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事日长而学习不辍。”梭伦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执政官，梭伦变法的领导者。这行诗引自普鲁塔克的《梭伦传》。晚年经常反复吟咏这行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在晚年也是可以这么说的；但二十年来的经历教给我的知识却是十分可悲的：愚昧倒比知识更为可取。困厄无疑是个很好的老师；然而这个老师索取的学费很高，学生从他那里所得的时常还抵不上所缴的学费。此外，人们还没从这开始得太晚的功课中学到全部知识，而运用的机会却已经错过了。青年是学习智慧的时期，老年是付诸实践的时期。经验总是有教育意义的，这我承认，然而它只在我们还有余日的时候才有用。在我们快死时才去学当初该怎样生活，那还来得及吗？
唉！对我自己的命运的认识以及对主宰我命运的人的感情的认识，掌握得已经太晚，经历的过程又那么痛苦，这对我能有什么用呢？我学会了更好地认识别人，但却使我对他们把我投入其中的苦难体会得更深，而这点知识虽能教会我发现他们所设的每个陷阱，却没能使我避开其中的任何一个。在那么多年中，我一直是我那些大吹大擂的朋友们的猎物和玩偶，我处于他们的罗网之中却没有起过丝毫疑心。为什么不让我一直保持这种虽然愚蠢但是甜蜜的信任感呢？不错，我受他们的愚弄，是他们的牺牲品，然而我当时却自以为得到他们的爱，我的心享受着他们在我身上激起的友谊，以为他们也跟我一样满怀友情。这些温馨的幻想已经破灭了。时间和理性终于向我揭示了那个可悲的真相，它在使我感到我的不幸的同时，也使我认识到这不幸已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听天由命。就这样，在我这种年纪取得的全部经验，对我所处的境况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用，对将来也是毫无裨益的。
漫步之三我们在呱呱落地的时候就已进入一个竞技场，直到身死时才能离开。当赛程已到终点时，学习如何把车驾得更好又有什么用呢？这时该想的只应是怎样离去。一个老年人如果还该学习的话，那就只该学习怎样去死；而正是这种学习，人们在我这种年纪却极少进行；人们思考一切，唯独这是例外。所有的老人都比孩子更眷恋生活，都比年轻人更舍不得摆脱。这是因为，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这一生命，但在生命行将结束时却发现往日的辛苦全是白费。他们的事业、他们的财产、他们日以继夜的劳动的成果，当他们离世时统统都得舍弃。他们从不曾考虑过生前能攒下一点死时可带走的东西。
我在为时还不太晚时就悟出了这番道理；如果说我还没有学会从这番道理中去得益的话，那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及时思考，没有很好地加以消化。我从幼年时就被投入这个社会的漩涡里，很早就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到，我这个人生来就不适合生活于这一社会之中，我在这里永远也达不到我的心所祈求的境界。我那热烈的想象力不再在人间寻找我感到无法在那里找到的幸福，它超越了我那刚开始不久的生命，飞向一个陌生的领域，在那里定居下来，安享宁静。
这种情感得到我自幼所受教育的哺育，又被我多灾多难的一生所加强，使我随时都以任何人所不及的兴趣和细心去认识我的本性和用处。我见过许多人在探讨哲理时书生气比我更足，但是他们的哲学可说是同他们自己毫不相干。他们力求显得比别人博学，他们研究宇宙是为了掌握宇宙的体系，就好像是纯粹出于好奇才研究一部机器似的。他们研究人性是为了能夸夸其谈一番，而不是为了认识自己；他们学习是为了教育别人，而不是为了启发自己的内心。他们中有好些人一心只想著书，只想能被欢迎，也不管那是什么样的书。当他们的书写好了，发表了，对它的内容也就再也不感兴趣了，除非是为了要使别人接受，或者在遭到攻击时要为它进行辩护，而且他们也不会从中汲取什么来为己所用，也不为内容是否正确而操心，只要不遭到驳斥就万事大吉。至于我，当我想学点什么东西的时候，那是为了使自己得到知识而不是为了教育他人；我一贯认为，要教育他人，自己首先得有足够的知识；而我一生中想在人群中进行的全部学习，几乎没有哪一项是我不能在原打算在那里度过余年的荒岛上独自进行的。我们应做的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信仰；而除了与我们基本的自然需要有关的事物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行为的准则。根据我一贯坚持的这个原则，我经常长时间地探索我生命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以便指导我一生的工作，而我很快就不再为自己处世的无能而痛苦，因为我感到根本就不该在世间追求这个目的。
我出生于一个讲求道德、虔诚信教的家庭，在一位贤明而笃信宗教的牧师家庭中愉快地成长，从幼年起就接受了以后从没完全抛弃的原则和格言——有人说是成见。还在童年时我就独立生活，在爱抚的吸引下，在虚荣心的蛊惑下，为希望所诱骗，为形势所逼迫，当了天主教徒，但我仍然是个基督徒；不久以后，出于习惯，我的心对我的新的宗教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华伦夫人卢梭于一七二八年三月与华伦夫人初次见面，一七三二年到一七四一年间，曾和她生活在一起。请参看《忏悔录》第一部第二至第六章。的教导和榜样加强了我的这份感情。我在乡间度过了青春年少时期，那里的孤寂生活和我全神贯注地阅读的好书，加强了我对深挚感情的天赋禀性，使我变成类似费纳龙式的虔信者费纳龙(1651—1715)，法国康布雷大主教、作家、教育家，主张寂静主义，认为应该像孩子热爱母亲一样只爱上帝，至于其他宗教仪式则都无所谓。。在隐遁中所作的沉思，对自然的研究，对宇宙的冥想，都促使一个孤寂的人不断奔向造物主，促使他怀着甘美热切的心情去探索他所看到的一切的归宿，探索他所感到的一切的起因。当我的命运把我投进人间的急流时，我再也寻觅不到片刻间能悦我之心的任何东西。对往日温馨的闲暇的怀念始终萦绕心头，使我对身旁一切能为我博得名利的事物都感到冷漠和厌恶。我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想追求什么，也不存多大希望，有所得的时候就更少，而当飞黄腾达的微光显现时，我又感到，当我得到我以为是在寻求的一切时，我一点也得不到我为之心向神往，然而并没有明确目标的那种幸福。这样，就在种种苦难使我感到我跟这世界毫不相干以前，一切就都促使我在感情上跟这个世界日益疏远。直到四十岁以前，我一直在贫困和财富之间、在正道和歧途之间摇摆不定，我有很多由习惯而产生的恶习，然而心中并无半点作恶的倾向，我随遇而安而缺乏理性所明确规定的原则，对我应尽的本分虽有所疏忽但并不予以蔑视，而且对这些本分时常也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我从青年时期起就把四十之年定作一个界限，在这以前可以有各方面的抱负，作出一番努力来力求上进，并且决定，一到这岁数，不管处于什么状况，就不再为摆脱这一状况而挣扎，余生就得过且过，再也不为前途操心了。时候一到，我就顺利地把这一计划执行起来，尽管当时我的命运似乎还可使我获得更稳定的生活条件，我也放弃了，不仅毫无遗憾，而且引为乐事。我摆脱所有那些诱惑，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心一意过慵懒的生活，让精神安静下来——这从来就是我最突出的爱好，最持久的气质。我摆脱了社交界和它的浮华。我抛弃一切装饰品，不再佩剑，不再戴表，不再穿白色长袜，不再用金色饰带，也不再戴精制头饰，从此只戴一副普普通通的假发，穿一套粗呢的衣服。更重要的是，我把使这一切显得重要的贪婪和垂涎从心底连根拔除了。我也放弃了那时我根本无法胜任的职务卢梭当时在法国财务总管弗兰格耶处担任出纳，经管金库(见《忏悔录》第二部第八章)。，从此开始誊抄乐谱，按页取酬，这项工作我从来就是十分喜爱的。
我的改革并不限于外表。我感到外表的改革本身就要求另外一种显然更痛苦、但却更有必要的改革，那就是思想的改造。我决心把我的内心来一番彻底的严格的审查，并予以调整，使今后余生一直保持我死前希望保持的那个样子。
我心中出现了一场巨大的革命；另一个精神世界展现在我眼前；我开始感到人们的判断是何等的荒谬，然而我那时还没有预见到会成为它的牺牲品；文坛的名声像烟云一样刚在我头上飘浮，我就已经对它感到厌倦，越来越需要有另外一种成就；我想为来日的事业开辟一条比前半生更为可靠的道路——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作一次早就感到有必要进行的彻底的检讨。我这样做了，对为做好这项工作所需的一切因素，只要是操之在我的，都毫无忽略。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开始彻底脱离上流社会，开始对孤寂生活产生强烈的爱好，至今未衰。我所要写的那部作品指后来在一七六二年在《爱弥儿》第四卷中发表的《萨瓦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白》。，只有在绝对隐遁中才能写出，它要求长期安静的沉思，而这是喧嚣的社交生活所不许可的。这就迫使我在一个时期内采取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后来觉得它是如此之好，因此，在迫不得已作为时不久的中断之后，总是一有可能就一心一意地把它恢复，而且毫无困难地做到心无旁骛；等到后来别人迫使我过孤独生活时，我就觉得，他们为了让我痛苦而把我流放，结果给我带来的幸福却比我自己争取的还多。
我从事这项工作的热忱是跟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我从事它的需要相适应的。我那时跟几位现代哲学家指霍尔巴赫、格里姆、狄德罗等人。生活在一起，他们跟古代哲学家不大一样：他们不是消除我的怀疑，排除我的犹豫，而是动摇我自己认为是最有必要认识的各点的信念；他们是无神论的热诚的传道士，是无比专横的独断主义者，对别人敢于跟他们想得不一致的任何一点都是暴跳如雷，绝不容忍的。我这个人讨厌争吵，也缺乏争吵的才能，时常只能相当无力地为自己辩护；然而我从来也没有接受他们那令人痛心的学说；对如此不能容人、又如此固执己见的人的这种抗拒，是激起他们对我的敌意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们没有把我说服，却使我感到不安。他们的论点动摇了我的信心，却没有使我心悦诚服；我找不出话来争辩，然而我感到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找得出来的。我怨我太无能，而不是怨我有错误；就我对他们的论点进行抗辩的能力来说，我的感情要比我的理性强些。
我最后自问：难道我就永远听凭这些巧舌如簧的人的诡辩摆弄吗？这些人，我都不敢说他们所宣扬的见解，他们那么热心要别人接受的见解，究竟是不是他们自己的见解。支配着他们的理论的那种热情，还有叫人相信这个那个的那种兴趣，使得别人捉摸不透他们自己到底信仰什么。在党派领袖们身上还能发现什么诚意吗？他们的哲学是对别人宣扬的，我需要我自己的哲学。趁为时尚早，让我自己全力去探索我自己的哲学，以便今后余生尚能遵循一条确定不移的处世准则。我已到了成熟的年龄，理解力正强。然而我也正接近暮年，如果我再等待下去，来日思考时就无法全力以赴，我的智能可能已经失去活力，我现在能做得很好的事那时就不见得能做得那么好了。我要掌握住这有利时机：这是我进行外表的物质的改造的时期，让它也成为我进行内心的精神的改造的时期。我要把我的种种见解、我的种种原则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让我在余生成为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心要做的那种人。
在经过几次尝试以后，我把这个计划执行起来，步子虽慢，但全力以赴，不稍懈怠。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余年的安宁和我整个的命运都取决于这个计划。在开始时，我发现我处在迷宫之中，到处都是障碍、困难、异议、曲折和黑暗，我多次想全盘放弃，不再作这无谓的探索，从此就遵循常人谨小慎微的法则去进行思考，不再去进一步探求我好不容易才搞清楚的原则。然而这种谨小慎微却与我是如此格格不入，我感到我是如此难以实行，以致如果以它作为向导，就等于是在风雨交加的大海上，驾着一只既没有舵也没有罗盘的小船向几乎无法接近的灯塔驶去，而这灯塔又不会把我领向任何港口。
我坚持下来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鼓起了勇气，而我之所以能顶住从此开始在我不知不觉中笼罩着我的那个可怕的命运，全靠这股勇气。在作出了任何人都从未进行过的最热忱、最诚挚的一番探索以后，我终于选定了在一生中必须采取的观点；我可能造成过不良的后果，然而至少我可以肯定，我的错误绝不能被看成是种罪过，因为我从来都是竭力避免犯任何罪过的。不错，我丝毫也不怀疑，童年的成见和内心的隐秘愿望曾使我心中的天平偏向于最令我快慰的一边指对上帝的信仰。。人们很难不对他们那么热切祈望的事物不产生信仰；又有谁能怀疑，大多数人对所希望或者所害怕的事物的信仰，取决于他们是承认还是否认来世的审判。我承认，所有这一切当时都可能使我判断错误，但不能改变我的信仰，因为我在任何问题上都是不愿欺骗自己的。如果一切都是一个如何利用这一生的问题的话，那么我就必须认识我这一生究竟有什么用处，以便趁为时还不太晚时，至少让操之于我的那一部分因素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而不致彻底上当受骗。在当时的心情下，我在这世上最害怕的，正是为享受我从没看重过的人间幸福而置我的灵魂的永生于危险的境地。
我承认，对曾使我困扰的、我们这些哲学家天天对我絮叨不休的那些困难，我并没有满意地一一解决，但是我决定要在人类智力理解得如此肤浅的一些问题上作出我自己的判断，而由于处处发现捉摸不透的谜团和无法解答的诘难，我就在每个问题上都抱定我认为最站得住脚、本身最可信的观点，而不去管那些反对意见，那些会遭到对立思想体系的强烈批驳而我又无力去解答的意见。只有江湖骗子才能在这些问题上采取武断的态度；但却又非常必要去采取一种观点，并以尽可能成熟的判断来选定这个观点。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而犯了错误，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不必因此而感到痛苦，因为我们并没有罪过。我的安全感也就是建立在这个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的。
我这痛苦的探索的结果大致就跟我后来在《萨瓦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白》《萨瓦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白》于一七六二年在《爱弥儿》中发表，宣扬自然宗教，随即遭到巴黎最高法院的查禁。中所说的那样。这部作品遭到这一代人可耻的践踏和辱没，但一旦常理和诚心在人间重新出现，它是会在人们中间掀起一场革命的。
从此以后，由于抱定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后的原则，我心安理得，并把这些原则作为我处世和我的信仰的不易的指针，不再为我以前未能解决以及未曾料及的对立意见、还有当时还不时在脑海中浮现的对立意见而感到不安了。这些对立意见后来也偶尔使我感到过不安，但从没使我产生动摇。我总是对自己这样说：“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诡辩之词和形而上学的牛角尖，对我那为理性所接受、得到我心证实、因内心默许而带有心平气和的印记的基本原则毫无影响。在一些超出人类悟性的问题上，根基如此扎实，联系如此紧密，经过如此认真的思考，跟我的理性、感情和整个生命如此适合，得到我对任何别的理论所未曾给予的首肯的一整套理论，难道就被我所不能解决的一个对立意见推翻吗？不，我看出我永恒的本性跟这世界的结构以及主宰这世界的自然秩序是契合的，虚妄的论断绝不能加以破坏；通过我的探索，我也发现了与自然秩序相适应的精神秩序的体系，从中找到了为忍受一生苦难所需的支持。如果换了另外一种体系，我就根本无法生活下去，就会在绝望中死去。我将成为最不幸的人。因此，我要坚持这个体系，只有它才能使我不受命运和别人的摆布而得到幸福。”
这一番思考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难道不像是上天对我的启示，让我对等待着的我的命运早作准备，让我能经受住这一命运的考验吗？如果我没有一个可以躲避残酷无情的迫害者的藏身之处，他们让我在此生蒙受的耻辱得不到洗雪，失去了应得的公正对待的希望，只能把自己交给世人从未经历过的最悲惨的命运去摆布，那么在当年等待着我的苦恼之中，在有生之年又不得不面临的绝境之中，我会变成什么样子？还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正当我为自己的清白无辜而心安理得，以为别人对我只有尊敬和善意时，正当我那直爽轻信的心向朋友和兄弟倾诉衷肠时，阴险奸诈的人却悄悄地把在十八层地狱中编织的罗网套到我的身上。突然遭到了极难预料的、一颗高尚的心最难以忍受的苦难，陷入泥淖之中而从不知是出之谁手，又是为了什么；堕入耻辱的深渊，周围除了阴森可怕的东西之外只是一无所见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我在感到第一阵震惊时就不知所措了，要是没有事先积聚足够的力量从摔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的话，我就无法摆脱这一沮丧，这是没预料到的苦难把我投入其中的。
只是在多年焦急不安之后，我才清醒过来，开始进行反省，也是在这时才感到我为准备对付逆境而积聚的力量是多么可贵。我在必须进行判断的一切问题上都采取坚决的态度，当我把我的处世格言和我的处境进行对照比较时，我发现我对他人所作的荒谬判断以及把这短促一生中的区区小事看得太重太重了。这短促的一生既然是一连串的考验，那么只要这些考验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它们属于哪种性质也就无关紧要了，而且考验越大、越严重、越频繁，懂得如何去经受它们也就更有好处了。一切最强烈的痛苦，对能从其中看到巨大而可靠的补偿的人来说，也就失去了它的力量；而能取得这种补偿的信念正是我从前面所说的沉思默想中获得的主要成果。
是的，在纷至沓来的无数伤害和无限凌辱中，不安和疑虑不时来动摇我的希望，打扰我的安宁。我以前所未能解决的一些严重的矛盾心情，这时更强烈地在我脑海中闪现，正当我准备在命运的重压下一蹶不振时，它又来给我沉重的打击。当我心如刀割时，我不禁自问：我命途多舛，理性原来为我提供的慰藉都只不过是些幻想，而它又毁坏它自己的业绩，把曾在我处于逆境时支持我取得希望和信心的支柱撤走，又有谁来使我免于陷入绝望之境？说真的，这世上仅仅哄骗我一个人的这些幻想又算得是什么支柱？当今整整一代人把我的见解都看成是错误和偏见，认为真理和证据都在跟我对立的思想体系那边，甚至不相信我接受我自己那一套思想体系是出于诚意，而我在一心一意信仰这一思想体系时又发现了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难，我虽解决不了，却阻止不了我坚持我的体系。这么说来，难道我在众人之中是唯一贤哲、唯一开明的一个？为了相信事物就是这个样子，单是事物合我心意就够了吗？有一些表象，在别人眼里根本站不住脚，而假如我的感情不来支持我的理性，我也会觉得是虚妄的，但我对这样的表象却抱有信心，这能说是开明吗？接受我的迫害者的准则，用双方对等的武器来跟他们战斗，不比死抱住自己虚幻的一套、听任他们打击而不招架更好些吗？我自以为明智，其实是上了虚妄的错误的当，做了它的牺牲品和殉难者。
在这样的怀疑和动摇的时刻，我多次几乎陷入绝望之境。如果这样的情况再继续一个月，我这一生也就完了，我也就不复在这人间了。但是这样的危机，这种时刻过去虽然相当频繁，却总为时不久；现在虽还没有完全摆脱，却已如此罕见，如此短暂，不足以扰乱我的安宁。现在只是些轻微的不安的情绪，这对我的心灵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就跟落在河面的一根羽毛改变不了水流的方向一样。我想，如果我把早已认定的论点重新加以考虑的话，那就意味着得到了新的启发，我或是掌握了更严谨的论断，或是产生了当年在探索时所未曾有过的对真理的更大的热忱；而在我身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因此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使我接受在陷入绝望时徒增苦难的那些见解，而抛弃在精力充沛之年，在思想成熟之际，经过最严格的审查，在除了认识真理之外别无他念的生活安定之时采纳的那些观点。今天，我的心悲痛欲裂，灵魂已久经折磨而颓然，想象力已如惊弓之鸟，头脑也已为周遭骇人的谜团所搅乱，各种智能也因年老和焦虑而丧失其全部活力，我是不是要心甘情愿地解除我积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对只能使我遭到不公正的不幸遭遇的那一部分日益衰退的理性更加信赖，而不去信赖足以使我从不应受的苦难中得到补偿的那一部分充满活力的理性呢？不，跟我当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作出裁决的时候相比，我现在既不更为明智，学识也并未更为丰富，信念也不见更为增强；我当时也并不是不知道今天会使我感到困扰的这些困难，但它们并没能阻止我前进，而今天出现的前所未料的困难不过是钻牛角尖的形而上学的诡辩而已，它动摇不了为古今一切贤哲所接受、为各民族所承认、用金字铭刻于人心的那永恒的真理。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就知道，人类悟性受感官的限制，不可能掌握全部永恒真理。因此，我就决定局限于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不稍逾越。这个决定是合情合理的；我那时就遵循不渝，全心全意地坚持下去。今天有这么多强有力的理由要求我坚持不懈，凭什么我要放弃？继续下去有什么危险？把它抛弃又有什么好处？如果我接受迫害我的人的学说，我是不是也要接受他们的伦理道德呢？他们有两套伦理道德，其中的一套既未生根，又不结果，只是被他们在书本里或舞台上的一些光彩夺目的情节中指伏尔泰的一些剧作。大吹大擂地卖弄一番，却从没有在人们的思想感情中灌输进任何东西；另一套则既隐秘又残忍，是他们的一切知情人的内部学说，前面那套对它起着掩蔽作用，这也是他们行动时唯一服膺并在对待我的问题上又是运用得如此巧妙的一套。这一套伦理道德纯粹是攻击型的，并不用来防身，只有侵犯人的效用。在他们把我投入的这种处境里，这对我又能有什么用处？只有我的清白无辜支持我度过苦难，如果我抛弃这唯一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用邪恶来替代，我将百倍不幸。在害人的本领上，我能赶上他们吗？即使成功了，我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又能减轻自己的什么痛苦呢？我将失去我的自尊而一无所得。
就这样，经过一番思考，我终于不再让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无法解决的矛盾、非我个人甚至也非人类思想所能克服的困难来动摇我的原则。我的思想建立在我所能给它的最坚实的基础上，它已完全习惯于安享我的良心提供的保护，古今任何其他学说都再也不能动摇它，就连片刻扰乱我安宁也不会再产生了。有时在精神委靡时，我也曾把得出我的信仰和准则的推理过程忘记过，但我绝忘不了那为我良心和理性所赞同的结论。让所有那些哲学家来吹毛求疵吧：他们只能白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此后的余生里，在任何问题上我都将坚持当年我能正确抉择时选定的主张。
我情绪稳定，在内心的赞许下找到了我目前处境中所需的希望和慰藉。这么彻底、这么持久、这么凄凉的孤寂，整整这一代人对我的日益明显、日益强烈的敌意，他们对我的卑劣的行径，这些都不能不使我有时感到沮丧；希望遭到动摇，怀疑令我气馁，这些又不时在扰乱我的方寸，叫我愁思满怀。在这种时刻，我的头脑无法进行必要的活动来使我安下心来，我必须回顾过去所下的决心；我在作出决定时下的那番工夫、那份专注、那种诚心这时就都涌上我的心头，使我信心倍增。我就把一切新的念头拒之门外，把它们看作是只有虚假的表面而徒然扰乱我安宁的不祥的错误。
就这样囿于原有知识的狭隘圈子里，我没有梭伦那样年事日长而学习不辍的福分，甚至还必须防止那种危险的虚荣心，去学习从此已经学不好的东西，然而如果说我在有用的知识方面已经没有多大指望去取得什么成就的话，但在我这种处境中，在必须具备的德行方面却还有许多重要的事物需要学习。正是在这些方面，我应该以新的成就来丰富和充实我的灵魂，等到它有朝一日摆脱了挡住它视线的躯壳，看到无所遮蔽的真理，觉察出我们这些伪学者自以为了不起的知识的虚妄时，我就带着这一成就离去。到那时，我的灵魂将为此生因妄图获取那些知识而虚度岁月而哀叹。而耐心、温馨、认命、正直、公正，这些都是我们不愁被人夺走的财富，它可以永远充实自己而不怕死亡来使其丧失价值。这就是我在晚年残存的日子里从事的唯一有益的学习。如果通过我自身取得的进步，学会了怎样能在结束此生时虽不比投入此生时更好一些——这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更有道德的话，那我就深以为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