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七日 大正天皇大丧于东京新宿御苑举行，安葬于多摩陵。
一月十日 新澙县高田一带遭遇前所未见的雪灾，信越国境积雪深及两丈。
三月一日 明治天皇御诞辰的十一月三日被定为“明治节”。
三月七日 奥丹后峰山地方发生强震，死伤者逾四千。
三月九日 鹿儿岛商船水产学校的练习船雾岛丸五十余名船员于太平洋上演习时，在铫子冲一带失踪。
三月二十四日 众议院本会议会场大混乱，造成流血惨案。
四月二十一日 金泽大火，焚毁家屋八百余户。第十五银行突然宣布休业，影响波及方方面面，致众多银行被迫停业，发布延期三周偿付令，引发金融界恐慌。
七月二十四日 文学家芥川龙之介[251]自杀。
八月四日 裁军会议的调停无果而终。
九月十三日 有明湾发生大海啸，死伤逾千名。
十一月二十六日 岐阜县发生小作争议斗争，五千余人聚众袭击地主宅邸。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东京上野至浅草间地下铁开通。
内山完造四十二岁。这一年，位于甬道上的内山书店因经营日本的流行出版物而迅速发展，这也促成了我的一番思考。成功谈一类文字读多了的话就会发现，成功的模式往往被描绘成从细小处起步，逐渐壮大起来。可实际上，成功还真不是所谓从细小处出发，渐次变粗变大的漏斗状。开始时确实只是细小，只不过经过相当长时间不屈不挠的努力后，好像世道有变故，才因祸得福似的，突然前头就变得粗壮起来。而在这种粗壮的状态下，再努力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话，世间便会进一步产生异变，而这个异变又会因祸得福，复带来更加壮硕的成长。如此，便一步一步壮大起来。兹将这种“成功学”图解如下：
起点
此系众多的成功谈所呈现的过程，而我的理解则不同。
起点
在我看来，所谓“成功”，其实应该是这样的过程。
而且，就做大的形式而言，开始时，是从一到二到三到四，可时而也会突变为从一到二到四到八。当然，“成功”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在诸多的成功谈中，往往被描述为：在多数情况下，凭个人的努力即可做大。而我却觉得，个人的努力仅构成一个基础，实际上社会条件的变化才是维系发达的莫大动力。因此，财富端赖社会者众，不应该被据为私有，可历来的成功谈却避而不谈这一层。而之所以无论什么人都坦然地把财富据为己有，是因为他觉得财富纯系自己的努力所得，是一种全然无视社会条件的逻辑。其实，只要让他懂得成功聚财是自身的努力加上社会条件两方面起作用的结果这一道理。日本人并不是私吞财富的人。可以说，都是教育惹的祸，对缺乏个性的人来说，难以自觉这一点。因此，今后的成功谈务必应该教人们知道，个人能力和社会条件的乃天平的两端，一起构成了成功的基本要素。
是年，在江西南昌，被视为最左翼阵营的贺龙、郭沫若等人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一路穿山越岭，历尽艰险转战至广东汕头。一介文士郭沫若此前在蒋介石北伐时，作为宣传部长曾大出风头，在汉口作为武汉政府政治部主任辅佐邓演达[252]，是备受赞誉的名外交家，此行则越发有名。后来他脱离汕头，乘一条小渔船逃往香港，可偏偏这条渔船是海盗船，幸好船上有一个青年水手知道他的名字，好歹算转危为安，到了香港。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逃到上海，落难于寒舍。郭先生不久便回汉口去了。
此外，这一年，鲁迅先生从广东来到上海，就住在离寒舍极近的东横滨路景云里二十三号——凡夫俗子如我者，连做梦都没想到竟然能与鲁迅先生如此亲密接触。实际上，鲁迅先生住在景云里的事我是后来才知晓的。鲁迅先生与敝店的缘分其实是在与景宋女士[253]结婚之前。那之后不久，有一次，他对我说：“老板，我结婚了。”我便问：“和谁呀？”先生爽快地回道：“就是和那个许广平呀。”至于说跟敝店的结缘始于那之前的哪一天，我可是记不得了。如此说来，是因为初期对先生的印象：每次照例吸着香烟，喷云吐雾而来，选书、买书，然后又喷云吐雾而去——来去都有种飘飘然的感觉。但从来没有煞有介事地自我介绍，诸如“我是鲁迅，前来买书”那种。先生最初的自报家门也并非鲁迅，而是周树人。我至今还记得，听到周树人的名字，我说：“啊呀，原来您就是鲁迅先生啊……”总之，这一年是我与鲁迅发生联系的头一年。就我个人生活而言，这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可对这些，我当时却未曾考虑过。在稀里糊涂的过活中，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如今想来实在是懊悔之至。但这一切，都成了马后炮。
有一阵子，鲁迅先生会带着年轻人一块来店，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几个人。在政治家的屠刀之下牺牲的柔石也是其中之一。先生尝言：“学生们年纪轻，没经验，常被骗子们利用，当作垫脚石。没有比骗子更令人痛恨的了。他们为了构筑和稳固自己的位置，或者为了自我标榜，动辄把思虑欠周、血气方刚的青年当作踏板……”说这话时，先生的表情显得很激动——他的确是一个很真实的人。记得他即使在跟别人论战时，也坦言自己写不了劳动文学，因为自己没有劳动的体验。这是一位多么诚实的人啊，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在先生逝世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说：“鲁迅先生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员，但鲁迅精神是救中国的，他是我等的导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鲁迅如此尊崇，绝不是没有缘由的。能与伟大的鲁迅先生在其晚年维持长达十年的亲密交往，诚为我一生之荣幸。我年轻时一度因梦想中国革命而感到血脉偾张，当然那是从宫崎滔天先生的《三十三年之梦》等著作中得到的懵懵懂懂、不甚清晰的启示。而因缘际会，通过经营书店，我得以实地从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侧面切入，并与众多人士相交往，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奇迹。近年来，日本陆续出了很多关于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后来我才知道，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陈独秀、于树德、路友于等人都曾不惜专程前来敝店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