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天志》分为上、中、下三篇，此为上篇。墨子是一个宗教神学目的论者，他认为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天”比天子更尊贵、也更有智慧，因此天子和天下所有人必须遵循天的意志。“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天下人的所有行为都无法隐瞒上天，所以必须老老实实按照天的意志行事。顺应天的意志就会得到上天的奖赏，违背天的意志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天欲义而恶不义”，天下所有人都是天的子民，天兼爱他们，因此统治者只有爱民利民，才能得到上天的奖赏和百姓的赞誉，否则就会因为残害百姓而受到上天的惩罚。墨子的天志说无疑是唯心之论，但他提倡的内容却有值得肯定的成分。
23.1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处家者知之。若处家得罪于家长，犹有邻家所避逃之[1]。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2]，共相儆戒[3]，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非独处家者为然，虽处国亦然。处国得罪于国君，犹有邻国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谁亦有处国得罪于国君，而可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犹若此其厚，况无所避逃之者，相儆戒岂不愈厚，然后可哉？且语言有之曰[4]：“焉而晏日[5]，焉而得罪[6]，将恶避逃之？”曰：无所避逃之。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7]，明必见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于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
【注释】
[1] 所：犹“可”（王念孙说）。
[2] 所知识：指所认识的人。
[3] 儆：通“警”。
[4] 语：当为衍文。
[5] 焉而：当为衍文（俞樾说）。一说，犹言“于是”（刘昶说）。晏：天日清明。
[6] 焉而：焉为语气词；而，转折连词，竟然（孙诒让说）。
[7] 门：当为“闲”之误（王念孙说）。
【译文】
墨子说：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懂得小道理而不懂得大道理。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根据他们与家人相处的情况知道。如果在家里得罪了家长，还有邻居家可以逃避。然而父母兄弟以及相识的人，都相互告诫说：“不能不引以为戒！不能不慎重对待！哪里有身处家中而可以做得罪家长的事呢？”并非只有处身家中是这样的，即使是在国家中也是这样。在国家里得罪了国君，还有邻国可以逃避。然而父母兄弟以及相识的人，都相互告诫说：“不能不引以为戒！不能不慎重对待！哪里有身处国中而做得罪国君的事呢？”这是有可以逃避的地方，尚且如此慎重地相互告诫，更何况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相互告诫难道不会更加郑重，然后才可以吗？并且有古语说：“青天朗日，竟然有所得罪，将要逃到哪里去呢？”答道：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上天不会忽略深山幽谷没有人的地方，什么地方都能明白地看到。然而天下的士人君子对于上天，却疏忽而不知道相互告诫，这就是我之所以知道天下的士人君子懂得小道理而不懂得大道理的原因。
23.2 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然则我何欲何恶？我欲福禄而恶祸祟[1]。若我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然则我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祸祟中也。然则何以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
【注释】
[1] 祟：鬼神作怪害人。
【译文】
既然如此，那么上天所希望什么又厌恶什么呢？上天希望义而厌恶不义。那么率领天下的百姓来从事于义的事业，那么我做的就是上天所希望的事情。我做上天所希望的事情，上天也会做我所希望的事情。那么我希望什么又厌恶什么呢？我希望的是福禄，厌恶的是祸害。如果我不做上天所希望的事情，而做上天所不希望的事情，那么我就是率领天下的百姓从事于招致灾害的事情。那么怎么知道上天喜欢义而厌恶不义呢？答道：天下有义就能生存，无义就会灭亡；有义就会富贵，无义就会贫穷；有义就会大治，无义就会混乱。那么上天希望生存而厌恶灭亡，希望富贵而厌恶贫穷，希望治理而厌恶混乱，这就是我之所以知道上天希望义而厌恶不义的原因。
23.3 曰：且夫义者，政也[1]，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2]，有士政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3]，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
【注释】
[1] 政：同“正”（王念孙说）。
[2] 次：“恣”之省文（毕沅说），放纵，纵情。
[3] 句末当有“之”字（孙诒让说）。
【译文】
墨子说：所谓义，就是正道，不是由下面来匡正上面，一定是从上面来匡正下面。所以平民百姓尽力做自己的事情，不应该放纵自己而自以为正确，有士人在上面匡正他；士人也尽力做自己的事情，不应该放纵自己而自以为正确，有卿大夫在上面匡正他；卿大夫尽力做自己的事情，不应该放纵自己而自以为正确，有三公、诸侯在上面匡正他；三公、诸侯竭尽全力处理政务，不应该放纵自己而自以为正确，有天子在上面匡正他；天子不应该放纵自己而自以为正确，有天在上面匡正他。天子匡正三公、诸侯、士人、平民，天下的士人、君子本来是明白知道这个道理的，但对于上天匡正天子，天下的百姓却不能明了。
23.4 故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明说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为政于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穷贵也[1]，天下之穷富也。故于富且贵者[2]，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然则是谁顺天意而得赏者？谁反天意而得罚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3]，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4]，传称其善，方施天下[5]，至今称之，谓之圣王。然则桀纣幽厉得其罚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诟天，中诟鬼，下贼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别而恶之；我所利，交而贼之。恶人者，此为之博也；贱人者[6]，此为之厚也。”故使不得终其寿，不殁其世，至今毁之，谓之暴王。
【注释】
[1] 穷：极。
[2] 于：旧本作“欲”。
[3] 之：于（王闿运说）。
[4] 业：此字当为衍文。
[5] 方施：指施溥遍于天下（孙诒让说）。
[6] 贱：疑为“贼”之误（孙诒让说）。
【译文】
因此从前三代的圣王禹汤文王武王，想要把上天匡正天子的道理明白地告诉天下的百姓，所以没有人不饲养牛羊、猪狗，准备好洁净的酒食祭品，来祭祀上帝鬼神，而向上天祈求赐福。我没有听说过天下人向天子祈求赐福的事，这就是我所知道上天匡正天子的原因。所以天子是天下最尊贵的人，是天下最富有的人。所以那些尊贵而富有的人，不能不顺从上天的意愿。顺从天意的人，兼相爱，交相利，必定会得到赏赐；违背天意的人，互相厌恶，互相残害，必定会得到惩罚。既然如此，那么谁是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的人？谁是违背天意而得到惩罚的人？墨子说：从前三代圣王禹汤文王武王，他们是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的人；从前三代残暴的君王桀纣幽王厉王，他们是违背天意而得到惩罚的人。既然如此，那么大禹汤文王武王为什么会得到上天的赏赐呢？墨子说：他们做事，上尊敬天，中侍奉鬼神，下爱人。所以天意说：“这些人对于我所爱的，他们同样全部去爱；我所要给予利益的，他们全部都给予利益。爱人的人是最广博的，给人利益的人是最厚重的。”所以让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后代万世子孙，传诵称赞他们的善行，广泛地施行于天下，直到现在仍称赞他们，称他们为圣王。既然如此，那么桀纣幽王厉王，受到惩罚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他们做事，上辱骂天，中辱骂鬼神，下残害百姓。所以天意说：“这些人对于我所爱的，他们反而厌恶；我所要给予利益的，他们却相互贼害。厌恶人的人是最广泛的，贼害人的人是最严重的。”所以让他们不能寿终正寝，不能正常保有基业，直到现在还被人唾骂，被称为暴虐的君王。
23.5 然则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于上帝鬼神，天有邑人[1]，何用弗爱也[2]？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
【注释】
[1] 天有邑人：指天下所有的人民。
[2] 用：因为，由于。
【译文】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知道上天是爱天下百姓的呢？根据上天兼爱而知道的。为什么知道上天兼爱呢？因为上天拥有天下人。为什么知道上天拥有天下人呢？因为上天供给天下所有人食物。为什么知道上天供给天下所有人食物呢？四海之内，凡是吃五谷的人民，没有人会不饲养牛羊和猪狗，准备好洁净的酒食祭品，来祭祀上天鬼神。上天拥有天下百姓，怎么会不爱他们呢？并且我说过杀一个无辜的人，必定会有一种不祥。杀害无辜的人是谁呢？是人。给予他不祥的人是谁呢？是上天。如果认为上天不爱天下的百姓，那么怎么会因为人与人相互残杀，而上天就给予不祥呢？这就是我知道上天爱天下百姓的原因。
23.6 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义政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力政者则与此异，言非此，行反此，犹倖驰也[1]。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
【注释】
[1] 倖：一本作“偝”，与“背”同（孙诒让说）。
【译文】
顺应天意，就是义政；违背天意，就是力政。那么义政是怎么样的呢？墨子说：处于大国的地位不去攻打小国，处于大家的地位不去篡夺小家，强者不抢劫弱者，贵者不轻视贫贱者，智谋多者不欺负愚笨者。这样一定会上有利于天，中有利于鬼神，下有利于人，对三者都有利就会无所不利，所以把全天下的美名都加给他，称他为圣王。力政者就和义政不同，言论与此相反，行为与此相反，就好像背道而驰。处于大国的地位攻打小国，处于大家的地位篡夺小家，强者抢劫弱者，富贵者轻视贫贱者，智谋多者欺负愚笨者，这一定会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神，下不利于人，对三者都不利就会对什么都不利，所以把全天下的恶名都加给他，称他为暴王。
23.7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1]，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2]，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3]，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4]。
【注释】
[1] 轮人：制造车轮的工匠。
[2] 圜：同“圆”。
[3] 计：同“记”（李笠说）。
[4] 天下之明法：“下”字疑为衍文（姚永概说）。天之明法，即“天志”。
【译文】
墨子说：我有天的意志，就好像制造车轮的人有圆规，好像木匠有矩尺。制造车轮的工匠和木匠，拿着他们的圆规和矩尺去测量天下的方圆，说：“符合规矩的就是对的，不符合规矩的就是不对的。”如今天下士人君子的书多得车子都载不完，言论之多也无法完全记载，他们上游说诸侯，下游说有名望的列士，但他们对于仁义却相差很远。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说：我掌握了天下圣明的法则可以用来衡量士人君子的言论。
【评析】
中国文化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巫术风气盛行的殷商时期，而中国传统文化继承的则是西周以来较为理性的“六经”系统。儒家思想的祖师爷孔子虽然敬畏天，但从不谈怪力乱神之类的东西，而出身孔门后学的墨子却以“天志”为号召，于儒家之外别树一帜，这难道是一种思想的退化吗？我们今天也许无从了解墨子对待天命鬼神的真实想法，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墨子谈“天志”的时候并非采取神秘主义态度，而且“天志”在其整体思想体系中明显是一种顶层设计。“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其目的在于说明“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显然，墨子是将“天”的意志当作正义的最早原则加以运用。如果抛开这种理论设计浓厚的神学目的论色彩，把它看作康德为保证“善”的纯粹性和终极性而设定的“绝对命令”也并不为过。在墨子看来，“天志”是“正义”的终极守护者，是“正义”不可逾越的最后底线。“天欲义而恶不义。”有意思的是，墨子的“义”与儒家含义不同。墨子认为：“义者，政也。”“政”即“正”。儒家则认为“义者，宜也。”显然，儒家的“义”强调的是过程的合理性，属于经验主义的范畴；而墨子的“义”强调的则是出发点的正当性，属于先验论的范畴。墨子的论证逻辑是：正义是人类必须遵循的行事原则，因为人皆“欲福禄而恶祸祟”，“故于富且贵者，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一个强大的历史证据是禹汤文武因顺从天而得到奖赏，桀纣幽厉因违背天意而受到惩罚。在沧海横流的艰难时世面前，墨子意识到，当王权摆脱了殷商鬼神的注视，当人的欲望随着自我意识的复苏而迅速膨胀，回到过去那个敬畏“天志”的年代也许是人类的一个较为简单的选择。他期盼能再次诉诸“天”的威严去完成那些在他看来人力无法完成的事情，期盼借助宗教神学的力量来遏制人类膨胀的欲望野心，期盼圣王出世以“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从而恢复失范的社会秩序。
“天志”作为人类必须遵循的行为原则的权威树立起来之后，墨子话锋一转，进而提出“义政”与“力政”的区别。“义政”不同于儒家的“德政”，其基本含义应归结为先验论范畴的正义，即符合“天志”的政治。“力政”则恰恰相反。“义政”的最终目标是：“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具体而言，就是：“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义与不义之间的区别即在于利与不利，凡是有利于天鬼人的施政方针就是“义政”，就会受到上天的青睐和奖赏；凡是不利于天鬼人的施政方针就是“力政”，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在“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个标准中，前二者包含着浓厚的宗教神学成分，而“下利于人”却是对现实政治的社会经济、国计民生有着冷静的思考和更详尽的论述。正因为如此，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其中的宗教神学色彩，反而染上了一层人文关怀的色彩。
如果上文的分析是成立的，我们也许可以延伸出另外一种结论：墨子倡言天志不仅是代天立言，也不仅是为现实政治提供终极行为原则，其“天志”说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对人间君主的权力和过度的欲望加以制约。事实上，先秦诸子早有“从道不从君”的共识，他们纷纷从各自的立场提出对君权进行限制。如老子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孟子谓“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荀子谓“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荀子·臣道》），皆从理性主义角度要求对君权进行限制。而墨子却说“天之为政于天子”，将这种制约机制的来源上归于“天”，较其他诸子更显复古主义倾向。但是，墨子毕竟生活在一个理性主义思潮日益壮大的时代，因此，墨子的宗教神学目的论少了几分神秘，更添了几分理性与冷静。不仅如此，墨子还坚信他的理论是唯一正确的：“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因为墨子似乎认为，人类的理性似乎不足以解决自身的所有问题，不然也不会众说纷纭却依旧天下大乱，为了唯一权威的正义，有必要假定天志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