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了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实现与外部世界有关的理想化自我的：通过取得各种成就，通过追求成功、权力或胜利。神经症要求也涉及患者自身之外的世界：他竭力坚称自己拥有特殊的权利，他的独特性使得他随时随地能以他所能采取的方式享受特权。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超越各种必然性和法则，这种感觉使他得以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仿佛他真的超越了这些必然性和法则似的。无论何时，只要他察觉到自己实现不了理想化自我，他的神经症要求就会使他将“失败”归咎于那些外在的因素。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方面的一些问题，在第一章，我们曾简要提到过自我实现，不过当时关注的焦点是个体内部。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曾试图创造另一个人来实现其美的概念，但与皮格马利翁不同，神经症患者努力按照自己的设计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在自己的灵魂面前，他坚称自己的形象是完美的。他还在无意识中告诉自己：“忘掉你实际上是一个可耻的家伙，这才是你应该成为的样子，成为这种理想化自我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你应该能够忍受一切事情，65理解一切事情，喜欢每一个人，且始终保持富有成效的状态。”——这些内心指令有很多，这里仅提及少数几个。由于这些指令铁面无情，因此，我称它们为“‘应该’之暴行”。
这些内心的指令通常包括神经症患者应该能够做的、应该能够成为的、应该能够感受到的、应该能够知道的一切——以及一切关于他不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的禁忌。为了做一简要概述，我将先列举一些与上下文没有关联的内心指令的例子。（更为详细的例子将在下文我们讨论应该的特征时再列举。）
他应该是最为诚实、最慷慨大方、最体贴入微、最有正义感、最有尊严、最为勇敢、最大公无私的人。他应该是完美的情人、丈夫、教师。他应该能够忍受一切事情，应该喜欢每一个人，应该爱他的父母、妻子和国家；或者，他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事物或任何人，他不应该在乎任何事情，他应该永远都不会感觉受到伤害，他应该总是安详而宁静。他应该一直享受生活；或者，他应该超越一切快乐和享受。他应该是自主的，他应该总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他应该能够知道、理解、预见一切事情。他应该能够立刻解决他自己以及他人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他应该一遇到困难就能立刻解决。他应该永远都不会感到疲惫或生病。他应该随时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他应该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两三个小时才能做完的事情。
这里的概述大致表明了内心指令的范围，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这些对自我的要求虽然可以理解，但太过困难和严格。如果我们告诉一个患者，他对自己的期望太多了，他常常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他甚至可能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他会或隐晦或明确地补充说，对自己期望多一点总比对自己期望少要好。但是，说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并不能揭示内心指令的特征。只要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这些特征就会清楚地显现出来。它们是重叠的，因为它们都是来源于一个人觉得要成为其理想化自我的必要性，来源于其相信自己能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信念。
首先给我们留下印象的是它们都无视可行性（disregard for feasibility）66，在追求自我实现的所有驱力中都表现出了这一点。这些要求中有许多都是人类无法实现的。它们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尽管患者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一旦他的期望暴露在批判性思维的亮光下，他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是，这样一种理性的认识即使能改变什么的话，通常也不会改变太多。举例来说，一个医生可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九个小时的工作和广泛的社交生活之外，他不可能再进行深入的科研工作了；但在他减少一两项活动的尝试失败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他的要求是对他来说不应该有时间和精力上的限制，这些要求比理性更为强烈。或者，再举一个更为微妙的例子。在一次分析面询的过程中，有位患者非常沮丧。她曾与一位朋友谈论这位朋友的婚姻问题，其婚姻问题极为复杂。我的这位患者只是在社交场合中见过这位朋友的丈夫。然而，尽管她已经接受了好几年的精神分析，而且对于两个想更好地认识对方的人之间的关系中所涉及的心理复杂性已有足够多的理解，但她还是觉得她本应该告诉她的朋友其婚姻是不是稳固。
我告诉她，她期待自己做到的某些事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我向她指出，一个人在开始更为清楚地了解在某个具体情境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之前，必须先澄清许多问题。结果，我向她指出的那些困难中，大多数她早已意识到了。但是，她依然觉得，她应该具有可以洞悉一切的第六感。
对自我的其他要求从本质上说可能并非荒诞不切实际，但却完全无视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条件。因此，很多患者都因为觉得自己非常聪明，从而希望立刻完成他们的精神分析。但是，精神分析的进展与聪不聪明没什么关系。事实上，这些患者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可能会阻碍分析的进展。而真正重要的是在患者身上起作用的情感力量，是患者正直坦率的能力和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
这种想轻易取得成功的期望不仅在整个分析过程中起作用，而且也同样在个体获得洞见的过程中起作用。例如，承认自己的一67些神经症要求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要把他们彻底推翻一样。因此需要耐心的工作。只要患者觉得自己情感上必须拥有它们这一点不改变，这些要求就会持续下去——所有这一切都被他们忽视了。他们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应该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驱动力。自然，这样一来，他们随后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失望和沮丧。同样，一位教师可能会期望，因为她拥有长期的教学经验，因此，写一篇有关教学法的文章对她来说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她才思枯竭无从下笔，那她就会对自己感到非常厌恶。她忽视或抛弃了这样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如：她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写？她有没有一些教学经验可以提炼为有用的思想？而且，即使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要构思和表达出这些思想，把它们写成一篇文章也仍然只是一件平凡的工作。
这些内心指令就像一个极权国家的政治暴行一样，完全无视个体自身的心理状况——无视他当前所感受到的或所做的一切。例如，在那些常见的“应该”中，有一个“应该”是个体永远都不应该受到伤害。作为一种绝对的状况（“永远都不”［never］这个词就暗含了这一点），任何人都将发现这种状况很难达成。曾经或者现在，有多少人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保证自己的安宁，以至于从来都不会感觉受到伤害？这充其量只是我们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认真对待这样一个计划，必定意味着要积极而又耐心地解决我们无意识中的防御要求，解决我们虚伪的自负——或者，简言之，解决我们人格中使得我们脆弱不堪的每一种因素。但是，那个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应该受到伤害的人，其内心通常没有如此具体的计划。他只是简单地向自己发出一个绝对的命令：否认或无视他身上存在脆弱一面的事实。
下面，我们来考虑一下另一种需求：我应该总能理解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我应该能够感化一名罪犯的心。同样，这也不完全不切实际。有极少数的人就拥有这种精神力量，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中的主教。我曾有一名患者，在她看来，主教的形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她觉得她应该像主教一样。68但在这个时候，她并不具备像主教对待罪犯那样的态度或品质。她有时候会表现出慷慨仁慈的行为，因为她觉得她应该慷慨仁慈，但她并没有感受到慷慨仁慈。事实上，她对于任何人都不能感受到太多的东西。她经常感到害怕，唯恐他人利用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找不到一篇文章，她就会认为被别人偷了。由于意识不到这一点，她的神经症使得她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而这一切都被掩盖在了表面上的强迫性谦卑和善良之下。那个时候，她愿意看到自己身上的困难并致力于解决这些困难吗？当然不愿意。这里同样也是一个盲目发布命令的问题，盲目发布命令只会导致自我欺骗和不公平的自我批评。
在试图解释各种“应该”所具有的让人感到惊异的盲目性时，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略去许多不太重要的内容。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的出发点是追求荣誉，它们的功能是使个体成为其理想化自我：它们发挥功能的前提是，对个体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或者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便无须在逻辑上考察其存在的条件。
当这些需求指向过去时，这一倾向最为明显。就神经症患者的童年而言，它不仅对于阐释其神经症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对于认识他当前对过去所经历的各种逆境的态度也很重要。这些与他人对待他的态度是好还是不好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由他当前的需要决定的。例如，如果他发展出了追求所有甜蜜和光明的一般需要，那么，他就会使他的童年笼罩上一层金色的薄雾。如果他迫使自己的情感受到限制，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他确实一直爱着自己的父母，因为他应该爱他们。如果他完全拒绝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那么，他可能就会将自己遇到的所有困难的责任都推到父母身上。伴随这后一种态度出现的报复性进而可能会公开地表现出来，或者被压抑下去。
最后，他可能会走向一个极端，表面上让自己承担起一些荒谬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意识到早期各种威胁性、限制性影响因素所产生的全部影响。他有意识的态度通常相当客观且合理。69例如，他可能会指出，他的父母控制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患者有时候会感到纳闷：自己为什么感受不到任何的怨恨？而有意识的怨恨之所以缺失，原因之一就是一种回顾性的应该（这也是我们在此处的兴趣所在）。尽管他意识到，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不幸足以击垮任何人，但他还是觉得他应该毫发无损地从这些不幸中走出来。他应该拥有内在的力量和刚毅的精神，从而不让这些因素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既然这些因素现在对他产生了影响，那就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换句话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胜任的。他会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伪善与残酷的污水池。”但之后，他的洞察力就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尽管我在这种环境之中孤立无助，但我应该能够克服它们，就像污水池中长出的百合花一样。”
如果他能够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起实际的责任（而不是这样一种虚假的责任），那么，他的想法将完全不同。他将会承认，早年的影响确实会以对其不利的方式让他发生改变。而且他将会看到，不管他所遇到的困难的根源是什么，它们都确实会干扰他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因此，他最好集中一切力量战胜它们。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往往会将整个事情置于他那完全虚幻、无用的需求之上，他要求他不应该受到这些困难的干扰。这个患者如果在后期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并确信自己没有被早年的环境彻底压垮，那么，这就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对童年的态度不是唯一一个回顾性“应该”与责任的这种假冒欺骗性及同样徒劳的结果一起发挥作用的领域。有人可能会坚称，他应该通过坦率的批评来帮助他的朋友；有人或许会认为，他应该好好地抚养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变成神经症患者。自然，我们所有人都会后悔自己在这个或那个方面没有做好。但是，我们可以分析自己失败的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失败”时存在一些神经症困难，因此我们当时实际上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来说，尽力将事情做好还远远不够。他觉得他应该以某70种神奇的方式将事情做得更好。
同样，认识到自己目前身上存在任何缺点，对于任何一个受“专横的应该”困扰的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困难，都必须尽快除去。这种“消除”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则因人而异。一个人越是生活在想象之中，他就越能容易摆脱困难。因此，有一名患者发现自己具有一种追求王座背后之权力的巨大驱力，并看到这种驱力在她的生活中是如何起作用的，但到了第二天，她就会确信这种驱力此时已经完全成为过去的事情。她不应该被权力所奴役；因此，她不会被权力奴役。在经过这些经常发生的“改善”之后，我们认识到，追求实际控制和影响的驱力只不过是她想象中所拥有的神奇力量的一种表现。
其他一些人则完全通过意志力来消除他们所意识到的困难。在这个方面，人们可能会竭尽所能。例如，我想到有两个小姑娘，她们觉得自己绝不应该害怕任何事情。她们中的一个害怕窃贼，于是她就强迫自己睡在一个空房子里，直到她的恐惧消失为止。另一个女孩则害怕在不清澈的水中游泳，因为她害怕被蛇或鱼咬伤。于是，她强迫自己游过一个有鲨鱼出没的海湾。这两个女孩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克服她们的恐惧的。因此，这些事件在那些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新鲜奇谈的人看来似乎是有力的证据。它们不正表明了振作精神的必要性吗？但事实上，对盗贼或蛇的恐惧只不过是一种更为隐蔽的一般性恐惧最为明显、外显的表现而已。而这种普遍的、潜藏的焦虑依然没有因为接受了特殊的“挑战”而有所触及。它只不过是被掩盖起来了，而且，由于只是摆脱了症状而没有触及真正的障碍，因此，这种焦虑被压抑得更深了。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患者意识到自己的缺点时，其意志力机器是怎样以某些方式开始运转的。他们常常会下定决心，尽力去维持预算，尽力与人交往，让自己变得更为坚定而自信或更为宽容。如果他们对于理解其困扰的内涵和根源表现出同样的兴趣的话，那将是一件好事。但遗憾的是，71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兴趣。第一步，即了解某种特定障碍的整个范围，就会使他们违背自己的主张。事实上，这与他们想让障碍消失的疯狂驱力恰恰相反。此外，由于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有足够的力量用有意识的控制来战胜这种障碍，因此，仔细地消除障碍的过程就等于是承认了他们的软弱和失败。当然，这些人为的努力注定早晚会减少。因此，这种困难最多只是得到了更多一些的控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困难一直都被压抑到了意识之下，而且它会继续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发挥作用。当然，分析学家不应该鼓励这样的努力，而应对它们加以分析。
大多数神经症障碍都抵制控制，即使是最为不懈的努力也无济于事。有意识的努力根本对付不了抑郁状态、工作上根深蒂固的抑制状态或消费性的白日梦。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在分析过程中已经获得了某种心理学理解的人来说都非常清楚。但是，尽管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却不会改变他那种“我应该能够克服它”的想法。结果，他往往会遭受更为严重的抑郁等，因为除了它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感到痛苦之外，它还成了他并非无所不能的明显迹象。有时候，分析学家一开始就能抓住这一过程，从而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一个已经暴露其白日梦程度的患者，当她详细地袒露这一症状是如何具体而微妙地渗透进她的大多数活动时，她会逐渐开始认识到它的危害——至少她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它是如何消耗其能量的。到了下一次，她就会因为白日梦的继续存在而感到有些内疚和歉疚。知道了她对自己的要求后，我确定了自己的信念，即人为地终止这些要求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明智的，因为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要求在她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这一点我们将慢慢地了解。她觉得如释重负，并告诉我说，她现在已经决定不再做白日梦了。但是，由于她不能停止做白日梦，于是她便觉得我会讨厌她。她把对自己的期望投射到了我身上。
分析过程中出现的沮丧、愤怒或恐惧等诸多反应往往不是患者认识到了自身的障碍问题（像分析学家通常所假设的那样）所致，72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立即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
因此，对于维持理想化意象来说，这些内心的指令虽然比其他方法更为激进，但与其他方法一样，它们的目的也不是发生真正的改变，而是立即达到绝对完美的状态。内心的指令旨在消除不完美的状态，或者说，旨在让事情变得看起来好像已经达到某种特定的完美状态。就像我们在上一个例子中所看到的，如果患者的内心指令外在化了，那么这一点就会变得尤其明显。这样一来，一个人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甚至他遭受了什么，就变得毫不相干了。只有那些可以让他人看见的东西才会导致强烈的焦虑：社交场合中的手抖、脸红、尴尬等。
所以说，这些“应该”缺乏真正理想的道德严肃性。例如，那些受“应该”控制的人通常不是尽可能追求更大程度的诚实，而是被驱使着追求获得绝对的诚实——绝对的诚实总是近在咫尺，或者只能在想象中获得。
他们最多只能达到行为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完美，就像赛珍珠（Pearl Buck）在《深闺里》（Pavilion of Women）中所描述的吴女士（Madame Wu）那样。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吴女士看起来似乎一直都在做着、感受着、思考着正确的事情。不用说，这种人的外表最具欺骗性。他们如果在蓝天之下发作了街道恐惧症或功能性心脏病，就会感到茫然失措。他们会问：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总是努力让生活变得完美无缺，总是担任班干部、组织者，或者总是让自己成为模范夫妻或模范家长。到了最后，则必定会发生一种他们无法用惯常方式加以控制的情形。由于没有其他方式来应对这种情形，因此，他们内心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当分析学家逐渐熟悉患者及其身上极度的紧张情绪时，他往往会对患者竟然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而没有受到重大干扰感到非常惊奇。
我们对“应该”之性质的感受越深刻，就越能清楚地看到，“应该”与真正的道德标准或理想之间的区别不是一种数量上的区别，而是质的区别。弗洛伊德所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之一是：73他把内心指令（他看到了内心指令的一些特征并把它描述成超我的特征）看成一般道德的组成部分。一开始，它们与道德问题的联系并不密切。诚然，要求道德完美的命令在“应该”中确实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道德问题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都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些特殊的“应该”与其他“应该”区分开来，就像我们所坚持的那样，其他“应该”很显然是由无意识中的傲慢决定的，如“我应该能够避开星期天下午的那场塞车”，或者“我应该不需要接受艰苦的训练和练习就能学会画画”。我们还必须记住，有很多要求甚至连一种道德的借口都明显缺乏，其中包括：“我应该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指责。”“我应该一直都比别人强。”“我应该一直有能力向他人报仇。”只有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整个现象上，我们才能确立恰当的有关获得道德完美之要求的观点。像其他的“应该”一样，这些要求中也渗透了傲慢的精神，其目的在于增强神经症患者的荣誉，使其像神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正常道德追求的神经症伪造品。此外，当有人发现这种伪造品还具有无意识的欺骗性（要想使那些污点消失，则必定需要这种欺骗性），那么，他就会将它们看成一种不道德的现象，而不是道德的现象。为了使患者最终能够走出虚幻的世界，形成真正的理想，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这些区别。
“应该”所具有的另一种特性可以将“应该”与真正的标准区别开来。在前面的评论中曾提到过这一点，但由于它非常重要，以至于不得不单独、明确地加以阐释。这就是“应该”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coercive character）。理想也具有一种支配我们生活的义务性力量。例如，如果其中一种理想是履行责任的信念，而我们自己也认可了这一点，那么，即使很困难，我们也会尽力完成。履行这些责任是我们自己最终想要的，或者说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希望、判断、决定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由于我们因此而成了完整的自己，这种类型的努力给我们带来了自由和力量。与此同时，在遵循这些“应该”时，个体可以拥有与“自愿”捐献或在独裁统治下欢呼时一样多的自由。74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达到期望，那我们很快就会得到报应。在遵循内心指令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因没有实现期望而产生的强烈情绪反应——反应的范围很广，包括焦虑、绝望、自责、自毁的冲动等。对局外人来说，这些反应相对于其诱发原因来说过于激烈了，但却与个体的感受完全一致。
下面，让我们再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内心指令的强制性特征。有一个女人，在她那些不可动摇的“应该”中，有一个“应该”是她必须能够预测一切偶然的事件。她认为自己有预测的天赋，能够凭其预知能力和深谋远虑保护家人远离危险，为此她感到非常自豪。有一次，为了劝服她儿子接受精神分析，她制订了非常详细的计划。但是，她没有考虑到她儿子有一个对精神分析持反对态度的朋友对她儿子的影响。当她意识到她没有将她儿子的这个朋友考虑在内时，她身体出现了休克反应，感觉就像整个大地都塌陷了一般。事实上，这位朋友是否真的像她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影响力，而且她是否真的无论如何都能帮助到他，这些都更值得怀疑。她之所以出现休克和崩溃的反应，完全是因为她突然认识到她本应该考虑到这位朋友的影响。同样，一名出色的女司机开车时不小心轻轻撞上了前面的一辆汽车，她被交警从车上叫了下来。虽然事故很小，而且，只要她觉得自己没错的话也用不着害怕警察，但是，她却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焦虑的反应之所以常常不为人们所注意，是因为人们一感到焦虑就立刻会习惯性地做出防御焦虑的反应。因此，一个认为自己应该像圣徒般对待朋友的人，当他认识到自己在本应该给予朋友帮助时却表现得很残酷苛刻时，他就会狂欢作乐。同样，一个觉得自己应该永远快乐、永远讨人喜欢的女人，当一个朋友温和地批评她没有邀请另一位朋友来参加聚会时，她感觉到了一阵焦虑，有一会儿几乎昏厥过去，并因此而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对爱的需要——这就是她用来抑制焦虑的方法。一个男人在各种未完成的“应该”的压力之下，75产生了一种想做爱的强烈冲动。对他来说，性行为是一种感觉自己被人需要和重建已经丧失之自尊的手段。
因此，鉴于这样一些报应，“应该”具有一种强制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人只要按照他的内心指令来生活，他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是，如果他被夹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应该”中间，那他的生活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例如，一个男人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名完美的医生，应该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患者身上。但同时，他又认为自己应该做一个完美的丈夫，为了让妻子高兴，他应该在妻子需要时尽可能陪在她身边。而当他认识到他无法兼顾二者时，轻度的焦虑就产生了。他的焦虑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轻微的程度，是因为他立刻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决定到乡下定居。这意味着他放弃了未来继续深造的机会，并因此影响了他的整个职业前途。
通过精神分析，这个困境最终得到了满意的解决。但它表明，冲突的内心指令有可能会导致极度的绝望。有一个女人快要崩溃了，因为她不能既做一个完美的母亲又做一个完美的妻子，做一个完美的妻子对她来说意味着要一直忍受她那酒鬼丈夫。
自然，这些相互矛盾的“应该”使得人们很难——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在这二者之间做出理性的决策，因为这些对立的需求也同样具有强制性。有一名患者彻夜失眠，因为他不能决定他是应该陪妻子外出度假还是应该待在办公室里工作。他是应该满足妻子的期望还是应该满足所谓的老板的期望呢？他心里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他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因此，在各种“应该”的基础之上，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一个人永远都意识不到内心专制的整个影响，也意识不到内心专制的性质。但是，对待这种专制的态度以及体验这种专制的方式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有的人顺从，有的人反抗，程度不一。虽然这些不同态度的因素在每个人身上都起作用，但通常情况下，占优势的要么是这种，要么是那种。76我们可以预期后面的区别，对待内心指令的态度和体验内心指令的方式主要是由生活中对个体而言最具吸引力的东西决定的：控制、爱或自由。由于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些区别[1]，所以，在这里，我只简要地指出它们是如何在“应该”和禁忌中起作用的。
对扩张型的人来说，掌控生活极为关键，他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内心指令，而且他会有意或无意地为自己的标准感到自豪。他丝毫不怀疑这些内心标准的合理性，并力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实现它们。他或许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现这些指令。他觉得他应该尽自己的一切可能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他应该知道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他应该永不犯错；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应该绝不会失败——简言之，不管他那些特殊的“应该”是什么，都应该要实现。而且，在他心里，他确实达到了他的最高标准。他可能非常傲慢自大，以至于他从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如果失败了，他也会置之不理。他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对的，这种观念非常顽固，以至于他深信自己绝不会犯错。
他越是沉溺于自己的想象之中，对他来说，就越没有必要做出实际的努力。无论他在现实中受恐惧的困扰有多严重，或者他实际上是多么不诚实，只要他内心认为自己是最无畏、最诚实的人就够了。对他来说，“我应该”和“我实际上是”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很可能都不太清晰。德国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rn）在他的一首诗中曾简洁地表达了这一点。一个人因为被一辆卡车轧断了腿而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他了解到，在事故发生的那条街上，卡车是不被允许通行的。所以，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被轧断腿的这整个经历都只不过是一个梦。因为他“锋利如刀”，所以他断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绝不会发生。一个人的想象越是超过他的理性，那么，二者之间的界限就越模糊，而他就是模范丈夫、父亲、公民或者任何他应该成为的身份。
而对于自谦型的人来说，爱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同样，他也觉得他的“应该”构成了一条不容置疑的法则。77但是，当他焦虑地试图实现这些“应该”时，大多数时候却觉得他自己根本无法实现它们。因此，在他有意识的经验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因为自己不能成为至高无上的人而产生的一种内疚感。
当出现极端情况时，这两种对待内心指令的态度都会导致个体很难对自己进行分析。倾向于自以为是这个极端可能会导致他无法看清自己身上的缺点。而倾向于另一个极端——很容易产生内疚感——则往往会带来这样的危险：过于专注自己的缺点会给自己造成重大打击，而不是解放自己。
最后，对于放弃型的人来说，“自由”的观念比其他一切都更具吸引力，他是这三种类型中最可能反抗其内心专制的人。由于自由——或者说他对自由的看法——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对任何的强制都极为敏感。他可能会以一种消极被动的方式进行反抗。因此，他认为应该做的一切事情——无论是做一项工作、读一本书，还是与他的妻子做爱——在他的心里都会变成一种强制性事件，引发他有意或无意的愤恨，结果会让他变得无精打采。如果需要做的事情都做了，那也是在内心抵抗所产生的压力之下完成的。
他也可能会通过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反抗这些“应该”。他可能会试图将这些“应该”都抛诸脑后，有时则可能走向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坚持随心所欲，只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这种反抗可能会采取非常强烈的形式，而且常常是一种绝望的反抗。如果他不能成为最虔诚、最纯洁、最诚挚的人，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滥交，撒谎，欺辱他人。
有时候，一个一直以来都遵从这些“应该”的人也可能会经历一个反抗的阶段。这种反抗通常指向于外在的限制。马昆德（J.P.Marquand）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对这种暂时性反抗进行过描述。他让我们看到，这种反抗是多么容易被镇压，因为限制性的外在标准在内心指令中有一个强大的盟友。而在被镇压之后，个体就会变得反应迟钝、无精打采。
最后，还有一些人可能会经历自我谴责的“善”与疯狂抗议任何标准这二者交替出现的阶段。78在善于观察的朋友看来，这种人可能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有时候，他们在一些与性和金钱有关的问题上表现得无礼又不负责任；但有时，他们又会表现出高度发展的道德感。于是，这位刚刚还在为他们不具任何庄重感而深感绝望的朋友，现在重又相信，他们归根结底还是好人，但不久之后，他又会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怀疑。另外一些人则可能一直在“我应该”和“不，我不要”之间摇摆不定。“我应该还钱。不，我为什么要还钱？”“我应该节食。不，我不要节食。”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会给人一种具有自发性的印象，让人将他们对待“应该”的矛盾态度误以为是一种“自由”。
无论哪种态度占据主导地位，这个过程的绝大部分会以外显形式表现出来，它会在自我和他人之间来回出现。这个方面的变化，与被外化的特定方面以及被外化的方式有关。大体说来，一个人可能首先会将自己的标准强加在他人身上，然后坚持不懈地要求他们做到完美。他越觉得自己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就越会坚持用他自己的特定标准来要求他人——而不是用一般性的完美标准。他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被他蔑视，或者让他非常生气。还有一个更不可理喻的事实是，他会因为自己不能在任何时刻、任何条件下都达到要求而生自己的气，并将他自己的“应该”转移到他人的身上。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爱人，或者遭受了欺骗，那他可能就会愤怒地反对那些让他失败的人，并制造一种情况来对付他们。
此外，他还可能认为，他对自我的期望主要来自其他人。不管是这些其他人真的期待过什么，还是仅仅只是他认为他们这样期待过，他们的期望都会转变成需要实现的需求。在分析的过程中，他往往会觉得，分析学家是在期望他去做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把这种感觉归咎于分析学家自己的感受，即他应该总是富有成效，应该总有梦向分析学家报告，应该一直谈论他认为分析学家想让他讨论的事情，应该总是感激分析学家的帮助，并表现出他已经越来越好了。
如果他以这种方式认为，79他人是在期望或要求他做些什么事情，那么，他可能再一次做出两种不同的反应。他可能会预期或猜测他们的期望，并迫不及待地去实现那些期望。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还会预期，如果他不能实现那些期望，那他们立刻就会指责他或放弃他。或者，如果他对强制性过于敏感，那他就会觉得他们是在把他们的想法强加给他，是在多管闲事，是在逼迫或强迫他。于是，他就会痛苦地把这种想法记在心里，或者甚至会公开地反抗他们。他可能会不愿意送他人圣诞礼物，因为他认为这是他人所期望的。他会比他人所预期的晚一点到达办公室或者任何约会地点。他会忘记周年纪念日，忘记写信，或者忘记曾经答应要帮别人做的事。他之所以可能会忘记拜访他的亲戚，只是因为这是他母亲要求他做的，尽管他也喜欢这些亲戚，并且本来打算去拜访他们。对于他人对他的任何要求，他都会反应过度。因此，他很少害怕他人的批评，而是对他人的批评感到愤恨。他那鲜明的、不公平的自我批评也会固执地以外显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他觉得他人对他的判断是不公平的，或者认为他们总是怀疑他别有用心。或者，如果他的反抗更为激烈一点，他就会到处炫耀他的反抗举动，认为自己一点都不在乎他人对他的看法。
对这些要求的过激反应，让我们很好地看到了他的内心要求。那些我们认为是过激的反应，在自我分析时可能尤其有帮助。在部分自我分析中，下面的例子可能有助于表明，我们从自我观察中也可能会得出某些错误的结论。这个例子的主人公是一位忙碌的行政官员，我过去曾见过他几次。有一次，有人打电话问他，他能否去码头接一位来自欧洲的难民作家。一直以来，他都很赞赏这位作家，而且在一次访问欧洲的社交场合上，他曾见过这位作家。由于他的时间都被会议及其他工作填满了，所以，他实际上是不能答应这个请求的，尤其是他有可能还要在码头上等几个小时。就像他后来认识到的那样，他本可以做出两种合理的反应。他要么可以说，他要考虑一下，80看看是否可行，要么可以遗憾地表示不能去，并询问是否可以为这位作家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事实却相反，他的反应是马上就愤怒、唐突地说他太忙了，绝对没有时间去码头接任何人。
不久之后，他就为自己的这种反应感到后悔了。随后，他大费周章地找到了这位作家的住处，以便在他需要时能够提供帮助。对于这次事件，他不仅感到后悔，而且，他还感到很困惑。难道他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看重那位作家吗？他确信自己很看重他。难道他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友好和乐于助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之所以发怒，是因为他人在要求他证明他的友好和乐于助人时使他陷入了困境吗？
此时，他走上了正轨。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慷慨大方这一事实，对他来说，就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因为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是人类的救世主。然而，在那个关键时刻，他却没有表现出这一点。他又想起自己随后已经热情主动地提供了帮助，并因此拒绝承认自己并不慷慨大方的可能性。但是，正当他想不通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另一条线索。以前他提供帮助都是他自己主动的，但这一次却是别人请求他帮忙。因此，他认识到，他当时一定是觉得他人的请求是一种不公平的强加给他的事情。如果是他自己知道那位作家要到美国来，他一定会考虑亲自去码头接他。在这一刻，他想到了很多类似的事件，每当有人找他帮忙，他都会做出愤怒的反应，并认识到，他显然觉得这是一件强迫或强制他做的事情，而实际上，很多事情都只是请求或建议而已。他又想到，对于他人的不同意见和批评，他也会感到恼怒。于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是一个恃强凌弱并且想支配他人的人。我之所以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这样一些反应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支配他人的倾向。他在自己身上所看到的，是他对强迫和批评过分敏感。他之所以不能忍受任何的强迫，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束缚。而他之所以不能忍受任何的批评，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批评者。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重新走上他在质疑自己的友好时所放弃的轨道。从很大程度上说他是乐于助人的，因为他觉得他应该乐于助人，81而不是因为他对人类的抽象的爱。他对每一个具体个体的态度比他自己所认识到的还要不同得多。因此，对他的任何要求都会让他突然陷入内心的冲突：他是应该同意并表现得非常慷慨大方，还是应该不让其他任何人强迫于他？他之所以恼怒生气，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陷入了困境之中，而在当时却又无法解决这一困境。
“应该”对个体人格及其生活的影响因人而异，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这些“应该”的反应方式，以及体验它们的方式。不过，有些影响尽管程度大小不一，但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出现。“应该”总是会引起一种紧张感，一个人越是想在他的行为中实现这些“应该”，他的紧张感就越强。他可能觉得自己就像一直踮着脚尖走路似的，而且可能长期遭受慢性疲劳的折磨。或者，他可能感到莫名的局促、紧张或束缚。或者，如果他的“应该”与文化希望他持有的态度相一致，那么，他可能只会感觉到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紧张。不过，“应该”的影响也可能非常大，以至于一个原本积极主动的人也会想着不再参加活动或不再履行义务。
而且，由于这些“应该”会以外显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它们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导致人际关系障碍。其中，最为常见的障碍是对批评过分敏感。由于他对自己冷酷苛刻，因此，他情不自禁地会将他人的任何批评——无论这种批评是现实的还是仅仅只是想象的，是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都看成一种对他的非难。当我们认识到，当他不能达到自己强加到自己身上的任何标准，他是多么憎恨自己时，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敏感性的强度了。[2]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人际关系障碍则取决于以外显形式表现出来的“应该”中哪种占优势。它们可能会导致个体对他人过于挑剔苛刻，或者过于担心、过于反抗或过于顺从。
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应该”进一步削弱了情感、愿望、思想及信念的自发性——82进一步削弱了个体感受其自身的情感等并将其表达出来的能力。因此，这种人至多只具有“自发的强迫性”（引用一位患者的话），并“自由地”表达他应该感觉到、希望、思考或相信的东西。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认为，我们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在与他人打交道时，我们能强迫他人劳动，但却不能强迫任何人热爱自己的工作。因此，我们习惯于认为，我们能够强迫自己表现得好像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一样，但我们却不能强迫自己产生一种相信的感觉。从本质上讲，这种说法是对的。此外，如果我们还需要新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的话，精神分析就能够提供。但是，如果这些“应该”向情感发号施令，想象力就会挥舞它的魔杖，抹去“我应该感觉到”与“我确实感觉到”之间的界限。于是，我们就会像我们应该相信或感觉到的那样去有意识地相信或感觉。
在分析的过程中，当假装相信这些虚假情感的虚假确定性发生动摇时，患者就会经历一段困惑的不确定时期。这一时期虽然痛苦，但对治疗具有建设性作用。例如，如果一个人认为她“应该”喜欢周围的每一个人，所以她才喜欢每一个人，那么，她可能就会问：我真的喜欢我的丈夫、我的学生、我的患者吗？或者，我真的喜欢每一个人吗？每当她这样反躬自省时，她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那些一直以来阻碍她的积极情感得以自由抒发且被各种“应该”所掩盖的恐惧、怀疑、愤恨，直到现在才能解决。我之所以说这个时期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代表追求真实的开始。
内心指令压制自发愿望的程度可能相当惊人。一位患者在发现她的“应该”的暴行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我，现引用如下：
我发现，我完全不能渴求任何东西，甚至连死都不能！当然，更不用说渴求“生活”了。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我的困扰在于我不能做事情；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不能整理自己的东西，不能接受或控制自己的怒气，不能使自己更具有人情味，不论是凭借纯粹的意志力、耐心，还是悲伤，我都做不到。
现在，我第一次明白——我真的不能感觉到任何东西。（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过于敏感！）我太了解这种痛苦了——这六年来，我的每一个毛孔一次又一次地被内心的愤怒、自怜、自卑和绝望所塞满！而现在，我认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是消极的、被动的、强迫性的，83都是由外界强加的。我的内心空无一物。[3]
在那些将善良、爱与神圣作为自己理想化意象的人身上，虚构情感最为明显。他们觉得自己应该体贴、受欢迎、富有同情心、慷慨大方、讨人喜爱，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具有这些品质。他们的谈吐和行为举止就好像他们真的那样善良且讨人喜爱一样。而且，由于他们确信这一点，因此，他们甚至能够使他人也暂时地相信他们确实具有这些品质。但毫无疑问，这些虚构的情感既没有深度，也没有持久力。在有利的情况下，它们可能相当一致，因此自然也不会受人怀疑。《深闺里》中的吴女士，只有当家庭出现纠纷，当她遇到一个相当正直且诚实的男人时，她才开始怀疑自身情感的真实性。
通常情况下，这些“定做的情感”（made-to-order feelings）的肤浅性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可能会快速消失。当自负或虚荣心受到伤害时，爱就会很容易让位于冷漠或怨恨、轻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不会自问：“我的情感或观点为何会如此容易地发生变化呢？”他们只会觉得，是有另一个人让他们对人性的信仰发生了动摇，或者他们会觉得自己从未“真正地”相信过这另外一个人。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他们可能不具有容纳强烈且活跃的情感的能力，但在意识水平上出现的却常常是大量的伪装物，其中很少有真实的东西。从长远来看，他们往往会给人一种虚幻的、难以捉摸的印象，或者——用一个好理解一点的俚语来说——是一个骗子的印象。一种突然爆发的愤怒常常成了唯一真实的情感。
在另一个极端，无情与残忍的情感也可能会被夸大。一些神经症患者对温柔、同情、信任的忌讳，就像另一些神经症患者对敌意、报复的忌讳一样强烈。这些人觉得，他们应该不需要任何亲密的人际关系便能很好地生活。因此，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84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享受任何事物。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对一切都毫不在乎。因而，他们的情感生活很少受到歪曲，但却非常贫乏。
当然，由内心命令引起的这些情感现象并不总是像在上面两种极端情况下那样合理。内心所发出的命令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你应该极富同情心，以至于你无法逃避任何牺牲；但是，你也应该极其冷血，以至于你可以实施任何的报复行动。结果，一个人有时候确信自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而在其他时候，他则深信自己是一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另外一些人则压抑了非常多的情感和希望，以至于继而会出现一种普遍的情感麻木。例如，有一种禁忌是禁止为自己争取任何东西，这种禁忌扑灭了所有活跃的愿望，从而导致在生活中处处都要禁止为自己做任何事情。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这些禁令，他们发展出了同样普遍存在于生活之中的要求，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把生活中的所有一切都不图回报地拱手相让。因此，由于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愤恨感，可能会受到“他们应该忍受生活”这样一个指令的抑制。
相比于这些普遍存在的“应该”对我们造成的其他伤害，我们很少意识到它们对我们的情感所造成的伤害。然而，事实上，这是我们为把自己塑造成完美形象而付出的最为沉重的代价。情感是我们身上最为活跃的部分，如果将它们置于独裁的统治之下，那么，我们的本质存在（essential being）中就会出现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必定会对我们与自身内外所有一切的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们几乎不可能过高估计内心指令所产生之影响的强烈程度（intensity）。在一个人身上，驱使他去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驱力越占优势，“应该”就越会成为促使他、驱使他、鞭策他付诸行动的唯一动力。一位依然与其真实自我相距甚远的患者，即使发现了他的“应该”所产生的一些阻碍作用，也可能完全不会考虑放弃它们，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应该”——那么，他就会觉得——他将不会或者不能做任何事情。有时候，他可能会以信念的方式来表明这种关系，即他相信，除非使用武力，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让其他人做“正确的”事情，85而这就是他内心体验的外化表现。于是，对患者来说，这些“应该”便获得了一种主观的价值，只有当他体验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其他自发力量时，他才能摆脱这种主观的价值。
当我们认识到“应该”所具有的巨大强制力量后，我们必定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人发现自己不能达到内心指令的要求时，他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预测一下答案，那就是：他将开始憎恨并轻视自己。事实上，除非我们弄清楚了“应该”与自我憎恨交织在一起的程度，否则，我们将无法了解“应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正是潜伏在“应该”背后的惩罚性自我憎恨的威胁，使得“应该”成了一种真正的“恐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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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
[2]参见第五章——自我憎恨与自我轻视。
[3]引自“Finding the Real Self: A Letter with a Forward by Karen Horne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