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决前第一百五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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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六点

夜色尚早,他也年轻;夜色醉人,他却心烦意躁。你可以从几英尺之外感受到这种情绪,他的苦闷溢于言表,这是一种持久的愤怒,压抑但是怒火中烧,有时可持续几个小时。此种心情也让人羞愧,因为它和周围一切都不和谐,与整个氛围唱反调。

这是一个五月的夜晚,正值约会时候。小镇里一半的人,不到三十岁,把头发梳到脑后,皮夹里塞满钞票,愉快悠闲地走去赴约。而另外一半人,也不到三十岁,脸上涂好脂粉,穿上漂亮的衣服,满心欢喜地去赴同一个约。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小镇的两半人在约会。每一个角落,每一家餐厅和酒吧,药店的外面,酒店大厅的里面,珠宝店的大钟下,但凡没被别人占掉的地方都没被放过。同样的老套情节不停地发生,像山一样老,却一直保持新鲜。“我到了,等久了吗?”“你很好看,我们去哪儿?”

就是类似这样的夜晚,天空在西边呈现一抹胭脂红,好像也打扮得花枝招展去约会,还用几个星星做钻石别针拎起晚礼服。霓虹灯开始在狭长的街道上眨着眼睛,与路人调情,就像今晚的其他人一样。出租车喇叭嘀嗒而鸣,每个人都有目的地。空气不仅仅是空气,而是气泡香摈,外加一点科蒂香水的味道,一不留神就会钻到你的脑袋里,或者也许是你的心里。

他走着,带着与整个氛围不一致的愤怒表情,人们瞥向他,纳闷他在生什么气。不会是健康问题,像他这样走路的人,一定非常健康;也不会是处境问题,他的衣服有着低调的奢华,是仿品不可能有的质感;也不会是年龄问题,如果他可以击败别人三十次,那也是按月,而不是按年计算的。要不是那么愁容满面,他长得还算俊朗,从五官其他部分看得出来。

他一脸惆怅地大步行走,嘴巴向下弯成椭圆形,仿佛鼻子下钉了马蹄。外套在臂弯里随着步子上下摇晃,帽子戴在脑袋很后面的位置,有一个莫名的凹痕,好像是用力戴上后就没再调整过了。鞋子没在人行道上磨出火花来,大概唯一的原因就是它们是橡胶后跟的。

他本来没打算去这个地方,你从他走到对面突然止住的脚步就能看出来。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他是怎么停下的,仿佛腿上的支架被锁住了,动弹不得。假如闪烁的霓虹灯在他路过的一刻没闪,他或许就不会留意到这个地方了,上面是天竺葵红色的“安塞尔莫”几个字,把整个人行道都染红了,就像有人洒了一瓶番茄酱。

他转身,很明显是一时兴起,走了进去。这是一间狭长、天花板很低的屋子,比街面低了三四个台阶,既不大,也不拥挤。琥珀色的灯光柔和,向上照射,一点也不刺眼。顺着两面墙壁,桌子嵌在一排相同的小凹槽上。他径直走到后墙入口对面的半圆形吧台前,也没有抬头看,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把外套扔到一个高椅上,脱下帽子,在旁边椅子上坐下。他的态度明确告诉别人他今晚就在这儿了。

一件模糊的白夹克刚好出现在他低垂的视线里,一个声音响起来:“晚上好,先生。”

“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他说,“还有一点水,别问我一点是多少。”

结果水没喝,酒杯空了。

他一定是在坐下的一瞬间,下意识地瞥到右边有一碗蝴蝶脆饼或者什么零食,所以看也没看就伸手过去,手落下来,碰到的不是弯曲的、烘烤形状的东西,而是又直又滑的物体,还动了一下。

他扭头,把手从阻碍物上移开。“不好意思,”他咕哝道,“你先来。”

他回过头继续自己的事情,然后又转过去看。从那之后他就一直盯着她,尽管还是一副忧郁惆怅的神情。

她身上最不寻常的就是头上的帽子,像极了南瓜,无论是形状、尺寸还是颜色。那是一种异常鲜艳的橘色,几乎耀眼,似乎照亮了整个酒吧,仿佛一个挂得很低的花园派对灯笼。在帽子正中央有一片细长的小公鸡羽毛,直立地插着,如同昆虫的触角。一千个女人中间也不见得有一个敢尝试这个颜色,而她不仅敢于尝试,还成功驾驭了,看起来令人吃惊。她戴上这帽子不显滑稽,还平添了几分气质。她身上的其他部分就很柔和了,低调的黑色和帽子相比让人几乎注意不到。也许对她来说帽子是某种释放的象征,与之匹配的心情是:“当我戴上它,你们就要小心一点,我可不好惹。”

这时,她正轻咬着一片蝴蝶饼,努力装作未察觉他的注视。她停下咀嚼,正说明她已意识到他离开椅子,走到自己旁边了。

她微微斜过脑袋,一副聆听模样,仿佛在说:“如果你说话,我不会阻止,但我会不会回应,取决于你讲的内容。”

他直截了当地说:“你在做什么事情吗?”

“在做,也没有在做。”她的回答有礼貌,却没有表现出兴趣,她没有笑,也没有任何乐于倾听的态度。这个女人举止优雅,无论怎样,绝非俗人。

他的言行中也没有调情的痕迹,继续冷淡利落地说:“如果你有约,就告诉我,我不会打扰你。”

“你没有打扰我——到目前为止。”她把话说得很明白:我有待观察后再做决定。

他的眼睛停在他们面前吧台上方的钟表上。“看,现在六点十分了。”

她也望着表,淡淡地同意道:“是的。”

与此同时,他拿出钱包,从夹层里抽出一个长方形的小信封,从中拿出两张鲑鱼色的硬纸片,分开来。“我有两张卡西诺剧院演出的票,座位非常好,双A排,靠过道。介意和我一起去吗?”

“你很唐突。”她的目光从票子转到他脸上。

“我不得不唐突。”他依然愁容不展,甚至没有看她,而是怨恨地盯着票子,“如果你先和别人约好了,请告诉我,我会找别人跟我去。”

她眼神中闪现出一丝兴趣:“这两张票无论如何都要用掉?”

“这是原则问题。”他阴着脸回答。

“你会被误以为有不良企图,也就是说,搭讪,”她说道,“但我认为不是,因为你很直接,没有花言巧语,所以应该没有别的意图,只是你的原则问题了。”

“是没有。”他的表情依然冰冷如初。

她现在已经稍稍朝他转了身,以评论的方式接受了邀请:“我本来就想看类似的表演,不妨现在就去,可能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机会了,至少在现实中是没有了。”

他扶她下来。“我们可以在开始前立个游戏规则吗?这会让演出结束后的一切变得容易很多。”

“取决于什么规则了。”

“我们只是今晚的朋友,两个人一起吃晚饭,一起看演出,不留姓名和地址,也不询问不相关的私人信息和细节,只是——”

她补充道:“两个人一起看演出,一晚的朋友,我觉得这非常合理,事实上也很必要,解释得通,所以我们就遵守规则吧。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不自然,可能的话甚至会免除一两个谎言。”她伸出手来,两人握手达成共识。她第一次笑了,笑容很可人,但含蓄,并不媚人。

他招手示意酒吧服务生,想为两人买单。

“你来之前我已经付过我那杯了,”她告诉他,“只是顺便付过了。”

服务生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块小纸板,在第一页写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60”后,将纸撕下来给他。

他留意到它们是有编号的,并看到服务生在上角画了一个大大的、突出的黑色“13”。他挤出一丝笑容,把足够的钱和单子一起递过去,转身随她出去。

她在他前面,朝出口方向走去,经过靠墙隔间的时候,一个和同伴坐在一起的女孩轻轻探出身来看那顶鲜艳的帽子。他跟在后面,刚好捕捉到这一幕。

在酒吧外,她转过来,探询地说:“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他伸手叫等在几辆车开外的出租车,另一辆刚好开过的车想要抢生意,但没成功,因为第一辆率先到达地点,糟糕的是挡泥板被轻微刮伤了,两人争执起来。等他们吵完,第一位司机刚刚平静下来,就发现自己想拉的乘客已经坐在车里了。

他站在司机座位旁边,说明目的地:“白楼。”然后坐了进去。

灯还亮着,他们都没有关,也许因为关上灯气氛就太暧昧了,在这样的场合不太合适。

不久他听到她高兴地笑了起来。顺着她的眼神看去,他也应和地笑了。出租车司机的证件照很少能成为好看肖像照的范例,但这一个太像动漫人物。他有着长长的耳朵,向后缩的下巴,凸出的眼睛。上面的名字简短得令人难忘,并且押头韵:“阿尔·阿尔普。”

他记住了,又没太在意。

白楼是一间亲密类型的餐厅,以美味的食物闻名,即使在最繁忙的时间,也能保证安静的用餐环境,里面不允许放音乐,也不能有任何使人分神的东西,这样顾客可以一心一意地享受时光。

在大厅她跟他分开。“你不介意我离开一会儿,去补下妆吧?你进去坐下,不要等我,我会找到你的。”

她打开化妆室门进去时,他看到她把双手举到帽子上,好像要摘下来,但门在她完成动作前就关上了。他突然意识到,暂时抹煞威风可能是整套策略的真正出发点;她离开正是要摘掉帽子,为了能够在他之后单独进餐厅,少引起一些注意。

一位餐厅领班在入口处招呼他:“先生,一位吗?”

“不,我预订了两个人的位子。”然后他给出姓名,“斯科特·亨德森。”

领班在名单中找到姓名。“好的。”他往客人肩后看了看,“您是一个人吗,亨德森先生?”

“不是。”亨德森不置可否地答道。

眼前只有一张空桌子,在隐蔽的位置,嵌在墙上一个凹口处,只能看到桌上客人的正面,另外三面都被遮起来。

她不久后出现在餐厅入口处,已摘掉帽子,他很吃惊这顶帽子对她作用那么大。现在她整个人都平淡了下来,她的光芒消失,外貌特征沉闷无亮点。她仅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女人,有着深棕色的头发;好像一个挡住背景的影子,仅此而已。她不丑,不美,不高,不矮,不时尚,也不土气,什么都算不上,只是普通、没有色彩,只是随处可见的女性之一,一个小人物,一个组合体,盖洛普民意测验的一分子。

没有人回头多看一秒钟,或者被所见物持续的印象迷住。

餐厅领班正在忙着调拌沙拉,没有工夫招呼她。亨德森站起来向她示意位置,注意到她并没有径直走向座位,而是悄悄地绕着两边走,这条路最远,也最不起眼。

她把拿在手臂上的帽子放在他们桌的第三把椅子上,一半用桌布边盖上,可能怕弄脏。

“你常来这里吗?”她问。

他毫不掩饰地当作没有听到。

“对不起,”她很理解,“这个问题触及私人信息。”

他们的餐桌服务生下巴有颗痣,他没法忽视。

他没有征求她的建议就点好菜,她认真地听着,结束后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眼神。

吃力的交谈才刚刚开始,她对选择话题有严格的限制,还要跟他沉闷的心情做斗争。他很男人地把大部分努力留给她,自己也不尝试努力对付了。虽然他表现出一副聆听的样子,思绪却大部分时间都在别处,只有心不在焉明显到要公然失礼的地步时,他才拼命回过神来,痛苦得好像在猛拽自己的身体。

“你不要摘掉手套吗?”对话中他问。它们是黑色的,和她身上的其他部位一样,除了帽子。喝鸡尾酒或者原浆时戴着手套并不奇怪,但在她想用叉子挤一片柠檬的时候,就显得不方便了。

她立刻把右边一只脱下来,左边一只花了更长时间,好像不愿意脱,最后,带着些许抗拒,她把两只手套都摘了下来。

他刻意地不去看那枚结婚戒指,眼睛望向别处,尽管知道她留意到了。

她擅长聊天,这不奇怪,头脑也很灵活,能够避免平淡、老套、乏味的话题;天气、报纸头条、正在吃的食物她都津津乐道。

“我们今晚要看的剧中这位疯狂的南美人,这个门多萨,当我一年多前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几乎没什么口音,但现在每次在这里受邀参演,她的英语都仿佛变得更糟了,口音比以前还要重,再过一季,她就该回来操着一口西班牙语演出了。”

他微微一笑,可以看出她是受过教育的,只有文化人才能成功应对今晚她面临的事,而不会以任何方式搞得一团糟。她能够平衡处理礼貌和鲁莽。又回到这一点上,如果她没有拿捏得这么恰当,在某些方面有所偏差的话,就会让人印象更深,感觉更真实;如果她没有这么有教养,就会有新贵的活泼痛快和大胆不羁;如果她更有教养一些,会引人注目——而且因此让人难忘。类似这样,就分成两个极端,她比这两个都好不到哪里去。

临近用餐结束,他发现她在观察自己的领带,纳闷地低头看。“颜色选错了吗?”他问道。这是条纯色没有花纹的领带。

“不,它本身很好,”她连忙给予肯定,“只是,不太搭配——和你身上的其他东西不搭——很抱歉,我不是有意挑刺。”她最后说。

他又一次低头看,带着一种镇定的好奇,就好像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戴了哪条领带,而且很吃惊。他把手帕边塞到口袋里,来减少她所说的色调冲突。

他为两人点上烟,一起喝了一会儿白兰地,就离开了。

只有到了大厅——在大厅一面全身镜前——她才又戴上帽子。那一刻她立马复活了,又变成一个自带光环的大人物了。“帽子对她的作用,”他心想,“太大了,就像为玻璃枝形吊灯打开了电流。”

出租车驶过来,足足有六尺四寸的魁梧剧场门卫为他们开车门。她的帽子差点扫到门卫的眼睛,他滑稽地一缩。门卫有着白色海象牙般的八字胡,几乎像《纽约客》杂志里剧场门卫的素描画。当帽子女主人下车经过时,他鼓起的眼睛随着帽子从右到左移动。亨德森留意到这出搞笑的眼睛穿插剧,但过了一会儿工夫就忘记了。如果一切真的忘了会怎样呢?

空无一人的剧场大厅最好地说明了他们实际迟到了多久,就连门口的检票员现在都已经离开岗位了。舞台灯光前一个不知名的轮廓,可能是引座员,让他们进门,用手电筒照了照票子,带他们穿过过道,顺着手背上椭圆的灯光一直往前走。

他们的座位在第一排,离橘色的舞台太近了,一开始还看不清,直到眼睛慢慢适应了这缩短的视角。

他们坐下来耐心地欣赏这部时事讽刺剧的蒙太奇手法,利用电影叠化画面的累加效果,把一幕融合到另一幕中。她偶尔会笑起来,甚至时不时哈哈大笑,大部分时候他会勉强地笑一下,好像履行一种义务。声音、色彩、眩目的打光把剧推入高潮,幕布缓缓合上,上半场结束。

室内灯光点亮,人们站起来向外走,周围一阵骚动。

“需要吸烟吗?”他问。

“就待在原地吧,我们没有其他人坐得那么久。”她拉紧脖子后面的外套领子。剧场里很不透气,这样做的目的,他猜想,应该是尽量不让别人看见她。

“有看到你认识的名字吗?”过了会儿她笑着小声问。

他低着头,手指快速折着节目册每一页的右上角,一页页地折,从前到后。它们都卷起来了,往后翻成干净的三角形,叠在一起。“我一直这么做,一个烦躁时的习惯,保持了好多年。我猜你会觉得,这和乱涂乱画一个性质。我也意识不到自己这么做。”

舞台下面升降机启动了,乐队开始为下半场归位。鼓手离他们最近,只隔了隔离围栏。他长得像啮齿动物,看起来仿佛十年没见过天日了,皮肤紧贴着颧骨,头发又扁又亮,好像一顶湿浴帽,有一条白色接缝把它一分为二。他的八字胡又细又短,就像从鼻子里出来的烟熏污渍似的。

他一开始没有向外看观众,而是忙着调整椅子和上紧乐器上的零件。固定好后,他无聊地转过头,立刻注意到她和帽子。

这顶帽子仿佛施了咒语,他毫无生气、缺乏才智的脸陷入了一种几乎催眠的魔力,嘴巴甚至微微张开,像鱼一样,保持这样的状态。他时不时想要停止盯着她看,她占据了他的思想,他没法把眼睛移开太长时间,它们每次都会自动跑回去。

亨德森以一种超然、古怪的好奇心,把这些看在眼里。最后,她被盯得非常不舒服,狠很地瞪了他一眼,鼓手才立刻停下来,转回自己的乐器架,再也没回头。但你可以通过他故意、僵硬扭脖子的方式判断,即使脑袋是朝另一个方向的,他也仍旧在想她。

“我好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了。”她低声咯咯地笑。

“优秀的舞台鼓手今晚扫兴了。”他赞同道。

现在他们和鼓手之间的空隙又一次被挡住了,室内灯光熄灭,脚步声越来越大,第二幕的前奏曲奏响。他心神不宁地继续为卷了边的节目册上角折页。

第二幕中间有一处渐强的高潮,美国剧院管弦乐团放下乐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异国风情的手鼓重击声和葫芦的嘎吱声。这场剧的主角,埃丝特拉·门多萨,南美轰动一时的演员,出场了。

他还没来得及看,就被邻座用手肘猛推。他不解地瞧了瞧她,又转向舞台。

虽然慢半拍的男性洞察力让他反应迟缓,但两个女人都已经意识到这个致命的事实,一个声音悄悄地说:“看她的脸,幸亏我们之间有舞台脚灯,不然她会杀了我。”

舞台上的门多萨看到自己帽子的完美复刻品后,虽然嘴上带着可人的微笑,富于感情的黑眼睛里却有一种明显的憎恶闪过,而帽子的主人——他的同伴正高调地坐在第一排,让人无法忽视。

“现在我明白这顶特制的帽子是从哪里得来的灵感了。”她沮丧地低语。

“但是为什么难过呢?我认为她会感到荣幸。”

“我不指望一个男人会懂。你可以偷我的珠宝,可以从我的牙齿里偷金子,但不要偷我的帽子。除此之外,这顶帽子是她在这特定场合下的表演中,独特的一部分。这帽子可能被盗版了,我怀疑她是否允许——”

“我猜想是一种剽窃。”他饶有兴致地看着,甚至有点忘我了。

她的艺术很简单。真正的艺术向来如此,有时侥幸做成一件事情也是如此。她用西班牙语演唱,即使这样,歌词也没有内涵。诸如此类:

“奇卡 奇卡 轰隆隆 轰隆隆

奇卡 奇卡 轰隆隆 轰隆隆”

反反复复。与此同时,她的眼珠从一边到另一边来回滚动,每走一步都用力甩臀部,并且从挂在自己一侧的平底花篮里,拿出小花束扔给观众中的女性成员。

当她唱完两遍副歌的时候,前两三排的每一个女性都拥有了她送的花束,很明显除了亨德森的同伴。“她故意不给我,来报复这顶帽子。”她会意地低语。事实上,每次抛花束,台上这位走路嗒嗒响的主角都会慢慢绕开他们的最佳位置,因为当她瞥过那个特定的方位,她导火索般的眼睛里都会有一个不妙的闪光点,几乎噼里啪啦冒电火星。

“看我跟她要。”她压低声音凑过来说,接着在门多萨脸的正下方击掌,像老虎钳的样子。

暗示被公然忽视了。

她又伸手到门多萨面前,半个手臂的长度,就像乞求东西那样。

有那么一分钟,台上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然后恢复常态,望向别处。

突然,亨德森同伴的手指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尖得就要盖过音乐。台上的视线又移过来,狂躁地怒视着冒犯者。另一束花飞出去,仍然不是给她的。

“我从来就没有被打败过。”他听到她固执地喃喃自语。亨德森还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她就站了起来,站在座位上,大笑着索求花束。

两人一度僵持不下,但双方太不平等了。女演员终归是受这位独特观众的摆布,因为她要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持自己在其他观众眼中的甜美和充满魅力的形象。

从另一个角度,亨德森邻座高度的改变也会有不可预知的结果。当臀部舞者开始往回走时,聚光灯听话地跟随她往低处倾斜,扫到亨德森同伴的头和肩膀。她站在正厅,像一个孤独的、直立的障碍物。结果两顶相似的帽子疯狂地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力,议论仿佛向心状的波纹,向外扩散出去,好像石子落入平静的水面。

女演员很快屈服了,想要结束这场可怕的对比,一束像是被勒索来的花越过脚灯飞出去,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她可怜地噘起嘴来掩饰自己的疏忽,好像在说:“我有忽视你吗?不是故意的,请原谅我。”但人们其实可以看得出她脸色铁青、怒发冲冠。

亨德森的同伴迅速接到纪念品,坐回到位子上,嘴唇礼貌地动了动,只有他读懂了这句话:“谢谢——你这个拉丁吝啬鬼!”他立刻呛了一下。

穿着华丽的女演员慢慢退到有些间歇性故障的舞台侧翼里,音乐逐渐停歇,如同“咔嚓咔嚓”的火车声消失在远方。

在侧翼里,他们看到一个瞬间消失但极其暴露的轮廓,屋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一对露出衬衫袖子、肌肉发达的手臂——很有可能是舞台经理的——挡住女演员不让她再冲上台,很显然是防止鞠躬之外的行为。经理熊抱住门多萨,把她的双手按在身体两侧,看得出她的手已握拳,抽搐着想要打人。舞台变得一片漆黑,另外一群人上台。

最后谢幕之后,他们起身离开,他把节目册丢在自己的座位上。

令他惊奇的是她捡起来,和自己保留的那份合在一起。“只是留作纪念。”她说。

“没想到你是个性情中人。”他边说着,边慢慢往她脚边拥挤的过道走去。

“严格来说,不是性情中人,只是有时我喜欢欣赏自己冲动做的事情,这些东西会有帮助。”

冲动?他猜是因为她从来没见过他,却和他约会一晚上吧。他在心里默默耸了耸肩。

剧场门口人山人海,当他们穿过人群搭出租车的时候,一件奇怪的倒霉事发生了。他们已经叫到了出租车,但上车前,一位眼睛看不见的乞丐来了,在她旁边默默地徘徊乞讨,施舍杯几乎碰到她。她手里拿着的烟不知怎么掉了,可能是乞丐撞掉的,也可能是旁边的谁,刚巧掉在了杯子里。亨德森看到了,但她自己没有,在他能插手之前,这个深信不疑的倒霉鬼就把手指伸进去,紧接着又痛得抽回来。

亨德森赶快把烟蒂拿出来,并给了一美元钞票作为补偿。“对不起,老兄,她不是故意的。”他小声说。看到他还在可怜地吹着灼伤的手指,亨德森又加了一美元。这件事很容易被误会成嘲弄弱势群体,而他知道她不是有意的。

他跟她进了出租车,车开走了。“是不是很可怜?”她就说了这一句。

他没有给司机目的地。

“几点了?”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马上十二点一刻了。”

“要不回我们见面的安塞尔莫酒吧怎么样?喝一杯睡前酒,然后在那里分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喜欢完整的循环。”

“循环的中间是空白。”他心想,但没有说出来,毕竟这样好像太失礼了。

到达酒吧时人比六点多了许多,他想办法给她在酒吧最后靠墙的地方找了一个凳子,自己站在她肩旁。

“那么,”她说,把酒杯从吧台轻轻举起来,若有所思地盯着它,“干杯!再见!很高兴遇见你。”

“你这样说我很开心。”

他们举杯喝酒;他全干了,她只干了一半。“我要在这里再待一会儿。”她道别,伸出手来。“晚安,祝好运。”他们以一晚的伙伴该有的方式握了一下手。在他要离开的时候,她向他眨了下眼睛,仿佛在劝说:“既然你已经想通了,为什么不回去和她重归于好?”

他吃了一惊。

“我整晚都懂。”她悄悄地说。

他们就此分别,他走向大门,她继续喝酒,这一段故事结束。

当他走到出口时回头看,她依然坐在那里,靠着墙,在弯曲的酒吧尽头,神思恍惚地低着头,可能在无聊地拨弄着杯子。酒吧拐弯处那顶亮橘色的帽子被两个肩膀挡住了,呈现出一个V字形。

这就是最后了,在他身后烟雾缭绕、影子斑驳的酒吧里,一抹模糊的亮橘色,就像一场梦、一个从未真实过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