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的资本主义联合，也通过商业对流通及其中介发生反作用。我们这里把商业看作一种特殊的经济范畴，从而把它与称量、分割的职能以及运输的职能分离开来进行考察。商品生产使商品的全面变位成为必要，而这种变位要通过买卖来实现。如果买卖成为某一资本的独立职能，那么，这种资本就是商业资本。显然，由于这些活动的独立化（否则它们必须由生产者自己来进行），商业活动没有成为创造价值的活动，商人也没有成为生产者。不过，商业的独立化造成买卖的集中、保存和维持费用的节省等等。因此，商业意味着流通费用的减少，从而意味着非生产费用的减少。但是，为了能进行交易，一定量的货币是必要的，它们必须转化为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一货币额都带有资本的性质。如果商业的职能独立化，那么，投于商业的货币必定变为资本，从而产生利润。但是，很显然，这种利润并不是通过商业、通过为卖而买的简单过程产生的，而仅仅是在那里被占有。利润量是由资本量决定的，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但是，这种利润本身是对生产中创造的利润的扣除。产业资本家必须从原初属于他们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让予商业资本家，这一部分要足以把商业所必要的资本真正提供于商业。
在商品生产普遍化以前，即资本主义发展以前，商业就存在了。因此，它像高利贷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一样，比产业资本更古老。它本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出发点。它聚敛了社会的货币财富的最大部分。通过始终是建立资本主义依赖关系的重要手段的信用（常常处于商品信用的形式），商业使古老的手工业生产依赖于自己，一方面创造了最初的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另一方面创造了最初的工场手工业。产业资本的发展消除了这种生产对商业的依赖，并把商业孤立起来，使之脱离生产，从而使两者独立化。
商业自身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它取决于商业的技术条件本身。商业先是收集和集中各个生产场所的产品，最后把它们出卖给最终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居住越是分散，销售最后也必然越加分散，这不仅在数量上，而且也在时间上和地点上。最后销售的性质依赖于最终购买者的收入情况和他们居住地点的集中情况，而这两种因素又取决于一定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恰恰在商业技术方面，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买卖的费用和簿记远不是与交易的价值额一起增长的。因此，存在着集中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商业越接近于消费者，则销售在时间上和地点上就越分散，这是商业的特性。因此，按照与消费者的接近程度，企业规模是有一定界限的。这些界限有很大的弹性，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而扩大，但总还是制约着各种不同的营业规模。在每一个接近消费的阶段上，建立更大规模企业的趋势都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只是力量和速度不同。在地点上分散的必然性由建立同一个大商店的分店而得到克服。另一方面，人口在城市的集中使零售商业集中于大的百货商店。但这只是集中的初期阶段。商业技术的需要把百货商店自身联结为大的购买组织，这种组织收容了一大批百货商店，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对它们实行金融统治。而另一方面，大百货商店的巨大的金融需要又迫使它们与银行结成密切的关系。
但是，随着集中过程的进行，在零售商业中也同时出现消除自己独立性的趋势，因为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者自己接管他们产品的销售。在托拉斯完全排除独立商人的地方，这种发展进行得最快，例如美国烟草托拉斯就是这样。
另一方面，这种集中运动也遇到了阻滞它的障碍。开办一个小规模的商业企业是容易的，越小越容易；特别是，这里信用提供的路子比较宽，因为所涉及的仅仅是商品资本的信用；而在这种信用提供来自生产者方面时（它是生产者在争取销售市场的斗争中的一个竞争手段），就尤其如此。在这些小的企业里，低的利润率占统治地位，使这些商人成为他们仅仅为其推销产品的资本家的代理人。不存在排挤他们的强烈的经济利益。
但是，除了这些在直接卖给最终消费者的产品中（从而在零售商业中）起作用的技术因素外，在产业资本家本身之间以及产业资本家同批发商人之间的商品交易中，产业关系的反作用也起一种主要作用。这里，产业的集中反作用于商业的发展，迫使商业适应它。产业企业越是集中，它们的产量越大，进行这些产品交易的商人所必需的资本力量也就越大。此外，产业企业的数目随集中的增长变少，一般说来，商人越是变得多余，巨大的集中的生产场所无需独立商人的介入而彼此直接联系就表现得更为简单。因此，产业的集中不仅引起商业的集中，而且也使它变得多余。交易次数少了，因为每次交易额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资本家的介入日益被排除。处于商业中的资本的一部分也成为多余的了，可以从流通领域退出。
投入商业的资本，首先等于年社会产品除以商业资本的周转次数，再乘以年社会产品到达最终消费者之间经历的中间阶段数。但是，这种资本仅仅是在计算上才这样大，商业资本的最大部分仅仅由信用构成。商业资本仅用于商品流通。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商品流通大部分无需借助现实的货币也能进行。这是生产资本家彼此提供和抵消的相互间的信用。实际的商业资本非常少，商人仅仅由这种资本中获取利润。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取决于他的全部资本，不管这种资本是自有资本还是借入资本，都完全一样，因为它是生产资本。商人的利润仅仅依赖于实际运用的资本，因为它不是生产资本，而仅仅执行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职能。这里，信用不仅意味着财产的分离，从而利润的分割，而且也意味着资本的绝对减小，从而落归商人阶级的、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他们的利润的减少。这里，信用正像纸币一样，直接减少流通费用。
但是，商业利润是生产中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如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归于商业资本的部分越大，归于产业资本的份额就越小。所以，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存在利益的对立。
由这些对立的利益中产生了斗争，这种斗争，由于资本主义依赖关系的产生，最后以一部分被克服而告终。在这种资本利益的斗争中，资本力量的大小决定胜负。但这不能仅仅从量上来理解。
我们从前面的全部论述中看到，资本的形式也很重要。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对货币资本的支配产生极大的优势，因为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而日益依赖于货币资本。这样，产业和商业的依赖性也就以不同的形式完成了。
只要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商业就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产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在那些生产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分散进行，而商业的集中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的产业部门中，尤其是这样。在这种意义上，信用关系也起着作用。只要信用还主要是支付信用，只要银行首先是为商业资本提供信用，金融优势也就常常在商人方面。商人利用这种优势，在购进时压低生产者的价格，使生产者接受这样一些供货条件和支付条件，这些条件使商人能在高涨时期捞取好处，以及把萧条时期的一部分损失转嫁于生产者。这是一个产业资本家对商人独裁不断抗议的时期。以后，商人的活动为产业资本家服务，成为结成卡特尔的辩护理由之一。随着银行对产业关系的变化，随着产业中的资本主义联合的兴起，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局部的产业联合首先缩减了商业；联合制式的联合直接缩减了商业，因为它把商业活动变成完全多余的东西。同种的联合所起的作用与一般产业集中相同。但是，垄断联合有完全消灭商业独立性的趋势。我们看到了，只有在商品通过一个中心机构销售时，对市场的真正控制才有可能。但是，为了调节它的产业部门的生产，中心机构必须能够对各该时期的销售量作出判断。此外，销售量总是依赖于价格水平。因此，直到最后阶段，价格都必须由垄断联合来确定，而不能听任与它相独立的因素来确定。但是，这种独立因素首先就是商人。如果把特殊的商业活动（包括价格确定）留给商人来做，那么，利用市场情况这一卡特尔的主要优势，就会大部分落归商人手中。他们会投机地囤积产品，并（尤其在景气时期）高价出卖，这一方面造成对生产的限制，卡特尔即使通过高额利润也不能对此进行补偿；而另一方面也使卡特尔的管理机构在完全把这种投机的、也许是不正确的商人需求当作它们生产的基准时，对市场作出错误的判断。因此，垄断联合力求消除商业的独立性。只有这时，卡特尔才能充分利用自己对价格规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卡特尔化已经体现了同产业与银行资本的内在联系。通常，卡特尔拥有较大的权力。于是，卡特尔能把它的法规强加于商业。但是，这些法规的内容就是剥夺商业的独立性，消除商业确定价格的权力。这样，卡特尔化将消灭作为一个资本投资领域的商业。它限制商业的活动，消灭其中的一部分，通过自己的雇员即卡特尔的代理商来完成其余部分。这里，一部分以前的商人很可能成为卡特尔的代理商。卡特尔准确地给他们规定买卖价格，它们的差额构成了这些“商人”的佣金。可是，这种佣金的水平不再取决于平均利润率的水平，这种佣金是由卡特尔确定的工资。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关系不同，那么，商业和卡特尔之间关系的形成也会有所不同。商业集中的条件比产业集中的条件更有利，是可能的。这时，少数商人同许多拥有较少资本、其产品销售依赖这些商人的企业相对立。所以，商人能够利用他们的资本力量，通过对这些企业的金融参与，把自己资本的一部分作为产业资本来使用。他们能够利用产业对他们的依赖地位，迫使这些企业低价向他们出售商品。因此，他们靠牺牲产业利润而增加商业利润。
最近，这种依赖关系在一些向大资本主义百货商店出售产品的消费资料工业中发展很快。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阶段上，这些依赖关系反映了导致商人向手工业者进行贷付的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出现的过程。但是，相似的关系在具有卡特尔化能力的产业中也可以存在。这里，可能参与整个一系列这样的企业的商业资本，起着通常由银行资本所起的类似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直接参与卡特尔。但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事先已经以金融参与的形式参与了生产。 事实上，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什么变化。这里，商业也失去了对价格规定的影响，它不再是现在直接与消费者相联系的产业资本家的市场。
因此，垄断联合造成对独立商业的排除。它使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完全成为多余的，使其余部分减少了费用。
靠牺牲其他企业的销售而特别为某一定企业产品争得消费者所使用的流通费用的减少，也沿着同样的方向发生作用。用于这一目的的首先是推销员的旅差费用（他们的数量决定于生产在各个企业间的分散情况）和广告费用。这些费用是非生产性流通费用。就这些费用使个别企业家成功地把自己的交易额提高到超过一般可能的规模的程度上，它们为个别企业家带来利润。但是，这种利润是个别企业家为扩大自己的交易额而使之牺牲的其他企业家的亏损。对生产领域来说，这些费用是通常归于该领域的利润的扣除。卡特尔化通过把广告限于产品介绍，把旅行推销员旅差费限制到进行缩减的、简化的和加速的商业活动所必要的数目，大大地减少这些费用。
奥地利经历了独特的发展方式。由于历史原因，真正的资本主义批发商业在这里没有充分发展。在商品批量生产的领域内，尤其是在投机起作用的地方，如糖业贸易中，银行担当了批发商的职能。由于执行这种职能只需固定的少量资本，所以银行资本就能更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于是，银行既作为商人，又作为信用提供者，对卡特尔化发生了兴趣。因此，在奥地利，银行资本对卡特尔化的直接地、自觉地影响非常容易得到证明。银行也继续保持为卡特尔进行销售的职能，并为此而取得固定的佣金。最近，德国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例如，沙夫豪森州银行集团建立了自己的商品部门销售卡特尔的产品。
因此，整个过程的结果是商业资本的减少。但是，如果资本减少，归于这一资本的利润也就减少；像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利润是产业利润的扣除。商业资本的这种减少是非生产性费用的减少。这对价格有什么影响呢?产品价格决定于它的成本价格加总利润。这种利润在企业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分割对价格完全没有影响。卡特尔取代了商人以及一部分商业活动被取消，仅仅意味着产业资本家现在不再把他的利润的任何部分让渡给商业资本家。就消费者而言，总产品价格仍然保持不变。 流通费用形成的利润的扣除，意味着产业利润，企业主收入，按照由于商业费用的减少所游离出来的数额增加。仅仅对让渡利润的迷信，对商人利润简单地由他的成本价格的加价而造成的印象，在一些著作家中间唤起这样的希望：商业费用的减少可以以某种方式为消费者降低产品价格。
商业活动的缩减，也意味着以前活动于商业领域中的资本游离出来，现在寻求新的利用。在某些情况下，这会加强资本输出的冲动。
卡特尔形式上保留商业，是符合它们自己的利益的。关于这一点，煤炭辛迪加的头目基尔多尔夫说：“……为了达到消费的最深层的源泉，达到各个购买者，必须有一个庞大的机构。于是，管理费用增加，并远远超过直接供货带来的价格的好处。企业费用变得如此之高，以致不堪承受；职员变得如此之多，以致不能实行监督和控制。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牢固的中间贸易仍有绝对的必要，绝不能被消除。”
但是，事实上，这里涉及的不是商人，而是辛迪加的代理商；他的独立性是虚构的，正如有独立的师傅称号的家庭工业工人的独立性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家庭工业由于生产的技术变化从一定时点起便无利可图，而这在商业中却无关紧要。无论是拿固定薪水的代理商，还是实际上接受佣金的“独立”的商人，他们之间并没有经济的差别。由于销售范围在地区上被限定，以及由辛迪加支配的价格差异的确定，商人佣金的波动很小，以致商人的收入同代理商的收入相当一致。但是，由不同的报酬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是指由其资本利润以及辛迪加必须支付给代理商的工资构成的“商人”的收入）产生的虚拟独立性，为辛迪加节约了监督和控制的费用，正像计件工资对计时工资的情况那样。此外，在这种商业中，必要资本大大降低。因为卡特尔价格的稳定和地区垄断减少了风险，所以商人的自有资本只需很小的数额。因此，这种交易可以主要通过信用得到大部分用于支付的货币。对这一部分资本只需支付利息。辛迪加仅仅关心削减商人数目，因为它自己的交易因此而简化；关心使商人活动（被评价为高度熟练的活动）的佣金实际接近于工资的水平。这种独立性的虚构保持多久，以经济观点看是无关紧要的。基尔多尔夫自己说， 中间贸易目前被排挤的程度是不确定的，而只有“通过考虑煤炭贸易的历史发展才能确定”。他还强调，很显然，“在以前采掘分散的条件下，以如此大的数目发展起来的煤炭贸易，今天已不再有必要了”。
这种情况也由一些大的煤炭商人公开加以说明，尽管他们作了明显的保留。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举几段引文就够了。批发商福温克尔（杜塞尔多夫）说：“当我说我们已不再是真正的商人的时候，我是基于以下的考虑。煤炭辛迪加规定我们，首先买什么样的品种，其次按什么样的价格购买，第三销向哪些地区，第四按什么样的销售价格销售。这里，为贸易自由留下的余地自然不多。但是，我相信，煤炭辛迪加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做别的什么事情。……将来，我们批发商人一定会弄清楚，不会有别的结果，我们渐渐地越变越少。这一事实如此显著，以致在今天开办一个较大规模的批发商店一般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商品量是不存在的。即使是现存的商店也受到限制，它要扩大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些“商人”被剥夺了任何独立性。因为如煤炭商人贝尔温克尔（多特蒙德）所说：“辛迪加在每个销售协会的监事会里都有席位和表决权”，“而且有随时检查所有账目的权利”。他非常正确地指出：“我们的活动自由最终被剥夺了，我们毋宁说变成一种代表。”
对未来的预测还更糟糕。福温克尔先生提出了如下预测：“辛迪加创造了惊人的组织。对此我想：批发商业除了很小的一部分外，都会被消除。那么，批发商业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对于批发商人来说，最终余留下来的仅仅是在小的消费者和信用需要者那里寻找自己的销路，以及为了平缓波动而在滞销时期大量囤积煤炭。这就是批发商业将来还能存在的几点理由。已经下降了45％的煤炭贸易，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听到的，将至少再下降20％。这是可能的。”
这里完全正确地描述了，中介流通过程W—G—W的特殊的商业职能变成多余的了；继续保留下来的仅仅是产品的分配、保管和储备的职能，这是在任何进行大量生产的社会制度里为中介消费所始终必要的。但是，商业经营本身已被消除。福温克尔先生抱怨说，它变成一个完全自动的过程。
但是，福温克尔也同样详细说明了，批发商人怎样渐渐地被辛迪加的代理商所取代。他恰当地把参加销售协会称为“闲差”。这完全取决于辛迪加的恩惠。现在的参与者死后，确定给他的销售份额最后归于辛迪加。“辛迪加成为参与者。因此，十分明显，这个次级的辛迪加（指商人协会）最终转归主要的辛迪加。”
大商人的垄断或销售协会的垄断，也赋予他们置小商人于从属境地并规定其卖价的权力；简言之，又把小商人变为他们的代理人。例如，煤炭批发商海德曼（汉堡）说：“因为我从我的账簿上发现，这些人（即从他那里获得煤炭的小商人）的债务越来越膨胀，所以我便告诉他们，你们只有在至少接受某某价格的时候才能得到煤炭。”
市议员里费博士说到上西里西亚的批发商人：“我们这里涉及的是批发商人先生们，即第一流的商人（策扎尔·沃尔海姆公司和弗里德兰德尔公司）。当然，他们有整整一大批第二流的商人相跟随，后者（可以坦率地说）直接依赖于前者。第二流的批发商人身后又有一流、二流和末流的商人。一个依赖另一个。第一流的批发商人即使不是按契约但也是自愿地同协议（指上西里西亚的煤炭协议）保持一致。”
这里应当简要地指出，这两个上西里西亚的煤炭公司的独立地位，是从它们在协议缔结以前很久就已经掌握了同矿山的贸易中得到的。矿山大部分是私有的；两个公司部分地从金融上参与了这些矿山的经营。它们不仅掌握了销售组织，而且也掌握了矿山所有权的一个份额，或是直接地，或是作为债权人。
在莱茵—威斯特法伦，股份形式一开始就使矿山独立于商业。在西部商业也不集中，可能是因为那里无争议的销售地区比较大，因而竞争不激烈。更为重要的还应该是这一事实，即西部的矿山比起古老的上西里西亚的矿山较为近代些。因此，在上西里西亚，虽然商业保持不住，但两个最强大的商业公司却保持了它们的地位。它们恰恰变成了卡特尔的贸易组织（是实际上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因为形式上卡特尔并不关心贸易，而是把销售转交于矿山）。它们成为这样的组织，并非作为“商人”，而是由于它们的资本力量。因商业不那么集中而不甚重要的西部商业，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批发商人也“或多或少地变成代理商”，就像矿山高级监察员瓦赫勒博士所说的那样。
商业从属于辛迪加，也使后者更容易制止外国的竞争。外国竞争比国内生产更多地依赖于商业。例如，商人克勒克纳（杜伊斯堡）说：“中介铸铁销售的商业公司，当然必须承诺生铁辛迪加的条件，他们有义务不输入外国的铁或把铁引进到德国来。”
相反地，与卡特尔化产业的这种优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还没有卡特尔化能力的产业中的小工厂主对资本雄厚的商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在因信用提供而加强的时候，变得特别严重。
“从营业的角度看，许多小工厂主也完全处于商人的支配之下。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生产成品的产业中，有很多工厂主的资本力量太弱，不能真正自立，以致为维持自己的企业，被迫以任何价格出卖他们的商品。然后，这些商品被商人买去，或者甚至被预付出去。这样，在可预见的将来，商人就会控制小工厂主，继而可以规定小工厂主的整个业务。” 格施泰因先生谈的是小钢铁工业，并且看出商人的抵抗是造成卡特尔化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仅仅制造成品的产业的卡特尔化，并不能在价格利用方面给这种产业多大的利益：“如果制造成品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如果他们制定的价格给他们带来为数不多的利益，那么，很不幸，我们经常得到这样的经验：大工业有意识地对他们制造麻烦。他们自己所必要的商品在他们自己的工厂里制造，他们这里所计算的成本自然同那些按大工业卡特尔的价格购买他们原料的工厂主完全不同。正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这种在自己企业内制造必要的商品的情况十分流行。经理富克斯先生昨天还告诉我，一些大的工厂，诸如波鸿、多特蒙德联盟、柯尼希斯劳拉冶炼厂（车辆的确不属于小冶铁业，但却属于成品），现在正作为专门的车辆厂的竞争者出现。当时我回答他说，这样一来，不仅专门的车辆厂受到损害，而且小炼铁企业、制造车辆零配件的工厂主也受到损害。因为大钢铁厂不仅制造成品车辆，而且制造所有有关配件：缓冲器、交叉接头、离合器，总之，一切车辆配件。柯尼希斯劳拉冶炼厂为自己的车辆制造一切，从车轮到最后的部件（也许弹簧、螺丝和铆钉除外）。多特蒙德联盟也为自己的车辆工厂制造几乎所有的部件，还制造其他小铁制品，如用于铁轨床的螺栓。”
但是，如果商业通过它对较小资本家的影响阻止卡特尔化，那么，另一方面，它还试图通过自己结成联营来加强这种影响。格施泰因也举了一些这方面的实例。比如，柏林的一些大五金商店就结成了对价格形成有强大影响的联营。但泽的一些商店集体购买了一家商行，然后结成一个五金商人联合会，即股份有限公司。设在美因兹的德国五金商人协会制定了关于购买商品的规定。协会成员应让其供应者签署一份保证书，“按照这份保证书，供应者不得在市场上进行销售”。协会成员也负有义务，不得从向消费者直接出售产品的制造商那里购货。这在一些地方竟然发展到视国家铁路为消费者，并试图阻止制造商向国家铁路直接供应各种商品的地步。
下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较大的资本如何轻易地造成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有时采取这样的形式，即批发商靠牺牲产业资本家的利益来增加商业利润，并把面临的、也许只是由于自己的投机才产生的风险转嫁到产业资本家身上。相反，印刷纸的投机妨碍辛迪加稳定价格和使供求相适应的努力。一般的纸，尤其是新闻纸，不是投机的商品。根据从几乎所有德国造纸厂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总是那些在纸价出现下降趋势时不顾生产成本而卖空的批发商，在后来购买时以最不光彩的方式在价格上对订货中陷入窘境的造纸业者施加压力。这种商人通过散布谣言，迫使那些居于山区、与纸张市场隔绝的造纸者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出卖商品。这种情况过去发生过，现在更加盛行。
“但是，相反地，当纸张市场上出现价格上升趋势时，同一些批发商人又总是使出浑身解数和劝说术，迫使造纸业者订立大批供货合同或出售大量纸张，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再销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印刷业者成为受害者，他们必须为商人的成功投机付出很高代价。其次，合乎规律地转瞬即逝的高涨，也使造纸业者成为受害者，因为在出现市场价格下降运动之后，有关的商人就直接压低价格；或者，在商人自己不能买下这些纸的场合，就让造纸业者的商品积压下来。仅仅在极少的情况下，造纸业者才决定为此对商人提出指控或一般地提出法律诉讼，他总是权衡，不想在将来失掉商人主顾。”
辛迪加的形成一举改变了这种形势。现在，联合的产业对抗分散的商人。资本的力量现在在产业资本家一边。还不仅仅如此。现在，商人的真实面目表现出来了，相对于必不可少的生产来说，他们成了非必要的辅助手段。这里同样表现出生产的自然必然性对借助商业的资本主义分配的必然性的优势。辛迪加把商业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商业在这样的时候才被视为合法的：商人在确实的收购价格加适当利润的基础上转卖纸张，同时遵守造纸业者认为可以接受的、在纸张销售上符合商品习惯的条件。”这样，纸张商人变成拿固定佣金的辛迪加的代理商。他被剥夺了自由，大声抱怨对他的不公平待遇，并留恋地讲述那甜蜜商业（ledoux commerce）的美好往事。在加之于他的条件中，他觉得最为苛刻的是：他从现在起只能从辛迪加那里购货，而不能从任何其他那人里购货。他不能利用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他自己变成了巩固辛迪加和使束缚他的垄断永久化的工具。他必须放弃所有的希望，因为辛迪加营业部的门上题写着：“只能从辛迪加成员那里购买，只能按辛迪加规定的价格销售。”这使他如此恐惧，就像罪人看到地狱门上但丁的话时产生的恐惧一样。这就是资本主义商人的末日。
消除商人投机的一个手段是签订长期合同。例如，煤炭辛迪加总是不变地确定它一整年的价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偏离这个“基本的规定”。
瞬息之变！在1893年的交易所调查报告中，投机贯穿着整个资本主义。一切都是投机：制造业、商业、差额贸易。每个资本家都是投机家，甚至连考虑在什么地方能以最好的价钱出卖其劳动力的无产者也是投机家。但是，在卡特尔的调查报告中，投机的圣洁被忘却了。它现在是由危机和生产过剩即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祸害中产生的罪恶本身。消除投机已成为口号。代替投机理想的，是对“稳定价格”即投机死亡的理想的投机。现在，交易所和商业是投机的、无耻的活动，必须废止，以利于产业垄断。产业利润合并了商业利润，自身又被资本化为创业利润，即达到作为金融资本的最高资本形式的三位一体的赃物。因为产业资本是圣父，它生下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作为圣子，而货币资本则是圣灵。它们是三位，但在金融资本中却是一体。
卡特尔利润的安全性和投机盈利安全性的对比，反映在从事这两种活动的人们之间的心理差别上，也反映在他们活动的坚定程度上。卡特尔巨头自认为是生产的主宰，活动于光天化日之下。他把自己的成就归因于生产的有效组织和非生产性费用的节约。他自认为是反对个人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必然性的代表，把自己的利润看作是对自己的组织活动的应得的报酬。从他的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来看，把组织（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活动）的成果归之于他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他是新时代的代表。哈韦迈尔训斥旧制度的维护者：“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人民大众以牺牲个人而得益，那么，个人就应当而且必须让开。” 这就是他所说的是社会主义。他陶醉于胜利之中，没有注意到有一天他和他的同类也可能属于不得不让开的个人之中。卡特尔巨头毫无顾忌。如果哈韦迈尔以可爱的坦率宣称他毫不关心他人的伦理观 ，那么，基尔多尔夫先生则不无自豪地强调在自己家中的主宰权利。按照他们的伦理观，最坏的犯罪是破坏团结，自由竞争，拒不参加垄断利润的团体。社会排斥和经济破产是这种犯罪应得的惩罚。 名单发出了，其中不参加垄断组织的酿造业者被用黑体字强调出来。
投机家的活动就完全不同了。他以谦逊和内疚的面貌出现。他之所得完全是他人所失。如果说他也是必然的产物，那么，他的必然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缺陷的一个证明。他的盈利来源仍然是不清楚的。投机家的确不是创造价值的生产者。如果他的盈利超过一定程度，那么，对他成就的赞赏就立即同对他的怀疑在思想上斗争起来。他在公众面前绝不会感到安全，而且总是害怕新的交易所法规。他表示道歉并恳求人们不要过于严厉地指责他：“这是一切人间制度的遗传基因：它们总是错误多、罪过多。”
当他发现像范·德·博尔格特教授先生这样的信徒时，感到很幸运。这位教授安慰他说：“赌瘾有时很盛是人的天性。”这位教授还以如下保证缓冲攻击者的情绪：“所有这些有害的结果，归根到底都应当归结为人的天性中难以根除的弱点和激情。”
当然，也不能苛求任何资本家。恰恰是资本家还承认：“货币具有败坏道德的力量，道德性随收入的增加而很快发生变化。” 他真的发起肝火来。他始终都对科恩教授先生对他的美好心灵所表示的局外人的不理解感到恼火。他以很大的耐心忍受着教授先生关于交易所职能的极其冗长的解释，这种解释不能使之更明白一些。他以泰然自若的心情倾听科恩教授关于普鲁士大学职能的有趣的演说。但是，不能把事情搞得太过分了。当教授宣布大学的目的是站在交易所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证明交易所伦理的正当性并捍卫它时，他肯定不会表示反对。但是，当这位博学的先生继续说，“如果没有大学，这些对立将会爆发”时，这种自大狂和其他狂想的表露使他发笑。他不可能相信教授的严肃性，因此他插进来说：“我同意（注意，他现在也还是一个投机家）交易所追求伦理的目的，但是交易所并不是为此而建立的，而是出自利己心而建立的。商人建立交易所是为了把它们变为慈善机构吗?” 但是，伦理的政治经济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科恩教授在这个场合就像一条落水的长卷毛狗，一条没有恶魔缠身的长卷毛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