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尚贤》，《汉书·艺文志》作《上贤》，即以贤者为上。此篇主旨在论述“尚贤”乃“为政之本”。所谓贤者，就是指那些“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德才兼备之士，墨子认为贤者是“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国家强盛的根本在于广纳贤才，而吸引贤才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给他们富贵、尊敬和荣誉。墨子还提出“尚贤”不能有任何条件限制，“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还要有完备的官员考核制度，“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社会地位的尊贵或低贱不能永远不变。
8.1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1]，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2]。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3]，则国家之治厚[4]；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5]。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6]。
【注释】
[1] 本：完全。
[2] 事：任用。
[3] 贤良之士：德才兼备的人。
[4] 治厚：治理的功绩大，统治基础深厚。
[5] 治薄：治理的功绩小，统治基础薄弱。
[6] 众贤：使贤者众，这里指广纳贤才。
【译文】
墨子问道：现在王公大臣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裕，人口众多，刑法和政治秩序井然。然而国家没有得到富裕却得到了贫困，人口没有增加反而减少，社会没有得到安定却得到了混乱，完全就是失去他们所希望的，得到他们所厌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墨子回答道：这是因为王公大臣治理国家的时候，不善于崇尚贤者、任用能者的缘故。所以，国家德才兼备的人众多，统治基础就深厚；德才兼备的人稀少，统治的基础就薄弱。所以掌权者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广纳贤才。
8.2 曰[1]：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2]？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3]！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4]。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
【注释】
[1] 曰：这里指有人发问。
[2] 奈何：怎么办。
[3] 道术：学术，这里指治国的道理和方法。
[4] 佐：辅助。与“珍”对文，皆指国家栋梁之才。
【译文】
有人问道：那么增加贤良之士的具体办法是什么呢？墨子答道：这就像想要增加国中善于射箭、骑马的人，就必须使他们富足、显贵，给他们尊敬、荣誉，然后国中善于射箭、骑马的人，就可以逐渐多起来。更何况那些道德品行淳厚，言谈辞令精辩，通晓治理国家的方法的贤良之士啊！这些人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辅佐，一定也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给他们尊敬、荣誉，然后国中的贤良之士，就可以逐渐增多了。
8.3 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1]，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2]、门庭庶子[3]、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4]，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5]；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6]。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7]，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8]，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注释】
[1] 举义：选拔义士。辟：通“避”。
[2] 逮：等到，及。鄙：郊远之地。郊：周制，城外百里内为郊。
[3] 门庭庶子：庶子与嫡子相对，指诸侯卿大夫侧室所生的儿子。庶子一般为诸侯卿大夫的侍从之臣，有御庶子、中庶子、少庶子等名称，亦称门庭庶子。
[4] 萌人：指人民。萌，通“氓”。
[5] 一物：指“尚贤”这一种方法。
[6] 一术：指“为义”这一条途径。
[7] 孙诒让认为此处疑当为“宫墙既立，谨止为凿一门”，可备作一说。
[8] 阖：关闭。
【译文】
因此，古时候圣王治理天下的至理名言说：不义的人不使他们富有，不给他们尊贵，不用他们亲信，不和他们接近。于是，国中的富贵之人听说后，都回去深入思考道：当初我所凭仗的是富贵，现在朝中选拔义士不嫌弃贫贱的人，那么我就不能不做仁义之事。国君的亲信之人听说后，也回去深入思考道：当初我所凭仗的是亲信，现在朝中选拔义士不嫌弃关系疏远的人，那么我就不能不做仁义之事。国君身边的近臣听说之后，也回去深入思考道：当初我所凭仗的是接近，现在朝中选拔义士不嫌弃身在远地的人，那么我就不能不做仁义之事。远离国君的人听说后，也回去深入思考道：当初我以为远离国君而没有凭仗，现在朝中选拔义士不嫌弃身在远方的人，那么我就不能不做仁义之事。直至边远郊野的臣子、宫室内廷的侍卫、城内的百姓、四方边境的人民听说后，都争着做仁义之事。这是什么原因呢？答道：国君用来统御下属的手段，不过“尚贤”这一种方法；下属用来报效国君的方式，不过“为义”这一条途径。就像富贵人家，有高墙深屋，墙修得严实，上面只开凿一扇门。有盗贼闯入，就关闭他所进入墙内的那扇门，然后抓他，盗贼就无法逃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主上掌握了要领啊。
8.4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1]，虽在农与工肆之人[2]，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3]。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4]，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5]。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6]，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7]，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8]，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9]，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10]；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
【注释】
[1] 列：行列，位次。列德指根据道德修养决定官员的爵位职务。
[2] 肆：作坊。
[3] 断予之令：即予之断令，授予他行政决断的权力。
[4] 殿：同“定”（王闿运说）。
[5] 此：即“若”，为古人复语（王念孙说）。
[6] 服泽：古地名，不详。阳：山的南面、水的北面谓之阳。
[7] 益：即伯益，相传他擅长畜牧和狩猎，被舜任为虞。后又为禹所重用，助禹治水有功，被选为继承人。阴方：古地名，不详。
[8] 伊尹：商汤时名臣，名伊，尹是官名。传说伊尹为厨师出身，后助汤灭夏建国。庖厨：厨房。
[9] 闳夭、泰颠：皆为文王的大臣。罝罔：捕兽用的叫罝，捕鱼用的称网。“罔”同“网”。
[10] 施：当为“惕”（孙诒让说）。
【译文】
所以古时候圣王治理国家，任用有德的人并且崇尚贤能的人。即使是农夫或工匠，有才能就选拔他，授予他非常高的爵位和丰厚的俸禄，任用他做行政事务，给予他决断行政的权限。说：如果爵位不高，百姓就不会尊敬他；俸禄不丰厚，百姓就不会信任他；政令无决断，百姓就不会畏惧他。把这三样东西授给贤者，不是因为贤能而赏赐他们，而是希望他们能办成事情。因此在当时，按照道德高低决定爵位官职，按照职责权限行事，按照功劳确定赏赐，根据功绩发放俸禄。所以官员不是终生尊贵，百姓也不是永远低贱。有能力就选拔他，没有能力就罢免他。出于公心，去除私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古时候尧提拔舜于服泽之阳，授予他国政，天下太平。禹选拔伯益于阴方之中，授予他国政，天下统一。汤选拔伊尹于厨房之内，授予他国政，灭夏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文王选拔闳夭、泰颠于渔猎之中，授予他们国政，西方诸侯得以归顺。因此在那个时候，即使是享受高官厚禄的大臣，也无不心存敬畏而兢兢业业地处理政务；即使是在农田和工肆的百姓，也无不争相勉励而推崇道德。
8.5 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1]。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2]，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注释】
[1] 章：通“彰”，显著。
[2] 尚：倘若，如果。
【译文】
因此，贤良之士是国家选拔出来用以辅佐继承人的。所以拥有贤能之士谋事就不会困难，身体不致劳顿，声名立而功业成，美好事物彰显而丑恶事物不生，这些都是由于得到贤能之士的缘故。因此墨子说：国家安定的时候不能不选拔贤能之士，国家不安定的时候也不能不选拔贤能之士。倘若想要遵循尧、舜、禹、汤的治国之方，就不能不崇尚贤能。崇尚贤能的人，是国家政权的根本。
【评析】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提出“尚贤”理论主张的人，可问题是对贤能之士的推崇和渴求历朝历代都有，不独墨子为然。舜之于尧、禹之于舜、伯益之于禹、伊尹之于汤、姜尚之于文王、管仲之于齐桓公无不如此；东西二周甚至也不缺乏系统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如《礼记·王制》云：“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乡，升於学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我们今天很难评估这种人才选拔机制在当时的实行情况，但至少从理论上看，这种由地方到中央层层选拔的人才机制还是相当不错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墨子还对“尚贤”有这么强烈的理论诉求呢？
答案自然需要到墨子生活的时代去追寻。如果说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诸侯国不把周王室放在心上的话，墨子生活的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就更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家国利益高于天下利益，大者求兼并，小者求自保，因此才会有后来养士之风的盛行和纵横家的大行其道。墨子所谓的“贤”，从身份上说一般指“士”阶层，他们要么是中下级官吏，如《墨子·尚同中》所云：“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要么是指知识分子，如《墨子·天志上》载：“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从个人能力上说，“贤”则指有道德、善言辞并具备具体从政经验，即“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正如《说文解字》所讲：“贤，多才也。”问题在于，春秋时期周王室的社会文化体系尚未完全崩溃之时，士阶层虽处身上层社会底层，但衣食无忧；而到了战国时期，大量士阶层甚至是君子阶层的人才从社会上层沦落到社会底层，他们有知识有修养却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一方面是各诸侯国急需人才以实现富国强兵，一方面是沦落到社会底层的士君子无出头之日。墨子恰好生活在这样一个旧的社会体系崩溃、人才流通渠道不畅的时代，得时代风气之先，其“尚贤”的理论主张正逢其时。
既然明确了“尚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墨子自然就会进一步讨论如何招纳贤能之士的途径和方法。首先，墨子提出广纳贤才要摒弃身份偏见，“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为沉沦社会底层的有识之士改变人生命运、施展自身才华打开了方便之门。其二，彻底打破旧的社会身份制度，建立新的用人制度，“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辟除那些尸位素餐的贵族们“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最终建立起“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人才流通机制。梁启超先生曾说：“盖墨子尚贤主义，实取旧社会阶级之习翻根本而摧破之也。”（《子墨子学说》）细看墨子的“尚贤”之策，的确与“亲亲”、“尊尊”的传统社会颇有抵牾之处，故不见容于旧贵族统治者。然而，墨子的这种思想实有与儒家政治理想相通之处。在儒家政治理想当中，尧舜禅让是圣人政治的典范，而依照墨子的理论，“尚贤”的终点，是“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正与儒家推崇的禅让制款曲暗通。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吕思勉先生指出“尚贤之说，与尚同相表里”（《先秦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