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次看到意大利喜剧中总有一个逗乐的迂夫子，想到我们这里教书先生的绰号也一样饱含讽刺，心里总免不了要气恼。因为我既已被托付给他们照管和教育，那么珍惜他们的声誉，难道不是我起码该做的吗？我想凡夫俗子和超凡入圣者之间在看法和学识上自然存在着差别，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大相径庭，我就力图以这个理由为他们辩解。可我又很难解释，为什么最斯文的人偏偏将他们视如敝屣。有我们正直的杜贝莱[1]为证：
我尤其憎恨迂腐的学问。
这个习惯确已悠久。普鲁塔克就曾说过，罗马人常用“希腊人”或“学生”的字眼来表示对别人的指责和轻视。
以后，随着年岁增长，我发现这种看法还是极有道理的，“最伟大的学者不是最聪明的人[2]。”可我仍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知识奥博的人却缺乏敏捷活跃的思想，而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不加修饰，天生就具有最杰出人物才有的真知灼见。
有一个女孩子，法国公主中的佼佼者，她在谈到某人时对我说，那人从外部接受了许多博大精深的思想，必定把自己的思想挤压得缩成了一点点。
我很想说，植物会因太多的水而溺死，灯会因太多的油而窒息，同样，人的思想会因饱学装满纷繁杂乱的东西，以致理不出头绪，压得弯腰背驼，枯萎干瘪。但也有相反的情况，我们的思想越充实，就越开豁。在古代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有些伟大的统治者、杰出的将领和谋士，同时也是非常博学的人。
至于远离公众事务的哲学家，事实上，他们有时也受到同时代无拘无束的喜剧家的蔑视，他们的看法和举止常贻人笑柄。你让他们来仲裁某桩讼诉案的权利或某个人的行为吗？他们做这些事可是轻车熟路！但他们仍要问清楚有没有生命，会不会动，人是否跟牛不同，什么叫行动，什么叫忍受，法律和正义是什么样的动物。他们是在谈论法官，还是在同法官说话？这是一种不恭敬和不礼貌的自由。他们听不得你赞美他们的君主或某个国王。在他们看来，君王是牧羊人，跟牧羊人一样无所事事，牧羊人只会压榨羊群，把羊毛剪光，君王有过之无不及。你看到某人拥有上万亩土地就另眼相看吗？他们却不屑一顾，习惯把整个世界视作自己的领地。你因为祖宗八代都是豪富而自夸门第高贵吗？他们却认为你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从不想象血缘关系，况且，我们每个人的祖先不计其数，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国王也有奴仆，有希腊人也有野蛮人。如果你是 赫拉克勒斯[3]的第五十代子孙，他们认为你大可不必自视高贵，吹嘘命运给你的恩宠。因此，俗人鄙视他们，认为他们不通世事，自高自大，目无下尘。但是，柏拉图描绘的哲学家的形象，同当代哲学家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们令人羡慕，他们超凡脱俗，蔑视公众活动，他们的生活遵循某些不同寻常的原则，因而与众不同，不可模仿。而当代的哲学家却被人瞧不起，他们平平常常，庸碌无能，难以担负公众事务，生活委委琐琐，还不如贫民百姓。
让行为卑劣的口头哲学家见鬼去吧[4]。
——帕库维乌斯
至于另一些哲学家，我要说，他们不但博古通今，而且还是行动的巨人。他们和锡拉库萨的几何学家[5]很相似。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位几何学家从冥思苦想的纯科学研究中走出来，把某些研究付诸实践，于是，他很快就发明了可怕的守城器械，效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然而，他自己却对这些发明不屑一顾，认为这有损于科学的尊严，这些创造不过是学徒的活计和儿童的玩具。那些哲学家也一样。有时，人们让他们经受行动的考验，他们就展翅高飞，对事物的领悟更加透彻，他们的胸怀和思想仿佛就更加博大精深。但也有些人，看到无能之辈掌握政权，就退避三舍；有人问克拉特斯[6]，什么时候停止研究哲学，他回答说：“直到赶驴人不再领导我们的军队。”赫拉克利特[7]把王位让给了兄弟，以弗斯[8]人民责备他不该整天和孩童在神殿前玩耍，他回答道与孩童玩耍难道不比和你们这帮人一起治理国家强吗？”还有些哲学家，把思想置于财 富和世俗之上，觉得法官的交椅和国王的宝座都是卑微低贱的。恩培多克勒[9]拒绝阿格里真托[10]人民给与的王位。泰勒斯[11]有时指责人们只关心发财致富，人们则反唇相讥，说他是狐狸的策略，因为他自己发不了财。他也想试一试，以作消遣，于是，他不惜降低身份，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他做了桩买卖，一年后，赚了无数的钱，即使是干这一行最有经验的人，劳碌一辈子也未必能挣得到。
亚里士多德说，有人把泰勒斯、阿那克萨哥拉[12]及其同类称作哲士，而不是聪明人，因为他们不大关心有用的东西。我分不清这两个词有什么差别，再者，我认为这丝毫不能用来为我的哲学家们辩解；看到他们安于卑贱而贫困的生活，我们真可以把这两个词都用上，即他们既非哲士，亦非聪明人。
我要放弃这第一个理由。我认为，宁愿把这个弊病归咎于他们对待学问的方式不正确。按照现行的教育方式，如果说学生和先生尽管饱学书本，却并不聪明能干，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父辈[13]花钱让我们受教育，只关心让我们的脑袋装满知识，至于判断力和品德，则很少关注。当一位行人向我们的民众高喊瞧！那是个学者！”另一个人又喊：“瞧！那是个好人！”谁也不会把尊敬的目光移向第一位。要等到第三个人喊道：“瞧，那人满腹经纶！”我们才会乐于打听：“他懂希腊文还是拉丁文？他写诗还是写散文？”可就是不打听他是不是变得更优秀或更有头脑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却总是被忽视。应该打听谁知道得更精，而不是谁知道得更多。
我们只注重让记忆装得满满的，却让理解力和意识一片空白。我们的学究，就像鸟儿有时出去寻觅谷粒，不尝一尝味道就衔回来喂小鸟一样，从书本中采集知识，只把它们挂在嘴边，仅仅为了吐出来喂学生。
令人惊讶的是，我举例时也在做蠢事。我写随笔时，大多数时候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我从书本中到处搜集我喜欢的警句名言，不是为了保存，因为我记性不好，而是为了搬进我的作品中；它们在我的作品中，就跟在它们原来的地方一样，都不是我的东西。我深信，我们只可能靠现在的知识，而不能靠过去或将来的知识成为有学问的人。
更糟糕的是，那些学究的学生和孩子们也不吸收知识，因此，那些知识口耳相传，不过用来作为炫耀、交谈和引经据典的资本，有如一枚毫无意义的钱币，除了计数或投掷外，再没有其他的用处。
“他们学会了同别人，而不是同自己说话[14]。”“不在于会说话， 而在于会管理[15]。”
大自然为展示在其统治下没有任何野蛮的东西，常常让艺术不发达的民族产生最艺术的精神作品。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一则加斯科尼的谚语“吹芦笛不难，但首先要学会摆弄指头。”这条出自一首芦笛小曲的谚语真是微言大义！
我们只会说：“西塞罗是这样讲的；这是柏拉图的习惯；这是亚 里士多德的原话。”可我们自己说什么呢？我们指责什么？我们做什么？鹦鹉都会这样学舌。这种鹦鹉学舌的做法，使我想起了一位罗马豪富，他花了很多钱，寻觅到几位各精通一门学问的人，让他们从不离左右，这样，当他和朋友聚会，可能谈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们就可以代替他交谈，根据各人的能力，随时准备引经插典，这人一段论据，那人荷马的一句诗；他认为这学问既然装在他那些人的脑袋里，也就是他自己的了，正如有些人的才智存在于他们豪华的书房里一样。
我认识一个人，当我问他知道什么时，他就问我要了本词典，如果他不马上查词典，弄清楚什么是疥疮，什么是屁股，他是不敢对我说他屁股上长了疥疮的。
我们只会死记硬背别人的看法和学识，仅此而已。可是，也得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呀。我们活像书中讲到的那个取火者：那人需要火取暖，就上邻居家借火，发现那里有一堆旺火，他就停下来取暖，却忘了要取火回家。肚子里塞满了食物，如不进行消化，不把它们转化为养料，不能用它们来强身健体，那有什么用呢？卢库卢斯[16]没有打仗的经验，通过读书变成了伟大的将领，难道可以相信他是像我们这样学习的吗？
我们总是扶着别人的胳膊走路，致使我们的力气丧失殆尽。想要为不怕死找些道理来武装自己吗？就去向塞涅卡借。要想找些话来安慰自己或别人吗？就问西塞罗去借。假如我们有过训练,就可以自己想出安慰的话来了。像这样讨乞来的有限的才能，我是十分厌恶的。
即使我们可以凭借别人的知识成为学者，但要成为哲人，却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智慧。
我憎恨对自己并不聪明的哲人[17]。
——欧里庇得斯
因此，恩尼乌斯说：哲人的智慧不为己所用是毫 无价值的[18]。
——西塞罗
假如他贪婪、虚荣，比欧加内的羔羊还要软弱[19]。
——尤维纳利斯
光获得智慧是不够的，还要会用[20]。
——西塞罗
狄奥尼修斯[21]讥笑研究文学的人只注意了解乌利西斯[22]的痛苦，却无视自身的不幸，音乐家只善于给笛子调音，却不会调谐自己的习惯，雄辩家只研究如何讲好，却不研究如何做好。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健康，判断力不正常，我宁可让我的学生把时间用来打网球，那样，至少可以使身体变得矫捷。瞧他学了十五六年后从学校回来的样子，竟然什么也不会做。你从他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他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比上学前多了些骄矜和傲慢。他本该让思想满载而归，却只带回来浮肿的心灵，不是变得充实，而是变得虚肿。
这些教书先生，正如柏拉图对他们的同类——诡辩派哲学家 所说的那样，是在所有的人中保证要最有益于人类的人，可是，在所有的人中，就数他们不仅不能像木匠或泥瓦匠那样，把人们交给的任务做好，而且还会做坏，做坏了，还要别人付报酬。
普罗塔哥拉[23]给他的弟子立下规矩，要他们或者按他定的价钱付学费，或者在神殿起誓，说他们高度评价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以此作为对他辛劳的报偿。我那些学究如果跟着我做实验，按照普罗塔哥拉的规矩办理，他们就会大失所望。
我用佩里戈尔[24]方言把这些学究戏称为《Lettre-férits[25]》，正如你们称之为《Lettre-férits》，这就是人们说的，他们被文字的榔头打了一下。说实话，他们常常堕落到竟至于失去了常识。农民和鞋匠按照自己的方式，简简单单，朴朴实实，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而那些学究，因为想同浮在他们脑袋表层的知识对抗，越是这样，就越陷入尴尬。他们有时也会说出一些漂亮的话，但需要从别人那里借来。他们熟悉盖仑[26]，却一点也不了解病人。他们已将你的脑袋填满了法律，却仍找不出案件的症结。他们对一切事物的理论如数家珍，可没有一人将它们付诸实践。
我的一位朋友来我家里，为了消磨时光，我见他和一位学究辩论起来。我那位朋友模仿晦涩难懂的隐语，把没有逻辑的词拼凑到一起，不时地塞进辩论需要的词语，就这样，他和那位学究辩论了整整一天，那学究还总以为对别人的异议作了辩驳哩。而那位学究还是个名声很响的文人，有一件漂亮的长袍。
你，贵族的后裔，从不把眼睛朝后面看，
当心背后有人嘲笑你[27]。
——佩尔西乌斯
谁要是把遍布各地的此类学究作一仔细研究，就会像我那样发现，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听不懂别人说什么。他们的记忆装得满满的，可判断力却是空空的，除非他们天生有与众不同的判断力。图纳布斯[28]就是其中一例。他是个文人，没干过其他行当。我认为，他是近千年来最伟大的文人，然而，除了穿长袍、外表不善客套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外，他一点也没有学究气。他厌恶那些学究对扭曲的心灵比对长袍更能忍受，厌恶他们只凭行礼方式、仪表和靴子来判断一个人。因为从内心看，他是世上最有教养的人。我常常故意和他谈一些他不熟悉的事，但他领悟得很快，并作出正确的判断，似乎他从来就是打仗和治国的行家里手。这是一些极其优秀、非常了不起的人，
善良的提坦用优质泥土
塑造了他们的心[29]。
——尤维纳利斯
他们接受不好的教育，却出污泥而不染。然而，我们的教育仅仅不使人变坏那是不够的，应该使人变好。
我们有些最高法院在招收司法人员时，只考察学问，而另一些法院还加试判断力，让应试者判决一桩案例。我认为后者的做法比前者更可取。尽管学问和判断力都不可或缺，两者应该并存，但事实上，判断力要比学问更宝贵。学问不深，凭判断力照样可以断案，但反之却不行。正如希腊的一句诗所说的那样：
判断力不强，学问再高也无用[30]。
为了我们司法的利益，但愿人们能为那些法院提供既有高深学问 又有正确判断力的人。“人们不是为生活，而是为学校教育我们[31]。”然而，知识不应依附于思想，而应同它合二而一，不应用来浇洒思想，而应用来给它染色；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使之变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拋弃。拥有知识，却毫无本事，不知如何使用——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学[32]——，那样的知识是一把危险的剑，会给它的主人带来麻烦和伤害。
也许，这就是世俗和神学不要求女子博学多才的缘故。也正因为如此，当让第五的儿子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33]听人提起他和苏格兰姑娘伊莎博的婚姻，说她受的教育很简单，没什么文化时，他回答说他会因此而更爰她，并且说，一个女人只要能分清丈夫的衬衣和外衣，就相当有学问了。
因此，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袓先对学问不甚重视，即使今天也只有国王的主要谋士们才偶尔博古通今时，就不必像有些人那样大惊小怪了。今天，只提倡通过法学、医学、数学和神学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如果丰富知识的目的不能使学问享有信誉，那么，你就会看到学问的处境会和从前一样凄惨。如果学问不能教会我们如何思想和行动，那真是莫大的遗憾！“自从出现了有学问的人，就再也没有正直的人了[34]。”
一个人如果不学会善良这门学问，那么，其他任何学问对他都是有害的。我刚才谈到的原因，是不是也和下面的事有关呢？在法国，学习的目的一般是为了谋生，有些人命好，不用靠赚钱生活，就致力于学问，但有的很快就放弃了（还没有尝到甜头，他们就转向与书本毫无关系的职业[35]），除这些人以外，只剩下那些境遇不好的人投身于学问，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而这些人，出于本性，也由于家庭的不良教育和影响，他们的思想不能真实地代表学问的成果。因为学问不是用来使没有思想的人有思想，使看不见的人看见的。学问的职责不是为瞎子提供视力，而是训练和矫正视力，但视力本身必须是徤康的，可以被训练的。学问是良药，但任何良药都可能变质，保持时间的长短要看药瓶的质量。视力好不一定视力正，因此，有些人看得见好事却不去做，看得见学问却不去用。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谈及的主要原则，就是按每个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腿瘸了不适合身体运动，心灵“瘸”了则不适合思想运动；杂种和庸人没有资格研究哲学。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鞋穿得不好，就会说那不是鞋匠才怪呢。同样，根据我们的经验，医生似乎往往比常人更不好好吃药，神学家更少忏悔，学者更少智慧。
从前，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36]说得好，哲学家会贻害听众，因为大部分人不善于从这样的说教中获益，而这种说教无益便是有害。“淫荡者出自亚里斯提卜学派，粗野者出自芝诺学[37]。”
下面要谈的教育方法，色诺芬认为是波斯人采用的方法。我们发现，波斯人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正如其他民族重视文化知识教育一样。柏拉图说，波斯人的太子为能继承王位，就是按这个方式接受教育的。太子呱呱落地，就交给国王身边最德高望重的太监而不是女人们看管。太监们负责把太子的身体训练得漂亮茁壮；过了七岁，就教他骑马和狩猎；到了十四岁，就被交到四个人手中，即国内最贤达的人、最公正的人、最节欲的人和最勇敢的人。第一个教他宗教信仰，第二个教他永远真诚，第三个教他控制欲望，第四个教他无所畏惧。
利库尔戈斯[38]的做法颇值得称颂。他治国有方，本人完美无缺，对孩子的教育极其关心，把这看作为他的主要职责，况且又是在缪斯文艺女神的家乡，但他很少谈论学说，似乎对那些除了美德对其他一切束缚不屑一顾的贵族青年，只须为他们提供教授勇敢、贤明和正义的老师就够了，用不着传授知识的先生。利库尔戈斯的做法，被桕拉图引进了他的法律中。波斯人的治学方式，是要学生对人及其行为发表看法，如果对这个人或这件事持批评或赞同的态度，就要说出理由，通过这个方式，共同来学习法律和提高判断力。色诺芬叙述了一件事：阿斯提亚格[39]要居鲁士叙述上课的内容，居鲁士说：“学校里，有一个大个子男孩穿了一件小大衣，他把这件小大衣给了他的一个小个子同学，并从小个子同学身上脱下那件比较大一些的宽袖外套穿在自己身上。先生让我对这事作出评判，我说，应让这件事维持下去，因为这对双方似乎更合适。先生指出我判得不对，因为我只停留在合不合适，然而首先要考虑公不公正，公正不容强夺别人的所有。”居鲁士还说，他为此挨了鞭打，就像我们在乡下读书忘了希腊文中“我打[40]”的不定过去时的变位形式时挨打的那祥。我的老师在让我相信他的学校可与居鲁士的学校相提并论之前，可能会用“褒贬法”给我一顿训斥。波斯人想走捷径。既然知识直接学来也只能教给我们贤明、廉洁和坚定，他们宁愿一上来就让孩子们直接去实践，不是通过听课来教育他们，而是让他们试着行动，不仅用箴言警句，而且主要通过实例和劳作生动活泼地教育和造就他们，使得知识不是他们思想的附属品，而成为思想的本质和习惯，不是一种习得物，而是一种自然的拥有。关于这个，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孩子们应该学什么，他回答应该学大人该做的事。”如果说这样的教育方式成果卓然，那是不会令人奇怪的。
有人说，要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得去希腊的其他城市，如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将领，那就去斯巴达。在雅典，人们学习如何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如何做得好；雅典人学习如何战胜某个诡辩的论证，不受藤蔓缠绕、似是而非的词语蒙骗，斯巴达人则学习摆脱欲望的诱惑，不怕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前者致力于说话，不断地操练语言，后者醉心于行动，不懈地锤炼心灵。因此，当安提帕特[41]向波斯人索要五十名儿童当人质时，他们的回答同我们可能的回答截然相反，宁愿让两倍的成人去当人质。他们这样做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孩子当人质对国家的教育是个损失。阿格西劳斯邀请色诺芬送他的孩子们来斯巴达受教育时，不是为了学习修辞学或辩证法，而是为了学习最完美的学问，即服从和指挥。
希庇亚斯[42]向苏格拉底详述他在西西里岛，尤其在那里的某些小城镇教书时如何挣得一大笔钱，而在斯巴达，他分文也挣不到，因为斯巴达人很愚蠢，既不会测量，也不会算数，既不重视语法，也不重视韵律，只热衷于一堆乱七八糟的账目，即各国的历代国王和他们的兴衰史。如能看见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方式揶揄希庇亚斯，那是很有趣味的：听完希庇亚斯的叙述，苏格拉底步步深入地引导对方承认，斯巴达人的治国形式尽善尽美，他们的生活安乐纯洁，从而让他自己得出结论，他所崇尚的艺术是何等无用。
在尚武的斯巴达国及其他类似的国家里，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说明学习知识不仅不能增强和锤炼勇气，反而会削弱勇气，使人变得软弱无力。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土耳其，那里的人民也受尚武轻文思想的教育。我认为罗马在重视知识后就不如从前骁勇善战了。当今，最好战的民族是最粗野、最没有文化的民族。斯基泰人、帕提亚人、帖木儿都可以作证。当哥特人蹂躏希腊时，他们中有个人提出，应该把全部藏书原封不动地留给希腊人，这样，可以使他们的兴趣从打仗转移到呆在家里看闲书。多亏了这个主张， 希腊的书店和图书馆才幸免于火灾。查理八世剑未出鞘，就征服了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纳的大部分地方，他的随从贵族们认为，这次征服如拾草芥般容易，就是因为意大利的君王和贵族更热衷于使自己博学多才，而不是刚强善战。
[1] 杜贝莱（约1522—1560），法国诗人，为七星社的代表。
[2] 原文为拉丁语。
[3] 赫拉克勒斯为希腊神话中的伟大英雄。
[4] 原文为拉丁语。
[5] 指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约前212），他不仅是伟大的数学家,而且又以发明精巧的机械闻名，但他对此并不看重，而是醉心于纯科学。当罗马人围攻锡拉库萨城时，他设计了守城器械。
[6] 克拉特斯（活动时期为公元前4世纪后期），古希腊大儒派哲学家。他放弃自己的财产而担负起矫正罪恶和虚伪的使命。
[7]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约前48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8] 以弗斯为古希腊殖民城市。在小亚西亚西岸。
[9] 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约前43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10] 阿格里真托为意大利城市，近西西里岛南岸,公元前约五八一年由希腊殖民者建立。
[11] 泰勒斯（约公元前624—约前547），据传说为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唯物主义者，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
[12] 阿那克萨哥拉（约公元前500—约前428），古希腊自然哲学家。
[13] 这里，蒙田泛泛谈他那个时代的父辈们，不包括他自己的父亲。他父亲让他所受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
[14]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15]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16] 卢库卢斯（公元前106—前56），罗马将领。据说，他去同本都王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打仗，在穿越意大利时，通过阅读军事著作，同军官和士兵们交谈，学会了打仗艺术。
[17] 原文为希腊语。
[18] 原文为拉丁语。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前169)，拉丁诗人。公认为罗马文学之父。
[19] 原文为拉丁语。
[20] 原文为拉丁语。
[21] 这是蒙田的笔误，应该是第欧根尼。
[22] 乌利西斯为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
[23] 普罗塔哥拉（公元前458—前410），古希腊思想家、教师和第一个最有名的诡辩家。
[24] 佩里戈尔为法国历史和文化大区。包括法国南部多尔多涅省和洛特－加龙省的一部分。
[25] Lettre-férits的意思是“挨打的文人”。下面的Lettre-férits同义。
[26] 盖仑（129—199），古罗马医师、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继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古代医学理论家。
[27] 原文为拉丁语。
[28] 图纳布斯（1512—1565），法国人文主义者，在法兰西学院教授雄辩术。
[29] 原文为拉丁语。这里，“善良的提坦”是指希腊神话中的火神普罗米修斯。提坦为巨神，共十二个。普罗米修斯是其中一位提坦的儿子。
[30] 原文为希腊语。
[31]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32]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33] 布列塔尼公爵即让第六（1389—1442），其父为让第五（1340—1399），也是布列塔尼公爵。
[34]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35] 指军人生涯，这是贵族的保留职业。
[36] 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为古希腊哲学家，活动期为公元前三世纪中叶。
[37]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引语。亚里斯提卜（约公元前466—前435)为希腊哲学家，享乐主义学派的奠基人。芝诺（约公元前335—约前263）为希腊哲学家，斯多葛哲学学派的创始人。
[38] 利库尔戈斯（约公元前390—约前324），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以理财有方和严惩贪污闻名。他刚毅正直，忠心报国，以提高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为己任。
[39] 阿斯提亚格是波斯王居鲁士的祖父。其实，居鲁士是向他母亲叙述这件亊的。
[40] 原文为希腊语。
[41] 安提帕特（公元前397—前319），马其顿将军。
[42] 希庇亚斯（活动时期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多才多艺，曾讲授过诗歌、语法、历史、政治学、数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