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患者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常常会迷失自己，进入一个虚幻、无限、充满无尽可能性的领域。从所有的外在表现看，他可能像家人及社区的其他成员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参加工作，并参与各种娱乐活动。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至少是认识不深，他往往会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秘密的私人世界，另一个是公开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并不完全一致。重复上一章中提到的那位患者所说的话：“生活太可怕了，竟然充满了现实！”
无论神经症患者多么不愿意面对现实，现实都不可避免地以两种方式强行出现在他面前。他或许具有极高的天赋，但他本质上依然同其他所有人一样——具有人类所共有的局限性，有相当多的个人困难需要面对。他的真实存在与他神一样的形象并不相符。而且，外在的现实也没有将他当成神一样来对待。对他来说，一个小时也是六十分钟；他也必须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排队等候；出租车司机或者他的老板也都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对待。
这个个体所感受到的被轻蔑感，很好地体现在了一位患者所回忆的小时候发生的一件小事中。三岁的时候，她梦想着成为一个像仙女一样的女王，41而在那时有一次，一位叔叔抱起她并开玩笑说：“哎呀，你的脸真脏！”她永远都忘不了当时她所感觉到的那种被轻蔑了却又无能为力的愤怒。就这样，这类人总是会不断地面临矛盾、困惑和痛苦。对此，他能做些什么呢？他该怎样解释这些矛盾、困惑和痛苦？他该对它们做出怎样的反应？或者他该怎样摆脱它们？只要他的个人扩张（personal aggrandizement）难以避开因而难以触及，那么，他就只能得出结论说：是这个世界错了。世界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因此，他会向外在世界提出要求，而不是处理他自己的幻想。他觉得他有权利要求他人、要求命运按照他那种浮夸的自我概念对待他。每一个人都应该迎合他的幻想。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不合理的。他有权利享有更好的待遇。
神经症患者通常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他人的特别关注、体谅和尊重。这些想要获得尊重的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有时相当明显。但是，这些要求只不过是另一个更为广泛的要求的一部分——这个更为广泛的要求是：他所有因为他的禁忌、他的恐惧、他的冲突、他的解决方法而产生的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或者说得到应有的尊重。此外，他的所感、所思、所做都不应该带来任何不良的后果。事实上，这就意味着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心理规律（psychic laws）不应该运用到他身上。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承认——或者无论如何都不需要改变——他的困境。于是，解决他的问题就不再是他的责任了，其他人应该明白不要去打扰他。
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哈罗德·舒尔茨—亨克[1]是现代分析学家中第一个发现神经症患者所拥有的这些要求的人。他称这些要求为巨大的要求（Riessenansprueche），并认为它们在神经症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尽管我也认为这些巨大的要求在神经症中极为重要，但我的概念在很多方面与他并不相同。我认为，“巨大的要求”这个术语并不恰当。它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它表明这些要求在内容上是过分的。的确，在很多例子中，这些要求不仅过分，而且明显是虚幻的。不过在另外一些例子中，这些要求则看起来相当合理。如果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这些要求中的过分内容上，就会更难看出自己及他人身上那些看似合理的要求了。
例如，42有位商人因为火车没有在他方便的时候发车而感到非常恼火。他有一位朋友则认为，即使在生死攸关之际，对任何事情都也不必过于计较，他这位朋友可能会说他的要求实在太高了。听到这位朋友的话，我们这位商人很可能会义愤填膺。这位朋友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是个大忙人，希望火车在他方便的时候发车是合情合理的。
的确，他的愿望合情合理。谁不希望火车时刻表按照自己方便的时间来安排呢？但是——我们没有权利这样要求。这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个现象的本质：一种愿望或需要本身虽然可以理解，但也会转变成一种要求。如果这种要求不能满足，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挫折，是一种冒犯，因此他有权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需要和要求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不过，如果内心的潜在情感将需要变成了要求，那么，神经症患者就不仅意识不到这二者之间的差别，而且甚至不愿意看到这种差别。他实际上要谈论一种要求时，说的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或自然而然的愿望。他觉得自己有权得到很多东西，但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那些东西显然不是他的。例如，我想到有这样一些患者，当他们在停车场想用前一次买的票来停车却遭到拒绝时，他们会感到非常愤怒。同样，这种想“蒙混过关”的愿望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们没有权利获得豁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了解法律。而是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话）别人都蒙混过关了，如果他们被逮到，那就是不公平的。
因此，我们简要地来谈一谈这些不合理的或神经症的要求，似乎是明智的做法。这些要求往往是神经症需要，个体在无意识之中将其转变成了要求。而且，这些要求往往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总是假定自己拥有某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权利和资格。换句话说，由于他们事实上没有仅仅将这些要求视作神经症需要，而是将它们看成要求，因此，这些要求是过分的。这些要求在细节上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因神经症之特定结构的不同而不同。不过，总的来说，神经症患者总是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任何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满足其所有的特殊的神经症需要。
当说到一个要求高的人，我们通常会想到他加诸他人身上的各种要43求。事实上，人际关系是产生神经症要求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将神经症要求局限于这一领域，那我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低估这些要求的范围。它们不仅指向生活本身，而且还会在同样程度上指向人为的制度，甚至在程度上超过前者。
就人际关系而言，一个外显行为表现得相当怯懦、退缩的患者，内心可能会充分表达一种全面的要求。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遭受一种普遍惰性的困扰，无法开发自己的资源。“世界应该为我服务，”他说，“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困扰。”
一个骨子里害怕怀疑自己的女人，内心也藏匿着一种同样广泛的要求。她觉得自己有权利让自己的所有需要都获得满足。她说：“简直不敢相信，一个我想与他谈恋爱的男人居然不想跟我谈恋爱！”她的要求最初以宗教的术语出现：“我所祈祷的每一样东西都应该赐予我。”就她的情况而言，这个要求具有相反的一面。如果一个愿望没有实现，她就会觉得是一次无法想象的失败。因此，她会对自己的大多数需求进行检查，为的是不冒“失败”的风险。
那些认为自己的需要总是恰当的人，常常觉得自己有权利永远都不会受到任何的批评、怀疑和质问。那些受权力支配的人则往往觉得自己有权利对他人盲目服从。而其他一些人——在这些人看来，生活就是一场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一方面要利用技巧去控制其他人——则觉得自己有权利去愚弄任何人，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则绝不会受到愚弄。那些害怕面对冲突的人觉得自己有权利“敷衍”“绕过”他们自己的问题。一个充满攻击性、喜欢剥削和威逼他人、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人身上的人，如果他人坚持进行公平的交易，他就会感到愤怒，并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一个被迫去冒犯他人同时又需要得到他人谅解的骄傲自大、报复心强的人，觉得自己有权利获得“赦免”。无论他对别人做了什么，他都觉得自己有权利不让任何人在意他的所作所为。要求获得“赦免”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要求获得“理解”。不管他是多么阴郁孤僻或暴躁易怒，他都有权利获得理解。44一个把“爱”当成一种万能解决方法的人，会将他的需要转变一种对绝对的、无条件的奉献的要求。一个超然的个体表面看起来完全可以理解，但他却坚持这样一个要求：不被打扰。他觉得他不想要他人做任何事情，因此，不管是否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都有权利独处。“不被打扰”通常意味着不做批评、不抱希望或不加努力——即使后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如此。
这个例子足以很好地例证在人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神经症要求。在更多与个人无关的情境或者与制度有关的情境中，含有消极内容的要求非常普遍。例如，从法律或规章中获得好处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一旦结果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觉得不公平。
我至今依然感谢上次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它让我看清了自己心中所藏匿的无意识要求，而且从这些无意识要求中，我还看到了他人的无意识要求。当时，我正从墨西哥访问归来，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机场，由于按顺序排队，我错过了航班。尽管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这条规定从原则上讲完全合理，但我注意到，一旦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变得无比愤怒。一想到要坐三天的火车到纽约，我就真的非常恼火，而且感到非常疲倦。不过，我在安慰自己时，我想到这可能是上苍的一次特殊安排，因为没准飞机会出什么事，这样一想，我整个不安的心情就慢慢平息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反应的荒谬性。在开始思考自己的反应时，我看到了自己的要求到底是什么：首先，要求自己是个例外；其次，要求上苍给予自己特殊的照顾。从那时起，我对于乘坐火车的整个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整天整夜地坐着依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不再感到疲倦，甚至开始享受起这样的旅行。
我相信，通过观察自己和他人，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重复和扩展这种经验。例如，许多人——不管是行人还是司机——在遵守交通规则方面之所以都存在困难，往往是因为他们对交通规则都有一种无意识的反抗心理。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屈从于这些规则。有些人痛恨银行的“傲慢态度”，因为银行总是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他们已经透支了这样一个事实。45此外，很多人害怕考试，或者说无力准备考试，也是因为他们要求自己是个例外的心理。同样，人们在观看一场糟糕的表演时之所以感到愤怒，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欣赏一流的表演。
这种对于自己是个例外的要求，也涉及心理或生理方面的自然法则。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聪明的患者在看到心理问题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性时，可能会变得相当迟钝。我正在思考的是下面这样一些不证自明的联系：如果想获得某些东西，我们就必须付出努力；如果想变得独立，我们就必须努力奋斗，从而能够为自己承担起责任。或者，只要我们傲慢自大，我们就会容易受到攻击。或者，只要我们做不到爱自己，我们就不可能相信他人会爱我们，也必然会怀疑任何有关爱的断言。如果向患者呈现这些因果序列，那他们可能会开始争论，并感到一头雾水或避而不谈。
导致这种特殊的愚钝表现的因素有很多。[2]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掌握这些因果关系就意味着让患者看到内在变化的必要性。当然，要改变任何的神经症因素都非常困难。而且，除此之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很多患者在无意识之中都存在一种强烈的厌恶感，不愿意去认识他们应该屈从于任何的必然性。甚至仅仅是“规则”“必要性”或“制约因素”这些字眼都可能会让他们颤抖不已——如果让他们完全了解这些字眼的含义的话。在他们的私人世界里，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承认有哪种必然性适用于他们自身，事实上就会让他们从高高在上的世界跌落到现实世界中，而在现实世界里，他们将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屈从于同样的自然规律。因此，他们需要将这种必然性排除在他们的生活之外，而这种必然性进而会转变成一种要求。在精神分析中，这一点表现为：患者觉得自己有权利超越改变的必要性。因此，他们在无意识之中会拒绝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他们想变得独立、不那么容易受到伤害，或者想去相信自己能够被人所爱，那他们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
一般来说，46最令人震惊的是对生活的某些隐秘要求。任何对这些要求的非理性特征的怀疑，都注定会从这个领域中消失。当然，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他来说，生活也是有限的、危险的，可能会粉碎患者觉得自己像神一样的感觉。任何时候，任何的偶然事故、坏运气、疾病或死亡都会让他想到自己的这种命运——并会摧毁他的全能感。因为（引用一句古话）我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现在，我们可以避开某些死亡的危险，可以保护自己免遭与死亡相关的经济损失。但是，我们无法避开死亡。由于不能像正常个体一样面对生活中的风险，神经症患者常常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是被教皇施了涂油礼的，好运总是会伴随他左右，他的生活总是轻松且没有任何痛苦。
与那些在人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要求相反，对生活的要求总的来说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有这些要求的神经症患者通常只能做两件事情。他能够否认，在内心告诉自己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会鲁莽行事——在寒冷的天气发烧后仍外出，丝毫不顾及有可能发生的传染，或者进行性生活时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他生活的方式就好像他永远不会变老，或者永远不会死亡一样。因此，如果碰上了某种不利的情况，那么，这对他来说自然就是一种毁灭性的经验，而且有可能会让他陷入恐慌。尽管这种经验有可能无足轻重，但它粉碎了他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信念。他有可能会转向另一个极端，开始变得对生活过于小心谨慎。如果他不能依赖于他的要求，即他的神圣不可侵犯应该受到尊重，那么，任何事情都将有可能发生，而他也将无所依赖。这并非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他的要求。相反，这意味着，他不想让其他人认识到这些要求的无效性。
而对待生活和命运的其他态度，只要我们看不到其背后的要求，那它们看起来就更为合乎情理。许多患者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过这样一种情感，即让他们遭受一些特殊困境的折磨是不公平的。在谈到他们的朋友时，他们会指出，尽管这些朋友也是神经症患者，但这个朋友在社交场合中更轻松自如，那个朋友更有女人缘，还有一个朋友更富有进取精神或者47更能充分地享受生活。这样的闲谈虽然没什么用，但似乎可以理解。毕竟，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人困难，因此都不希望有一些特殊的困难来折磨自己。但是，患者对于与那些“值得羡慕的”人在一起的反应，则表明了一个更为严重的过程。他可能会突然变得冷漠或沮丧。在对这些反应进行细细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这样一种僵化的要求，即他根本不应该有任何的困难。他有权利获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的天赋。此外，他不仅有权利过上一种没有任何个人问题的生活，而且他有权利拥有他所知道的，或者在银幕上所看到的那些人物的所有优点：像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那样谦卑又聪明，像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那样仁慈又勇敢，像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那样矫健又阳刚。“我不应该是我”这样一个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患者不能直接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它只能在患者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以怨恨、妒忌所有比他更有天赋、更为幸运的人的形式表现出来；表现为对他们的模仿和羡慕；表现为向精神分析学家提出的要求，即要求分析学家给他提供所有值得拥有但常常又是相互矛盾的优点。
被赋予最高级的品质这个要求的含义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它不仅会导致一种长期郁积的妒忌和不满，而且会成为分析工作的一个真正障碍。首先，如果患者具有任何神经症困难都是不公平的话，那么，期望他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则无疑是双倍的不公平。相反，他觉得自己有权利摆脱这些困难，而不用经历艰苦的改变过程。
这里对神经症要求的种类的调查并不全面。由于任何一种神经症需要都有可能转变为一种要求，因此，我们必须讨论每一种需要，这样才能对要求有一个详尽全面的认识。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并不全面的调查，也让我们感觉到了神经症要求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下面，我们将更为清楚地阐释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首先，神经症要求在两个方面是不切实际的。患者确立了一种只存在于其内心之中的头衔，而他很少（即使有的话）考虑实现这些要求的可能性。在他提出的显然是幻想的要求，即免除疾病、年老、死亡的要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这些对于他人来说确实是实实在在、不可免除的。一个觉得有权利让自己发出的邀请都被人接受的48女人，一旦遇到有人拒绝她的邀请就会异常恼怒，而不管他人拒绝接受邀请的理由是如何急迫。一位坚持认为任何事情对他来说都应该易如反掌的学者，如果让他写论文或做实验，不管这样的工作是多么必要，而且通常情况下，尽管他认识到了只有通过辛苦的劳动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他还是会感到很愤怒。一个觉得自己有权利在囊中羞涩时让身边所有人帮助他的酒鬼，如果这种帮助出现得不及时或者有些勉强，他就会觉得不公平，而不管别人是否乐意这样做。
这些例子暗含了神经症要求的第二个特征：他们的自我中心倾向（egocentricity）。通常情况下，这种自我中心倾向非常露骨，以至于给旁观者“天真幼稚的”印象，让他不由得联想到被宠坏了的孩子的相似态度。这些印象有助于得出这样一个理论方面的结论：所有这些要求都只不过是那些还没有长大的人（至少在这一点上没有长大）所具有的“孩子气的”性格特征。事实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小孩子确实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仅仅是因为他还没有形成与他人相联系的感觉。他根本不知道他人也有他人自己的需要，即使知道也是有限的——例如，妈妈需要睡觉，或者妈妈没有钱买玩具。而神经症患者的自我中心倾向则建立在完全不同且复杂得多的基础之上。他之所以只为自己着想，是因为他受到了自己的心理需要的驱使，备受内心冲突的折磨，被迫坚持自己特殊的解决方法。因此，在这里，这两种现象虽然看起来相似，实则完全不同。由此可见，告诉某位患者说他的要求很幼稚，其实完全无益于治疗。对患者来说，这只能意味着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精神分析学家其实可以采取更好的方法让他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至多只能促使他进行思考。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治疗工作，他的神经症症状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中间的区别非常大。神经症要求的自我中心倾向可以用我给人以启发的经验来加以概括：在战争期间，优先做一些事情是可以的，但我自己的需要应该具有绝对的优先权。如果神经症患者觉得不舒服或者想做某件事情，那么，其他所有人都应该停下手头的工作，冲过来帮助他。如果分析学家礼貌地说没有时间对他进行咨询，则常常会听到他愤怒的或无礼的回答，49再者，他会对分析学家的话充耳不闻。只要患者需要，分析学家就应该有时间。神经症患者与周围世界的联系越少，他就越不能意识到他人及他人的情感。就像一位有时会对现实表现出高傲的轻蔑态度的患者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是一颗独立的彗星，穿梭在太空中。这意味着我所需要的东西是真实的——他人的需要则是不真实的。”
神经症要求的第三个特征是：他希望任何东西对他来说都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而不需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不承认他在觉得孤独时会给其他人打电话，他觉得应该是其他人给他打电话。如果他想减肥，他就必须少吃，但这个简单的推理却常常会遭到他内心的强烈反对，以至于他总是不停地吃，同时又依然认为他不像别人看起来那么苗条是不公平的事情。有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他应该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应该拥有较高的地位，应该升职加薪，而不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而且——不需要提出要求。甚至他自己内心之中都不清楚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也是应该的事情。他觉得他应该处于一种既能拒绝任何东西又能得到任何东西的位置。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能够用最为合理又最为动人的话语来表达他是多么想要得到幸福。但不久之后，他的家人或朋友就会发现，想要让他幸福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于是，他们可能就会跟他说，肯定是他内心之中的某种不满使得他无法获得幸福。然后，他可能就会去看精神分析学家。
分析学家很可能会评价说，患者想要获得幸福的愿望是促使其前来接受分析的良好动机。但他也可能会自问：为什么一个如此想要得到幸福的患者却感觉不到幸福呢？他拥有的很多东西都是大多数人想要拥有的：一个快乐的家、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一份有保障的经济收入。但是，他不想做任何事情，对任何事情也都没有强烈的兴趣。他的身上表现出了很多消极被动和自我放纵。在第一次面谈中，分析学家印象最深的是：该患者没有谈及他的困境，而是恰恰相反，他有点任性地罗列了一大堆愿望。接下来的一小时面询证实了分析学家的最初印象。事实证明，患者在分析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惰性是首要的障碍。于是，画面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患者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手脚受到了束缚，50无力开发自己的资源，而且内心充满了固执的要求。他要求：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心灵的满足，都应该赋予他。
另一个例子论证了神经症患者要求得到帮助却不付出任何努力的表现，这个例子进一步说明了神经症要求的性质。有一名患者，距离上次分析已经有一个星期，此时又受到了上一次分析面询过程中出现的某个问题的困扰。离开之前，他表示他想克服这个困难——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愿望。所以，我非常努力地想找到这一特殊问题的根源。但不久之后，我却注意到，他并不怎么合作，就好像是我在拖着他走一样。随着约定的这一个小时的不断流逝，我感觉到他越来越不耐烦。当我直接问他时，他承认了这一点，说他的确很不耐烦。他说他不希望自己再有一整个星期的时间陷入这个困境中，而对此，我没有说任何话来缓解他的情绪。我指出，他的愿望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很明显，这个愿望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要求，那这样就没有道理了。我们是否能够更进一步地解决这个特殊问题，取决于该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的可接近性，以及他和我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效。而且，就他而言，必定存在某些东西使得他不能朝着所希望的目标努力。在经过大量的来回反复（在此我做了省略）之后，他终于明白了我所说的话的真实性。他的不耐烦情绪消失了，他的非理性要求和紧迫感也消失了。此外，他还补充了一个给人以启发的因素：他曾觉得是我引起的问题，因此应该由我来解决。在他心里，我应该怎样对他的问题负责呢？他并不是说我犯了一个错误；简单地说就是，在前一次分析面询中，他就已经认识到他还没有克服他的报复心理——这一点他刚刚才开始察觉到。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他甚至不想摆脱它，而只是想摆脱一些与它相伴随的困扰。由于我没有满足他马上摆脱这些困扰的要求，因此，他觉得他有权利提出惩罚我的报复性要求。经过这番解释，他找到了其要求的根源：他内心拒绝为自己承担责任，并且缺乏建设性的利己主义。这使他变得麻痹，使他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情，从而产生了一种需要，即需要其他人——这里指的是分析学家——承51担起所有的责任，并为他解决所有的问题。而这种需要也变成了一种要求。
这个例子表明了神经症要求的第四个特征：它们本质上可能是报复性的（vindictive）。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因此他坚持要报复。发生这种情况，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新知识。这在创伤性神经症患者和某些妄想症患者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关于这种特征的描述，其中包括《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Shylock）坚持从安东尼奥（Antonio）身上割下一磅肉，《海达·高布乐》中的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得知她的丈夫不能获得他们想要的教授资格后，转而要求得到豪华的奢侈品。
我在这里想要提出的问题是：报复性需求如果不是有规律地出现在神经症要求中的话，那还是不是神经症要求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因素呢？当然，个体对这些报复性需求的认识各不相同。就夏洛克而言，他对这些报复性需求是有意识的；而在我刚才提到的患者对我发怒的例子中，患者可能刚刚意识到这些需求；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意识不到的。根据我的经验，我怀疑报复性需求的普遍性。但我也发现，这些报复性需求如此频繁地出现，以至于我定下常规：必须常常留意这种需求。就像我在讨论追求报复性胜利之需要时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发现，大多数神经症患者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大量的报复性。当神经症患者提出的要求与过去的挫折或痛苦有关时，当患者以一种好斗的方式提出神经症要求时，当患者将神经症要求的实现视为胜利，而将没有实现这些要求视为失败时，报复性因素无疑就会发生作用。
人们是如何认识自己的要求的呢？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越多，就越会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决定自己周围的世界，那么，他和他的生活总体来说就越有可能仅仅只是他需要看到的样子。他没有多余的心思来省察自己具有何种需要或要求，而且，只要他人一提到他可能具有某些要求时，他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人们完全不应该让他等。他完全不应该遇到任何的意外事件，他甚至不应该变老。当他外出旅行时，天气应该晴好。万事都能进展顺利，事事都能让他顺心。
有些神经症患者看起来意识到了自己的要求，因为他们明确、公开地要求获得一些特权。52但是，在旁观者看来一目了然的事情，患者本人却不一定能明显地意识到。旁观者看到的东西与患者感受到的东西是两码事，这二者截然不同。一个以富有攻击性的方式坚持自己要求的人，可能至多会意识到其要求的某些表现或含义，如没有耐心，或者忍受不了反对意见。他可能知道，他不喜欢请求他人帮忙，也不愿意向他人表达谢意。不过，这种意识不同于知道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让他人做他希望的事情。有时，他或许能意识到自己有些鲁莽，但通常情况下，他会把这种鲁莽装饰成自信或勇气。例如，他可能会在对另一份工作没有任何具体了解的情况下放弃一份相当好的工作，而且还可能认为这样一种做法是他自信的表现。事实可能就是这样，但这种鲁莽也可能来源于这样一种感觉，即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让好的运气和命运都围绕在他身边。他可能知道，在他灵魂深处的某个隐秘角落，他暗自相信，作为一个人，他永远都不会死。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那种觉得自己有权利超越生物局限性的感觉。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患者和没有经过训练的观察者都觉察不到这些要求。于是，这些观察者会认为患者提出的所有需求都是合情合理的。通常情况下，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自身的神经症原因，而不是因为心理上的无知。例如，他有时候可能觉得他妻子或情人提出的一些要求很过分，占据了他的时间，给他带来了不便，但这同时也会大大满足他的虚荣心，让他觉得自己对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或者，一个女人可能会因为感到无助和痛苦而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她自己仅仅只能感觉到自己的需要。她甚至可能会有意识地过于小心谨慎，不将自己的需要强加到他人身上。而周围的那些其他人，尽管有可能喜欢充当保护者和帮助者的角色，但如果满足这个女人的期望，他们就会感到深深的“内疚”（或者，他们可能因为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些准则而感到内疚）。
然而，即使患者意识到自己具有某些要求，他也从来都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些要求是没有根据或不合理的。事实上，任何对这些要求之合理性的怀疑都意味着削弱了这些要求。因此，只要神经症患者觉得这些要求对他而言极为重要，他就必定会在自己内心建立起一座严密的堡垒，从而使得这些要求完全合理。对于这些要求的公平、公正性，他也必定深信不疑。在分析过程中，患者常常会想尽一切办法证明，他只53期望获得那些他应该得到的东西。相反，出于治疗的目的，认识到某种具体要求的存在以及患者合理化这种要求的性质，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要求能不能站得住脚，完全取决于它们所置放的基础，因此，这个基础本身就处在了一个战略性的地位上。例如，如果一个人因为所取得的功劳而觉得自己有权利享受各种各样的服务，那么，他必定会无意识地夸大这些功劳，以至于如果这些服务不到位，他就会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受到了虐待。
这些要求通常是在文化的基础上合理化的。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因为我是你的母亲——因为我是你的老板。……既然这些证明神经症要求之合理性或正当性的理由中，事实上没有哪一个赋予了个体提出这些要求的权利，那么，这些理由的重要性必定是被过分强调了。例如，在美国，没有严格的文化规定认为洗盘子有损男性的尊严。因此，如果有人要求免除男性做这样卑贱的工作，那么，他必定会夸大作为一个男人或者养家糊口者的尊严。
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基础是优越性。这个方面的共同要素是：因为我在某个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因此我有权利……这是一种生搬硬套的形式，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不过，个体可能会强调他的时间、他的工作、他的计划、他永远都对的特殊重要性。
因此，那些相信“爱”能解决一切事情、“爱”能赋予人们一切的人，必定是夸大了爱的深度或价值——不是通过有意识的伪装表现出来，而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比实际存在的更多的爱。这种夸大的必然性常常会导致恶性循环的后果。尤其是那些基于无助和痛苦而提出的要求，更是如此。例如，很多人都很胆怯，以至于都不敢用电话咨询问题。如果有人要求其他人帮他咨询，那么，为了证实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这个人所感觉到的抑制作用就会比实际上还要大。如果一个女人非常沮丧或无助，以至于做不了家务，那么，她就会让她自己感到比实际上还要更为无助、更为沮丧——从而事实上将遭受更多的痛苦。
不过，54我们不应该草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他人来说，最理想的环境是不迁就神经症患者的要求。迁就和拒绝神经症患者的要求都有可能会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在这两种情况下，神经症要求都有可能会变得更为强烈。通常情况下，只有当神经症患者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起责任时，拒绝其要求才会有所帮助。
神经症要求最令人感兴趣的基础很可能是“公正”（justice）。因为我信仰上帝，因为我一直在工作，或者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好公民——因此，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所有事情都应该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式发展，这样才公正。善应该有善报，恶应该有恶报。与之相反的证据（证明善行并不必然会获得奖赏的证据）都应该抛弃。如果这种倾向出现在某位患者身上，那么，他通常就会指出，他的公正感也会延伸到他人身上，如果他人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也同样会感到非常愤怒。从某种程度上说，情况确实如此，但这仅仅意味着他需要在公正的基础之上提出他的要求，而这种需要已经泛化成了一种“处世哲学”。
此外，对公正的强调也有其相反的一面，即让他人为所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幸遭遇负责。一个人是否会将这相反的一面运用到自己身上，通常取决于他对公正的意识程度。如果他对公正的意识很刻板，那么，他就会——至少在意识层面——认为，他的每一次不幸遭遇都是不公正的。但是，他往往更易于将“报应性公正”（retributive justice）的规则运用到他人身上：一个失业的人很可能并不是“真的”想要一份工作；或许从某个方面来说，犹太人应该为其所遭受的迫害负责。
在更为个人化的事情上，这种人觉得自己有权利接受既定的价值为其价值观。如果这两个因素没有引起他的注意，那么，这个观点或许恰当。他自己的积极价值观在其内心之中往往会占据过大的比例（例如，善意就是其中之一），而他却常常忽视他给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困难。除此之外，这些价值观的尺度也常常不一致。例如，一个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可能会将自己的尺度确定为：他自己有合作的意图，他希望能摆脱困扰他的症状，他会按时前来接受分析和支付费用。而分析学家的尺度是，他有义务让患者康复。55遗憾的是，双方的尺度并不平衡。只有患者自己愿意且能够致力于做出改变，他才能够康复。因此，如果患者的良好愿望没有与其有效努力结合起来，那么，患者康复的希望就不大。由于让他感到困扰的症状一再出现，因此，患者会越来越恼怒，觉得自己被骗了。于是，他在支付给分析学家报酬时就充满了指责或抱怨，而且，他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愈加地不信任分析学家。
这种对公正的过分强调可能是报复性的一种伪装，不过也不一定必然如此。如果这些神经症要求主要是基于“应付”生活而提出的，那么，患者通常就会强调他自身的功劳。这些要求的报复性越大，患者就越会强调他所受到的伤害。在这里，他所受到的伤害也被过分夸大了，这种被伤害的感觉与日俱增，最后这种感觉会发展到非常强烈，以至于“受害者”觉得自己有权利要求他人做出任何的牺牲，或者对他人施加任何的惩罚。
由于这些要求对于神经症的维持来说非常关键，因此，坚持这些要求当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这一点只是针对人们的要求而言，因为不用说我们都知道，命运和生活总是有办法去无情地嘲弄任何坚持这些要求的行为。在下文有好几处，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这里，我们只要让读者大体上了解神经症患者试图让他人迁就其要求的做法与这些要求产生的基础紧密相关这一点就够了。简而言之，他可能会试图用自己独一无二的重要性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可能会取悦、诱惑或许诺他人；他可能会通过唤起他人的公平感或内疚感，从而迫使他人为他效劳，并从中得到好处；他可能会通过强调对他人的爱，从而唤起他们对爱的渴望和虚荣心；他还可能会用易怒和愠怒来威胁他人。这种报复心强的人可能会用永不满足的要求来摧毁他人，试图通过严厉的指责迫使他人顺从。
考虑到神经症患者为合理化其要求和坚持这些要求所投入的所有精力，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当这些要求受挫时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强烈反应。虽然恐惧暗涌，但他们主要的反应是生气，或者甚至是愤怒。生气是一种特殊的反应。由于神经症患者主观上觉得这些要求是公平、公正的，因此，当这些要求受挫时，他们就会觉得不公平、不公正。56于是，随之产生的生气便具有了一种义愤填膺的性质。换句话说，患者不仅生气，而且他觉得自己有生气的权利——这种感觉是患者在分析过程中竭力维护的。
在更为深入地探讨这种愤怒情绪的不同表现之前，我想先简要地介绍一些理论——尤其是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及其他人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我们对遇到的任何挫折都会做出敌意反应。也就是说，事实上，敌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挫折的反应。[3]事实上，只要简单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人类所遭受的但没有做出敌意反应的挫折的数量是惊人的。只有当个体觉得挫折是不公平的，或者挫折是在神经症要求的基础之上产生，而个体觉得这种挫折不公平时，敌意才会产生。所以说，它具有一种特殊的愤怒或感觉受到了虐待的特征。这种所遭受的不幸或伤害有时会被夸大到可笑的程度。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另一个人的虐待，那么在这个人眼里，对方就会突然变成一个不值得信任、下流、残忍、卑鄙的人。也就是说，这种愤怒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他人的判断。这就是神经症怀疑（neurotic suspiciousness）的根源之一。这也是很多神经症患者对于自己对他人的评价很没有把握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很容易从一种积极友好的态度转变为完全谴责的态度的原因之一，而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简单说来，对生气或者甚至是愤怒的强烈反应可能会经历以下三个不同过程中的一个。首先，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对生气或愤怒的强烈反应可能会被压抑下去，然后可能——像所有被压抑的敌意一样——以心身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疲劳、偏头痛、肠胃不适等。其次，对生气或愤怒的强烈反应可能会自由地表现出来，或者至少能够充分感受到。在这种情况下，生气越被看成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患者就越会夸大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然后，患者会在无意间建立起一种看似逻辑严密的状况来反对冒犯者。患者的报复性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只要越公开，他就越倾向于采取报复行动。他越是公开地表现出他的骄傲自大，他就越确信他所采取的报复行动是出于正当的理由。57第三种反应则是将自己置于悲惨、自怜的境地。然后，患者就会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或虐待，并且可能会变得意志消沉。“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常常这样觉得。在这种情形下，受苦成了表达责难的媒介。
这些反应之所以更容易在他人身上看到，而不容易在自己身上看到，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一信念抑制了我们的自我反省。然而，当我们一心想着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时，或者当我们开始思考某个人所具有的可憎品性时，又或者当我们感觉到想报复他人的冲动时，其实，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的反应才符合我们的真正利益。然后，我们必须仔细地审视一下，我们的反应与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是否成比例。如果通过诚实的审视，我们发现这二者之间是不成比例的，那我们就一定要去寻找一下其背后隐藏的要求。只要我们愿意且能够放弃一些想要获得特权的需要，只要我们熟悉自己那些被压抑的敌意可能会采取哪些形式表现出来，就不难看出对某个挫折所做出的强烈反应，也不难发现这种反应背后的特殊要求。不过，在一两种情况下看出这些神经症要求，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摆脱了所有的神经症要求。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克服那些特别明显和荒谬的要求。这个过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绦虫的治疗。这种治疗虽然会清除绦虫的一部分，但它会再生，还会不断消耗人的体力，只有将它的头取下才能彻底清除。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放弃要求时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即我们能克服所有追求荣誉及其所包含的东西的要求。不过，与绦虫治疗不同的是，在回归自我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很重要。
普遍性要求对一个人的人格及其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们可能会让他内心之中弥漫着的挫折感和不满感变得无处不在，以至于人们可以粗略地称其为他的一种性格特征。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导致这种长期的不满。但是，在这些导致长期不满的根源中，普遍性要求是最为重要的根源。这种不满常常会表现为这样一种倾向，即在任何生活情境中，都倾向于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所缺乏的事物或者困难的事情上，从而对整个情境都感到不满意。例如有这样一个人，58他有一份极为满意的工作，家庭生活也很和谐，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弹钢琴，而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或者他有一个女儿可能一直身体不好。这些因素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以至于他不能欣赏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美好。或者，试想一下，有一个人一整天的好心情却因为一件订购的商品没有准时送过来而被破坏了——或者，一个人正在体验一次美好的远足或旅行，却因为遇上交通不便而心情不爽。这些态度非常普遍，几乎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曾遇到过。拥有这种态度的人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奇怪，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看到事物的阴暗面。或者，他们称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从而对整个事情都置之不理。这种态度除了没法解释之外，还在伪哲学的基础之上提出个人完全无力忍受不利的处境。
由于这种态度的存在，人们使自己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加艰难了。如果我们将一种艰难的困境看成是不公平的，那么，这种困境的艰难程度就会增加十倍。我自己在火车上的经历便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只要我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境地，那我就会更加难以忍受这种处境。因此，在我发现隐匿于其背后的要求后——尽管座位还是那么硬，乘坐的时间还是那么长——同样的情境却让人心情愉悦起来。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工作。不管从事任何工作，如果我们怀着不公平的破坏性心情，或者在内心要求这项工作应该简单易做，那我们必定会感到费力和疲劳。换句话说，这些神经症要求使得我们丧失了部分生活艺术，而生活艺术包括从容地处理生活中的事件。当然，生活中也存在严重到将人压倒的经验。但是，这种经验毕竟极少。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很小的事情往往会变成重大的事故，生活也变成了一系列令其沮丧的事件。与此相反，神经症患者可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他人生活的光明面：这个人获得了成功，那个人有好几个孩子，还有个人有更多的闲暇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别人家的房子更好，别人家的草坪更绿。
这种态度描述起来很简单，但要认出它却非常困难，尤其是要认出自己身上的这种态度时就更加困难了。它看起来非常真实、非常符合实际情况，这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是我们所缺乏，而他人所具有的。所以，我们内心的簿记会出现两个方面的歪曲：一个关于自己，另一个关于他人。很多人都被告知过，不要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生活的闪光点相比较，而要与他的整个生活相比较。59但是，尽管他们认识到了这一忠告的合理性，但却不能遵循，因为他们扭曲的观点不是疏忽，也不是智力上的无知，而是一种情感上的盲目。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由于内心的无意识需求而产生的盲目。
结果，对他人的妒忌和漠不关心混合到了一起。这种妒忌具有尼采（Nietzsche）所说的“生活在嫉妒之中”（Lebensneid）的性质，“生活在嫉妒之中”不是针对这点或那点生活细节，而是与整个生活有关。它常常伴随着这样一种感觉：自己是唯一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人，是唯一一个焦虑、孤独、恐慌、受束缚的人。而这种漠不关心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是一个完全麻木不仁的人。它产生于普遍的神经症要求，然后获得了它自身的功能，从而证明患者的自我中心倾向是合理的。为什么那些一切都比他好的人还想得到他的东西呢？他的需要比周围任何人都多——他比其他人受到了更多的忽视和冷遇——为什么他就不应该有权利独自寻求自我！于是，这些要求就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了。
另一个结果是一种对权利的普遍的不确定感。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这些普遍的要求只不过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在私人的世界里，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一切，这个世界非常不现实，以至于他对现实世界中的权利产生了困惑。一方面，他内心充满了各种非分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当他实际上能够或者应该这么做时，他却有可能过于胆怯，以至于不能感受到或坚持自己的权利。例如有一位患者，他一方面觉得整个世界都应该为他服务，但另一方面，他却不敢要求我改变一下精神分析的时间，或者向我借一支铅笔写点东西。还有一位患者，他需要获得他人尊重的神经症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就会变得高度敏感，但他却能忍受某些朋友的公然欺骗。因此，这种觉得自己没有权利的感觉，可能是患者受苦的一个方面，当他的无理要求没有受到关注时，这可能将成为他抱怨的焦点，而这些无理的要求是问题的根源，或者说“至少是导致问题出现的一个相关因素”。[4]
最后，心怀这些广泛的要求是导致惰性（inertia）的相关因素之一。惰性有时候以公开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以隐蔽的形成60表现出来，它很可能是最为常见的神经症障碍。与闲散（idleness）相比，惰性是一种心理能量瘫痪的状态，而闲散可能是主动的、令人愉悦的。惰性不仅会扩展到行为上，而且还会扩展至思维和情感方面。从定义上看，所有神经症要求都会取代患者积极解决自身问题的努力，从而使得他不能正常地成长。很多例子都表明，神经症要求会导致更为广泛的厌恶付出任何努力的表现。所以说，这种无意识要求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获得足够多的成就，有一份工作，生活幸福，并能克服困难。他有权利获得所有这一切，而不用付出任何的努力。有时候，这意味着应该由他人来做实际的工作——让张三李四做。如果他人不做，那他就有理由感到不满。因此，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仅仅只是想到要多做一点额外的事情，如搬点东西或看电影等，他就会感到疲惫不堪。有时候，在分析的过程中，患者的疲劳感可以很快消失。例如，有一位患者，在出去旅行之前有很多事情要做，他甚至在开始做这些事情之前就感觉到了疲惫。于是，我建议他把如何做好每一件事当成对他智力的一次挑战。我的建议让他产生了兴趣，他的疲惫感立刻就消失了，他完成了所有的事情而没有感觉匆忙或疲倦。但是，尽管他因此而体验到自己有能力积极愉悦地做这些事情，但这种自身努力的冲动很快就会消失，因为他的无意识要求依然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内心之中。
神经症要求的报复性越强，患者惰性的程度就越大。他在无意识之中通常是这样辩论的：他人应该为他所遇到的麻烦负责——所以，我有权利得到补偿。如果我付出一切努力，那还算什么补偿！当然，只有那些对生活丧失了建设性兴趣的人才会这么说。他再也不用为自己的生活做点什么了，而应该由“他人”或命运来对他的生活负责。
在分析中，患者会固执地坚持其神经症要求并为其辩护，这种固执（tenacity）表明，这些神经症要求必定对患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主观价值。他不止有一条防线，而是有很多条防线，而且他会不断地转换其防线。首先，他会说他没有任何要求，他根本就不知道分析学家说的是什么。然后，61他会说他的要求都是合理的。再然后，他会进一步捍卫使得这些要求看似合理的主观基础。最后，当他认识到他确实具有这些要求，而且这些要求事实上是不合理的时，他似乎就会失去对这些要求的兴趣：这些要求毫无重要性可言，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无害的。但是，他早晚都将看到这在以后对他自己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严重的。例如，这些要求使得他容易发怒和不满。如果他自己更为积极主动，而不是一直坐在那里等着好事落在他头上，他的状况可能会好很多。事实上，他的神经症要求使得他的心理能量处于瘫痪状态。此外，他还必须敞开心扉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他从自己的神经症要求中得到的实际收益微乎其微。诚然，通过向他人施压，他有时候能够使得他人迎合他那些表达出来或没有表达出来的需求。但即便如此，谁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快乐呢？就他对生活的普遍要求而言，这些要求无论如何都将徒劳无获。不管他是否觉得自己有权利成为例外，心理法则和生物法则都始终适用于他。他要求他人的一切长处都能够在他身上得到综合体现，但这个神经症要求并不会让他发生一点点的变化。
认识到神经症要求的不利后果及其所固有的无用性，并不会对患者产生真正的打击。患者并不相信这一点。分析学家希望这些洞察能够根除患者的神经症要求，但他的希望常常不能如愿。通常情况下，通过分析治疗，神经症要求的强度会降低，但它们并没有被根除，而是被隐藏了起来。如果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就会看到，在患者的无意识深处存在着不合理的想象。尽管神经症患者理智上认识到了其要求的无用性，但他在无意识之中依然坚持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他那神奇的意志力做不到的。如果他的愿望足够强烈，他的愿望就会成真。如果他坚定地坚持，事情就会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他的要求没有实现，那并不是因为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就像分析学家想让他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他没有足够强烈地希望实现这个要求。
这种信念使得整个现象呈现出一种稍有不同的面貌。我们已经看到，从患者妄称他自己拥有一种具有一切特权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权利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此外，我们也已经看到，有些要求坦率地说是荒诞的。现在，我们又认识到，62所有神经症要求都充满了神奇的期望。到现在，我们才了解神经症要求的全貌，而神经症要求是患者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从人们常常通过成就或成功来证明其优秀这个意义上说，神经症要求并不能代表一种实现，而是给患者提供了必要的证据和托词。他必须证明，他超越于心理法则和自然法则之上。如果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人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心理法则和自然法则同样适用于他，他超越不了常见的麻烦和失败——所有这些都不能作为反对他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证据。这些只能证明，到目前为止，他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只要他坚持他的要求，总有一天，这些要求会变成现实。这些要求是他追求未来荣誉的保证。
现在，我们理解了患者在看到自己的要求会对其实际生活产生破坏作用后还是依然只做出不冷不热的反应的原因。他并不否认破坏作用，但却由于其前景光明的荣耀未来而忽视了现在。他就像一个相信自己有资格要求获得遗产的人一样，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更为有效地坚持其要求上，而不在实际的生活中做出建设性的努力。与此同时，他对实际生活失去了兴趣，他的生活开始变得贫乏不堪，他忽视了一切能够使生活变得富有价值的东西。于是，对于未来各种可能性的希望越来越成为他生活中的唯一目的。
事实上，神经症患者的情况比那个假想自己对遗产具有继承权的人的情况更为糟糕。因为他有一种潜在的感觉，即如果他对自己及自己的成长感兴趣，他就会丧失实现未来各种可能性的权利。以他的前提为基础，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其理想化自我的实现事实上将变得毫无意义。只要他受到这种目的的吸引，另一个方面就会主动跑出来阻止。这意味着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与其他人一样的凡人，会受到各种困难的困扰；这也意味着他要为自己负责，要认识到应该由他自己来承担起克服他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挖掘他所拥有的所有潜能的责任。另一个方面之所以会跑出来阻止，是因为这会让他觉得他好像正在丧失一切。只有当他变得足够强大，63不用在自我理想化中寻找解决办法时，他才有可能考虑这条不同的道路——通向健康的道路。
只要我们将神经症患者自我美化的形象以及他觉得他所要求的一切都会自动落到他身上的想法仅仅看成一种“天真的”表现，或者将他要求他人来实现他的很多强迫性愿望的做法视为可以理解的欲望，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神经症要求的固执性。神经症患者坚持任何态度的固执性都明确地表明，这种态度实现了其神经症框架中所不可或缺的功能。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要求似乎可以解决患者的许多问题。其全部的功能是使患者有关自身的幻想永久存在，并把责任转移到那些与自己无关的因素上。通过把需要提升到要求的高度，他否认了自己的困扰，并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他人、环境或命运。首先，他觉得自己遇到任何的麻烦都是不公平的，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这样安排生活：生活不应该给他带来任何的麻烦。例如，向他贷款或募捐。他会觉得不耐烦，而且会在心里痛骂那个向他提出请求的人。事实上，他之所以会感到很愤怒，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要求，即不被他人打扰。是什么使得他必须有这样的要求呢？这个要求实际上会让他面临一种内心的冲突，大体上说，这是他的顺从需要与使他人受挫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但是，只要他太过恐惧或太过勉强而不愿意面对他的冲突——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必定就会坚持他的要求。他通常这样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即不希望被他人打扰，但更为精确地说，他的要求是：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不应该引发（且让他意识到）他的冲突。到后面，我们将会了解到为什么摆脱责任对他来说如此重要。但是，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事实上，神经症要求使得他不用去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困难，从而使得他的神经症症状长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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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Harald Schultz-Hencke，Einfuehrung zur psychoanalyse.
[2]参见第七章有关精神分裂过程的论述和第十一章有关放弃者对任何变化之厌恶的论述。
[3]该假设是在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基础上提出的，它认为，每一种敌意都是对受到挫折的本能驱力或其衍生物的反应。在那些接受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理论的分析学家看来，除此之外，敌意也从一种破坏性本能需要中获取其能量。
[4]参见第九章——自谦型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