护士的价值：
那好贝婷娜的确值得你待她的殷情。她带着狂热和极强烈的爱慕说及你。她把那同你一起度过的时光算在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内。……
他将感到很快乐，他说，当他回家的时候找着《爱格蒙》的音乐；他相信本年冬天演那剧的时候可以把它弹奏。“这样，我希望准备一个很大的娱乐，为我及为许多仰慕你的人。”他盼望着奥里华预先通知他的贝多芬的探访，并且劝他选择那宫廷及音乐听众齐集的时节来。“你在魏玛一定找着那配得起你的价值的欢迎……但是没有人能够比我更关怀你的莅临，我现在对你诚恳地表示谢忱，为了我已经从你那里受到的许多好处。”
这语气对歌德是再亲挚没有的了，对着一个他只听说过并且艺术又不十分能吸引他的音乐家。我深信这是贝婷娜一个大胜利。
当他在一八一二年正月杪接到《爱格蒙》的音乐那一天，他请了一位游艺的钢琴家白埃纳堡（Friedrich von Boyneburg）当天把它弹奏了几遍。可见他的确努力要了解贝多芬的。我们几乎有理由希望这两个人，无论相隔多远，可以互相携手团结起来。
但是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祸事。贝多芬在魏玛失掉了他小保姆的扶持。一八一一年夏间，歌德突然和贝婷娜决绝了。阿尔宁穆夫妇被下逐客令。
而就在这时候命运的恶意使歌德和贝多芬会面。
下
歌德和贝婷娜的决绝（一八一一年九月）是晴天里一声霹雳。但是，自从一年——自从贝婷娜探访贝多芬并表示出反抗的热忱——以来，雷霆已渐渐积聚起来了。年轻夫妇阿尔宁穆到魏玛来，作新婚旅行。起先是很适意的。他们原只打算逗留一星期，基士梯安娜的妒忌又窃喜那嫁了的贝婷娜没有什么可顾虑了。他们很受殷勤的款待。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家里，再不离开歌德了。一星期过去了，他们又逗留了一星期，接着又一星期。贝婷娜的身体要她延长她的逗留。但这不能宽恕她，对于那工作被侵扰的歌德，或对于那不得不带着一种酸苦的厌恶去确认结婚并没有丝毫改变贝婷娜与Geheimrat（枢密使）的灵魂上的调情的枢密使夫人。这两个女人是世界上最不能——我并不说互相了解，——互相容忍的：那好而胖的基士梯安娜，简单而且粗俗（年龄与佳肴使她脸色一天比一天红，身躯一天比一天厚，人也变得越简单粗俗了），那秀丽而且泼辣的贝婷娜，带着她那许多幻灯式的感情与纷纭的观念。二者都是舌锋尖锐，一点也不放过，二者又都是武装着，面对着一个各以为有理由认作自己的所有物的人。她们天天都见面，互相微笑，互相拥抱……她们会很乐意互相咬起来！阿尔宁穆夫妇，和魏玛的居民一样，暗自悲悯这在睡鞋底下的伟人。基士梯安娜呢，忿恨极了，怂恿歌德反对这双不自约束的客人。这两个女人一起参观画展，就在画室里暴风陡然起来了：那简直是一阵飓风。贝婷娜是深谙艺术的，她对那些陈列着的劣画加以严酷的批评。因为组织这次展览会的是歌德的世交，枢密院的顾问官亨利·迈尔（他的艺术趣味和策尔特以及所有歌德的惯常的门下客一样，是有几分霉烂的），基士梯安娜觉得被侮辱了。既不能用一种贝婷娜所擅长的戏谑口气答复，那被积压在她那易于中风的躯体里的忿怒就由些叫喊与手势发泄出来。那为了看得更清楚，点缀着贝婷娜的刁顽的鼻子的眼镜或手眼镜被抢夺扔在地下，碎了。在一群给她的咆哮所招来的好奇的旁观者当中，那被冒犯的夫人对她那惊愕得噤口结舌的情敌下了一个永远不能再踏进她家里的禁令。公开的笑柄，全魏玛都为贝婷娜抱不平。反对基士梯安娜和反对歌德的机会实在太好了，对于后者，那小市民从不曾宽恕过他的丑恶婚姻的。歌德不得不袒护他夫人的主张，于是对阿尔宁穆夫妇下了逐客令。
其实，他对这举动并不感到懊悔！和他们一起，他所辞退的是那浪漫的疯狂。现在，他可以得安静了。安静，和那些策尔特们，林默尔（Riemer）们，迈尔们一起，安静在过去的秩序里。阿尔宁穆在九月杪写信给格林姆（Grimm）说：
你们不能想象他在那里生活的不可信的环境，给他夫人和其余的世界完全隔绝，……还有他那对于艺术上的新奇和凌乱的畏惧！真是几乎令人失笑。关于一切新的，他说：“不错，这是些很好的趣剧，但并不是为我而设的！”
阿尔宁穆又说：
你几乎以为，写自传这工作（他已经开始了一年）使他在思想上忽然变老了似的。
歌德的天才奇迹似的弹性不得不为他再找着青春的源泉；那《West-Östlicher Divan》（《东西诗集》）的肉感的，新鲜而且热烘烘的春天就要证明出来，一面等候着那最后的《浮士德》以及其中的守候者林谷士（Lynceus）的不朽的歌的飞翔，——这守候者的眼，他的“幸运的眼”是永远不闭的。
但是每个这样的更新时期总先有一个表面上沉落的时期，在那里他仿佛是无望地沦没下去的。那伟大的自我认识者在这些时候就得在他周围留下一个空虚。这空虚，他可以得着，并且可以随意玩味，在他那些忠心的Famuli（助手们）的好意的庸碌里，在他那光鲜，洁净，粗俗，满脸笑容的主妇式的贤妻的彻底笨拙里！但这安静，这舒服，歌德真不知费了许多代价才买得来！那些坚持要在他身上看出“生命的无上的艺术家”的人绝不猜想到这家庭生活底下隐藏着的悲惨，种种的妥协，耻辱的容忍，苦楚的吞咽，而且，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那接连几个月远离家庭的出奔……不！这“无上的艺术家”只在艺术上是这样；他的生活，逼近看去，实在引起我们怜悯多于艳羡。
于是，无论贝婷娜怎样悲痛，怎样坚持她的爱，怎样努力去接近歌德和忘记侮辱，她终于被逐出魏玛的圈外了。她和她的上帝断绝了信息整整六年。就是恢复通讯之后，贝婷娜也永远再找不着那恼了的奥林匹斯神的恩宠。贝多芬已经没有律师在歌德身边为他辩护了。
而且在这时候他们要碰头！机缘安排了一切，把他们放在一处。
一八一二年七月，歌德在卡尔士巴特受他的大公爵邀请立刻赴特普里兹，那奥国的年轻的皇后要在那里和他谈话。歌德便到特普里兹去。贝多芬在那里已经一星期了。歌德并非为他来。但是既然离他很近，说不定是他记起了贝婷娜给他描画的那幅动人的肖像，以及贝多芬曾经表示要见他的热烈的愿望罢，那搜藏灵魂的好奇心战胜了那潜意识的自我的顾虑。他跑去看贝多芬。
特普里兹那时候正充塞着皇帝与皇后，公爵的雄鸟与宫廷的雌鸟们。贝多芬是不受他们的翎毛所眩惑的。他蹙起额头写道：
很少男人，而这少数中，绝无超越的……我孤零零地活着——孤零零地。……
就是这时候他给一个八岁的女孩写那封美妙的信，里面有这句有名的话：
除了善良而外，我不晓得什么是超越的标志。
但是同一天，在一封写给他的出版者的事务信里，他打断了他正在说开的话，写道：
歌德在这里呢！
你感到他的心在跳着……
歌德极大方。他先去看贝多芬（七月十九日，星期日）。像贝婷娜，像许多人，他一见就倾倒了。同日，他写信给他夫人道：
我还不曾见过一个更有力地集中的更强劲、更内在的艺术家。
这已经不少了！在他的整个生存里，歌德从不曾这样承认过别人的优越的。
多深刻的观察！那急流似的精力，一种超人的集中的能力和内在的海……歌德的眼，这开向宇宙的大眼，比他的智慧还要自由，还要真，还要透澈，一望便全抓住了：贝多芬的天才，他那无匹配的人格的一切要素。
歌德被迷住了的明证，便是他们第二天（七月二十日）一起散步；第三天，二十一日，歌德晚上又到贝多芬那里。二十三日星期四，他又在那里：贝多芬为他弹钢琴……
但是四天之后（二十七日），贝多芬离开了特普里兹，他的医生命他到卡尔士巴特去；歌德只从九月八日至十一日在那里找着他。他们曾否会面呢？无人知道，十二日，贝多芬又由卡尔士巴特回到特普里兹，歌德却不回去了。于是就此完了。这两个人将毕生不再会面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个这样慷慨的冲动推他们互相接近！一种不容否认的吸力，最初那几天……然后便是沉默了。……
我们有两封从贝婷娜处得来的信告诉我们这事的原委，虽然这些信后来颇有疑问，——但据我看来，它们的精神上的准确是可以证实的，根据我下文所叙述的情形，根据另外两封太确凿的信，一封是贝多芬给白莱哥夫（Breitkopf）的（一八一二年八月九日），一封是歌德给策尔特的（一八一二年九月九日），特普里兹的颇雄辩的流言更不必提了。
我努力要平心静气观察这两个人并且把他们的真相，他们的伟大与狭小说出来。天才性格上之有狭小，正和常人一样，或者更多些。而贝多芬，像歌德，实在占有很大的分量。
最初，那最豪爽的，（我已经说过），是歌德。他把手伸给贝多芬。他显出他的天性所允许的最恳挚的态度——他的天性总带着几分掩饰的，除了对于他的艺术和那最严格的深交时。贝多芬并不使他失望：第二天的印象并没有和最初的相抵忤。但是贝多芬的印象却似乎没有那么满意，这诗人，他自小便梦想一只逆风飞翔的大鹰似的，显现给他只是一个Geheimrat（枢密使），极留意于礼节，极尊重阶级，一个社交家，温文尔雅，高领子，永远提防着，从不肯尽情倾吐；而且，听了他即席弹奏之后（我们知道贝多芬即兴之作是怎样的洪涛汹涌！），很有礼貌地对他说，“弹得很好……”
他弹得很可爱。
无疑地，歌德不知怎样欣赏那音乐好，只恭维那音乐家的手指灵活和如珠的弹奏；他装出很受感动的样子。可是贝多芬所盼望于歌德的美的批评，理性的批评，一句话都没有，因为究其竟，歌德并没有什么感想；他并不了解……
贝多芬爆发起来了……
贝婷娜对我们叙述当时的情景，虽然她并不在场，但贝多芬一出来便气冲冲地跑去告诉她；无疑地，她在那火上添了不少的油。
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贝婷娜偕了她的丈夫阿尔宁穆和姊姊沙韦尼夫人（Savigny）到特普里兹。她并没料到会在那里遇到歌德和贝多芬。这会晤，她从前那么热望着并且那么固执地斡旋过的，竟举行了！而（多伤心！）她竟不能参加！歌德很小心地避开她，尤其是基士梯安娜自远处监视着。她把她那被抛弃的婀梨安娜的怨恨诉给那“音乐的酒神”（她从前曾用这名字尊崇贝多芬），我们是可以想象的，而贝多芬，深感于贝婷娜的妍媚和友谊，对她表同情，也是很清楚的。他那天晚上从歌德那里得来的刺激再没有什么理由缓和下去了，他毫无节制地表示出来。
这就是当时的情景——用最真切的贝多芬的风格写或说出来——在这里面这两位大艺术家显出两种非常出人意表的不同的态度：因为歌德，在这里，眼含着泪；而贝多芬粗鲁地责备他的感伤。贝婷娜写道：
他弹完了，当他看见歌德似乎深深感动，说道：“呀！先生，这个，我并不盼望于你——许久以前，在柏林，我开了一个音乐会；我非常卖力气；我觉得成绩还不坏；我期待着喝彩；但是当我用尽了最后一口气之后，不见有最轻微的赞赏的表示！……这真使我太心痛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但不久我便得着那谜语了；全柏林的听众陶铸得太高雅了。他们用那给感情湿透了的手绢向我致敬，当作感谢我。我明白了那与我发生关系的是一个‘浪漫的’而并不是艺术的听众……但是出自你，歌德，我实在不欢喜。当你的诗深入我的头脑的时候，我有着要飞到和你同样高的雄心……大概我不能罢……否则你所感到的兴奋就会用别的方式表现出来。你自己总该知道受知音喝彩的愉快罢！如果你不‘承认’我，如果你不把我看作平辈，还有谁呢？我得要受知于哪个无赖（Bettelpack）呢？……”
第一次教训歌德！谁曾用过这样的口气对他说话呢？……贝婷娜描写歌德的窘状，“因为他深觉得贝多芬有道理。”（歌德的意见正是一样。一八〇四年他回答一个要为巴赫“而活，而努力，而受害”的青年音乐家的话：“在艺术上决谈不到受苦问题。”——很足以证明别的时候他可以给贝多芬同样的教训。——原注）
从那时候起，贝多芬对歌德耿耿于怀，最小的事情也不放过。
他们一起出去。贝多芬挽住歌德的手臂。在特普里兹和田塍间，他们刻刻都遇见些贵族在散步。歌德频频行礼。使得贝多芬怪烦腻的：而当他说起宫廷，说起皇后的时候，总带着“严肃谦恭”的口气。
“唉！怎样！”贝多芬狺狺道。“你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你应该把你心里的思想掷在他们的头上。否则他们就不注意。没有一个公主会认出勒·达士（Le Tasse，1544—1595）[23]的，除非虚荣的鞋中伤她。我待他们完全两样。当我教大公爵[24]钢琴的时候，他有一次使我在前厅等他。我用力敲他手指：他问我为什么这样不耐烦，我告诉他我在前厅丢了许多时间，我再没有耐心可以耗费了。以后他就不再使我等了；我要使他感觉这种愚蠢的举动只足以显出他们的笨拙。我对他说：‘你可以把爵位封给任何人，他并不因此有丝毫长进。你可以制造一个朝臣，一个枢密使，但你绝对造不出一个歌德，一个贝多芬。所以，你做不到的（而且你跟他们差远了），你得学去尊敬他们！这于你一定有好处。’……”
第二次教训，那阶级制度和社会秩序柱石要怎样皱起眉头来接受呢？……
这时候，在路上出现了皇后，公爵们，整个宫廷，向着他们走来。贝多芬对歌德说：
“留在我手臂里！他们该让路给我们。我们却不。”
歌德并不这样想，贝婷娜说（当时的情景是大众所熟悉的）；他撇开贝多芬的手臂，站过一旁，帽子握在手里。贝多芬却大摇大摆直冲进那些王族们的队伍里，像流星一样。他从中间走过，只用手指轻扶着帽边。他们呢，还有礼地让开，并且都向他行礼，很友爱的样子。冲过去之后，贝多芬站住了，等那鞠着躬的歌德。他于是对他说：
“我等你，因为我尊敬景仰你；你却太使他们荣幸了。”
第三次教训。而这一次，是事实上的教训：榜样夹着言语。这次，实在溢出限度了。无论这责备怎样得当，歌德可不能任你扯他的耳朵，和学童一样！……这贝多芬，他可曾梦想过这社会的拘谨和这被接受的秩序所代表的一切战胜了的试炼，苦痛的经历，以及用很高的代价买来的生活的智慧吗？即使有道理，这样有道理法也是不堪忍受的！
歌德写信给策尔特（一八一二年九月二日）说：
我已经渐渐认识贝多芬。他的才能很使我惊异。只是不幸他的性格是完全放荡不羁。如果他觉得这世界可憎，他或者没有错；但是他这样做并不能，真的，令世界更富于享乐，无论为他自己或为别人。他确是怪可原谅，怪可怜的，因为他失掉听觉：这损害他的灵魂本体的音乐部分或者还不及社交部分。他生性本来已经够鲁莽了，他的耳聋更使他变得加倍这样了。
措词是极有分寸的。歌德指摘贝多芬的话，还真是他所做得到的最轻微的了；我们得感激他这公允的精神。请注意这句话：
他觉得世界可僧，他或者没有错……
这悲观主义，永远是小心翼翼地箝塞住的！……谁会在歌德身上认出来呢？在那人们用来窒塞住他的刁勒菲（Delphes）[25]的月桂冠下，在这大家强加给他的阿波罗的面具下，谁曾经看见那厌恶的鼻孔的皱纹，那失望的痕迹和那致命的严肃，以及一切藏在底里的弱点呢？这个人所以躲避感情，躲避疾病的景况，躲避死的形状，躲避一切世界和自我的大建筑的破裂和不均衡——那幽灵，——那是因为这一切都在他身内；只有他的智慧能够巩固那些水闸，不然他就要被冲没了。这生命的至尊，他知道他的国畿建立在多么柔脆的建筑上，而且这些建筑破费了多少的代价——像古代传说的大匠师一样，他不知藏了多少女人尸体在他那建筑的中心！使用了多少牺牲才买得，并不是他的自私的安静（像一般不能把自己提高到这样的命运的俗人所说的），而是他的作品和造诣的宁静！真的，他并没有贝多芬那么粗壮，那么勇猛，那么强劲。贝多芬永远在格斗；他每步都有所冲突，每步都受伤，但他绝不踌躇，额头向前，他冲进敌人的阵线里。歌德永远不格斗，永远不讨论。他的骄傲，他的弱点，都同意去厌恶肉搏。他绝不委身于他对手——无论他蔑视或爱他们（那是更危险的）。他只有一件武器，一件，永远是一样的：在障碍之前，他逃避，他头也不回地逃避。他抹掉了一切接触，——肉眼的或心灵的。正如他思想的生命是不断的征服，他在人群中的生命是永久的退隐。他避开而且沉默着……但这一切，一个贝多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谁曾知道呢？而在一切人当中，贝多芬或者是能够了解的最后一个……
贝多芬在这次相遇之后，毫无含蓄地说出来。当然啦，他不像歌德那么慎重！
歌德太喜欢宫廷的空气了，多于一个诗人所应有的。别再说那些乐手们的可笑了，如果做全国师表的诗人也可以为了这些幻光忘掉一切！
他这样写给他的出版人。把他的印象交付给些陌生人已经是不谨慎了。但他并不止于此。贝多芬有一大毛病：当他对一个人说了一句伤人感情的话，这句话留在他和他同伴之间还不够，他还要把它传出去。他既给歌德“洗头”（依照他自己的说法）之后，他跑到阿尔宁穆夫妇那里叙述这场“趣剧”，因为，对于他，这不过是一幕趣剧而已：“他像孩子一样快活，他这样玩弄了歌德。”试想阿尔宁穆们会把这趣剧掩藏起来吗！他们和歌德的不睦使他们越容易感到歌德的弱点，同时也感到受了他对于宫廷的谦恭态度的损伤，他们在他们从特普里兹写的信里很高兴地说着。如果贝多芬只在贝婷娜和亲友们的范围内饶舌，那还罢了！他却逢人便报告。那趁着热闹季节把商店开在特普里兹的维也纳首饰商约瑟·杜尔克，谁愿意听他便告诉他这贝多芬给歌德开的好玩笑：他们同散步时，每步都有人对他们见礼，歌德带着几分骄意表示他厌恶这些烦扰，贝多芬很俏皮地对他说：
“请大人别这样烦腻罢！说不定是对我呢。”
我们可以猜到这老孩子的大笑，开心他刚才对大人的揶揄：而当他笑饱了之后，便完全忘记了……
不错，但是这好玩笑要绕遍了全城，回到接受者那里呢。况且歌德并不笑。他的亲近，他的步兵们，更不用说了……前一年，贝多芬和那年轻的中校瓦安哈根以及他的“热情”腊赫尔结交，腊赫尔的姣颜是令他想到另一副他极钟爱的面目的。在德意志的奥林匹斯山上，如果贝婷娜是那大胆的希贝（Hébé）[26]，坐在膝上，像蜜蜂般啜着宙斯的杯，腊赫尔就是那密纳尔华（Minerva）[27]从天帝的头上生出来，在帝座脚下守卫着，紧锁着眉头监视着，不容有丝毫的狎亵的。自从贝多芬渎犯了天帝的威信，腊赫尔和瓦安哈根再不认识贝多芬了。腊赫尔在她的日记里再也不提起他了。
缄默！致命的武器。歌德的大武器。他曾把这武器教给他的密纳尔华，他也缄默起来了，他长久不再提起贝多芬了。一八一三年，策尔特（终于！）发现了《爱格蒙》的序乐了，他对歌德说起。歌德不作声。而那渐渐找着了他的大马士革（Damas）之路[28]的策尔特决不是那能够将一种他明知歌德不喜欢的钦羡强加给歌德的人。
只有一个人能够，有美与爱的权利：就是《东西诗集》的苏拉卡（Suleïka）——玛利安娜（Marianne von Willemer）[29]。当她的老情人把那给一个平庸的音乐家谱成音乐的《东西诗集》里的小歌寄给她时，她大胆对他说：是的，这也许并不怎样坏，但是……
……如果我要忠实，我就很希望贝多芬为这些显赫的诗作曲；他完全了解它们；否则谁会了解呢？我去年冬天深切地感到这层，当我听见《爱格蒙》的音乐的时候：那真是天上的；他完全贯彻了你的深意。是的，我几乎可以说，那燃烧着你的诗句的精神同样地激荡着他的旋律。
歌德很聪明很委婉地回答，说诗的乐谱往往只产生一种误会，诗人很少被了解的，人们只能够认出作谱人的情调。他接着道：
……不过，我也曾见过许多宝贵的作品，往往反映出你的影子，或放大或缩小，很少清楚玲珑的。贝多芬，在这点上，的确造了不少的奇迹……
这赞词是暧昧的！似乎歌德在贝多芬的作品里看见自己如在一面放大镜（要不是在一个花园的圆球）里！
玛利安娜并不满足。翌年，她又重新努力。关于春之归来，她写道：
如果你想使你心内新春的感觉更强烈，找一个美丽的嗓子为你唱贝多芬的《给远别爱人》（A l'Entfernte）那几支小歌罢。我觉得那是不能再超越的；我们只能把它和《爱格蒙》的音乐相比……但是得单纯动人地唱出来，而且要弹得很好……我多么想知道这使你得到快乐并且想知道你的意见呵！……
他的意见如何，我们将永远不知道。但是从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一年歌德对于贝多芬的名字所表示的比较妥协的心情甚或敬意，我深信是这慈蔼的妇人的功劳。不错，他并不接受他的艺术。但他不再用一句轻蔑的话把它撇开了。他曾经努力要了解，虽然这努力并不久，并不彻底（但我们得承认这点）。
当约翰·基士梯安·罗伯（Johann Christian Lobe），一个羞怯却有坚信的勇气的青年，敢对他恭敬地说出（一八二〇年四月）策尔特的音乐之不足和它的“陈旧的”（让我们说“化石的”）性质，以及新时代对于贝多芬和韦伯的音乐之爱好时，歌德请他说出他的理由；罗伯很聪明地对他解释道：
在策尔特的歌里，音乐的伴奏只是一种在和声及节奏上单纯的音程。现代作曲家却把它提高到情绪的辅助语的地位。如果歌德试找人独弹策尔特一支歌的伴奏及低音（Bass），没有了旋律，他就很难在那上面发现那和情感的最纤细的契合，反之，在贝多芬和韦伯的歌集里，你在伴奏里就已经感到情感脉搏的跳动。这还不过是艺术的一种咿哑而已。终有一天音乐将达到那部分伴奏对于情感的表现都有特殊贡献的境地。
（这岂不是瓦格纳式的管弦乐自一八二〇年便预告出来了么！）
歌德低着头，默默倾听着。然后跑近钢琴，把它打开并且说：
“试举一个例。你刚才的推论，如果是对的，你应该能够用事实来证明。”
罗伯先弹策尔特一支歌的伴奏，再弹《爱格蒙》里这歌：《Trommeln und pfeifen》（《大鼓与笛子》）的伴奏，然后又弹那两支歌的旋律。
无疑地，歌德并不心服，并不太容易满足于这唯一的，初步的，也许弹得不精致的例，便抹煞那些新的趋势了。但他能够虚心求教已经很难得了。虽然缺少实验。那原则已经引起他的兴趣了。
几个月后，一八二〇年九月杪，歌德接待那从柏林来的音乐家福尔士特（Foerster），他把贝多芬为爱格蒙在狱中的一段独白所作的音乐的十足准确和那《浮士德》一段独白谱成音乐的拉支威尔（Radziwill）王子的诠释上的谬误相对照。他很动人地把爱格蒙的独白背出，接着说：
“这里，我暗示出音乐应该伴着那英雄的假寐。贝多芬竟用一种惊人的天才完全领会我的命意。”
翌年，诗人莱尔士达白（Ludwig Rellstab），贝多芬的仰慕者，与歌德谈话（一八二一年十月杪）：
我们常常谈起贝多芬，他曾亲身认识他。他有许多贝多芬的笔迹，很以为荣。这次，他请了那施密德参议来为我们弹了贝多芬一支奏鸣乐。
由此看来，贝多芬的音乐并不被逐出歌德的客厅，像一般人所常说的。还有第二个例子：
莱尔士达白第一次探访后几天，一八二一年初，歌德请了许多客人来听那刚十二岁的小门德尔松[30]弹奏：莱尔士达白用一枝极生动的笔写当晚的情景。当那童子弹奏及在琴上即席创作完了，大受众人赞赏之后，歌德拿出几本宝贵的手写本来：
“现在，当心啦！在这里你将不行了！……”
于是他把贝多芬一支歌的手写本在琴台上打开。那笔迹是差不多不能辨认的。门德尔松大笑起来。
歌德：“试猜是谁写的！”
策尔特负气似他说：“就是贝多芬！他老是像用扫帚的柄子写的。”
小菲力士（门德尔松）惊愕得沉默起来了：一种骤然的严肃，不仅是严肃，“一种神圣的惊异”，眼光凝定，紧张……慢慢地，一片惊异的光溢于眉宇，当那崇高的思想，那美的太阳渐渐从那笔迹的混沌里透露出来的时候。歌德满脸闪耀着喜色，眼睛紧盯着他。很性急地不让他有沉思的工夫：
“嗄！你看，你看，如果我不告诉你，你就会上当了……好，试试看罢！”
菲力士开始摸索，停止，高声修改他的错误，弹到底，然后才开始一口气弹完了全曲。整天晚上，歌德浸在快乐里，把这事对来客谈个不休。
可见一般人所说贝多芬音乐被贬逐出魏玛的家是多么言过其实了。歌德自己觉得和贝多芬那么没有嫌隙，当一八二二年法国小提琴师亚历山大·布谢（A.Boucher）用尽了他所有的介绍信都见不着贝多芬之后，求诸歌德，歌德给他一封短简，贝多芬的门立刻开给他了（一八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然则，当贝多芬在一八二三年贫病交困，很虔诚地写信给他，求他设法使魏玛大公爵预订他那Missa Solemnis（《庄严弥撒曲》）的乐谱时，怎样解释歌德的可怕的缄默呢？我们读到这哀恳书不能不感到羞惭，并不是为贝多芬，而是为那接收这恳求的人：因为眼见一个巨人屈辱是一件难过的事。多么动人的努力去使歌德关怀他的家庭生活。关怀他那十六岁的侄儿！（他很骄傲地夸张这侄儿的学问和希腊文智识，“但是，教育一个儿童，所费是很大的！”）他对歌德怀抱着怎样的敬爱，对于“他在歌德身边所度过的幸福时光”多么颤动的回忆，怎样的景仰，爱慕与崇敬因他那笨拙的说法而越显得动人，而尤其是，怎样的害怕这对于歌德的爱慕的表示以及那两件大作品：Merresstille（《海上的死静》）和Glückliche Fahrt（《一帆风顺》）的呈献会被人猜疑他动机不纯正！一个慷慨的人似乎不忍心让这忧虑的荆棘留在这颗信赖的伟大的心里二十四小时罢。似乎他的手臂应该张开，而且，即使对于Missa Solemnis发生兴趣，一个歌德也应该对贝多芬这样说罢：
“谢谢你信赖我，别要道歉了！在我面前屈辱你就等于屈辱我。”
歌德永不回答。——对于这，他的仇敌找着一个方便的理由：因为他是“坏人”。他的崇拜者呢，感觉困难，藉口他身体有病，避开这问题。
在这一八二二年二月里，歌德病得很重，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且逼近去审察当时的情形罢！
贝多芬的信是二月十五日到魏玛的。从十三日起，歌德觉得不舒服。十八日，病势骤增起来了，凶猛，危险，像歌德一生中所常遇到的极严重的生死关头一样。不过大概都很短促。整整八天八夜他不离开他的安乐椅，发烧，呓语。那两个调治他的医生都怀着极不祥的疑惧。他自己喊道：“你们救不活我的！死神窥伺着我，到处都有他站着。我完了……”但是他挣扎着。到了第十天，他的复元由一阵对医生们发的狂怒表现出来。医生禁他喝一种饮料。他喊道：“如果我命该死，我要依照我的死法！”他喝完，便觉得舒服些了。那个月还未终结，他提到他的病已经像一件过去的事了，重新抖擞去生活了……于是，又是怎样的熠耀呀！
他已经七十五岁。他钟情于一个十九岁的少女乌尔梨克（Ulrike de Levetzow）。六月和七月他在玛利安巴特（Marienbad）和她一起，爱情使他颠倒得像一个青年一样，为了一点小事便淌眼泪，音乐可以使他融成泪人。一个月的分离他已经忍受不起了。九月他在卡尔士巴特和乌尔梨克以及她的家人一起；这年逾古稀的老人竟和那些年轻的小姐跳舞呢！我们且莫非难他衰老！他的痛楚所启发的那首热烈的伟大的挽歌是一件崇高的艺术品：同时具有《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热情和成熟，是艺术杰作的两重丰满。他活在风涛里，又把风涛散布在四周。在家里，那是许多不堪的争吵；他儿子知道那老人要结婚的暴怒。他的求婚给乌尔梨克的家人很聪明地拨开了。歌德非常痛苦。快到年底时候，一场严重的病又把他推倒了。家里没有一个人服侍他。策尔特无意中到来，看见他的老友被抛弃的状况大吃一惊。这两个老人相抱互诉衷曲。歌德诉说他的痛苦。人间幸福的最后的好梦碎了。他得要回到那捐弃与死的寂寞里。“如果歌德这时候死去，”路微希（Emil Ludwig）写道，“他就是被征服而死了。”
多谢天，他还活下去，他在痛苦的冰窖里为自己筑了一座梯，以直达他从未攀到的高峰。
但是我们由此便知道如果二月里的病不足以原宥他对于贝多芬那封信的遗忘，这一年的簸荡，他那紊乱的心的发烧似的柔弱，便可以解释在这惊风骇浪中贝多芬的呼吁会像一支禾秆般消失了。当然我们总可以说这热烈的自私性缺乏慈悲的源泉，使他由抚慰别人的不幸而得到对自己的不幸的高贵的慰藉。但是当这反映着全宇宙的自私性是一个由光明的智慧和美丽做成的世界的基本原则，谁敢贬责呢？不如责备太阳的璀璨的淡漠好了！
我要保留我的严厉给那忠心的但没有勇气的伴侣：策尔特。“庸碌”不能有天才的宽恕：如果它不善良忠诚，它还有什么呢？况且他自己也接到这呼吁并且懂得这呼吁的悲惨性，他自然更有提醒歌德的义务了。自从一八一九年他和贝多芬相遇之后，他对他的情感完全改变了。外貌虽粗鲁，底里其实是头等好人的策尔特被贝多芬的慈爱和肉体的不幸感动到流泪了。从那天起，他对他怀着一种兄弟似的挚情，他订购《庄严弥撒曲》的预约，他把他那由一百六十个嗓子组成的全德国最好的歌咏队交给贝多芬使用；并且常常在他的音乐节目单上列入那个他今后用来比拟米珂朗琪罗的人的作品。
但是——人类可哀的怯懦，——他竟不敢对歌德提起《庄严弥撒曲》。而贝多芬死的时候，策尔特偷偷向那逝世的半神膜拜，却不肯冒险在歌德面前唤起贝多芬的影像。据说整整一年他们之间并没有一次提起贝多芬的名字。
这样的缄默！多可怕，多不仁！……但是谁不知道歌德曾经屡次用以掩盖死——他最亲近的人的死和他的思想的秘密——像一块墓石一般呢？六十岁那年，他对林默尔说：
只有那最受他的感觉指挥的人能够变成最冷酷最无情。他得穿起很厚的铁甲，以避免那粗糙的接触。而往往这铁甲又怎样地坠压着他呀！
对于歌德，抑制是一种自卫的本能，它那异常的束缚有时隐藏着焦虑。他的天才的自主力把它化为他最动人的抒情的活力，他整个天性是一件为思想和艺术的工作牺牲的工作。他抑制他的痛苦，他的爱，和他的恐怖：（谁比那勇敢而狂热的浮士德，那魔鬼的龙犬在他四周划着灵巧的圈儿的浮士德有更多的恐怖呢！……他老年的时候，那象征的龙犬再不离开他脚步的影子了。）
我有一封歌德给亨布尔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信，是一八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贝多芬未死前几个月写的。亨布尔特想克服他的朋友对于印度思想所持的疏远态度。歌德回答他说：
我绝对没有什么反对印度；但我怕它：因为它把我的想象拽向无形与畸形，这是我现在比什么都更要防御的。……
“……这是我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要防御的……”
永远地，而且越接近死越厉害，这对于深渊的吸引与恐惧！
对于歌德，贝多芬就是那深渊！门德尔松所叙述的那场大家都知道的情景可以启发我们。我们在那上面看见那老人的不安，以及他藉以禁锢那些粗野的幽灵的狂怒的抑制——这些幽灵，六十年后，将要颠倒那《献给克雷澈底奏鸣乐》（Sonate à Kreutzer）的老托尔斯泰[31]……
那是一八三〇年，贝多芬死后三年：
每天午前，我得依着历史的次序为他弹奏一小时各大音乐家的作品……他坐在一隅阴暗的地方，像一个霹雳的宙斯一样；他的老眼闪着电光。他不愿意听人提起贝多芬；但我对他说，我也无可奈何，并且为他弹了《第五交响乐》（Symphonie eu ut mineur）第一节。这很奇怪地摇撼他。他最初说：“这丝毫也不感人，只令人惊异罢了，真宏伟！”他还这样沉吟了一会；然后，沉默了许久，再说道：“这真伟大，简直是疯狂的！你几乎怕这屋子要倒下来：假如现在所有的人一齐合奏起来呢！”……就是入席之后，在各种谈话中，他又开始喃喃着……
他已经受了打击了。他应该说：“击中了！”但是拒绝去承认。为要完成他思想的命运，他逼不得已要使计。
结论是这样：
这两个人：那狂热而且往往立脚不牢的狄安尼梭斯似的贝多芬和那阿波罗似的歌德比较起来，歌德是蕴藏着更多的精神弱点的。但是心灵的力就是认识它的弱点并且划定了它内在王国的界限。贝多芬的疆士是那无垠的天空，他的眩人的吸力，他的豪侠和他的危险就缘于此。那接踵而来的音乐世纪就陷于这危险了。独瓦格纳有那把从《术士的徒弟》们手里，跌出来的王笏[32]重新握在掌里的力量。
但贝多芬从来不曾想到他所放纵出来的这些危险。他也不见得明白。（让我们希望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使他不得接近他在世界上最崇拜的人的秘密拒力。我们可以想象歌德的固执的缄默和不回答他的信会使他怎样伤心。虽然他那暴烈的性格不能忍受人家——即使是国王——有丝毫对他不住，他对于歌德的不可思议的态度却没有一点儿嫌隙。连半句怨言都没有。在他的一八一九年《谈话录》（Cahiers de Conversation）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和他对谈的人想在他面前诽谤歌德：
歌德不该再作诗了。他会和那老了的歌者有同样的不幸。
大概贝多芬猛烈地打断他并且抗议罢：因为那个人赶快谢罪并写道。
无论如何，他依然是德国第一个诗人。
特普里兹的日子并没有消灭；但是贝多芬所留住的只有光明了。肖像上的黑影完全消散了。他已经不记得那些弱点了；至于他自己的戏谑和揶揄——他也完全天真烂漫地忘记了。只有歌德的光荣与仁慈铭刻在他心里：
“你认识那伟大的歌德吗？”他听了骆里兹（Rochlitz）一句话便喊起来。他拍着自己的胸膛并且满脸闪耀着快乐。“我也认识他呢。我在卡尔士巴特和他相识，天知道多少时候了！我那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么聋；但是我已经不大容易听见了，这伟人多么耐心待我呵！……这令我觉得多幸福呵！……就是为他牺牲十次性命我也情愿……”
就是这样，这两个人互相从身边走过，却没有看见。一个爱得最深的，只知道伤那个的情感，那个呢，最能理解的，却永远不认识那最接近他的最伟大的，他的唯一平辈，唯一配得起他的人。
那临死的贝多芬像老李尔王在病榻上这样写道：
我们大家都错，不过错法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