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长大，只要没有智力上的缺陷，他都将学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他人打交道，而且，他还很可能获得某些技能。不过，他身上也有一些力量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获得或发展的。你无须，事实上也不可能教一粒橡子长成一棵橡树，但是，只要给橡子一个机会，其内在的潜能就会得到发展。同样，只要给予人类个体一个机会，他就能发挥他所特有的人类潜能。这样一来，他也就会发挥他的真实自我所具有的独特活力：他自身情感、思想、愿望和兴趣的澄清和深入；开发自身资源的能力，自身意志力的加强；他可能具有的特殊能力或天赋；表达自己的能力，以及自然而然地与他人交往的能力。所有这些迟早会让他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目的。简而言之，他会朝着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而不会偏离太远。而这就是我现在以及在整本书中屡次说到真实自我（real self）是内在力量之核心的原因，这种内在的核心力量是人人所共有，但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又各不相同，它是人类成长的深刻根源。[1]
只有个体自己才能发展他既定的潜能。18但是，就像其他任何活着的有机体一样，人类个体也需要有利的环境才能“从橡子成长为橡树”。他需要一种温暖的氛围，这种氛围能给予他内心的安全感和自由感，使他能够拥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并能够表达自己。他需要他人的善意，这种善意不仅有助于满足他的多方面需求，而且能指导和激励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实现自我的人。他还需要与他人的愿望和意志进行健康的摩擦。如果他能因此而在爱和摩擦中与他人一起成长，那么，他也就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自我来成长。
但是，由于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一个孩子有可能不被允许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和潜能成长。这些不利因素太多了，不胜枚举。但概括起来，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身处一定环境之中的人，由于过于沉溺于其自身的神经症，以至于没有能力爱自己的孩子，甚至不能把孩子看成一个独特的个体。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神经症需要和反应。[2]简单说来，这些态度可能是支配性的、过分保护的、威胁性的、易怒的、过于苛刻的、溺爱的、反复无常的、偏爱其他兄弟姐妹的、伪善的、漠不关心的等等。它绝不是某一个因素的问题，而是会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的所有因素的问题。
结果，这个孩子不能形成一种归属感，不能形成一种“我们”这样的同在感；相反，他会产生深深的不安全感和模糊的恐惧感，在这里，我称之为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这是他生活在一个觉得充满潜在敌意的世界里所产生的疏离感和无助感。这种基本焦虑引发的紧张压力使得这个孩子不能以其自发的真实情感与他人交往，并迫使他寻找其他方法与他人打交道。他必定（在无意识之中）以各种方法加以应对，这些方法不会唤起或增强焦虑，而是会缓解他的基本焦虑。这些特殊的态度产生于无意识的策略性需要，它们既取决于孩子先天的气质，也取决于后天环境中的相倚联系。19简言之，他可能会试图依附于身边最强大的那个人；他可能会试图反抗和斗争；他还可能会试图将他人摒弃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之外，在情感上与他们保持距离。总的来说，这意味着他可能会接近他人、反对他人或逃避他人。
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也不排除彼此之间的接近、反对或逃避。索取和给予爱的能力、屈服的能力、斗争的能力、独处的能力——这些是搞好人际关系所必需的补偿性能力。但是，在那个由于其基本焦虑而感觉自己置身于危险环境之中的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则往往会表现得非常极端和僵化。例如，爱往往会变成依附，顺从会变成姑息。同样，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他会被迫进行反抗或表现得冷漠无情，不考虑他自己的真实情感，也不管其态度是否恰当。其态度之盲目和僵化的程度与他内心基本焦虑的强度成正比。
由于在这些条件之下，儿童不是仅仅朝着某一个方向发展，而是朝着所有方向发展，因此，他会从根本上形成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于是，接近他人、反对他人和逃避他人这三种行为就构成了一种冲突（conflict），这是他与他人之间的基本冲突。当然，他迟早会试图通过让其中一种行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来解决这种基本冲突——试图让顺从、攻击或冷漠这三种态度中的一种成为他的主要态度。
试图解决神经症冲突的最初尝试绝不是表面上的。相反，它会对个体神经症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不只涉及对待他人的态度，它还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整个人格的某些改变。根据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儿童还会发展出某些恰当的需要、敏感性、抑制力以及道德价值观的雏形。例如，一个相当顺从的儿童，不仅倾向于让自己屈从于他人、依赖他人，而且还会力求善良和不自私。同样，20一个具有攻击态度的儿童会开始重视力量、忍耐力和战斗力。
不过，这第一种解决方法的整合效果不如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神经症解决方法那样稳定、全面。例如，有一个女孩，她的顺从态度已表现得相当突出。这种顺从态度表现为：盲目地崇拜某些权威人物，具有取悦和满足他人的倾向，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经常做出牺牲。8岁的时候，她将自己的一些玩具放到大街上，让那些更为贫困的儿童拿去玩，而且她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11岁的时候，她在祷告时以其孩子气的方式，试图寻求一种神秘的屈服。她幻想自己遭到了她所迷恋的那些老师们的惩罚。但到了19岁的时候，她还很容易接受他人设计的那些报复某些老师的计划；尽管大多数时候，她就像一只小绵羊，但偶尔她也会在学校里带头造反。而且，当她对所在教堂的牧师感到失望时，她也会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暂时转变为一个玩世不恭者。
整合效果差——上面所引的例证相当典型——的原因有一部分在于成长中的个体还不成熟，还有一部分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早期的解决方法旨在取得与他人关系的一致性。因此，还存在一定的余地来获得更为稳定的整合。事实上，这是一种需要。
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发展，绝不是单一的。对每一个个体来说，发展的路线和结果都是不同的，同样，不利环境条件的特殊性在每一种情况下也各不相同。但是，它始终会削弱个体的内在力量和一致性，因此，它总会产生某些迫切的需要，以弥补由此产生的缺陷。尽管它们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我们还是可以区分以下这些方面：
·尽管个体早期试图解决他与他人之间的冲突，但他依然是分离的，他需要一种更为稳定、更为全面的整合（integration）。
·个体一直没有机会形成真正自信的原因有很多：由于不得不进行的防御，由于与他人的分离，21由于早期的“解决方法”所导致的片面发展方式，他内心的力量一直受到削弱，从而使得他大部分的人格不能发挥建设性的用途。因此，他迫切地需要自信，或者是自信的一种替代品。
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他并不觉得软弱，只是觉得与他人相比，自己不是特别强大，而且也没有做好充分的生活准备。如果他有归属感，那么，他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的感觉就不会严重到成为一种障碍。但是，由于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而且从内心深处感到——正如他所感觉到的那样——孤立和敌意，他只能产生一种让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迫切需要。
与上面这些因素相比，甚至更为基础的因素是：他开始疏离自我。不仅他的真实自我会阻止他顺利成长，而且除此之外，他还需要发展一些人为的策略性方法来与他人打交道，这种需要也会迫使他无视自己真实的情感、愿望和想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安全成了最为重要的事情，其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和想法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内心最深处的这些情感和想法会不得不沉寂下来，从而变得不那么清晰。（他感觉到的无论是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安全就好。）这样一来，他的情感和愿望就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可以说，他不再是一个主动的追求者，而是一个被驱使者。此外，他内心的分裂状态不仅会在整体上削弱他，而且由于增加了一种混淆的因素，他与自我的疏离得到了加强。他再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或者自己是“谁”。
这种“开始与自我的疏离”之所以更为基础，是因为这种伤害强度会导致其他方面受到损害。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这种情况——要是一个人没有疏离自己活生生的自我之中心，那可能就会有其他过程出现——那么，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会有内心的冲突，但他不会被这些冲突弄得辗转不安；他的自信（self-confidence，就像这个词所表明的，它需要有一个自我可以将信心置于其上）将会受损，但不会被连根拔起；他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受到干扰，但其内心不会与他人脱离关系。因此，一个疏离了自我的个体，最为重要的是需要——若说是“替代”了他的自我，则未免荒唐，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某种东西能够给予他一种支持、一种认同感（a feeling of identity）。这会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意义，尽管他的人格结构仍有很多弱点，但还是会给他一种力量感和意义感。
如果他的内心状况没有（因为幸运的生活环境）改变，他因此而没有22我在上文所列出的那些需要，那么，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并且可以一下子满足他所有需要的方法似乎就只有一种了，那就是：想象（imagination）。想象会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发挥作用，并在他心中创造出一个自己的理想化意象（idealized image）。在这个过程中，他赋予了自己无限的力量和崇高的能力，他变成了一个英雄、一个天才、一个最高尚的爱人、一个圣徒、一个神。
自我理想化（self-idealization）总是包含一种普遍的自我美化，因此会给予个体迫切需要的意义感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但它绝不是一种盲目的自我夸大。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特殊经历、早期的幻想、特殊的需要以及天生的才能等材料构建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如果这种理想化意象不符合自己的个人性格特征，他将不会获得认同感和一致感。一开始，他会理想化自己解决基本冲突的特定“方法”：顺从变成了善良，爱变成了神圣的东西，攻击性变成了力量、领导力、英雄主义和全能感，冷漠变成了智慧、自我满足和独立性。按照他那种特定的解决方法，那些看起来是短处或缺点的东西总能变淡或被掩饰。
他可能会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的倾向。首先，这些矛盾的倾向也可能会被美化，但仍在不为人知的暗处。例如，只有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一个具有攻击性的个体，对他来说，爱情似乎是不应该有的温柔，但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不仅是一个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爱人。
其次，除了被美化之外，这些矛盾的倾向还有可能被隔离在个体的内心之中，这样它们就不再构成令人不安的冲突。一个患者在他的自我意象中，可能会把自己想象成人类的恩人，是一个处变不惊的智者，是一个勇往杀敌的人。这些方面——所有这些都是有意识的——对他来说，不仅不矛盾，甚至不会引起任何的冲突。在文学作品中，这种通过将矛盾倾向隔离起来从而消除冲突的方式在史蒂文森（Stevenson）的《化身博士》（Doctor Jekyll and Mr.Hyde）中曾描述过。
最后，23这些矛盾的倾向还可能会升华为杰出的能力或成就，这样，它们就成了丰富人格中与之相容的方面。我在其他地方[3]曾引用过一个例子：一个极具天赋的人将其顺从的倾向转变成了基督般的美德，将其攻击的倾向转变成了超绝的政治领导能力，将其超然态度转变成了哲人的智慧。这样，他的基本冲突的这三个方面立刻就得到了美化，而且彼此之间能和谐共处。在他自己的内心之中，他成了现代相当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万能之人（l'uomo universale）那样的全才。
个体最终可能会逐渐认同于这个理想化的完美意象。于是，这个意象不再是他暗自怀有的虚幻意象。他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变成这种意象——这种理想化意象往往会变成理想化自我（idealized self）。这种理想化自我之所以比他的真实自我更为真实，不仅仅是因为理想化自我更具吸引力，而且还因为它能满足他所有的迫切需要。这种重心的转变完全是一种内在过程，在他身上没有任何可观察到的或明显的外在变化。这种变化是其存在之核心的变化，是其自我感觉的变化。这是一个奇妙的、人类所特有的过程。一只英国可卡犬几乎不会想到，它“真的”是一只爱尔兰雪达犬。这种转变之所以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仅仅是因为他的真实自我在这之前一直模糊不清。虽然在这个发展阶段——或者说在任何阶段——健康的过程都是朝向真实自我的，但现在，他为了理想化自我却开始明确地放弃真实自我。理想化自我开始向他呈现他“真正”的样子，或者他有可能成为的样子——他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成了他看待自己的视角和衡量自己的标杆。
从各个方面来讲，自我理想化就是我所说的综合的神经症解决方法（comprehensive neurotic solution）。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种解决某一特定冲突的方法，而且它以含蓄的方式承诺它能满足个体在某一特定时间产生的所有内在需要。此外，它不仅允诺解决他那些痛苦的、难以忍受的情感（迷失感、焦虑感、自卑感和分离感），而且还允诺最终会实现他那神24秘的自我及其生活。因此，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法时，便会不顾一切地抓着它不放，也就不足为奇了。用一个很好的精神病学术语来说就是：难怪它会变成一种强迫性的（compulsive）[4]方法。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自我理想化之所以经常出现，是因为一种易于引发神经症的环境所滋生的强迫性需要经常出现。
我们可以从自我理想化的两大优势来看待自我理想化：它是早期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且，它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它必定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没有比放弃真实自我更为重要的步骤了。但自我理想化之所以会产生革命性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步骤的另外一种含义。追求自我实现的能量被转化成了实现理想化自我这一目标。在个体整个生活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转化只不过是意味着一种变化。
在整本书中，我们都将看到，这种方向的转变以多种方式对整个人格产生了定型的影响。它所产生的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使自我理想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内在过程，而是迫使其进入了个体生活的整个循环之中。个体想要——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迫——表达自己。而现在，这意味着他想要表达他的理想化自我，并在行动中加以证实。这种理想化自我通常会渗透进他的抱负、目标、日常生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因此，自我理想化必然会发展出一种更为广泛的驱力，我给它起了一个比较符合其性质和范围的名字：追求荣誉（the search for glory）。自我理想化依然是它的核心部分。追求荣誉所包含的其他因素，尽管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强度和意识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会表现出来，这些因素就是：追求完美的需要、神经症野心以及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
在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驱力中，追求完美的需要（the need for perfection）是一种最为基本的驱力。25它的目标是要将整个人格塑造成理想化的自我。就像萧伯纳（Bernard Shaw）作品中的卖花女（Pygmalion）一样，神经症患者的目标不仅是修正自己，而且要将自己重新塑造成由其理想化意象的具体特征所规定的特别的完美形象。他往往会试图通过一种有关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的复杂系统来达到这一目标。由于这个过程既关键又复杂，因此，我们打算用单独的一章来专门讨论。[5]
在追求荣誉的各种因素中，最为明显且最为活跃的是神经症野心（neurotic ambition），这是一种追求外在成功的驱力。虽然这种追求卓越的驱力在现实中很普遍，且倾向于追求事事卓越，但通常情况下，它会最为强而有力地应用在某一个特定个体在某个特定时间里最容易取得卓越成就的事情上。因此，野心的内容在一生中很可能会多次发生改变。上学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取得班上最好的成绩，他可能就会觉得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到后来，他可能同样会以强迫性的方式驱使自己无数次地与那些最心仪的姑娘约会。再往后，他可能也会整天想着赚最多的钱，或者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样的改变很容易引起某种自我欺骗。一个在某一时期曾像疯了一样决定成为最伟大的体育英雄或战争英雄的人，到了另一个时期，可能也会同样热衷于成为一个伟大的圣徒。然后，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丧失”了野心。或者，他可能会断定，成为体育英雄或战斗英雄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因此，他可能会认识不到自己仍然航行在野心之船上，只不过是改变了航行路线而已。当然，我们也必须详细地分析是什么使得他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改变了航线。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改变，是因为它们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受野心控制的人往往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内容几乎没什么关联。真正重要的是卓越本身。如果认识不到这种无关联性，那我们就难以理解许多的改变。
为便于讨论，我们几乎不关注特定的野心所觊觎的特定活动领域。不管问题是成为群体中的领导者、成为最出色的健谈者、成为最出名的音乐家或探险家，还是在“社会”中发挥一定作用、写出最佳的图书，或是成26为着装最佳的人，其特征都是一样的。不过，因所希望的成功的性质不同，其表现在很多方面也会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它可能更多地属于权力的范畴（直接权力、次于王权的权力、影响力、操纵力），或者更多地属于声望的范畴（名誉、称赞、受欢迎、钦佩、特别的关注）。
相对而言，这些野心驱力是扩张性驱力中最为实在的。至少从人们为追求卓越的目的而实实在在地投入努力这个意义上讲，这么说是正确的。这些驱力之所以看起来也更为实在，是因为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拥有这些驱力的人可能真的会获得所渴求的魅力、荣誉和影响。但与此同时，当他们确实获得了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时，他们也会逐渐感觉到这种徒劳追求的整个影响。他们通常无法获得更多的思绪安宁、内心安全感，也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为了补救他们所开始的对虚幻荣誉的追求，其内心的痛苦一点都没有减少，依然一如往常。由于这些不是偶然的结果，只是碰巧对这个人或那个人如此，而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切追求成功的尝试从本质上讲都是不现实的。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因此，上面这些评论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或不谙世故。竞争的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所有人的内心之中，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超越他人、超越自己，以至于我们都觉得这些倾向是“正常的”。但是，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只有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才会出现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少他们的神经症症状。即使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其他价值——例如，特别是那些作为一个人而成长的价值——比用竞争的方式出人头地更为重要。
追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追求报复性胜利（toward a vindictive triumph）的驱力，与其他因素相比，这个因素更具破坏性。这种驱力可能与27追求实际成就与成功的驱力密切相关，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用自己的成功来侮辱他人或击败他人；或者是通过让自己出人头地从而获得权力，并将痛苦施加在他人身上——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羞辱性的方式。与此同时，追求卓越的驱力可能会降低为幻想，而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则往往会主要表现为不可抗拒的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冲动，以便在人际关系中挫败、智取或击败他人。我之所以称这种驱力为“报复性的”驱力，是因为其往往来源于因童年期所遭受之屈辱而想要采取报复行动的冲动——而且，这些冲动在后来的神经症发展中又得到了强化。很可能就是后来这些冲动的增强，导致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最终成了追求荣誉中的一个常规部分。追求报复性胜利这样一种需要的强度以及每一个人对它的意识程度都大不相同。大多数的人要么完全意识不到这样一种需要的存在，要么只是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有所察觉。然而，它有时候也会公然出现，然后几乎毫不掩饰地成为生活的动力。在近代历史人物中，希特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经历过屈辱，他将其一生都投入一种疯狂的欲望之上，即他企图战胜数量日益增加的人民大众。在希特勒的例子中，恶性循环（即需要不断增加）清晰可辨。其中一个是从这样一个事实发展而来：他只能根据胜利和失败的范畴进行思考。因此，对失败的恐惧便会进一步增强胜利的必要性。此外，他的伟大感会随着每一次胜利而增强，这使得他越来越不能忍受任何人，甚至任何一个国家不承认他的伟大。
历史上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只是程度小一些而已。我们仅举一个现代文学的例子《注视火车远去的人》（The Man Who Watched the Train Go By）[6]。作品中有一个认真负责的职员，整天忙于家庭生活和办公事务，除了自己的职责，他从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后来他发现，他的老板运用欺诈的手段，结果导致公司破产，于是，他的价值尺度完全崩溃。他对上等人和下等人所做的人为区分被击得粉碎，28他原以为，上等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而像他自己一样的下等人只允许做很有限的正确行为。他认识到，他也可以是“伟大的”“自由的”。他也可以拥有一个情妇，甚至是他老板的那个漂亮迷人的情妇。现在，他的自负感完全膨胀，以至于他真的去接近她，而当遭到她拒绝时，他竟勒死了她。被警方追击时，他有时候也会感到害怕，但他的主要动机是胜利地击败警察。甚至当他企图自杀时，这也是他的主要驱动力。
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种追求报复性胜利的驱力被隐藏了起来。事实上，由于这种驱力具有破坏性，它成了追求荣誉中最为隐秘的因素。可能只有疯狂的野心才会显露在外。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才能看到，隐藏在追求权力之驱力背后的就是这种想要通过凌驾于他人之上来击败他人、羞辱他人的需要。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追求优越的需要看起来对人的伤害越小，它所容纳的破坏性冲动就越多。这就使得一个人可以将他的需要表现出来，并觉得这种需要是正当的。
当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个体在追求荣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的具体特征，因为它们始终是我们必须加以分析的具体特征。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看成一个统一体的各个部分，那我们将既不能理解这些倾向的性质，也无法理解它们的影响。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是第一位将它视为一种综合现象的精神分析学家，而且，他还指出了它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意义。[7]
各种确凿的证据都表明，追求荣誉是一个综合的、连贯的统一体。首先，上面所描述的所有这些个别倾向会经常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当然，某个因素可能会占据主导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某人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某人是一个耽于梦想的人。但这并不是说，某一个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就意味着没有其他因素的存在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也有关于他自己的夸大的形象；一个耽于梦想的人也想获得现实的至高权力，尽管后一种因素只有在他人的成功侵犯了他的自负时才有可能表现出来。29[8]
此外，所有这些个别的倾向都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主导的倾向在一个特定个体的一生中可能发生改变。他可能会从一个爱做白日梦的人转变为一个完美的父亲和老板，然后又转变为一位史上最伟大的爱人。
最后，所有这些个别倾向都具有两种共同的一般特征，从整个现象的起源和功能来看，这两个一般特征都是可以理解的：即它们的强迫性和想象性。这两个特征在上文中都提到过，但我们还是应该对它们的意义做一个更为完整但又简洁的描述。
它们的强迫性（compulsive nature）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我理想化（以及随后对荣誉的全面追求）是一种神经症的解决方法。当我们说一种驱力是强迫性的，其实是说它是一种与自发的愿望或驱力相反的驱力。自发的愿望或驱力是真实自我的一种表达，而强迫性驱力则是由神经症结构的内在必然性决定的。个体必须遵从于这些强迫性驱力，而不顾自己的真实愿望、情感或兴趣，以免感到焦虑、因内心冲突而感到左右为难、被内疚感压得喘不过气来、感觉被他人拒绝等等。换句话说，自发性与强迫性之间的区别就是“我想这样做”与“我必须这样做以避开某种危险”之间的区别。尽管个体可能会意识到他的野心或他的完美标准就是他想要获得的东西，但实际上，他是被逼着去获得这种东西的。想要获得荣誉的需要控制了他。由于他本人意识不到“想要”与“被迫”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标准将这二者区分开来。最具决定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被迫走上了追求荣誉的道路，全然不顾自己，不顾他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例如，我记得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女孩，只有10岁，她认为，如果她拿不到班上的第一名，那她宁愿自己变成一个瞎子。）我们有理由知道，是否有更多人的生命——不管是从字面意思还是象征意义上讲都是如此30——牺牲在了荣誉的祭坛上，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牺牲。当约翰·加布里埃尔·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开始怀疑实现其伟大使命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时，他就去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画面中出现了一种真正的悲剧元素。如果我们为了一项事业牺牲了，而这项事业是我们以及大多数健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根据其对人类而言的价值都觉得具有建设性，那么，这种牺牲无疑就是悲剧性的，但它也有意义。如果我们因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而受到虚幻荣誉的奴役、浪费自己的生命，那么，这就更是悲剧性的浪费——越是这样，这些生命的潜在价值就越高。
追求荣誉驱力之强迫性的另一个标准——就像其他任何强迫性驱力一样——是它的不加选择性（indiscriminateness）。既然个体在追求某种东西的过程中其真正的兴趣并不重要，那么，那他就必须成为注意的中心，必须成为最有吸引力、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人——不管形势是否要求他这样做，也不论他是否具有这样的天赋，他都要争第一。在任何争论中，不敢事实的真相如何，他都必须要获得胜利。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与苏格拉底（Socrates）的思想完全想反，苏格拉底认为：“……无疑，我们现在不是为了分出你我观点的高低而进行简单的争论，但我认为，我们俩都应该为了真理而斗争。”[9]神经症患者常常会不加选择地追求至高的权力，这种需要所具有的强迫性使得他漠视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关于他自己、其他人，还是关于事实，都是如此。
此外，同其他任何强迫性驱力一样，追求荣誉也具有永不满足（insatiability）的性质。只要（对他自己而言）有未知的力量驱使着他，这种永不满足性就会发挥作用。当所完成的工作得到了他人的认可，当赢得了一次胜利，或者当赢得了某种得到他人认可或钦佩的迹象时，他会高兴一阵子——但这种高兴不会持续太久。首先，他很难体验到成功本身，或者至少他会为随后的失望或恐惧留有余地。无论如何，他都会无休止地追求更多的声誉、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女人、更多的胜利和征服，而且，这种追求很难让他获得任何满足，他也不会停止追求。
最后，一种驱力的强迫性会表现在对挫折的反应上。其主观的重要性31越大，达到目标的需要就越迫切，对挫折的反应因此也就越强烈。这些构成了一种我们可以用来测量驱力之强度的方法。尽管追求荣誉的驱力并非一直都清晰可见，但它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驱力。它有可能像一种魔鬼附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像是一头吞噬掉了那个把它创造出来的人的怪物。因此，对挫折的反应必定非常强烈。它们会表现为对厄运和受辱的恐惧，而对很多人而言，这种恐惧则意味着是一种失败。恐慌、抑郁、绝望、对自己和他人的恼怒等反应常常被他们看成“失败”的表现，而且，他们常常会表现出与其实际重要性完全不相符的态度。恐高症其实就是常常害怕从幻想的高处坠落下来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一位恐高症患者所做的梦。每当他开始怀疑自己已确立的有关无可置疑之优越感的信念时，他就会做这个梦。在梦中，他站在高山之巅，但也面临着会摔下去的危险，于是他死命地抓着山脊不放。“我无法让自己比现在更高了，”他说，“因此，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就是紧紧地抓住现在不放。”“我无法让自己比现在更高了”这句话在意识层面指的是他的社会地位，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这句话同样也适合于他有关自己的幻想。他无法超越（他心中）一种上帝般的全能感和宇宙般的意义感！
追求荣誉的所有因素中固有的第二个特征是想象（imagination）在其中所发挥的重大而特殊的作用。想象在自我理想化的过程中通常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不过，在追求荣誉的整个过程中，想象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以至于各种各样的幻想因素必定会渗透进来。不管一个人多么为自己的现状感到骄傲，也不管他对成功、胜利和完美的追求与现实多么相符，他的想象都会一直伴随着他，使他将幻景误认为是真实的。人们完全无法真实地评估自己，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倒是可以进行完全真实的评估。当一个人行走在沙漠中，又累又渴，这时他看到了一个海市蜃楼，他可能真的32会努力走向它，但看似应该可以让他不再痛苦的海市蜃楼——荣誉——本身却是想象的产物。
事实上，想象也会渗透进健康个体所有的精神功能和心理功能之中。当我们感受到朋友的悲伤或喜悦时，其实就是想象给予了我们这样做的能力。当我们表示祝愿、提出希望、感到恐惧、相信某事、制订计划时，是想象让我们看到了各种可能性。但是，想象可能富有成效，也有可能没有成效：它可能会让我们更接近有关我们自己的真相——就像梦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也可能让我们远离真相。它可能会让我们的实际经验更为丰富，也可能会让我们的经验更为贫乏。而这些不同正是神经症想象与健康想象之间的大致差异。
当我们想到众多神经症患者所提出的宏伟计划，或者他们的自我美化与要求所具有的怪诞性时，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具有比其他人更为丰富的想象力——而且，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想象才更容易迷失方向。这种观点并没有在我们的经验中得到证实。就像健康个体的想象力各不相同一样，神经症患者的想象天赋也因人而异。但我还没有找到证据证明神经症患者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富于想象力。
但根据精确的观察，这种观点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事实上，想象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起的作用确实更大。不过，导致这种现象的不是想象的结构性因素，而是其功能性因素。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想象会起到与在健康个体身上同样的作用，但除此之外，它还会发挥正常人身上所没有的功能。它会被用来满足患者的神经症需要。在追求荣誉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明显，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强大需要所产生的影响会推进对荣誉的追求。在精神病学文献中，对现实的想象性歪曲通常被称为“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直到现在，它都依然是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术语，但它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术语。它的含义太过狭窄：一个精确的术语不仅应该包括思维，而且还应该包括“表达愿望的”观察、确信，尤其是情感。此外，它是一种思维——或情感——决定这种思维或情感的往往不是我们的愿望，而是我们的需要。正是这些需要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想象一直存在于神经症患者身上，并发挥一定的影响力；正是这些需要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想象丰富多彩——但却毫无建设性的作用。
想象在追求荣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白日梦中准确无误且直接地表33现了出来。在十来岁的青少年身上，白日梦可能具有一种明显的夸张特征。例如，有一位大学男生，虽然胆小畏缩，但也经常做白日梦，幻想自己成了最伟大的运动员、天才或风流才子。在随后的岁月里，也有一些人像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那样，整天梦想着自己邂逅了一次浪漫的经历，梦想自己变得不可思议的完美或者神秘的圣洁。有时候，这些白日梦会以想象性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会在这些对话中令他人印象深刻或相形见绌。而其他时候，白日梦的结构要更为复杂一些，他会通过将他人置于残酷、堕落的情境之中，从而应对那些可耻或高尚的痛苦。通常情况下，白日梦不是精心编造的故事，而是与日常事务相伴随的幻想故事。例如，一个女人在照看孩子、弹钢琴或梳理头发时，可能同时会将自己想象成一位温柔的母亲、处于狂喜状态的钢琴家，或者是一位出现在银幕上的充满魅力的美女。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白日梦清楚地表明，有些人可能像沃尔特·米蒂（Walter Mitty）一样，总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虽然同样是追求荣誉，但白日梦却非常罕见、失败，以至于这些追求荣誉者会主观上非常诚实地说，他们没有幻想的生活。不用说，他们是错误的。尽管他们只是担心可能会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祸，但毕竟是他们的想象召唤出了这些偶然事件。
白日梦的出现虽然重要，且具有启示作用，但它们不是想象中最为有害的部分。因为人们通常能够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正在做白日梦，也就是说，他正在想象一些不曾发生过或者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幻想中经历这些事情。至少对他来说，要意识到白日梦的存在以及白日梦所具有的不切实际性，并不困难。想象中较为有害的部分是对现实的微妙而又广泛的歪曲，而他自己对这种歪曲却毫无觉察。理想化自我并不是在某一次创造性活动中实现的：理想化自我一旦形成，就需要不断地加以注意。一个人要想实现理想化自我，他必须不断地努力伪造现实。他必须将自己的需要转变成美德，或者转变成更为合理的期望。他必须将自己想变得诚实或体贴的意图转变成已然诚实或体贴的事实。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高见，使他成了伟大的学者。他的潜能变成了现实的成就。对“正确”道德34价值观的认识使他成了一个有道德的人——事实上，他通常会成为一个道德方面的天才。当然，他的想象必须超时工作，才能摒弃所有与之相反的令人不安的证据。[10]
想象在改变神经症患者的信念方面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他需要相信，他人是完美的或邪恶的——瞧！他们正与善良的或危险的人为伍。想象还会改变神经症患者的情感。他需要感到自己不会受到伤害——看！他的想象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洗刷掉他的痛苦和苦难。他需要有深刻的情感——信心、同情心、爱、痛苦：他的同情感、苦难感都被放大了。
想象在服务于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可能会歪曲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认识到这一点，往往会给我们留下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神经症患者的想象飞到何处才会终止呢？毕竟他也不会完全失去他的现实感。那么，将他与精神病患者区别开来的界线在哪里？如果想象的作用存在界线的话，那肯定也是模糊的。我们只能说，精神病患者往往更为武断地将他的心理过程视为唯一的重要现实，而神经症患者——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依然相当关心外在世界以及他在外界世界中的位置，因此，他在外在世界中对自己依然有粗略的定位。[11]不过，虽然他完全可以待在地上，以明显不受干扰的方式行使职责，但他的想象却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翱翔。事实上，追求荣誉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可以进入幻想，可以进入具有无限可能性的领域。
追求荣誉的所有驱力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追求比人类天生具有的更多的知识、智慧、美德或权力。它们的目标都指向了绝对、无限和没有止境的事物。35对于一门心思追求荣誉的神经症患者来说，除了绝对的无畏、绝对的控制或绝对的神圣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吸引力。因此，他站在了那些真正笃信宗教之人的对立面。在那些真正笃信宗教的人看来，只有上帝才是万能的；而神经症患者则认为，我才是万能的。他的意志力应该具有神秘的魔力，他的推理应该绝对可靠，他的预见应该完美无缺，他的知识应该包罗万象。于是，贯穿本书的魔鬼协定开始出现了。神经症患者就是浮士德（Faust），虽然知识广博，但他并不满足，他要求自己必须知晓一切。
想象之所以能够翱翔于无边无际的领域，是由追求荣誉的驱力背后的需要的力量决定的。追求绝对和极限的需要非常迫切，以至于它们会凌驾于那些通常阻止我们的想象脱离现实的禁锢之上。为了发挥良好的功能，一个人不仅需要拥有对各种可能性的幻想和无限的视野，而且，他还需要认识到各种局限性、必要性以及各种具体的事实。如果一个人的思维和情感主要集中在无限的视野和对各种可能性的幻想上，那他就会失去有关各种具体事实和此时此地的感觉。他就会失去活在当下的能力。他再也不能给自己提供各种必需品，再也看不到“人们所说的一个人的局限性”。他看不到要想有所成就，他在现实中必须具备哪些东西。“每一个小小的可能性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变成现实。”他的思维可能会变得过于抽象。他的知识可能会变成“一种无人性的知识，因为它是人的自我被挥霍的产物，与挥霍人力去建造金字塔极为相似”。他对他人的情感也可能会蒸发成一种“对人类的抽象情感”。与此同时，如果一个人无法超越具体的、必需的、有限的狭窄视野，那他就会变得“心胸狭隘、小气自私”。因此，对于个体的成长来说，它不是一个“二者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二者都要兼顾的问题。对局限性、法则和必要性的认识，往往可以作为一种审核，以免被带进无限以及“挣扎于各种可能性”之中。[12]
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对想象的控制常常会出现故障。这并不意味着通常情况下看不到这些必要性并遵循这36些必要性。在神经症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一个特定的发展方向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限制自己的生活是更为安全的做法，因此，他们可能倾向于将幻想中出现的各种可能性视为必须避开的危险。他们可能完全不理会任何看似虚幻的东西，可能会讨厌抽象的思维，可能会过于急切地依附于那些可见、可感、具体或者能立即使用的东西。但是，虽然对这些东西有意识态度各不相同，但每一个神经症患者说到底都不愿意承认他预期自己会具有且相信自己有可能获得的局限性。他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这种需要非常迫切，以至于他必须将那些控制抛置一边，将其视为无关紧要或不存在的东西。
他的非理性想象所占的地位越重要，他越有可能对那些真实的、有限的、具体的或最终的东西惊恐不已。他之所以往往痛恨时间，是因为时间是有限的；他痛恨金钱，因为金钱是具体的；他痛恨死亡，因为死亡是终结。但是，他也有可能憎恨拥有一个明确的愿望或观点，因此，他会避免做出明确的承诺或决定。例如，有一位患者渴望自己像鬼火一样在月光下跳舞：当她照镜子时，她可能会感到害怕——不是因为她看到了可能存在的不完美，而是因为这让她认识到，她有明确的轮廓，她是一个实体，她“受到了一个具体的身体形态的牵制”。这让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翅膀被钉在了木板上的小鸟。于是，每一次当她意识到这些情感时，她就有一种想要打碎镜子的冲动。
诚然，神经症的发展并不总是如此极端。但是，每一个神经症患者，即使他可能表面上看似健康，但当他产生关于自己的特定错觉时，他就会讨厌用证据来进行检查。而他之所以必须讨厌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他这么做了，他就会崩溃。神经症患者对外在的法律和法规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他总是倾向于否认法律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拒绝看到心理问题的原因与结果的必然性、一个因素在另一个因素后出现的必然性，或者一个因素会强化另一个因素的必然性。
他有无数的方式去无视那些他选择不去看的证据：他忘记了；这个证据不重要；37它是偶然的；它是环境造成的，或者因为它是其他人导致的结果；他无能为力，因为它是“自然的”。就像一个不诚实的簿记员，竭尽全力地保持两份账目；不过，与那位簿记员不一样的是，他只相信那份对他有利的账目，而忽视另一份账目。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见过哪位患者像《哈维》（Harvey）中所表述的那样（“二十年来，我一直与现实做着斗争，并最终战胜它”）公开地反抗现实，这并未引起他们的共鸣。或者，我们再引用一位患者的经典表达：“要不是因为现实，我所有的一切都将是完美无缺的。”
追求荣誉与正常人的努力之间一直都存在更为明显的差异。表面上，它们看起来具有迷惑人的相似性，甚至会让人觉得它们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与正常人相比，神经症患者看起来只不过更有雄心，更关心权力、声望、成功；只不过他们的道德标准更高一些，或者说更为严格一些而已；只不过他们比一般人所表现的更为自负、更看重自己一些而已。但事实上，有谁敢冒险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说：“这里就是正常人的终点，同时也是神经症患者的起点呢？”
正常的努力与神经症患者的驱力之间之所以存在相似之处，是因为它们都植根于特殊的人类潜能。人类的心理能力使得他具有了超越自己的能力。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能够想象和制订计划。人类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逐渐增强自己的能力，而且就像历史所表明的，人类实际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于个体的生活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个体创造的生活、他所能发展的品质或能力、他所创造的东西，通常都没有严格固定的限制。考虑到这些事实，人似乎不可避免地会不确定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很容易将自己的目标定得过低或过高。这种现存的不确定性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追求荣誉就不可能获得发展。
正常人的努力与神经症患者追求荣誉的驱力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在于，驱动它们的力量不同。正常人的努力来自人类所固有的发展既定潜能的倾向。38我们相信人生来就有一种成长的动力，这种信念一直是我们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所依赖的基本原则。[13]而且，这种信念会随着新经验的获得而不断地增强。唯一的变化是进行了更为精确的详细阐述。现在，我可以说（就像我在本书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真实自我的活力会驱使个体走向自我实现。
与此同时，追求荣誉则来自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需要。我们之所以说这种差异是基本的差异，是因为其他所有的差异都来源于此。由于自我理想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神经症的解决方法，而且它本身还具有强迫性的特征，因此，所有来自理想化自我的驱力也都必定具有强迫性。由于神经症患者只要必须依附于他对自己的幻想，他就认识不到各种局限性，因此，追求荣誉就会变得永无止境。由于其主要的目的是获得荣誉，因此，他对于循序渐进地学习、工作、收获的过程丝毫不感兴趣——事实上，他往往对这个过程不屑一顾。他不想攀登高山，但他却想站在高山之巅。因此，尽管他可能会侃侃而谈，但他通常并不理解进化和成长的含义。最后，由于理想化自我的创造只有在牺牲真实自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要想实现理想化自我，则需要进一步扭曲真实自我，而想象成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心甘情愿的奴仆。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对真实自我的兴趣，丧失对真假是非的判别——这种丧失与其他丧失一起，导致他很难区分什么是自己及他人的真实情感、信念、努力，什么又是虚假的情感、信念、努力（无意识的伪装）。强调的重点从“是什么”转向了“看起来像什么”。
所以说，正常人为追求荣誉而付出的努力与神经症患者追求荣誉的驱力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发性的，后者是强迫性的；前者承认各种局限性的存在，后者则否认这些局限性的存在；前者关注努力过程中的不同感受，后者关注的则是有关最终获得辉煌荣誉的幻想；39它们之间是表象与事实、幻想与真实之间的区别。因此，这里所说的区别并不等同于相对健康的人与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差异。前者可能不会全身心地去实现他的真实自我，而后者也不会全身心地致力于实现他的理想化自我。自我实现的倾向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也会起作用。如果神经症患者身上不存在这种为自我实现而努力的倾向，那么，我们在治疗中就无法帮助他成长。但是，尽管健康个体与神经症患者在这个方面的区别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而真正的努力与强迫性驱力之间存在的却是质而不是量的差别，虽然它们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14]
在我看来，最适合那种由追求荣誉而引发的神经症过程的象征是：有关魔鬼协定的故事中所包含的概念化内容。魔鬼或邪恶的某个其他化身，往往会用提供无限的权力来引诱那些精神上或物质上遇到了麻烦的人。但是，只有以出卖灵魂或下地狱为条件，他才能得到这些权力。这种诱惑对任何人（既包括精神富有的人，也包括精神贫乏的人）来说都具有吸引力，因为它表明了两种强烈的欲望：对无限的渴望，以及想要获得捷径的愿望。按照宗教传统，人类最伟大的精神领袖佛陀和耶稣都曾经历过这种诱惑。但是，因为他们立场坚定，因此，他们认出了诱惑，并成功地抵制了这种诱惑。此外，魔鬼协定中规定的条件恰当地表明了神经症发展中所要付出的代价。用象征性的词语来说就是，通往无限荣誉的捷径必然也是一条走向自卑和自我折磨的内在地狱的道路。走上这条路，个体事实上也就丧失了他的灵魂——他的真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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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后面提到的“成长”，都是指此处所呈现的这种意义上的成长——与个人的一般潜能和特有潜能相一致的自由、健康的发展。
[2]本书第十二章所总结的人际关系中的所有神经症障碍都可能会起作用。也可参见Karen Horney，Our Inner Conflict, Chapter 2, The Basic Conflict；Chapter 6, The Idealized Image。
[3]《我们的内心冲突》（Our Inner Conflicts）。
[4]待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这种解决方法所包括的其他步骤后，我们再来讨论强迫性（compulsiveness）这个词的确切含义。
[5]参见第三章——“应该”之暴行。
[6]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 Reynal and Hitchcock, New York）著。
[7]参见本书第十五章所讲到的与阿德勒的概念、弗洛伊德的概念的比较。
[8]人格因其主导倾向的不同而往往看起来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很容易将这些倾向视为独立的实体。弗洛伊德认为，与这些倾向大致相同的现象是独立的本能驱力，它们具有独立的来源和属性。当我第一次试图列举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各种强迫性驱力时，它们在我看来也是独立的“神经症倾向”。
[9]引自Philebus，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B.Jowett, M.A.，Random House, New York。
[10]参见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中“真理部”的工作。
[11]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更为彻底地放弃了其真实自我（并更为彻底地转向了理想化自我），这一点值得研究。
[12]在这里的哲学讨论中，我基本上遵循了索伦·克尔凯郭尔（Sören Kierkegaard）于1844年所写的《致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1）。本段的引文引自此书。
[13]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方法，指的是精神分析促进会（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Psychoanalysis）所使用的方法。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的引言中，我曾说：“我个人相信，人类有能力也渴望发展自己的潜能……”也可参见Dr.Kurt Goldstein，Human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不过，戈德斯坦（Goldstein）并没有对自我实现与实现理想化自我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对人类来说非常关键。
[14]我在本书中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是神经症驱力超过了健康努力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