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日 《朝日新闻》社的访欧飞机归京。
二月十一日 由在乡军人会、青年团等于东京举行第一回建国祭。
三月五日 劳动农民党于大阪举行结党式。
三月二十五日 被称为“大逆犯人”的朴烈及其妻子金子文子被宣判死刑。
四月五日 对朴烈及金子文子下达减刑恩赦令。
四月九日 颁布《劳动争议调停法》。
七月十八日 长野县因警察问题引发暴动，约三千人暴徒围攻县厅，梅谷知事遭殴打。
八月三十日 在万国女子奥林匹克大会上，人见绢枝破世界纪录。
九月一日 关于朴烈及其妻子金子文子的“怪写真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司法当局发表声明。
九月三日 日本最初的普选、浜松市会议员选举举行。
九月十八日 由于学生的大众运动纲领，自是年一月十五日以来，因违反《出版法》《治安维持法》而被检举的各主要地区官立、私立大学的三十八名学生，其起诉预审终结，悉数被判有罪（京大学生事件）。
九月二十三日 于山阳线广岛县中野站附近，下行特急列车倾覆，造成三十五名乘客当即死亡，重轻伤五十余名。
九月二十八日 新澙县六个町三十八个村的儿童同盟休课。
九月三十日 自称“鬼熊”的杀人犯潜伏密林四十余日，造成千叶县上下骚动不安，时而出没，使县警头痛不已。如此举国闻名的大恶人，于是日自杀。
十月一日 京都帝国大学附设化学研究所。
十月五日 救世军司令官卜威廉[244]大将抵东京。
十月十七日 日本农民党和关西民众党分别于东京芝公园协调会馆和大阪中之岛公会堂举行结党式。
十月二十一日 长庆天皇属籍被追加至皇统谱中，第九十八代御西院天皇改称后西天皇。
十一月二十九日 大阪人形净琉璃剧场文乐座烧毁。
十二月九日 日本劳动党举行结党式。
十二月十一日 沼津市大火，七百余户焚毁。
十二月二十五日 大正天皇驾崩，皇太子裕仁亲王即位。
内山完造四十一岁。日本出版界出了一件令人啧啧称奇的事：改造社宣布将出版《日本现代文学全集》的消息，整个计划拟出书五十余种，每本只卖一元，且每月配货，此举开创了所谓“元本”[245]时代之先河。接着，新潮社宣布将出版《世界文学全集》的元本版；继而，改造社又推出《经济学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本评论社则推出《新经济学全集》和《法学全集》两种，还有春阳堂的《长篇小说全集》、平凡社的《大众文学全集》，等等，元本出版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当然，这其中自有优胜劣汰，但元本时代的确堪称日本出版界的繁盛期。上海内山书店先后销售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一千套、《世界文学全集》四百套、《经济学全集》五百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百五十套、《新经济学全集》二百套、《法学全集》二百套、《长篇小说全集》三百套及《大众文学全集》二百套，每月进货时，甬道里堆得像小山一样。公司迅速扩张，员工人数激增至十数人，苦力也有三名，随便一家上海的日本商社、银行、工厂，已鲜有不是内山书店的主顾，诚可谓极一时之盛。有件事情说来有趣：每当元本到货时，总能见到一位老乞丐的身影。他帮助清扫现场，然后带走些碎纸和木条之类的，面带笑容，态度自然。他清楚放置扫帚和簸箕的地方，在包装箱开箱，里面的书被全部运走前，绝不动手，只站在旁边看。若是其他乞丐过来动手的话，老乞丐会呵斥他们，绝不允许他们染指。货一俟搬运完，他马上从包装箱里拿出报纸和油纸，分别叠放好，只拣破碎的纸留给自己。碎纸多的时候倒是不会，可如果碎纸特别少的话，也会把没破的纸张据为己有，但基本上都会把破纸和好纸区分开来，然后把好纸理好交给店里的苦力。苦力从老乞丐的手中接过整理后的纸，那神情活像工头儿似的，面带微笑，说一声“谢谢侬”。接着，老乞丐把剩下的碎纸、破包装箱的边角料和旧钉子等一并捆包，算是自己的东西，然后把现场打扫一遍，使用过的扫帚、簸箕等物归原位。待所有这些工作完成之后，也俨然像一个干完当天的活儿后回家的苦力，扛起自己的行李兴高采烈地走了。这种图景在日本是看不到的，当然那个乞丐自己不会有任何自觉。尽管这其实是件悲哀的事情，但生活中偶尔看到类似的图景倒也不错。在冥顽不化如我者看来，这种图景中，自有某种说不出来的人情味，使人看在眼里，乐在其中。
这一年，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年份。大致说来，有如下这些：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独立；广东爆发排日暴动；国民军炮击日本军舰事件；奉天军进入北京城；孙传芳结成东南五省联盟；上海发生“米骚动”；蒋介石出任革命军总司令，宣告北伐；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奉天票[246]暴跌；北伐军连战连胜；英军占领广东码头；十月，汉阳陷落；万县事件发生；等等。
所谓万县事件，是指滞留于四川省万县的四名日本新闻记者遭袭击，两名得以逃脱，但大每[247]记者渡边恍一郎君和另一名《上海每日新闻》的记者不幸遇害的事件。十一月，北伐军攻陷九江；十二月，张作霖入京，组织安国军，变化之迅猛，令人眼花缭乱。可纵然发生了如此多的变故，中国人却始终坐怀不乱，一点儿都未失去大国国民的气度。遇难的两名日本人的遗骨从重庆乘道格拉斯飞机运抵上海的时候，由于日本人基督教会和中日组合教会的牧师均不在沪，我作为基督教界的代表前往龙华飞机场迎接。因遇难者之一的大每记者渡边一家都是基督徒，并曾参与日本人基督教会的活动，所以在其府上的通宵守灵祈祷会上，特委托圣洁会（Holiness Church）教会的牧师来主祷。对此，渡边夫人却不乐意，说不愿意让连面都未见过的牧师来主持祈祷会，于是想要改由日本人基督教会的长老来主祷，结果却落到了我的头上——由我来主持葬礼。可是，不知是谁定下的调子，说要把两名遇难者的葬礼办成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团[248]的“民团葬”，并决定在日本人俱乐部里举行。致悼词等日本式的烦冗着实令人厌倦。而且，由于高级文武官员和银行、商社方面的悼文多系秘书代笔，在会场致辞时，动辄出错。此番便有一位叫什么中将的人在致悼词时，中间卡了壳，眼镜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摘下，帽子时而扣在脑袋上，时而夹在腋下，还一个劲儿地擦汗，其窘态相当不堪，在令人感到遗憾的同时，也让人想这种悼词究竟有何意义？真是大煞风景。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人好形式大于内容，动辄为形式所困，所有的祭文、悼文、祝辞，诚为空洞的形容词罗列。我觉得这点无论如何是需改良的，致悼词时也应尽可能地使用短文。那天作为教会的代表致悼词时，其他人都为两位故人诵读了一整页的长悼文，而我则分别为二人献上几句极简短的话。事后听说有人夸赞我，说还是内山君致的悼词好，其实那种时候确实不该啰里啰唆地读冗长的文句，而且应该分别对每个人诵读，到底是内山君准备得周到。其实，我的所作所为是在情理之中，只不过他人过于拘泥于形式而已。虽然我所做的并不值得夸赞，却使两家当事人感到由衷高兴。尽管我并没有做什么于人有用的事，但两家人回国后，给亲人们传阅的，只有我一个人的悼文。由于他人所致的悼词均为在一张纸上将亡者二人联名，无论哪家都无法带回家去（据说后来悼词被“一分为二”，分别由两家带回）。总之，从那时起，日本人已经变得有些抓狂了，反正是不大正常。
彼时，我收养了一个养女，送进了京都的同志社女子学校。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她患了肋膜炎。我问她是在京都养病，还是回上海，她说回去，于是就让她回来了。可是，这病可不是什么一般的肋膜炎，越来越厉害，眼瞅着一天比一天面色如土。因每隔三小时要测量一次体温，然后记录在热度表上，我便开始琢磨如何能先离开体温计。碰巧，这时邻居石井医生过来，见女儿的样子忙问是怎么回事，我说患了肋膜炎回来养病。他说让我看一看，便马上做了一番诊疗。他问是否每天三个小时测量一次体温，我说：“是的，一准儿三小时测一次体温。”然后他说：“先停了吧。我时不时会过来看一看，来的时候顺便测一下体温。如果届时仍有必要每隔三小时测温的话，再改回来就是，暂时不妨先停下来。”一听这话，我很高兴。为了让病人尽快痊愈，我每天必让她食用新鲜的刺身和盐烤鱼。而且，把盐烤鱼的鱼骨再次过火烤焦后，注入热水煲汤，让她在喝汤的同时，尽可能连烤焦的鱼骨也一并食用。尽管这样做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是个问题，但我还是决定姑且持续到可以持续的时候。于是，我每天买一尾加吉鱼实施我的营养计划。同时，参照我自己的健身法，每天早晨天不亮便携女儿去新公园散步。可是头一天，竟然连新公园的门口都无法走到。无奈，只好带她折回。翌日，勉强走到门口，然后回家。经过数日间的反复，终于能进入门内了。又过了几天，能走到公园里边了，直到能溜达着绕公园一周（约一个钟头）。我们尽可能使每天的散步轻松愉快，以至于把携带体温计的事都给忘了。尽管孩子还是很瘦，但却变得健康了，甚至每天还帮忙店里的事。偶尔记账忙到夜阑更深，也并不发烧，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如此，日复一日。最让我惊讶的是，每天一尾加吉鱼，半片刺身，半片盐烤，连鱼骨都嚼碎吃掉的营养计划居然坚持到她离开上海的时候。后来，她结婚并生了四个孩子。其间，尽管有一次产后接受过盲肠炎的手术，但全无影响，健康如常——此系后话。彼时，内山书店的业务不是一般的忙碌。在日本人中间已然有不少书店的拥趸，这些人大体上是出于基督教的关系，一是教会里的伙伴，其次是上海读书界的人，再就是正金银行或三菱银行等机构的读书家。彼时，银行界人士中有很多读书家。上述那些先生们实际上也是我们店的顾问。然后便是教会的信徒。因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诸君相互引见，而在上海的日本人中间，说到学生，除了同文书院的学生外尽是小学生，那么要论读书青年的话，便意味着书院学生——自然，书院的学生诸君全部是我店的顾客。而且，由于书店对书院学生也一视同仁，照例实行挂账赊销，因而博得了很好的口碑。到了书院第十三四期的时候，与学生诸君之间真正形成了持久而亲密的客户关系，而不是外人。不管怎么说，看到孩子们离乡背井来到异国，过着寂寞的难尽人意的生活，一种同情感便油然而生，我尽可能亲切地以诚待人。自己的这种心情自然会与对方的心情相通，学生诸君也会变得亲切可人，一口一个“婶婶”地跟内人打招呼。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日本人在国内时，虽然有种视血亲以外的人为“他人”的倾向，但对诸如“民族同胞”“血浓于水”等观念其实是比较模糊的。可一旦远离故土，身居外国之地，便开始怀抱同胞意识，成了血脉相连的共同体，即“日本人”的要素变得格外鲜明起来。而且，越是日本人稀少的地方，这种日本人意识便越发浓烈。就在我写这件事的当儿，还清楚地记得学生诸君唤内人为“婶婶”的情景，而我自己被称为什么来着，却反而记不清了。大概是“大叔”吧。这也说明内山书店到底还是“婶婶”的。我们与学生诸君的关系从第十三四期一直持续到第四十五期，乃至我本人有时竟被说成是书院的同窗。有幸得享如此殊荣，自然跟与学生诸君的交情是分不开的，我为此而深感荣幸。今天，彼时众多的学生星散于日本全国各地，其中不乏堂堂名士、俊杰、巨贾和富豪。仅就过去两年来，我在全国巡回演讲中所接触的人来说，诸如此类者便不胜枚举。唯愿曾在书院学习过的人，能在这样的时候奋起，为日中友好行动起来。若说为过去赎罪的话，大概不无语病。但我以为，今天日本险些亡国灭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及中国人认识的谬误，万望日本人能借此契机，为矫正错误的中国观而做出坦诚的努力。尽管上海内山书店地处北四川路魏盛里的狭窄甬道上，但那个时代，还是在中日人士中间逐渐获得了认可。
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劳动争议和小作争议[249]斗争逐渐抬头的时代。在中国，由于国民革命军入城南京之际，对外国人发动有组织的袭击，造成了日英美等国人死伤的事件，即所谓“南京事件”[250]。国民政府的解释是：为了阻碍国民政府的革命，挑唆一部分国民政府的军队起事暴动。为此，国民政府不仅负全责，而且解散了相关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