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之历史文化生命，绵亘五千年，不断扩大，举世无匹。其有关人生大道之理想与实践，经多方斟酌调整，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绝非专拈片面单辞，所能发其蕴奥。余曾论中国民族重群居，但绝不妨碍其个人特立独行之抒展。又论中国民族重视人生之普通面，但亦绝不妨碍有关其个人超卓之表现。今再重提一义，中国人每分雅俗，崇尚雅正，轻视流俗。此一观念，似与其重群居言普通寻常，义相反而实相成。
小戴礼有言：“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汉书王吉传言：“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故俗必富地方性。拘阂于俗，实与重群居重人生之普通面者有别。中国古人每言，移风易俗，匡时正俗，拂世摩俗，化民成俗。又言：振风荡俗，陶物振俗，镇风静俗，和人宁俗。又言：悖世离俗，拘文牵俗。凡涉俗字，皆加鄙视。唯老子主小国寡民，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果如此，绝不能形成为一民族团体，与文化传统，并亦绝不能求其扩大与绵延。与尚群居而言，普通寻常之义显不同。庄子山木篇，与老子抱不同意想，市南宜僚告鲁侯：“南越有建德之国，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此言必远俗乃能近道，捐俗乃能建德。离俗愈远，捐之愈尽，而后道德之意始显。
史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告其臣下曰：“穷乡多异，曲学多辩。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肥义之劝其君则曰：“有高世之功者，负异俗之累。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盖俗必限于地，限于时。既富区域性，亦限时代性。庄子秋水篇所谓：“井蛙不可以语海，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冰，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道，束于教也。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将可与语大理。”故重群居与普通寻常，譬之水，乃大海，非潢潦。仲长统所谓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俗与群不同。务功利如赵武灵王，唱为道德如庄周之徒，莫不知此。孔孟儒家，教人不从流俗之持义，则尤峻而平，尤通而实，最为的当。
最先辨雅俗者，起于诗。凡中国传统论及音乐艺术文学，皆必辨雅俗。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雅言乃指西周语，如今人言国语。方言则是乡音俗语。凡大群相居，必当有一种普通语文，如欧西中古时期，亦共同使用拉丁语、拉丁文。现代国家兴起，语言文字乃始日趋分裂，于是欧西诸邦，遂极难有融和合一之希望。在中国则自西周封建，其时疆土已极辽阔，包有河淮乃至长江流域，诸侯之朝聘盟会，必有礼，亦有乐。礼则雅言，乐则雅音。礼乐之用，主要在诗。文字音声皆尚雅，即是一种普通语言与普通文字。亦如西方中古时期耶稣教会之必用拉丁文、拉丁语。故在秦代郡县统一之前，西周时代已有封建之统一，提倡尚雅实有莫大之影响。即从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所取名字，亦可证其时采同一文字，有同一意义，并寓同一尊尚，此即文化统一明白可指之一例。
文字一成不易变，语音则易变，乐声则更易变。孔子主放郑声。郑声先只流衍于郑地，乃受各地之喜好而竞相慕效。虽若通行，实系俗化。此犹妇女服装，亦分雅俗。雅取共同一致，俗则各趋所好。战国时邯郸赵女，其服饰仪态，亦受各地之慕效，李斯称之为随俗雅化，佳冶窈窕。其实赵女之佳冶窈窕，其得举世之慕者，虽若已化而为雅，实则仍是邯郸一时一地之俗而已。故梁惠王告孟子，亦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直好世俗之乐耳。”先王之乐，可以通行于各时各地，历久不变，故谓之雅。世俗之乐，则起于一地，盛于一时，不久而必变，故谓之俗。
中国传统观念，则贵矫俗厉化，须能矫其俗而化之于雅，不贵随其俗而貌化为雅。随其俗而貌化以为雅，论其实质则仍是俗。西方文化传统，则正近于李斯之所谓随俗而雅化，故多变。如妇女服装，经三数年一变。即如音乐，在先有古典乐，继起有爵士乐。经多数爱好，即风行一时。久则生厌，标新立异，花样又变，格调更新，主要皆在投人所好。此之谓时髦，此之谓潮流，大众随之趋赴。孟子告梁惠王，提出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之分别，而主要则在与民同乐。因曰“今乐犹古乐”。此虽孟子所言，后人终不以为然，乃曰：今乐古乐何同。当如孔子言，必用韶舞，必放郑声，乃始是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则属救时之偶语。孟子意，只劝梁惠王能与民同乐。果能此，则必知进而求人心之所同，则终必归于雅道。限于一时一地之俗，非人心之大同，则终与雅道异。故中国人常连称雅道，亦称雅正。正即有定义，本于道始得定。
古人称，君子三日不废琴。又称雅瑟雅琴。琴瑟乐器，日常不废，此亦一道。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此事流传古今，亦成一佳话。伯牙擅琴技，为一大音乐家，但人不易知。中国人观念，睎人能知音习琴，但不望人人能为一伯牙。不知音不习琴乃俗人，知音习琴而必求为伯牙，亦未能免俗。悼念知己，心有不忍，若鼓琴专为求知于人，亦仍不免俗。鼓琴本以自怡悦，求如伯牙，乃在成名。怡悦在心，大群普通寻常所当从事，不失为雅。伯牙之不鼓琴，乃为人生一大话题。人生贵能超俗自娱，自适其适。尽其所至，而得为一不世之人物。故人人可习音乐，但不必人人成一大音乐家。宋玉言，有下里巴人，有阳春白雪。此一喻，亦千古流传。下里巴人多得附和，仅是俗。阳春白雪少获知赏，始是雅。故欲知中国文化传统，雅俗之辨，涵有深义，不容不知。岂得由比较多少数而即知。抑且鼓琴本为自怡悦。钟子期死，伯牙心念知己，鼓琴而不悦，其不鼓琴固宜。至如论道讲学，则孔子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故颜渊死，孔子哭之恸曰：“天丧予！天丧予！”而孔子之讲学论道则如故。又岂得以伯牙为例。
论音乐必分雅俗，论其他一切艺术亦然。文学亦然。唐之初兴，文章承续徐庾余风，天下祖尚，乃已成俗。陈子昂作感遇诗三十八章，始变雅正。文学复古，即是文学开新，亦即是由俗返雅。由俗返雅亦是变，但变而不失其常。其诗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子昂心中，正为知前有古人，又知后有来者，乃不欲以追随时尚俗好为足，而有此怆然涕下之心情。继子昂而起者有李太白，其诗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此亦一种复古呼声。而太白之诗，在唐代，显然亦是一开新。唯中国文化传统，开新必在复古中。蔑古开新，则必随于时俗，不得谓之雅与正，亦即非道所在。李白同时有杜甫，亦以复古为开新。其诗曰：“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又曰：“风流儒雅亦吾师。”中国人必连称文雅，而雅之一义必兼古。盖雅必通于古今，俗则限于当世。后浪逐前浪，后浪起即前浪退。故尚俗则唯知当世，前无古，后无来，唯知变，不知常。若言有常，亦唯常陷于俗而止。此非中国文化之大理想所在。中国人亦常言儒雅。因儒学贵通古今以求常，故荀子有雅儒俗儒之分，其实俗儒即不得为真儒。
韩愈倡为古文运动，亦承陈子昂、李、杜古诗运动一脉而来。韩愈自言为之二十余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唯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如是者有年，然后识古书之正伪而黑白分。其观于人，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韩氏所言，实亦只辨一雅俗。正即雅，伪即俗。古书中亦有雅俗，唯其历久而能传，则必雅多而俗少。韩氏言，志乎古必遗乎今，今即是俗。韩氏之文，亦未能大行乎其世，直至于宋始大行，苏轼谓其文起八代之衰，即指其能反俗以回之雅。俗必变，雅则始能正，垂之后以成其常。
推而言之，中国全部艺术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之进程，亦莫非以此一义，贯彻始终。即在庄子，亦必言“技而进乎道”。昌黎亦言：“非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中国人言道字，即犹今人言文化。理想中之艺术文学，必从全部文化中生根流出，亦必回归于文化大体系中为其止境。此等理想，即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亦同样有之。陶渊明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又曰：“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俗情。”渊明之为人与其诗之备受后代爱崇，其主要即在此。其先曹植亦曰：“人主有所贵尚，出门各异情。朱紫更相夺色，雅郑异音声。”上自帝王所好，下至社会众情所向，自中国传统观言之，皆不脱俗。林逋诗：“闲草遍庭终胜俗，好书堆案转甘贫。”庄子亦言：“不为穷约趋俗。”故必甘贫乃能违俗。苏轼诗：“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又曰：“鸣蛙与鼓吹，等是俗物喧。”范成大诗：“竹枝芒鞋俗网疏。”司马迁史记亦谓：“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是违俗必耐寂寞，薄荣名。此非达理慕道，无以跻斯。陆游诗：“穷理方知俗学非。”此皆辨雅俗。
会合中国古今各时代各方面之共同意见，无不以媚俗为羞，脱俗为高。中国以一广土众民之大国，统一政府高高在上，君相之位，贵莫与伦。自秦以下两千年，为士者，不论在朝在野，不论治乱昏明，要之，当有一番自立不屈之气概，不为当前政权所掩抑。又其民阜物丰，从事工商业，易有成就，致富不难。然在社会上，亦终无豪商巨贾大企业之得意兴起，如近代西方之资本家。此正缘中国传统观念，富贵皆不能免俗，乃皆淡漠视之。此实中国传统文化一项内在精神之所寄，所当特别提出，而继之以深入之阐发者。
权势所在，财利所集，则必为众情所共赴。而中国传统观念，则深思远虑，视之为畏途。防微杜渐，戒人勿近。而统以一俗字包括之。人既鄙耻其俗，则权势财利，可于人群大道少所牵掣，而每一人之内在心情，乃可多有其自由发抒之机会，而不致为外面事态所沈溺。今再以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之转变言之，西汉以经学取士，迄于东汉，群目以为禄利之途，而民间之古文学，乃与朝廷博士之今文学代兴。魏晋以下门第鼎盛，而佛教东来，高僧迭起，乃以出家为人生最高之向往。唐代禅宗如日中天，北禅成为两京帝师，三朝法祖，而神会荷泽辨道，不啻公开向朝廷作翻案。厥后南禅掩胁天下，五宗七叶，全国皆南禅，而神会之名字与其著作，转归湮晦。最近始于巴黎重睹敦煌孑遗之孤本，乃知在当时有此一番惊天动地之大事。然何以南宗诸禅之祖师皆不乐予以称道，遂使此事于短期间即归消沉，若不复为人所知。此亦中国人观念，哄动热闹，喧张翻滚，大众奔凑，一时甚嚣尘上，皆不免于俗情俗态。而鄙夷视之。方外自属尤甚。苏轼诗：“屡接方外士，早知俗缘轻。”此见中国僧侣更不喜世俗嚣张。今人乃以西方观念读中国史，遂认此事为不可理解。
又如唐代以诗赋取士，宋代易之以经义。然王荆公三经新义，亦招来同时之诟议。元明清三代，以朱子四书义取士，而当时群鄙之曰时文。姑不论其内容，政府所提倡，社会所群趋，即不免为俗套。今人又群以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乃一帝王专制政府，一若唯帝王一时意志所向，即举国遵奉，而不知其有大谬不然者。中国观念中，又有道统治统之分。道统属于雅，此始可尊。治统则可雅可俗。果失雅正，即不为群所尊。故自古无不亡之皇朝，而孔子则永为中国人所尊。此可谓无统，必附于道以成统。则中国人论政治，实亦凭于其雅俗之辨以为判。
西方人似无中国所谓雅俗之辨，亦可谓有俗而无雅。如希腊各城邦各有其俗，但如何得为一希腊之大雅君子，则各城邦人士均无此想。如宗教，如科学，以及各项学术分派皆以成俗，非以成雅。耶稣之上十字架，以及罗马耶教之地下活动，岂不皆以此俗反他俗。但及耶教风行，教会教皇，蜂起矗立，便又有新教，起而反对。科学亦如宗教，其先在落寞中为人所不为。但其后则与宗教成为对立之两型。如哥白尼之天文学，即遭教会压制。其他大批科学家，亦几乎莫不如此。马丁·路德与哥白尼，皆受囚禁。而伽利略则遭遇更酷。其实宗教科学外，哲学亦然。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凡一俗起，即遭他俗之反对。此乃违时违俗，并非违理违道。班固汉书有言：“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两语，在西方历史上，表现得更鲜明。
事态时代化，习俗难返，流弊滋生，此一层，亦在西方史上表现得更清楚。即如科学，在今日之西方，岂不已成世俗化。寻求真理之精神日减，供给俗用之趋向日增，其所以为学者已变质。姑举爱因斯坦为例。初发表相对论，几于欲索解人不得，此真乃一种超俗之新理论。但原子能被发现，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究不能不说其亦由爱因斯坦所发动。要说明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存在，此显是一项真理寻求，但变成为一项大量杀人之武器，终不能不说是一项世俗应用。最高宇宙真理，一经世俗运用，而转成为一项大量杀人之武器，可使人类在刹那间全归绝灭。原子能的惊人力量，不得不谓之亦出于真理。但今天人类的迈向原子时代，却不能说其亦是一真理，只能说其仍是一世俗。真理与世俗间，岂不应有一分别。中国传统观念，力求提出道与俗，雅与俗，正与俗，真与俗的一切分别，正为此故。唯其如此，故在中国传统文化四五千年的长期演进中，世俗力量，终不能过分得势。在西方文化中，则正因此一分别未能鲜明提出，遂不免世俗力量时时上升。苏格拉底、耶稣之遭遇，在中国史上固未见。而如爱因斯坦，虽不愿接受原子能之父之称号，但原子时代，究是由其开始。此亦可谓俗势终于胜过了真理。西方史上一切悲剧皆由此。
今天的中国人，一味西化，道俗、雅俗、正俗、真俗之辨，不复关心，而且尽可能加以放弃与否认。尽求科学化，一若科学即是真理，不悟羼进了世俗，则真理可成为非真理，抑且反真理。今天的中国人，又甚至认为能供世俗应用，才始是真理。则如耶稣上十字架，当时其所宣扬，尚未为世俗接受信仰，岂得因此即认其为非真理。又如爱因斯坦之相对论，是否当因其发展成了原子弹，乃始可十足认其是真理。又如康德在十八世纪之末，写了永久和平一书，主张有一个强大的国际联盟来维持世界之永久和平，此一理想，至今已弥见其不失为人类和平前途一真理，但此理想，迄今亦仍未能为世俗所好好接受与运用，又岂得即此而便认其非真理。
上举西方史上宗教、科学、哲学诸项来阐明中国传统观念中道俗雅俗之辨之涵义，可会通于西方历史之具体演进而无碍。此下试再举艺术、文学为例以加说明。中国人辨雅俗，主要本在文学艺术两项，已如前举。在西方历史上，宗教、科学、哲学诸项，显可援用中国道俗之辨来作说明，而艺术与文学，则西方人似乎更偏尚通俗一面，与中国传统观念中雅俗之辨更有距离。俗则必尚新，必趋变，无传统可言。近代西方画家如毕加索，在其中年以前，实于彼邦传统画法，有甚深造诣。但晚年则画风一变，大异往昔。在世俗眼光中，新与变，总觉可喜，而毕加索之画，遂更轰动。但循此以往，另有新毕加索继起，仍必求变。毕加索亦仍必被遗弃。全部西方绘画史全如此，全以能变能新轰动一时，但不久即又为后人之求新求变所弃，而弃之唯恐不速不尽。在中国传统观念下，则一画家果能获得同时及后人多数之爱好欣赏，自必有画理画法寓其中，一为共通之理法，一为独擅之技巧。若过分注重其前者，则理法不免成为俗。唯注意其后者，则理法虽创自前人，然可以为后世继续发扬光大，成为传统，而永垂不绝。庄子曰：“超乎象外，得其环中。”象亦称相，属外在。环中当属体，乃内在。外在之相，与俗共见，内在之体，则作者一心之技巧，唯待知者知。固须内外共成一体，但西方则似偏重外，中国则偏向内。但中国人之重其外，亦有过于西方人之重其外。故在中国画史上，历代画品非无变，但规模格局，比较近似守旧，只在守旧中不断有开新。西方则在不断开新中，到底亦脱净不了旧。其不同只在此。孔子说郑声淫，淫即指其太过渗进了俗的成分。俗声俗调一时成为风气，最多只如李斯所说之随俗雅化，究与雅声有辨。俗情雅意互为消长，苟不能超乎象外，即不能直探环中。明代理学家倡为流行即本体之说，究非真言。果违本体，流行何足贵。故庄子屡言技而进乎道，而并不贵于道之流为技。绘画与音乐皆如此。
文学亦然。韩愈倡为古文，唯“陈言之务去”，陈言即是俗套。韩愈又言：“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尤其精。当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韩愈于音乐诗文一贯说之，郁于中成其体，泄于外成其象。善鸣绝非世俗。又曰：“人之于言有不得已。”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声出于口，皆有其弗平。若俗情，则其所谓不平与不得已者皆甚浅。亦可谓无所思，无所怀，随于众以成俗。时俗既迁，风气随之。故其人苟习熟时俗，则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又曰：“与世沈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韩氏所论，皆从古今道统大本原处出发，不依世俗之毁誉从违为进退。后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若依当时俗见，则一部文选已足，而韩愈力求跨越，一意上追三代两汉，亦欲以复古为开新，亦甚赞陈子昂与李、杜。此虽韩愈一人之言，而全部中国文学史演进精神，亦可谓无逃其所指陈。
宋元以后，戏剧说部，骤兴特起，如王实甫之西厢记，施耐庵之水浒传，尤其脍炙人口，迄今不衰。然戏剧说部，终不免以英雄美女，战争恋爱，为其主要中心题材，此皆于世俗大众，有刺激，有兴奋，有迷恋，有向往，为俗情所共凑，然究非人道大统本原之所在。渲染过分，近于孔子所欲放之淫。故终不得预于中国文学之正统。远自诗骚，下迄近代，在诗文辞赋之正统文学中，亦未尝不及于英雄与美女，战争与恋爱，然皆避俗而归雅，亦不以为文学之中心题材。故立言得与立功、立德并称三不朽。而又连称文化、文教，凡言文，必不忘于教与化。犹如凡言技艺，必不忘乎道与德。故文艺必主于雅而忌于俗，此为中国一传统观念，亦中国文化一特殊精神之所寄。
今人慕效西化，崇尚通俗，好言地方化、时代化，独避言一雅字。于绵延五千年之文化传统，转成广土众民之大一统国家之所以然，全不顾及。则兹篇所陈，亦仅拾古人余吐，殊不值时贤一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