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近自欧洲归国，适上海中国公学恢复后第二次开学，遂开会以欢迎之。梁先生即席演说，主张发挥固有的民本精神，以矫欧洲代议制度及资本主义之流弊，颇足为国人当头棒喝。兹录其词如次：
鄙人对于校中任事诸人皆为道义交，可谓精神上久已结合一致，惟自己未曾稍尽义务为可愧耳。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清切。所带来之土产，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响者，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
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此次游欧所得止此。何以能致此？则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此点有所感想。
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
第一以政治论。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宝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而无此可能性。
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国本有民意政治之雏形，全国人久已有舆论民岩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则甚为浑漠为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种不成功果为中国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国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于英者，为成功欤，抑失败欤？日本则因结果未揭晓，悬而勿论。且言德国。其先本分两派，一为共和统一派，一为君主统一派，迨俾士麦出，君主统一乃成。假定无俾氏，又假定出于共和统一之途，吾敢断言亦必成功，特不过稍迟耳；又假定其早已采用民本主义，吾敢决其虽未能发展如现在之速，然必仍发达如故。则可见此五十年乃绕道而走，至今仍须归原路，则并非幸也可知矣。总之德国虽学英而成，然其价值至今日则仍不免于重新估定。如中国虽为学而失败者，然其失败未必为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地，山后无路，势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则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国国民，此次失败，不过小受波折，固无伤于大体，且将来大有希望也。
第二论社会亦然。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互助则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为出于克己精神与牺牲精神者。中国人之特性不能抛弃个人享乐，而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扩充之也。
第三论经济。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对于资本集中，最不适宜，数十年来欲为之效法，而始终失败。
然此失败，未必为不幸。盖中国因无贵族地主，始终实行小农制度。此种小农制度，法国自革命后始得之，俄之多数派亦主张此制，而中国则固有之。现代经济皆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大幸？将来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采用之。鄙人觉中国之可爱，正在此。
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如政治本为民本主义，惜其止在反对方面，不在组织方面；社会制度本为互助主义，亦惜止限于家庭方面，若变为积极，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以人格论，在现代，以李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惟俄国国民性为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法调和不可，即于思想当为澈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