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陵墓！”尼布尔太太说，“一座陵墓，不要别的！”
“好的，”我回答，“那么，一座陵墓。”
身材矮小的、胆怯的尼布尔太太在尼布尔死后这一段短时间内，发生了强烈的变化。她变得尖刻、健谈并好与人吵嘴，已经成了个祸害。
两星期来，我一直同她商谈为面包师立个纪念碑的事，我对死者的想法，一天天变得温和了。某些人在身处逆境时是好的、勇敢的，一旦他们的境况有所改善，特别是在我们亲爱的祖国里，他们就变得非常叫人讨厌——最低声下气的和最胆小的新兵后来也往往成为最凶狠的下级军官。
“您没有样品给人看。”尼布尔太太尖刻地说。
“陵墓，”我解释道，“是没有样品的。它们是按一定规格完成的，如同女王们的舞会服装一样。这方面我们现有几张图纸，或许甚至可以为您特地再画一张。”
“当然啰！要搞得特别一些，否则我就去找霍尔曼和克洛茨。”
“我希望，您已经到过那里。我们的顾客到竞争者那儿打听情况，我们是欢迎的。陵墓的关键在于质量。”
我知道她早就去过那里了。这是霍尔曼和克洛茨的掮客——泪人奥斯卡告诉我的。不久前我们遇到过他，我们曾想法让他当个内线。他还拿不定主意，但是我们提供给他的佣金提成高于霍尔曼和克洛茨，这是为了在他考虑期间向他表示诚意，他有时也为我们提供情报。“请您把图纸给我看看！”尼布尔太太像公爵夫人那样发号施令。
我们没有陵墓图纸。我拿出几张阵亡士兵纪念碑设计图纸。它们很像个样子，一米半高，用炭笔和彩色粉笔画就，并配上情调谐和的背景。
“一头狮子，”尼布尔太太说，“他像一头狮子！但是像头跳跃的，不像是一头快要断气的狮子。那就要一头跳跃的狮子。”
“一匹跳跃的马，您认为怎样？”我问道，“我们的雕刻家在几年前曾在这方面获得了柏林-特普利茨的流动奖。”
她摇摇头。“一只老鹰。”她沉思着说。
“真正的陵墓应当是一种小礼拜堂，”我解释道，“有像教堂那样的五颜六色的窗玻璃，带青铜月桂花环的大理石棺，供您休息和静默祷告的大理石条凳，周围有花草、柏树和石子路，供我们长羽毛的‘歌唱家’洗澡的鸟儿浴场，矮花岗岩柱子和青铜链条组成的墓栏，带花押字、家族徽章或面包师行业标记的笨重铁门……”
尼布尔太太静听着，仿佛在听莫里茨·罗森塔尔演奏肖邦的夜曲。“说得很好听，”随后她说，“但是你们有没有一些独创的？”
我恼火地盯着她。她也冷冰冰地凝视着我，典型的有钱的老顾客的样子。
“独创的产品已经有了，”我温和而又刻毒地说，“例如在热那亚公墓的那些产品。我们的雕刻家在那里工作了好多年。他的杰作是个哭泣的妇女形象，她的身子弯到一口棺材上方，后面是复活的死者，一个天使在引着他升天。天使回头观看，用那只空着的手在为悲哀的遗孀祝福。这一切都是用洁白的卡拉拉大理石雕成的，天使不是拢翼，就是展翅。”
“非常好。除此以外还有什么？”
“死者的职业往往还形象地表现出来。例如，可以把面包师傅雕成在揉面。死神站在他后面，敲着他的肩膀。死神带着或不带镰刀，或者穿着长袍，或者赤裸着身体，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等于一副骨骼，这是一项难度非常高的雕刻手艺，特别是在雕刻肋骨时，必须非常细心地一根根雕凿，以免它们折断。”
尼布尔太太默然无语，仿佛她所期待的比这还要多。“当然，也可以把家庭人员补充上去，”我继续往下说，“在一旁祷告或者充满震惊地抵抗死神。这些雕刻得花上几万亿马克，并且需要一两年时间。预支大笔款子和分期付款是必不可少的。”
我突然害怕她或许会接受其中的一个建议。库尔特·巴赫顶多只能仿造出歪歪扭扭的天使，要是再进一步，他的手艺就不行了。可无论如何，在紧急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别处预订雕刻品。
“还有呢？”尼布尔太太毫不留情地逼问道。
我盘算着是否应该给这残忍的魔鬼再讲些石棺形状的雕刻品，这石棺的棺盖曾经挪开一道缝，从缝里伸出一只筋骨毕露的手，但是我忍住了。我们所处的地位很不相同：她是顾客，我是售货员，她可以故意刁难我，我则不可以，因为她或许会买点什么。
“眼下就只有这么些。”
尼布尔太太等了一会儿。“假如你们没什么别的，我只好到霍尔曼和克洛茨那里去。”
她用她那双甲虫眼睛瞅着我。她把黑面纱掀到黑帽子上。她等待着我动火。我没有那样做。“您到那里去我们将感到很愉快，”我冷冰冰地说，“我们的原则是欢迎竞争，其目的是让人瞧瞧我们公司的真本事。有这么多的雕刻活计要干，当然关键在于艺术家身上，否则人家就会突然发现天使有两只左脚，不久前我们竞争者的雕刻品就有这种情况。上帝的母亲也斜起过眼睛，还出现过基督有十一个手指的情况。当人家发觉时，已经迟了。”
尼布尔太太把黑面纱放下来，就像剧院里的落幕。“我会注意的！”
我深信她必定会注意。她是自己悲哀的贪婪享受者，她大口大口地把悲哀咽了下去。现在离她预订点什么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只要她尚未决定，她可以使所有墓碑店感到烦恼，但最终她只可能在一家店里订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现在还是个劲头十足的悲哀的小伙子，往后她就像个必须保持忠诚的已婚男子。
棺材木匠维尔克从他工场里走了出来。他的小胡子上还挂着刨花。他手里拿着一小盒美味的基尔小鲱鱼，咂着嘴在吃。
“您对生活是怎么想的？”我问他。
他停了一下。“早晨不同于晚上，冬天不同于夏天，饭前不同于饭后，青年时代或许不同于老年。”
“说得对。终于盼来了这个理智的答案！”
“好的，既然您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人呢？”
“好问使人博学。此外，我早晨问人不同于晚上，冬天不同于夏天，与女人睡觉前不同于睡觉后。”
“与女人睡觉以后，”维尔克说，“对了，那时一切总是两样的！我已经把那心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像对修道院院长那样对他鞠了一躬。“祝贺你采取禁欲主义！您已经克服肉体的刺激了！哪个做得到呀！”
“瞎说！我并没有年老力衰。但是我做了棺材木匠，女人们就变得古里古怪。她们害怕。若是有一口棺材放在工场里，她们就不愿进来。即使我摆上柏林薄煎饼和甜的浓葡萄酒，她们也没进来过一次。”
“摆在哪里？”我问道，“在未完工的棺材上吗？在刨光的棺材上肯定是不会的，甜的浓葡萄酒会留下圈圈印迹。”
“在窗台上。棺材上可以坐人。其实那并不能说是棺材。只有里面躺着死人，才能说它是口棺材。在此以前，它不过是件木匠的产品。”
“对的，可是每时每刻都要把它区别开来是困难的！”
“这就要看情况了。在汉堡，有一次我遇上一位女士，她对棺材毫不在乎，甚至觉得是很有趣的。她干脆躺上去。我在棺材里垫上柔软洁白的枞木刨花，垫到棺材一半高。这些刨花总是浪漫地散发出树林的气味。一切都很顺利。我们有说有笑，非常痛快。可是棺材底有一处沾上该死的胶水还未干透，刨花移开了，这女士的头发就沾上胶水，并且粘得牢牢的。她扯了几次，后来就大叫起来。她以为是死人拉住她的头发。她喊了又喊，于是来了好些人，其中有我的师傅。她被弄开了，我也丢了我的饭碗。真可惜，本来我们倒可以建立良好关系的。我们这样的人生活真不容易。”
维尔克粗野地瞥了我一眼，傻笑了一会儿，他没跟我客气一下就又津津有味地吃着那盒小鲱鱼。“我知道小鲱鱼中毒有两种情况，”我说，“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慢性死亡。”
维尔克摆了摆手。“这些小鲱鱼是才熏过的。而且很嫩。真是美味佳肴。我和您对分小鲱鱼，如若您能给我搞个漂亮的、毫无偏见的姑娘，就像现在常常来接您的那位穿着绒线衣的姑娘一样。”
我凝视着这位棺材木匠。毫无疑问，他指的是格尔达，是我正在等待的格尔达。“我不是拐卖姑娘的贩子，”我严肃地说，“但是我想给您一个忠告。请您把您的女士们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就是不要带到工场里。”
“究竟上哪儿去？”维尔克用鱼骨头剔剔他的牙齿，“难就难在这儿！上旅馆？太贵。另外还怕警察来搜捕。在市里的公园吗？还是要担心警察！到这院子里吗？那不如到我工场里更好些。”
“您没有住宅吗？”
“我的房间并不是不受房东太太限制可以随意留客的。我的房东太太是个恶婆娘。多年前我曾同她有过一点关系。那是迫不得已，您明白吗？只不过很短暂——但是这恶婆娘直至十年后的今天还在吃醋。我就只剩下工场了。那么，介绍朋友的事怎么样？请您把我介绍给穿绒线衣的那个女士吧！”
我默默地指着吃空了的小鲱鱼盒。维尔克把它扔到院子里，去水龙头那里洗了洗手。“我楼上还有一瓶上等甜的浓葡萄酒混合饮料。”
“您把这瓶饮料留给下一个印度舞女吧！”
“到那时就成了墨水了。不过，世上的小鲱鱼要比这一小盒多得多呢。”
我摸了摸我的额头，然后走到办公室里去拿了个制图本和折叠式单人沙发，打算给尼布尔太太设计一座陵墓。我坐在方尖碑旁，这样我可以听电话，同时眺望街道和院子。纪念碑的图样上我将添饰以下碑文：退役少校沃尔肯施泰因身患重病久治无效于1923年5月长眠于此。
克诺普夫有个女儿来到这里，惊讶地看着我在设计。她是孪生姐妹中的一个，这对姐妹几乎难以分辨。母亲可以通过气味辨别，克诺普夫则无所谓，我们这些人谁也分不清。我陷入沉思，如果有人同孪生姐妹中的一个结婚，而另一个也住在同一屋里，那将会怎样啊！
格尔达打断了我的工作。她站在院子进口处笑着。我把图样放在一旁。那一个孪生姐妹不见了。维尔克停止了洗脸。他指指格尔达背后那个被猫拖拽过院子的空罐头盒，然后指指自己，举起两个手指。他压低嗓门细声说：“两盒。”
格尔达今天身穿一件灰色绒线衣，一条灰色裙子，戴着一顶扁圆形的无檐帽。她看上去已经不像一只鹦鹉，她很漂亮，爱好运动，情绪甚佳。我用新奇的眼光打量着她。一个女人如果被别人哪怕只是被一个好色的棺材木匠看中，其身价立即比以前高了许多。现在的人得依靠相对价值来生活，其程度大大超过绝对价值。
“你今天在红磨坊待过？”我问道。
格尔达点点头。“是个臭店！我在那里排练。我多么厌恶冷冷的烟雾缭绕的酒店！”
我赞同地看着她。她身后的维尔克正把他的衬衫纽扣扣上，把小胡子上的刨花抹掉，他的出价增加了三个指头。五盒小鲱鱼啊！这价钱倒不错，但是我不去理会。在我面前有一星期的幸福，确凿无疑，是毫无痛苦的一种幸福——官能和有节制幻想的普普通通的幸福，夜总会聘请两星期的短暂幸福，这种幸福已经过去一半，它把我从埃尔娜那儿解救出来，它甚至使伊莎贝尔成为原来的模样，她从那种毫无痛苦的海市蜃楼中醒来，觉察到不可实现的愿望。
“来，格尔达，”我满怀突然萌生的、实实在在的感激心情说，“今天让我们去吃顿美餐！你饿了吗？”
“是的，非常饿。我们可以随便到哪个地方——”
“今天不要土豆色拉，不要小香肠！我们来吃些第一流的菜，庆祝我们的纪念日：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过了一半。一星期前你第一次到这儿，一星期后你将在火车站招手道声‘再见’。让我们庆祝头一件事，而不要去想第二件事！”
格尔达笑了。“我也没时间做土豆色拉。事情太多了！马戏班同呆板的歌舞表演不一样。”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到瓦尔哈拉饭店去。你喜欢吃辣味红烧牛肉吗？”
“我喜欢吃。”格尔达回答说。
“就这么办吧！我们不再改动！现在让我们去庆祝我们短暂的共同相处时已过半！”
我把制图本从敞开的窗户扔到书桌上。我们离开时，我看到维尔克的面孔无限失望。他用绝望的表情举起他的双手——十盒小鲱鱼，一笔财产啊！
“为什么不？”爱德华·克诺布洛赫忍让地说，我感到惊奇。我曾料想他会激烈地反对。餐券只有中午使用，但是爱德华瞥了格尔达一眼之后，不仅准备今天晚上也接受餐券，他甚至还赖在桌子旁不走，“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我有些迫不得已。他接受餐券，那我只好接受他的请求。“爱德华·克诺布洛赫，旅馆主人，饭店老板，诗人，亿万富翁和吝啬鬼。”我马马虎虎这么说，“格尔达·施奈德小姐。”
爱德华鞠了个躬，一半出于献媚，一半出于恼怒。“您丝毫不用相信他所说的一切，高贵的小姐。”
“也别相信你的名字？”我问道。
格尔达微微一笑。“您是亿万富翁？多有趣！”
爱德华叹了口气。“不过是有着一个商人所有忧愁的商人。请您别听信不负责任的人瞎说！而您呢？是一座美丽光辉的神像，无忧无虑地像只蜻蜒，在忧伤的黑暗的池塘上方飞翔。”
我觉得听来不是滋味，我凝视爱德华，他仿佛在吐出金子。格尔达今天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别那么拙劣地形容了，爱德华，”我说，“女士本人便是艺术家。我哪儿是忧伤的黑暗的池溏？辣味红烧牛肉在哪里？”
“我觉得，克诺布洛赫先生说起话来挺有诗意！”格尔达怀着天真无邪的热情瞅着爱德华，“您怎么会有作诗的时间？您有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多的招待员！您必定是个幸福的人！而且那么有钱，那么有才华。”
“行了，行了！”爱德华容光焕发，“那么，艺术家，您也……”
我看到他突然生了疑心。勒妮·德拉图尔的影子无疑在他心头掠过，就像一朵云彩飞掩月亮。“我想，您是个严肃的艺术家。”他说。
“比你严肃，”我回答，“施奈德小姐不像你刚才想的是个歌唱家。她会驱赶狮子钻过铁圈，会骑老虎。现在，请你不要充当我们亲爱祖国的孝子贤孙——警察——的角色，赶快上菜！”
“哦，狮子和老虎！”爱德华的眼睛瞪得老大，“真的吗？”他问格尔达，“这个人常常撒谎。”
我踩了一下她在桌下的脚。“我在马戏班待过，”格尔达回答，她还不明白，什么事引起他那样的关心，“现在我又要回到马戏班去。”
“有什么吃的，爱德华？”我不耐烦地问道，“是不是要我们先递上一式四份的履历？”
“我将亲自来瞧瞧，”爱德华献殷勤地对格尔达说，“为了这些客人！跑马场的魔术！啊！请您原谅博德默尔先生那捉摸不定的举止。他是在战争中由烧泥炭的农民抚养长大的，他所受的教育还得归功于一个神经质的邮差。”
他蹒跚地走开。“一个魁梧的男子，”格尔达说，“他结过婚了？”
“结过婚。他妻子离开了他，因为他太吝啬。”
格尔达摸摸锦缎的台布。“她必定是个傻瓜，”她像在做梦似的说道，“我喜欢勤俭的人。他们能把钱攒起来。”
“这在通货膨胀中是再愚蠢不过的了。”
“当然也得好好筹划。”格尔达端详着镀上厚厚银层的刀和叉，“我想，你这位朋友做得很对，即使他是个诗人。”
我有点吃惊地望着她。“可能是这样。”我说，“但是其他人一无所有。特别是他的妻子。他叫她从早到晚当牛做马。跟爱德华结婚就意味着无偿地为他干活。”
格尔达像蒙娜·丽莎那样捉摸不定地微笑着。“每个钱柜都有自己的号码，你还不知道，孩子？”
我凝视着她。我想，怎么回事啊？昨天她和我在“好风景”花园酒馆用可怜巴巴的五千马克，一块儿吃着浓牛奶味的黄油面包，同我谈论简朴生活的魅力，今天还是昨天那个格尔达吗？“爱德华又肥又脏，而且一毛不拔，”我坚定地说，“我多年来看透了。”
妇女行家里森费尔德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联想会把任何妇女吓住的。但是格尔达似乎不是普通的妇女。她打量着庞大的枝形吊灯，它们像透明的钟乳石那样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她的话题未变。“或许他需要有个人照料他。当然不是像只母鸡！他似乎需要一个赞赏他好品德的人。”
这下子给我敲响了警钟。难道我那平静的两周幸福已经走上岔道了吗？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牵扯到豪华阔绰的场所里去！
“爱德华品德不好。”我说。
格尔达又是微微一笑。“每个男子总有一些毛病。最好给他指出哪些方面不够好。”
幸好这一瞬间服务员弗赖丹克来了，他气派很大地用一只银盘端来一个馅饼。“这究竟是什么？”我问道。
“肝脏馅饼。”弗赖丹克傲慢地说。
“但是菜单上明明是土豆汤！”
“这菜单是克诺布洛赫先生亲自定的，”弗赖丹克——过去的上等兵——说道，从肝脏馅饼上切下两份，厚的一份给格尔达，薄的一份给我。“或是您情愿要规定的土豆汤？”他亲切地征询我的意见，“那可以办到。”
格尔达笑了。我对爱德华想用吃来赢得她的卑劣企图感到恼怒，正想要土豆汤，这时格尔达在桌下踢踢我。在桌子上，她灵巧地调换盘子，把大的一份给我。“这么做才对，”她对弗赖丹克说，“男子汉总得拿最大的一份。不是吗？”
“那是，”弗赖丹克结结巴巴地说，突然迷惑不解，“在家里……但是在这儿……”这个从前的上等兵不知所措。他接受了爱德华的命令，给格尔达一份大的，给我一小份，他执行了命令。现在他看到结果适得其反，差点昏倒在地，因为他现在该怎么做，一下子必须由他自己作主，这在我们亲爱的祖国是不受欢迎的。我们执行命令是不假思索的，这自从几世纪以来就溶化在我们高人一等的血液之中了，但是自己做出决定，那是另一回事。弗赖丹克认识到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他那求救的目光对准他的老板，希望得到新的命令。
爱德华出来了。“弗赖丹克，您得招待人，站在那里干吗？”
正当弗赖丹克要忠实于第一个命令，把盘子再调回来时，我拿起我的叉，迅速把摆在我面前的馅饼叉了一块。
弗赖丹克完全吓呆了。格尔达扑哧笑了起来。爱德华像个元帅那样克制住自己，对这情况毫不介意，把弗赖丹克推到一旁，从肝脏馅饼上再切好大一块，迅速放在格尔达面前，酸溜溜地问我：“味道怎样？”
“还可以，”我回答，“可惜这不是鹅肝。”
“是鹅肝。”
“味道像小牛肝。”
“你这辈子吃过鹅肝吗？”
“爱德华，”我回答，“我呕吐掉的鹅肝，甚至与我吃进去的一样多。”
爱德华鼻子里哼地笑了一声。“在什么地方？”他鄙夷地问。
“在法国，在进军路上，当时我正被培养成男子汉。我们当时占领了一家装满鹅肝的店铺。在斯特拉斯堡的特林南，配着佩里戈尔德的黑松露，这东西你这儿是缺货的。当时你还在厨房里削土豆。”
我没讲我当时感到如何不适，因为我还发现这店铺的女主人——一个小老太，她的尸体分成许多块贴在断墙上，灰色的头颅扯断了下来穿在店铺货架的钩子上，就像被一个野蛮的氏族穿在一根矛上。
“您觉得味道如何？”爱德华用青蛙温柔悦耳的音调问道，这只青蛙正快活地蹲在世间悲伤、黑暗的池塘边。
“很好的。”格尔达答道，并吃了起来。
爱德华世故地鞠了一躬，像一头迈着舞步的大象摇晃着走开。“你瞧，”格尔达说道，她高兴地看着我，“他根本不那么吝啬。”
我放下叉。“听着，你这个靠地上铺满锯屑表演马戏的演员，”我回答，“你面前这个人的自豪感已经受到严重损伤，用爱德华的行话来说：因为有个女士跟上有钱的黑市商人逃离了他。再模仿爱德华的巴洛克散文说一下：你如今要往未愈合的伤口上浇上滚烫的油，而且还要做出同样的事给我看？”
格尔达笑着，吃着。“别瞎说，我的宝贝，”她两颊鼓鼓地解释，“别摆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如果这使你恼火，那你必须变得比别人更有钱。”
“好主意！我应该怎样做呢？变魔术吗？”
“完全像别人那样。他们也做到了。”
“这饭店是爱德华继承遗产得来的。”我痛苦地说。
“维利呢？”
“维利是个黑市商人。”
“什么是黑市商人？”
“一个钻经济有利情况空子的人。他什么生意都做，从鲱鱼到钢铁股票。他做生意无孔不入、无所不及、不择手段，即使他刚从监牢旁走过，他都要做一笔。”
“喏，瞧你这个人！”格尔达说着，用叉子叉取剩下的鹅肝。
“你觉得我也应该成为这样的人？”
格尔达用她健全的牙齿啃咬着一只小面包。“随你成不成。但是，如果你不想成为这样的人，而别人成了这样的人，请你别动肝火。谩骂是人人都会的，宝贝！”
“是的，”我困惑又突然非常清醒地说，一批肥皂泡似乎突然在我的头脑里炸开了，我注视着格尔达，她观察事物的方式非常现实，“你的确说得很对。”我说。
“我当然说得对。但是，你瞧，那里什么东西送来了，你认为那是给我们的吗？”
那是给我们的。一只烧鸡，还配上芦笋，那是一种供军火商人食用的菜。爱德华亲自监督。他叫弗赖丹克把烧鸡切开。“把鸡的胸脯给女士。”他命令说。
“我情愿拿一条腿。”格尔达说。
“给女士一条腿和一块胸脯。”爱德华大献殷勤，宣布道。
“您向来是个献殷勤的人，克诺布洛赫先生！我早就知道了！”格尔达回答。
爱德华怡然自得地微笑着。我不明白他为何要演出这台戏。我不能相信，格尔达会这么讨他喜欢，以至他付出这样的代价。我想，他是出于对我们就餐券的恼怒而试图把格尔达从我这儿夺走。这就是公平合理的报复手段。“弗赖丹克，”我说，“请您把我盘子里的鸡肋拿走，我不吃骨头。请您给我另一条鸡腿。难道你们的鸡是截肢的战争受害者吗？”
弗赖丹克像只牧羊犬瞧着他的主人。
“这味道真美，”爱德华解释说，“鸡肋啃起来味道才美呢！”
“我不是啃骨头的人。我是吃东西的人。”
爱德华耸耸他那肥厚的肩膀，慢腾腾地把第二条鸡腿给了我。
“你不想要点生菜吗？”他问道，“芦笋对于酒徒是非常有害的。”
“给我芦笋。我是现代人，我非常爱好自我摧残。”
爱德华像头橡胶犀牛姗姗离去。我突然起了一个念头。“克诺布洛赫！”我用勒妮·德拉图尔那将军的声调在他身后吆喝一声。
他突然像背部被一根长矛击中，转来转去。“什么意思？”他气愤地问我。
“什么？”
“这样吼叫。”
“吼叫？这里除了你以外，有谁在吼叫呢？如果施奈德小姐想要点生菜，是不是过分了？如若过分，那你刚才就别建议我们吃！”
爱德华的眼睛瞪得老大。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一种巨大的怀疑在上升并变为肯定。“您——”他问格尔达，“您叫我吗？”
“要是有生菜，我想要一些。”格尔达说，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爱德华还是站在餐桌旁。他现在确信格尔达是勒妮·德拉图尔的姐妹。我可以看出，他懊悔送上了肝脏馅饼、烧鸡和芦笋。他觉得自己非常可怕地上了当。“那是博德默尔先生，”弗赖丹克才悄悄走过来说，“我看到的。”
但是爱德华根本没有听到弗赖丹克的话。
“服务员，人家问您，您再回答，”我漫不经心地对他说，“这点我想您应该从普鲁士人那里学到了！现在请您走开，把辣味红烧牛肉汁继续倒给那些一无所知的顾客。爱德华，你可得告诉我，刚才这美餐到底是请客，还是收我们的餐券？”
爱德华看上去似乎即将中风。“把餐券拿来，流氓。”他低沉地说。
我撕下餐券，把它们放在桌子上。“这儿谁是流氓，还有待辩论清楚，你这愚蠢的唐璜。”我说。
爱德华没有亲自收餐券。“弗赖丹克，”他说，这回气得语不成声，“请您把这些废纸扔进纸篓。”
“别走，”我说，伸手去拿菜单，“我们已经付过了，有权要求一份餐后甜食。格尔达，你想要什么？果汁麦糊，还是糖水水果？”
“克诺布洛赫先生，您说吃什么好？”格尔达问，她还不知道爱德华心里是什么滋味。
爱德华做了个绝望的手势离开了。“那么，来糖水水果！”我在他身后喊道。
他抽搐了一会儿，随后继续向前走，仿佛蹑手蹑脚地在踩着鸡蛋走路。每秒钟他都等候着兵营喊叫的声音。
我思考着，随后就放弃更有效的策略。“这儿突然发生了什么事？”蒙在鼓里的格尔达问道。
“没啥事，”我若无其事地回答，把鸡排分成两份，“只不过是伟大的克劳塞维茨论策略提纲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如果对方以为得胜，你就对他发起进攻，而且在他没有预料的地方出击。”
格尔达点点头，依然莫名其妙，她吃着弗赖丹克无礼地撂在桌上的糖水水果。我看着她，心潮起伏，决定再也不带她到瓦尔哈拉饭店来，从现在起遵循格奥尔格的铁一般的准则：别把任何新事物指给一位妇女看，那么她也不会前往，不会从你这儿跑开。
夜里，我在自己房间里倚着窗子。月亮洒下清辉，紫丁香的浓郁香味从花园里飘来，我一个钟头前才从旧城酒家回到家里。一对情侣顺着月光照不到的街道一侧轻步快行，消失在我们花园里。我没有做出任何反对的举动。谁自己没有什么渴望，他就会心平气和，而现在，夜是难以抗拒的。为了不致发生什么事，我在一个钟头前已经在两座贵重的十字架墓碑上挂了个牌子，牌子上写道：“注意！当心坍倒，压碎脚趾！”每当地上湿漉漉的时候，情人们出于某种原因会喜欢起十字架，或许是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抓得更牢一些，尽管有人相信中等大小的峁形墓碑也同样是方便的。我曾经想过，挂出第二块牌子介绍峁形墓碑，但是我没这么做。克罗尔太太有时起得很早，可能我还来不及对她解释，我在战前是个极其腼腆的人，而这种性格在保护我们亲爱祖国时已经丧失，哪怕克罗尔太太宽容大度，也会因为这一轻薄的举动而打我耳光。
突然，我看到一个方形的黑影在月光下迈着重步走来。我凝神细看。那是屠马人瓦策克，他提前两个小时回到家里。或许老马已经没有了，马肉如今是一种颇受欢迎的食品。我注视着窗户。它们亮起灯光，瓦策克的影子像幽灵那样晃动。我在考虑是否要告诉格奥尔格·克罗尔一声，但是打扰情人是件不讨好的事，瓦策克也有可能不假思索就去睡觉。但是事情似乎不是这样。屠马人打开窗子，沿着街道左顾右盼。我听到他在喘着粗气。他把百叶窗关上，不一会儿到了门口，手里端着一张椅子，靴子筒里插着屠宰刀。他坐到椅子上，看起来他似乎是想等候莉萨回来。我看看手表，此时是十一点半。夜间很暖和，瓦策克可以在室外坚持几个小时。相反，莉萨已经在格奥尔格这里待得相当久了，爱情的高潮已经过去。假使她落在他的手里，当然她可以编造个令人相信的解释，而且他或许要受骗，但是最好是不发生这样的事。
我悄悄走下楼，在格奥尔格的门上敲击着《霍亨弗里德贝格进行曲》的序曲。他的秃头露了出来。我报告发生的事。“真该死，”他说，“你看着他，把他从那里引开。”
“就这时候？”
“试试看！施展你的魔力！”
我慢悠悠逛到外面，打个哈欠，停住脚步，然后朝瓦策克走去。“晚安。”我说。
“晚安，狗屎。”瓦策克答道。
“就算是狗屎吧。”我承认。
“时间不会多长了。”瓦策克突然激昂地说。
“什么？”
“什么？您必定知道得一清二楚的！那种肮脏的事！除了这还有什么呢？”
“肮脏的事？”我戒备地问道，“为什么？”
“喏，除了这个还会有什么呢？您自己不觉得吗？”
我瞥了一眼插在靴子里的刀子，看到格奥尔格已经充满恐惧地躺在纪念碑中间。莉萨当然不在那儿，她丈夫的白痴病又发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像个外交家那样说。我没完全弄明白为什么瓦策克在这以前没有爬进格奥尔格的窗子里去。窗子就在底层，又是敞开着。
“这一切很快就会改变的，”瓦策克悻悻地说，“血要流的。罪人就得受到惩罚。”
我瞅着他。他那矮壮的身体上长着一对长臂膀，看上去特别有劲。我满可以用膝盖去撞他的下颌；或者，如若他踉跄地站起来，去撞他的两腿；或者，如果他开始奔跑，我可以伸出一条腿把他绊倒，把他的头颅狠狠地往石子路上碰撞数次。这么做短时间内是痛快的，但是往后怎么办？
“您听到他讲话了吗？”瓦策克问道。
“谁？”
“您知道的！他！除了他还有谁呢？只有一个！”
我洗耳恭听。我什么也没听到。街道上寂静无声。格奥尔格的窗户现在已经小心翼翼地关闭起来。
“我应该听到谁讲话呢？”我大声地问，以便赢得时间，给别人发出信号，好让莉萨躲到花园里去。
“哎呀，就是他！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我得救似的重复一句，“他呀！”
“什么，他？”瓦策克挑衅地问道，“您不赞成他？”
“赞成！就是现在！您根本无法想象我是多么赞成！”
“为什么您没听到他讲话？”
“他没来过这里呀！”
“他在收音机里讲。我们在屠宰场上听到的。六管收音机。他将改变一切！多精彩的演讲！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切必须改变！”
“这很明显，”我说，在这样一个句子里，包含着世界上所有煽动者的全部本领，“一切必须改变！喝杯啤酒怎样？”
“啤酒？在哪里？”
“在布卢默饭店，街角那儿。”
“我等我的太太。”
“您也可以在布卢默饭店那里等她。希特勒讲些什么呢？我很想知道详细内容，我的收音机坏了。”
“什么都讲，”屠马人说着站起身子，“那个人一切都知道！我来告诉您这一切，伙计！”
他把椅子放到屋子里走廊上，我们亲热地逛向布卢默花园饭店去喝多特蒙德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