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八日晚上七点开始，我一直在‘万牌庄’和中田、前田、西川打麻将。打完两圈半庄后约莫九点钟，柴田替了我一会儿。这和之前说的一样。我用车站附近的公共电话给山岸甚兵卫打电话，跟他说接下来找他谈抵押物的处理问题，他答应会起床等我。所以我就离开电话亭往他家走。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和我之前在警局说的不一样。
“我从来没在电话里对甚兵卫说筹到了两百万日元，要给他送去。我根本不可能筹到两百万日元。警察却一直缠着我，说：‘你要是不说钱的事，是不可能让睡下的甚兵卫起床等你的。他一定会说，有事儿明天再谈。一定是你骗他会带两百万日元过去，才让他心甘情愿开门等你。然后，你就把伪装成两百万日元模样的东西塞到口袋里，去见山岸了吧。’原来如此，依照甚兵卫无利不起早的性格，没钱的话是万万不会等我的。我意识到这是旁人的正常想法，便顺着警官的话答道：‘对，您说得没错。’
“我在电话里对甚兵卫说的是：‘抵押物的处理先缓一缓吧。土地和店铺被回收的话，我们一家老小就没法生活了。请你体谅这一点。另外，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现在可以过去找你商量吗？’甚兵卫回我：‘拍卖抵押物并非我的本意，看你实在还不上钱了，没办法才这么说的。你要是有什么好法子就说说看。我把外门打开，你过来吧。’
“接着，我就走到了甚兵卫家附近。但我其实并没有想到什么良策，只是因为太担心土地和店铺被收走，打算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但一想到倘若见到甚兵卫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反而会让他更加生气，就不敢进他家门了。我在那附近徘徊了三十来分钟，最后还是决定打道回府。
“现在回去，麻将必然还没散场。以我现在的心情，也实在没有看别人打牌的兴致。所以就走到保险公司的后广场，在附近一边溜达一边思考。那是条乡间小道，又是在晚上，所以没碰到什么人。
“前后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回到了‘万牌庄’。因为四个人打的是半庄，所以才打了一半。柴田不玩后，我就加入了。毕竟我没有杀人，所以其他四个人说我神情淡定也是正常的。妻子之所以说我那天晚上睡得好，也是因为我没做什么亏心事。身体累了自然睡得沉。
“我说的全是真话。下面我会解释为什么在警局时说了假话。
“我最初对警察说不是我干的。但警察却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审讯室，对我说：‘快招吧。你怎么狡辩都没用，已经找到证据了。我们在两个蓄水池中的一个里，发现了被你偷走的手提保险箱。密码锁被砸坏了，箱子里有二十二张湿透的借据。你那张七百五十万日元的借条也在里面。然而，我们和甚兵卫的记账簿比对后发现，少了五张借据。其中应该有一个叫‘猪木重夫’的。之所以你的借据留在箱子里，而猪木的却被拿走，是因为那时天色太暗，你把‘猪木重夫’误认成了‘植木寅夫’。毕竟两者的写法十分相像。’
“警察又问：‘你认识那附近一个叫中村是也的人吗？’我答：‘那人是店里的常客，经常来吃中华荞麦面。’‘那么，对方也知道你的长相？’‘应该很清楚。’听我这么答，警察立刻露出一种胜利者的表情，耐心地劝我：‘中村是也在那晚九点五分左右，从厕所的窗户看见你急匆匆地往山岸甚兵卫家走。你大概没注意到吧。中村清楚地目击到你的样子，并且做了证。你死心吧，别再狡辩了。我们有手提保险箱这个物证，又有无懈可击的证词。警方也单独调查了你的杀人动机，觉得情有可原，值得同情。像个男人一样坦白吧。那样的话，我们会向检察官求情，让你免于起诉。你也能早点从这儿出去，和老婆孩子团聚，踏踏实实做生意。’
“我想，既然有人看见我往甚兵卫家走去，那么无论我怎样辩解警察也不会相信。况且，对方也承诺只要按他们的意思招供就能免于起诉，那就照办吧。于是说：‘是我干的。’
“警察们喜上眉梢，又是给我递烟，又是请我吃炸虾盖饭。之后，我按照警察的意思供述了犯罪经过。甚兵卫家的手绘图，也是在警察的引导下画的。
“首先是凶器，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好。警察说：‘你看，不是有种东西用作煮饭的燃料嘛。’我说：‘我用煤打了甚兵卫。’警察说：‘笨蛋，那玩意儿能打死人吗？是长的，从山上砍下来的，大概那么长。’边说边用双手比画长度。啊，我意识到他说的是松树砍成的柴火，就说：‘是柴火吗？’‘对，你用柴火给山岸光秃秃的脑袋来了一下。’他又问，‘你把柴火放哪儿了？’
“我不太清楚柴火的位置，说：‘厨房的角落。’警察恼了，说：‘不是那个位置。是能淋到雨的地方。雨水滴答、滴答落下来的地方。’他说‘滴答、滴答’的时候带着音调，像是在唱歌。我说：‘后院的屋檐下。’警察笑着说：‘答得好。’
“然而，审讯记录和供述书却不会写这些。上面写的是：‘我事先知道甚兵卫家后院的屋檐下堆着松木柴火，就先去了后院，挑了根称手的柴火握在右手。绕回正门，发现门开着，说了声晚上好就进去了。’这么一写，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意思又差不离，所以我才会在自白书的最后写：‘已听取上述速记内容，与事实相符，特签字按印。’
“作为凶器处理的‘称手的柴火’也是如此，警察把我带到甚兵卫家后院的屋檐下，给我看堆积如山的柴火。问：‘你用的是哪根？’我实际上没有杀人，正为难的时候，他从顺数第二层的位置抽出一根说：‘是不是这根啊，你好好想想。’从大小来看，警察似乎早就盯上这根柴火了。我说：‘应该是吧。’于是它就变成了‘凶器’。可那上面却没有血迹和毛发，当我提出这一点时，警察说：‘幸亏被害人伤口没有出血，又是个秃瓢。要是有外出血，就得从别处找相同血型的血，涂在这根柴火上了。’那副洋洋自得的模样，简直当我不存在。我说：‘上面也没有我的指纹。’警察说：‘柴火的纹理粗糙，本来就不容易沾上指纹。’然后拿包袱皮一裹，那根柴火就变成了‘物证’。
“接着，警察问：‘你和山岸坐在哪个位置，在哪儿打他的？’我被逼得没办法，说：‘我把柴火藏在右手里，对走到外间的甚兵卫说带了两百万日元过来，甚兵卫背对着我，让我进来。我脱了鞋，追上甚兵卫，抄起柴火，冷不防给他后脑勺来了一下。’
警察说：‘这不可能。招待客人时，甚兵卫一定会拿出坐垫让你坐下。你说要给他两百万日元，他一定会去隔壁房间拿收据，你就是趁这个时候从背后攻击了他。明明来了客人，他不可能不拿出坐垫。然而现场却没发现坐垫，一定是你行凶后不想让别人看出这是访客所为，才把坐垫放回了原先的墙角。’我觉得烦透了，就说：‘您说得对。’警察说：‘你不能说我说得对，你得把刚才的经过按顺序说一遍。’我就磕磕巴巴地复述了一遍。接下来，警察问：‘你打了多少下？’我说：‘一下。’‘怎么可能一下，一下能把人打死吗？到底多少下？’我说：‘不太记得了，大概六七下吧。’警察的脸沉了下去，‘六七下太多了，打这么多下血一定会喷出来。应该是三下左右，因为你记不清了，就算三下吧。打了三下啊。’语气就像在教小孩儿说话。然后又一个人念念有词：‘用柴火打三下的话，应该会出现尸检报告上的伤口。’
“最后是手提保险箱。我按照警察的吩咐，说了我是怎么从六叠半房间的壁橱里把它拿走，又是怎么在路上用石头把它砸坏，从里面拿出借据。把‘猪木重夫’误认为‘植木寅夫’也是警察教我说的。
“我一开始说，把保险箱扔在了左边靠近车站方向的蓄水池，警察说：‘不对，你再好好想想。’因为那地方只有两个蓄水池，我便更正道：‘那就是右边的池子。’
“那个保险箱上如果有真凶的指纹，就能还我清白。可惜，调查员说箱子被发现时沾满了泥水，无法收集指纹。然而，根据那份在警察诱导下写出的自白书，让箱子沾满泥水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那些据说是在保险公司广场草丛发现的灰烬，我也是不可能知道的。可能是警察烧了别的相似的纸，造出来的‘证据’吧。纸张已化成灰烬，也无法从上面看出印刷文字或手写文字。
“总之，我被警察的话蒙骗了，他们说：‘只要认罪立马放你回家，也会向检察官求情，让你免于起诉。我们十分同情你的遭遇，想尽可能地帮你。’我一心想早日回家，所以才会中了警察的圈套。
“正因如此，我很早就离开了警方的拘留所，被关到看守所。警察用可怕的表情对我说：‘在检察官面前，你也要重复一遍对我们说过的话。如果有一点差错，别说免于起诉了，我们一定会把你再弄进警察局，好好招呼你。’又威胁我，‘你要是敢在法庭上翻供，我们一定会使出吃奶的力气让你判死刑，在这一点上，我们可是很执着的。’
“我害怕被打击报复，所以才在检察官调查的初期，复述了一遍在警局做的假口供。现在，我知道让我早点回家、向检察官求情都是警察的谎言，所以才下定决心说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