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煦的黄昏，自称玻璃制的人站在一个玫瑰花坛前，一动也不动。那个所谓的格列高利七世教皇在七叶树林荫大道上散步。一个上了年纪的护士领着一个披着长发的驼背老头溜达，他一再想法拧她那壮实的臀部，而且每次都发出愉快的笑声。在我旁边的一张长椅上，坐着两个男人，他们俩都在互相解释对方为什么发了疯，而谁也不听对方说话。三个穿着条纹衣服的妇女在浇花，她们默不作声地提着锡壶在暮霭中忙碌。
我坐在玫瑰花坛旁的长椅上。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安静、愉快。一美元在白天上涨了二千马克，谁也不去关心，因而也没像城里一对老夫妻昨天夜里上吊自杀。这对老夫妻是今天早上在衣橱里被发现的，各吊在一条晾衣绳上。橱里就只有他们两人，什么东西也没有，所有东西包括床铺和衣橱，都已变卖并将搬走。当买主要来搬运家具时，他才发现死者。两个死者搂在一起，向着对方吐出舌头，舌头肿胀，呈紫色。他们的身体非常轻，因而人家很快就把他们弄下来。死者都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刷得光光的，衣服洗补得干净整齐。买主是个血气方刚的家具商人，他一看到死者就呕吐起来，并且声言不想再要这个衣橱了。到了晚上，他才改变主意，叫人把它抬走。这时死者躺在床上，别人不得不把他们从床上抬下来，因为床同样也得搬走。于是从邻居那里借来几张桌子，那对老人就停放在桌上，他们的头部用薄纸蒙住。薄纸是这住宅中唯一属于他们的财产。他们留下一封遗书，说他们原想用煤气来自杀，但是煤气公司把煤气关闭了，因为他们很久没付过煤气费。因此他们给家具商人添了麻烦，并向他表示歉意。
伊莎贝尔走过来。她穿着蓝色的长度不到膝盖的短裤和一件黄色的上衣，颈上挂着一串琥珀项链。“你到哪里去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我已经好多天没见到她了。每次祷告以后，我就从教堂里径直回到家里。放弃同博登迪克和韦尼克共进丰盛晚餐和畅饮葡萄酒并不是容易的，但是我情愿同格尔达一道啃黄油面包、吃土豆色拉，以求安宁。
“你到哪里去啦？”伊莎贝尔又问。
“到外面去了，”我拐弯抹角地说，“到那少不了钱的地方去。”
她坐在长椅的椅背上。她的两条腿黝黑，仿佛经常躺着晒太阳似的。我身旁那两个男人不快地抬头望望，随后站起身走开。伊莎贝尔滑到椅子上。“为什么儿童们要死去，鲁道夫？”她问道。
“这我不知道。”
我没看她。我不想再给她缠住。她此时露着长腿，穿着网球裤坐在那里，仿佛已经预感到我从现在起要按格奥尔格处世方式生活，这就已经够我受了。
“如果他们马上又得死去，那么他们为什么被生下来？”
“这个你只好去问博登迪克神父。他断定说，上帝对于随便哪个人头上落下的每根头发都做记录，一切事物都有其意义和准则。”
伊莎贝尔笑了。“上帝做记录？对谁呢？对自己吗？为了什么目的？他什么事都知道的。”
“是的，”我说，突然非常恼火，而且不知道是为什么，“他无所不知，善良可亲，公正而又慈爱——尽管如此，儿童们和他们所需要的母亲却要死去，而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世间有这么多的苦难。”
伊莎贝尔猛然把身子对着我。她收敛起笑容。“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幸福，鲁道夫？”她低声地问道。
“我不知道。如若不是这样，或许上帝会感到无聊的。”
“不，”她迅速地说，“不是这样。”
“那么究竟为什么？”
“因为他害怕。”
“害怕？害怕什么？”
“如果所有的人都幸福，那么人就不需要上帝了。”
此时我瞅着她。她的眼睛非常透明。她的脸庞也晒黑了，比以前更加狭窄。“他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不幸，”她说，“那样人家就需要他，人家就祷告。因此他害怕。”
“可是也有人向上帝祷告，因为他们幸福。”
“有这种事？”伊莎贝尔疑惑地微笑着，“那么他们祷告，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将保不住幸福。一切都是害怕的缘故，鲁道夫。你不知道吗？”
那个兴高采烈的老头由强壮的护士领着走了过去。主楼的一个窗户里，一架吸尘器发出高亢的嗡嗡声。我环顾四周。那扇窗户敞开着，但是装上格栅——一个漆黑的洞口，吸尘器就像一个该死的精灵在这洞口喊叫着。
“一切都是害怕的缘故，”伊莎贝尔重复地说，“你从来不害怕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对她总是存有戒心，“我想是有的。我在战争中常常感到害怕。”
“我指的不是这方面的。这是有理智的害怕。我指的是无名的害怕。”
“哪一种害怕？是害怕生存吗？”
她摇摇头。“不。更早一些。”
“怕死亡吗？”
她又摇着头。我没继续问。我不愿深入下去。我们默默无语地在黄昏中坐了许久。我又一次感觉到，伊莎贝尔并没有生病，但是我抑制着这种感觉。如果有这种感觉，那么又要产生混乱，而我是不喜欢这种混乱的。伊莎贝尔终于激动了。“为什么你一声不吭？”她问道。
“说什么呀？”
“许许多多，”她悄声地说，“什么都说。你害怕吗？”
我思索着。“或许我们所有的人都对大话有些害怕。有人撒下弥天大谎。或许我们也害怕我们的感情。对于这些感情，我们已经不再相信了。”
伊莎贝尔把两腿缩到长椅上。“但是，人是需要感情的，最亲爱的，”她喃喃地说，“否则，人怎样才能生存啊？”
吸尘器不再响了。周围骤然寂静无声。潮湿的泥土气味从花坛那里凉爽地飘来。七叶树中有只鸟在叫，叫声单调。夜晚突然成了一台天平，两边都托住世界，其分量完全一样。我感觉到这个世界，仿佛它毫无重量地在我的胸部保持住平衡。我想，只要我继续如此安详地呼吸，我不会发生什么事的。
“你怕我吗？”伊莎贝尔低声地问。
不，我想，并且摇摇头，你是我唯一不怕的人，即使说话也不怕。在你面前，这些话从来不是不可理解的，从来不会是可笑的。你对它们总是理解的，因为你还生活在话语和感情一致以及谎言和幻觉同一的世界之中。
“为什么你什么也不说？”她问道。
我耸耸肩膀。“有时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伊莎贝尔。要摆脱常常是困难的。”
“摆脱什么？”
“我自己。我身上有许多抵抗的力量。”
“刀是不可能切自己的，鲁道夫。你为什么害怕？”
“我不知道，伊莎贝尔。”
“你别等待过久，亲爱的。否则那就晚了。人需要说话。”她喃喃地说。
我没回答。“来对付害怕，鲁道夫，”她说道，“话就像电灯一样。它们是有用的。你看到一切都在变灰吗？现在血已经不是红色的了。为什么你不帮助我？”
我终于放弃了我的抵抗。“你是我甜美、陌生和可爱的心肝，”我说，“要是我能帮助你就好了！”
她向前弓着身子，两只手臂搂着我的肩膀。“你跟我来！帮助我！他们在喊！”
“谁在喊？”
“你没听见吗？是人的声音。他们喊个不停！”
“没有人在喊，伊莎贝尔。只有你的心在喊。但是它喊什么？”
我觉得她的呼吸吹到我脸上。“请你爱我，那样它就不再喊了。”她说。
“我爱你。”
她坐到我的身旁。她的眼睛此刻闭着。天色更暗了，我看到那个自称玻璃制的人又缓慢地直挺挺地走过。一个护士把几个老人集中起来，他们弯着腰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长椅上，像黑乎乎的一捆捆黑纱。
“时间到了。”她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说道。
我点点头，依然坐着。“他们在喊，”伊莎贝尔低声地说，“他们是永远找不到的。谁有这么多的眼泪？”
“没有人有，”我说道，“世上没有人有，亲爱的心肝。”
她没有回答。她像个累坏了的孩子在我身旁喘气。后来我把她扶起来，背着她穿过林荫大道回到她住的病区。
当我把她放下来时，她绊倒了，并且紧紧地抓住我。她喃喃念叨着什么，我没有听懂，她叫我把她送进去。入口处由一盏乳白色无影灯照得通明。我把她放在大厅里一张藤椅上。她闭着双眼在藤椅上躺着，仿佛她是从一个无形的十字架上取下来的。两个身穿黑色衣服的护士走了过去。她们正朝着礼拜堂走去。有一会儿工夫，看上去仿佛她们是想把伊莎贝尔抬去埋葬似的。后来有个穿白衣服的女看管人员走来把她带走。
女总管又给了我们一瓶摩泽尔葡萄酒。尽管如此，令我惊奇的是，博登迪克在饭后立即悄悄地走了。韦尼克仍旧坐着。天气稳定不变，病人们十分安静。
“为什么不把那些治不好的病人弄死？”我问道。
“您想弄死他们吗？”韦尼克反问我一句。
“我不知道。这情况完全和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一样，人们只知道他还要遭受痛苦。您能否给他注射一针，让他少痛苦几天？”
韦尼克默默无语。
“幸好博登迪克不在这儿，”我说，“我们可以进行道德方面和宗教方面的讨论。我以前有个战友，他的肚皮被炸得跟肉铺子一样。他恳求我们用枪把他打死。我们把他送到野战医院。他在那里喊叫了三天才死去。一个人痛苦地号叫，三天是很长的。我目睹许多人像牲畜一样死去。不是像人死去，而是像牲畜那样死。对于所有这些人，本来完全可以注射一针让他们解脱的。我的母亲也是如此。”
韦尼克默不作声。
“好吧，”我说道，“我知道：结束一个生物的生命，总是像谋杀一样。自从我参加战争以后，我甚至不愿打死一只苍蝇。尽管如此，我觉得今晚这块牛犊肉的味道很美，牛犊是别人杀死给我们食用的。这种说法早就成为谬论，是不全面的论断。生命是个奇迹，一头牛犊和一只苍蝇也不例外。特别是一只苍蝇——这个有成千上万个复眼的杂技演员。生命总是个奇迹。但它总是要结束的。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要打死有病的狗，而不杀死一个号哭着的人呢？但是在无益的战争中，我们杀死的竟有千百万？”
韦尼克还是一直不回答。一只大甲虫在电灯四周嗡嗡作响。它撞上灯泡，跌落下来，迅速爬动着，又再向上飞，重新绕着灯光转。它不会吸取教训的。
“教会的神职人员博登迪克当然对一切都有个答复，”我说道，“动物没有灵魂，人是有的。但是如果脑子的一道皱褶受到损伤，灵魂这东西留在哪里呢？假如某人变成白痴，灵魂又在哪里？它是不是已经到了天上？或是在某个地方等待那具依然能流涎水、吃食和排泄的弯曲的残存躯壳吗？我看到您的几个病员被关在屋子里——相反，动物却是神。那些白痴的灵魂究竟待在哪里？它可以分开吗？或是它像个看不见的气球悬挂在可怜的、嘟嘟哝哝的头颅之上吗？”
韦尼克做了个动作，仿佛他在把一只昆虫赶走。
“好吧，”我说道，“这个问题就留给博登迪克，他将不费吹灰之力加以解答。博登迪克依靠伟大的陌生人上帝，依靠天堂和地狱、对受苦人的报酬和对恶人的惩罚，可以解答一切问题。谁也没有作过证明——按照博登迪克的说法，只有信仰才使人幸福。可是我们获得智力、判断力和对证明的欲望有什么用呢？是不是为了不使用它们？这是对伟大的陌生人异常的戏弄！而什么是对生的敬畏，对死的害怕呢？害怕，总是害怕！为什么？如果没有答案，为什么我们可以提问呢？”
“完了？”韦尼克问道。
“没有，但是我不想问下去。”
“好的。我也不能回答您。至少这些您自己是知道的，不是吗？”
“当然啰。为什么只有您才会，而世界上所有藏书只有抽象推论的答案呢？”
那只甲虫第二次飞行又跌落下来。它的腿又在迅速爬动，开始第三次飞行。它的翅膀像光亮的蓝钢一样。它是一架漂亮实用的飞机，但是面对着灯光，它却像一个酒徒面对着酒一样。
韦尼克把剩下来的摩泽尔葡萄酒倒入玻璃杯里。“您打了多长时间仗？”
“三年。”
“奇怪！”
我没回答。我大约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我没兴趣再仔细玩味一番。“您相信智力是灵魂的一部分吗？”韦尼克丢下前面的话题问道。
“我不知道。但是您相信，那些在关闭的病室中满地乱爬、相互侮辱的可怜虫也有灵魂吗？”
韦尼克伸手去拿酒杯。“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很简单，”他说，“我是个科学家。我什么也不相信。我只是观察。博登迪克则相反，他相信a priori ！您就在这之间摇摆不定。您看到那只甲虫没有？”
那只甲虫正在第五次冲锋。它将这样继续下去，到死为止。韦尼克把灯关了。“这么做，它就得救了。”
夜幕穿过敞开的窗户席卷而来。它是同泥土气味、花香和星星的闪亮一道飘进来的。我立即觉得我刚才所说的一切，是非常幼稚可笑的。那甲虫还嗡嗡飞了一圈，然后稳稳地飞出窗外。“乱七八糟，”韦尼克说，“真的乱七八糟吗？或者那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多了一种感官，世界将会是怎样？”
“没有想过。”
“少一种感官呢？”
我思索着。“那可能耳聋或眼瞎，或者什么味道也辨不出来。这有很大区别。”
“而多一种呢？为什么我们偏偏应该只有五种感官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六种呢？或是八种？或是十二种？那么，世界不能是完全另一个模样吗？或许有了第六种，时间概念就会消失，或者空间的概念、死的概念、痛苦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也会消失。今日关于生的概念肯定会消失。现在我们带着相当受到局限的器官徒步通过我们的存在。狗的听觉比任何人都好。瞎眼的蝙蝠凭感觉行路，能通过所有的障碍。蝴蝶身上有个无线电接收机，依靠它可以从许多公里以外直接飞到它的雌蝶那里。候鸟在识别方向方面比我们高明得多。蛇的听觉是靠皮肤。自然科学中这样的例子有好几百个。我们怎样才能肯定知道其中的某些事物？一种器官的扩大或一种新器官的形成——世界就发生变化，上帝的概念就要改变。干杯！”
我举起酒杯喝了起来。摩泽尔葡萄酒发涩，带有泥土味。“那就是说，我们最好一直等到有第六种器官，是吗？”我说道。
“不需要。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必须知道，多一种器官可能会推翻一切结论。呆板的严肃因而会消失。葡萄酒怎样？”
“很好。特霍芬小姐怎样了？好一些吗？”
“更糟。她母亲来过这里，她没把她认出来。”
“或许她不愿意认。”
“这几乎是一回事。她没把她认出来。她喊叫着要她滚开。典型的病例。”
“为什么？”
“关于精神分裂症、对父母的变态心理、逃避自我和休克疗法作用，说起来话很长，您想听吗？”
“好的，”我说道，“今天就听一听。”
“长篇报告您不会听的。只听最必要的东西。个性分裂通常表现为逃避自我。”
“人的自我是什么？”
韦尼克瞅着我。“今天我们别谈这个。逃到另外一个个性中去，或者逃到几个个性中去。多数情况下，病人在这之间总是一再短时间或长时间回到自己的个性中来。热纳维耶芙不是这样。很久以来不再是这样了。正如您所认识的她，一点也不像她实际上的那样。”
“她给人的印象完全是像现在这样理智。”我说道，话里缺乏说服力。
韦尼克笑了。“什么是理智？是逻辑思维吗？”
我正在想未来的两种新的感官，没有回答。“她病得厉害吗？”我问道。
“按照我们的概念，是的。但是也可以令人吃惊地迅速治愈。”
“治愈——治愈什么？”
“治愈她的病。”韦尼克给自己点燃一支香烟。
“她往往是非常幸福的。为什么您不让她自由行动？”
“因为她母亲已经为治疗付了款，”韦尼克简单地说，“此外她也不幸福。”
“您相信，她若恢复健康了，会更幸福吗？”
“可能不会的。她敏感、聪明，看上去充满幻想，大概受遗传性因素影响。这些特性并不一定使人幸福。倘若她过去是幸福的，那么她根本不会逃避的。”
“那么为什么不让她安静呢？”
“是的，为什么不呢？”韦尼克说道，“我也常常询问自己。明知动手术对病人没有好处，为什么还给他们动手术呢？我们要列个‘为什么’的清单吗？这个清单可能很长。有一个‘为什么’可能会是这样的：为什么您不喝您的酒并且最终闭起您的嘴？为什么您用您未开化的脑袋感觉不到黑夜？为什么您在谈论生命，而不去感受生命呢？”
他站立起来，舒展身子。“我必须到那些被关起来的人那里查夜。您想一道去吗？”
“好的。”
“请您披件白大褂。我带您到一个特别的科室去。过一会儿您要么呕吐，要么还能带着深切的感谢心情享受您的葡萄酒。”
“酒瓶已经空了。”
“我的房间里还有一瓶。我们可能需要的。您知道什么事值得注意吗？您今年二十五岁就见到过许多死亡、苦难和白痴病，但尽管如此，您从中除了学会提些想象出来的愚蠢问题之外，似乎就没学到别的什么了。但是这可能是世界的进程——倘若我们终于真的学到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已经太老了，无法应用——它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一浪接一浪，一代接一代。没有哪个人从别人那里学到一丝一毫东西。您来！”
格奥尔格、维利和我坐在中央咖啡馆里。我今天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韦尼克要我观看我还没见过的精神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伤兵病区。那里有头部受过枪伤、被掩埋过的和全身瘫痪的人。在温和的夏日夜晚中，这个病区的病房犹如昏暗的战壕，四周有夜莺在歌唱。那几乎已经普遍被人遗忘的战争，在这些病房里却依然继续下去。榴弹的爆炸声依然留在这些可怜人的耳朵里，他们的眼睛依然像五年前那样流露出束手无策的恐怖，刺刀不停地戳进柔软的肚皮，坦克每个钟头在辗碎号叫着的伤兵，把他们压得像鲽鱼那样扁平，战斗的轰隆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头骨碎裂声、地雷炸开的响声、正在崩塌的掩蔽壕沟里人们窒息的情景都由一种可怕的黑魔术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这里，如今还默默地在这个玫瑰和夏季中的病区里继续猖獗。有人发布命令，有人在竖耳倾听无法听见的命令，床铺就是战壕和掩体，它们一再被掩埋和掘开，有人死去，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掐死，有人窒息。瓦斯在房间里弥漫，病人由于害怕而陷于濒死状态：他们号叫、爬行、恐怖地喘息、哭泣，而且往往蹲在一个角落里沉默无语，尽可能把身子缩成一团，脸紧贴着墙壁……
“起立！”在我们身后突然有几个青年人吼叫起来。一些顾客劲头十足地从桌子旁站起身子。咖啡馆的乐队奏起“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这在今晚已经是第四次了。那并不是那个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感的乐队，也不是老板，而是一些胡闹的年轻人想显示自己的威风。每隔半小时有一个人朝乐队走去，指定奏国歌。他走过去，仿佛是在出征。乐队不敢违抗，因此就响起了德国国歌，而不是《诗人与农夫》的序曲。“起立！”后来每次都从四面八方响起这声音，因为在奏国歌时人们都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特别是在这支歌引来二百万人死亡、一场打输的战争和通货膨胀以后。“起立！”一个大约十七岁的家伙对着我喊道，他在战争结束时可能还不满十二岁。
“去你的吧，”我回答，“你给我回学校去。”
“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这少年喊叫起来，他肯定还不了解那是什么，“这里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伙伴们！”
这些捣蛋鬼的目的就是吵闹。他们一再指定演奏国歌，而每次总有一批人不站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这太愚蠢。后来这些爱吵闹的人瞪大眼睛涌了过来寻衅。有几个退伍军官在某处坐着指挥，他们自以为是爱国的。
十来个人现在围在我们桌子周围站立着。“起立，不然就不客气了！”
“什么？”维利问道。
“你们很快就会看到的！胆小鬼！祖国的叛徒！起立！”
“你们滚开，”格奥尔格镇定地说，“你们以为我们还需要小娃娃们的命令吗？”
一个年约三十岁的男子从这群人中挤了过来。“你们就不尊敬国歌吗？”
“如果要寻衅吵架，那么不必在咖啡馆里，”格奥尔格回答，“别干些蠢事来打扰我们！”
“蠢事？你把一个德国人最神圣的感情称作蠢事？你要付出代价的！你这胆小鬼，你战时在哪里？”
“在战壕里，”格奥尔格回答，“可惜。”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拿出证明来！”
维利站起身子。他是个巨人。音乐正好沉寂下来。“证明？”维利说，“在这儿！”他提起裤子，露出一条腿，轻轻地把屁股转向问话的人，发出像一枚不大不小的炮弹爆炸的响声。“都在——”维利接着说完了他的话，“这儿，我是从普鲁士人那里学来的。以前我的态度文明多了。”
这一伙人的头头下意识地跳了回去。“您刚才不是说胆小鬼吗？”维利问道并狞笑着，“看来您自己才胆小呢！”
老板带着三个魁梧的服务员走了过来。“静一静，我的先生们！我不得不来恳求！别在咖啡馆里争吵！”
乐队现在奏起《黑林姑娘》。国歌的捍卫者在这暗示的威胁下退了回去。他们很可能要在外面袭击我们。我们估计一下他们的人数，他们蹲在门口，大约有二十人。打起来我们必定要输的。
但是，救兵仿佛从天而降。一个瘦削的矮小男子走到我们桌子前面。他叫博多·莱德霍泽，是个做兽皮和旧铁生意的商人。我们在法国打仗时和他在一起。“孩子们，”他说道，“我刚才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我同我的俱乐部的人来到这里。就在那边柱子的后面。我们的人正好一打。如果这些狗东西想闹事，我们来帮助你们。说定了？”
“说定了，博多。你是上帝派来的。”
“这倒不是。可是这儿不是有头脑的人待的场所。我们来这里不过是为了喝杯啤酒。真遗憾，这老板的啤酒是全城最好的。除此以外，他就是个没骨气的东西。”
我发现，博多有点不顾实际情况，在这样的年头还要求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要有骨气，但是正因为如此，这才是感人的。在腐败的年代，人们应该提出不现实的要求。
“我们一会儿就走，”博多还说，“你们也走吗？”
“马上走。”
我们付了款，站起身子。我们还没走到门口，那些国歌的捍卫者已经到了外面。他们好像是变魔术一样，手里突然拿着棍棒和石子，手指戴上打人的铜套环。他们组成半圆形站在入口处。
博多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他把我们推到旁边，他那十二个人在我们前面走出门。他们在门外停住。“你们这些杂种，想干什么？”博多问道。
帝国的捍卫者们睁大眼睛盯住我们。“胆小鬼！”想以二十人袭击我们三人的那个司令最后说，“我们还会碰上你们的。”
“肯定，”维利说道，“我们为了这在战壕里躺了几年。可是你们自己瞧瞧，你们的人总是多三四倍。人多，爱国者才有信心。”
我们同博多那个俱乐部的人走下大马路。星星挂在天边。商店已经掌灯。有时当一个人同战时的伙伴们在一起，他总是觉得奇怪、美好、极度紧张和不可思议：他竟可以如此闲游，自由自在生活。我突然明白，韦尼克所说的感谢是什么意思。那不是对某个人的感谢，而无非是庆幸自己幸免于难的时间能延长一些，因为事实上当然没有什么人可以幸免于难的。
“你们得换个咖啡馆，”博多说，“我们那个咖啡馆怎样？那里没有这样的流氓。你们跟着来，我们领你们去！”
他们领着我们去。那里楼下有咖啡、塞尔兹苏打水、啤酒和冰块，楼上有聚会场所。博多的俱乐部是个歌咏俱乐部。这城市有许许多多俱乐部，它们都举办俱乐部晚会，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日程安排，非常自负而且办事认真。博多的俱乐部每星期四在二楼集会。
“我们有个第一流的四重唱男子合唱队，”他说，“只有第一男高音比较弱。真滑稽，许多第一男高音歌唱家可能是在战争中阵亡了，而新手还处在童音到成年声音的转变之中。”
“维利是个第一男高音歌唱家。”我说。
“真的吗？”博多感兴趣地瞅着他，“请你模仿这音调唱一下，维利。”
博多像只画眉唱起来。维利模仿着唱。“好料子，”博多说道，“现在唱这个！”
维利也模仿着第二个音调。“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吧，”博多急着这么说，“你若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再退出来。”
维利推辞了一阵，但是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他最终接受了。他立即被指定为俱乐部的司库。为了这，他付钱请众人再喝第二巡啤酒和荷兰烈酒，又给大家添了豌豆汤和腌猪蹄。博多的俱乐部成员在政治上是民主派，只有第一男高音里有一个保守的玩具商人和半个共产主义的鞋匠，但是第一男高音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这方面的人太少。在喝第三巡酒时，维利说他认识一位女士，她同样可以唱男高音，甚至男低音。俱乐部的人没说话，他们啃着腌猪蹄，对这表示怀疑。格奥尔格和我插进来说明勒妮·德拉图尔的二重唱本领。维利发誓说，她不是真正的男低音，天生是个纯粹的男高音。他的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勒妮在缺席情况下成了俱乐部的一员，并立即被指定为名誉委员。维利为这几巡酒付了钱。博多梦想神秘地安插一个女高音，这么一来，在汇演时其他歌咏俱乐部就要发狂，因为他们只好相信，博多的俱乐部有一个冒充男子的女士，尤其是勒妮自然必须穿着男子服装登场，不然这合唱队就会被列为混合合唱队。
“我今晚还要把消息告诉她，”维利说，“孩子们，她会用各种音调笑呢！”
格奥尔格和我终于走了。维利从二层楼上注视着广场，他作为一个老兵，估计国歌的捍卫者会设下埋伏，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广场一片寂静，星斗满天。四周围的酒吧间窗户敞开着。博多俱乐部的咖啡馆里响亮地传出：“美丽的森林，是谁在那里把你造得高耸入云？”
“你说，格奥尔格，”当我们拐进哈肯大街时，我问道，“你究竟幸福吗？”
格奥尔格·克罗尔脱帽向夜里某种看不见的事物表示致意。“另一个问题！”他说，“人们可以在针尖上坐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