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寿二字为中国通俗人生之两大目标。福，条件具备义。如有严父慈母，有良配偶，有佳子女，一家和乐，此即是福。其事非我所能主，若出天赐。今人称幸福，亦庶得之。盖福皆自幸运来，俗又称享福，有福须知享，若有福不自知，不能享，则有福如无福，亦无多意义矣。
福自外至，非可自造。俗称造福人群，我为他人为大群，可为之造福，但不能为己自造。唯可只求，诗曰：“自求多福。”人生孰不有父母，父母不能尽贤，亦不能尽如己意。古人常福德连称，则唯有自尽己德，善修孝道，使父子之间少冲突，少扞格，多和洽，多谅解，斯亦自求多福之一道。人孰不有夫妇婚配，关雎之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使己能为一君子，能知求窈窕淑女为配，此亦自求多福之一端。有子女，能教以义方，此亦自求多福。
富贵亦人生之福。但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又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国人讲道设教，贵于人人可能。富贵则不然，一人居高位，斯必千万人居其下。一人拥财富，斯必千万人相形见贫乏。人人求富贵，斯必启争端。少数人得之，必多数人失之。多数人之所失，成为少数人之所得，其道不可由。至于家庭，则人人可得。邦国天下，则人人不可失。故夫妇父子长幼君臣朋友，中国人定为五伦。孝弟忠信，中国人定为至德要道。为人君止于仁，果使在上位者能仁，岂不即是在下者之福。又曰：“贫而乐，富而好礼。”果使居贫能乐，斯亦是福。富而好礼，则贫者亦自得其福矣。
唯自求多福虽为中国人通俗人生之主要教训，而福终在外不在己，乃终不免有无福之人生。中国历史人物最受中国人崇仰景慕者，必推至圣先师孔子。而孔子实为一无福之人，且为无福中之尤无福者。孔子早孤，幼年即丧父。逮及成年，又丧母。故孔子乃为一无父母之人。大舜父顽母嚚，而大舜犹得尽其孝道，父母感格。孔子方成人，父母俱亡，其福薄矣。孔子有兄，故字仲尼，今国人称之曰孔老二。然其兄从不见称述，殆一庸俗人。孔子出妻，则夫妇一伦之福，孔子亦不能享有。子伯鱼先孔子卒，则父子之福，孔子亦薄于人。家庭之福，在孔子亦有憾。
孔子曾为委吏乘田，孔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则孔子在早期任职上，亦无福可知。年三十左右，即开门授徒，以教为业。逢国难，曾避至齐，不久而返。年五十始出仕，位司寇，为鲁政府三家以下之第一高位。然以不得行其志辞位。去卫，虽受尊宠，然有禄无职，终亦离去。遭难于宋，至陈得安。又罹乱，有绝粮之困。在外十四年，不得意，仍返鲁，以老而死。则孔子生平事业，亦极摧抑流离之苦，无福可言。
故孔子一生，唯有学与教。自称：“学不厌，教不倦。”又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此即孔子之自求多福。孔子最称赏之弟子为颜渊，先孔子卒。孔子最熟稔之弟子为子路，亦先孔子卒。当此二人之卒，孔子均发天丧予之叹。则孔子即在师弟子之间，实亦可谓无福。中国人既以自求多福为通俗人生之最主要教训，而独选一最无福之人生如孔子，而崇奉之为至圣先师，斯亦见中国人之深智高慧，可谓能善择其师矣。
孔子之后有黑翟，亦如鲸布，乃以黥墨之罪为刑徒。其道以自苦为极，腓无胈，胫无毛，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以大禹治水为榜样。谓非大禹之道，不足以为墨。其徒千人，然于墨子之家世妻室子女，更无一语道及，则其私人生活乃一薄福人可知。其徒如禽滑釐以下，莫不皆然。有巨子孟胜，与其徒一百八十人，尽死楚难。此一百八十人有家属否，皆不可知，则墨徒皆薄福人。
儒墨之继起有道家庄周，为宋漆园吏。宋乃其时一小国，漆园吏尤卑职。楚聘庄周为相，周辞焉，曰：“愿为曳尾涂中之龟。”其妻死，庄周鼓盆而歌。周之私人生活，可知者仅此。则周之为薄福人亦可知。其他如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见梁惠王、齐宣王，皆当世巨君，皆受敬礼。然孟子卒辞官而归，仅知其有一老母，列女传谓其欲出妻，老母禁之。其他尽不知，则孟轲亦一薄福人。
吕不韦以巨商为秦相，广招宾客，著书悬咸阳门上，能易一字，赏千金。斯其富贵，可谓超绝同时诸子百家之上。然其书虽传，其人终不受后世之推崇。其他诸子如匡章，如许行之徒，皆名高一世，而其皆属非福生活，此不详举。
以言文学，诗三百以后，屈原离骚最受后代尊崇。尊其辞，乃因尊其人。而屈原沉湘以死，其福薄更可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后世尊荆轲，此两句诗乃亦两千年传诵不绝。其实此种风气，乃远起孔子以前。如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其父欲传国于叔齐，伯夷让以去，叔齐亦随而去。则此两兄弟之父，非为能知其子者。及周武王兴师伐纣，伯夷、叔齐在途中扣马而谏。周一天下，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采薇首阳之山，饿而死。此两人究有妻室子女否，今不知。要之，为薄福人。孔子称之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是孔子只教人求仁，不教人求福。孟子尊伯夷为圣之清，清亦无福之称。伯夷、叔齐以前，尚有西周泰伯虞仲，以让位于其弟王季，远适荆蛮。在当时，其生活之艰辛困苦，亦为一无福人。而孔子称之曰：“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又称殷有三仁，比干谏而死，微子去之，箕子囚焉，是亦皆无福之人。孔子以前，其他无福人备受后世推尊者，尚不胜举。是中国人以自求多福为通俗人生之目标，而所推崇，则多系无福之人。此非中国文化传统中至堪阐申一大项目乎？
以今语言之，福乃人之生活，德则人之生命。中国人看重生命之意义价值，远在生活之上。固然生命必表现为生活，但生活只是生命之外皮，人生一切意义价值全在内，不在外。中国五千年历史绵延一广大之民族国家，此即中华民族之生命。近代西方一切科技发展，物质进步，至富且强，以争以夺，此只是西方人之生活。至论西方人之生命，则自希腊、罗马，以至现代之英、法，皆短命，皆苦命，昭张目前，无待深言。
中国人常德性连言，故生命亦言性命。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也。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命连言即是天人合一，人生大道尽是矣。至于名为闻达，此乃人之生活际遇，宜属无足深论。也有闻达而福薄者。诸葛孔明高卧隆中，刘先主三顾草庐，遂许以驰驱。及其晚年，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卒以食少事繁，病死五丈原军中。其家唯有桑八百枝。详考其终生，亦一无福人，但诸葛亮乃为三国时代大贤之首选。
又如南宋岳飞父子同受斩于风波亭，但其受后世尊崇，则同时如韩世忠诸人亦远不能比。果专就生活言，韩世忠尚获骑驴西湖之上，岂不较岳飞为胜。若就生命言，人孰无死，而岳武穆之生命，则可与宇宙共存。故中国人之所崇敬尊仰，则在彼不在此。史迹昭然，人心若揭，我无以名之，窃名之曰此乃中国人之同情心。
孔子不言求福，而言求仁。仁即是一种同情心。我之幸，当知同情人之不幸。我之不幸，则更当同情人之不幸。以其同情而加以爱敬，斯对人为有福，而己之福亦在其中矣。中国人既以自求多福为通俗人生之主要目标，遇有不幸薄福，而非其人自身有不当行为所招致，则人尽付之以同情。孔子之教仁，非违乎人心以为教，实本乎人情以为教。而人生之福，亦端赖之。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孰不能孝，而舜之父顽母嚚，超乎常情，而舜心仍不忘乎孝，而其孝乃有人之所难能。人尽付以同情，舜之孝名洋溢乎邻里，以上闻乎朝廷，而尧遂妻以二女，以详觇其日常之行，而遂擢用之于政府，而终受尧禅为天子。此则以不幸而致厚福，乃非常人之所及。禹父治水无道而殛，禹继父业求干父蛊，此亦不幸薄福。十三年劳苦不休，终平水患，而亦得受舜禅为天子。舜与禹能人所不能，皆其不幸薄福之所致。横渠西铭谓“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故中国人常能在危乱困厄中自奋发，自振作，在薄福中得大福，此亦天命。故中国人能安命，而不务求福，此乃中国最高人生哲学。乃能文化绵延达于五千年之久而不衰，而为务求多福者所不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此意。
中国人既主自求多福，其所求不在外，而在内。所谓福，亦可只在人之心情。其心能同情人，斯即对人对己皆有福。如互不同情，即互相无福。孝即对父母之同情，父母与己皆有福，不孝则父母与己皆无福。故求福贵安心，于人有同情，于己无私欲，以福让人，则己益多福。老子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此唯求福人生足以当之。故老子又曰：“人各安其土，乐其俗，老死不相往来。”此唯农业社会宗法社会有此俗，有此乐。而行游求乐之人生，乃为中国所忽视。离乡去家，远出在外，羁旅孤单，是乐非所乐，福亦非福矣。故商人重利轻别离，为中国人心所不忍。重利乃一种手段，非即福。轻别离，则父母妻室子女家乡人情皆淡，无福可言矣。而且商人必取于人以为己利，人己之间，先后显别。公私之分，轻重倒置。外在条件摒弃不论，唯图一己之私，又何福之言。
福犹幅，人生必有一幅度，父母夫妇兄弟君臣朋友皆在人生幅度之内。如点线面，非面无线，非线无点。非外在之幅度，即无内在之基点。故有德乃有福，即犹言有群始有己，亦即言有天始有人。此就空间言，时间亦然。使无过去未来，又何得有现在，此又即人生之幅度，亦即人生之福，非福即无由得人生。故人生之福乃在过去，乃在未来，而岂得限于眼前一时之有福。
商人向外谋利，非即是福，此已尽人皆知。故必俟获利，乃退而求乐，乃始谓福。但真实人生则早已失去，非能向人生求乐。乃于人生外求乐，故业商而所乐则在商之外。中国人则于人生中求乐，于人生幅度内求乐。幅度大，则称多福，家庭乡里，岁月时令，当下眼前皆是。故中国社会乃不以求福为宗旨。德即是福，生命即是生活，人尽由之，而知者其谁。此乃人文教化之功，故称文化。若西方人则人尽务于物，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全部西方史尽成一部物竞史，将来谁是优胜者，则人无能言，此亦诚可谓乃一福薄之社会矣，而又何文化之可言。
姑举台湾言。中国乃一大陆国，亦沿大海，乃中国人不以出海远游为乐。今人所诟病者，此亦其一端。但闽广人渡海来台，台湾乃一岛，四面大海，孤居岛上，仍不以出海为乐。今台湾人亦能制造游艇，但仅供外销。除渔民外，台湾人仍安居岛上，宁非一怪事。
台湾亦多崇山峻岭，游山亦人生一乐事，乃台湾另有山地民族居之。平地人不登山，亦不动其心。即如日月潭，亦一胜境，乃由山地人发现，非日本人来，平地人若不知有此潭。安土重迁，中国民族性可诟病者诚其一端。然中国人自有乐趣，并不在攀岭越海。居台湾即知大陆。山川胜境何可胜言，然大陆人亦不务游山玩水。隐士居山，道释登山拜神。林和靖梅妻鹤子，在西湖孤山中，西湖实亦一小地面，而林和靖乃终身安居不出。今日西化东渐，人尽以登山玩水为人生一乐事，则林和靖复生，亦不得有此雅兴矣。游人麇集，何从得安。
中国文学中，亦有山水之乐，并成文学一大题材。然名山大川，亦如孔墨为人。以非群众所居，故遂尊为名胜，亲近乃人生一大乐。譬如饮酒，一杯在手，亦人生一乐，但不沈溺杯中。宾朋宴席，相互举杯，必有礼数。而西方人则饮酒尽量，彼此不相照顾。人生乐趣相异有如此。故中国人生为线的面的体的，有幅度的，而西方人生则为点的，分别独立，不相关连，无幅度。此亦人生相异浅显之一例。
尤著者，如当前举世盛行之运动会，尤如拳王争霸，打倒对方，即为成功。年过三十，便该退出。倘求继续，败绩继踵。但此下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五十年之长时间，回视其早年生活，岂不已如隔世，果求另创一新人生，则幼年已失，又何得开始。行尸走肉，情志全消，人生苦痛，又何以自解而自遣。此唯点的人生，不顾前后，仅争一时，宁有是处。抑且尽人为运动员拳王打手，社会成何社会，世界成何世界。中国则家国天下，时空广大而悠久，有其面，乃始有其太平大同之人生。中国人教人，俗有体面二字亦其义。如言孝，自幼到老，百世千世，岂不成体成面。此之谓幅度，亦即谓之福。
又如运动中有少年棒球赛。十年前，台中某少棒队赴美竞赛，荣获冠军，归国来备受欢迎，奖励无不至。队中尤杰出者某少年，斯亦登上了人生之最高峰，此下何以为继。为之长为之师者，又将何以为教。转瞬十多年来，乃为一沦落不肖之人。中国人言，“衣锦尚絅”，“大器晚成”。未成年，出风头，但足丧其前途。
一人如此，国家民族亦然。犹太人积世未能成国，第二次大战后，欧洲人为之创设一以色列，又贷之财，助之军，而不此之安，侵略邻邦，奴役异族，为中东平增祸害，或当为此下第三次大战作导火线。已往数千年历史经验，乃尽不在记忆中。如此不仁无义，此亦开创犹太人三四千年来未所前有之故事。今日国人方务竞财富，求以经济大国进为文化大国。不知当前世界，言财富，言文化，正如运动场上比赛，一人得胜，余人尽负，而此一人亦不得为常胜将军。而且运动项目繁多，专在一项目获胜，与其他项目渺不相干。自求多福，吾国人其深思之。
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富无限，尽求不得所终极。寿有限，百岁即天年尽。故寿富不可求。中国人重孝悌睦姻任恤，通人我以为德。子孙绵延，即祖宗常在。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后即有福。中国通俗人生亦以福寿全归为主要目标，实则福非限于一人，寿亦非限于一人，皆在外不在内。至于富，农业社会无大富，经商求富，则一人富而万人穷，为中国人所不取。
康宁亦在外，不在内，亦不可求。如生乱世，居危邦，苟全性命宁非大福。唯攸好德，则全在己，而人可求。有德亦即有福。其最无福者，转易养成大德，为圣为贤，造福人群，故洪范列之第四在寿富康宁之后。而考终命最居其末，则更非易求而亦更当有求。好如伯夷叔齐，大德无亏，而饿死首阳山，孔子曰求仁得仁，孟子以为圣之清，兼仁与圣，此考终命之尤大者。
伯鱼死，孔子非不心痛，然犹能忍。颜渊死，孔子哭之恸，又曰“天丧予，天丧予”。孔子福薄，仅希传道于后世，颜子最其所望。孔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我以汝为死矣。”颜渊对曰：“子在，回何敢死。”则颜渊慎重其生命求以传师道。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岂不知摄生自卫，而卒不寿。但后世以孔颜并称，则亦可谓之考终命矣。子路死于卫，孔子早知其不归，虽亦恸之曰“天丧予”，但子路终不得谓考终命。其与后世诸葛亮岳飞之死亦有辨。孔子曰：“我五十而知天命。”国人欲遵孔子之道，以维持我中华五千年传统之文化，洪范之考终命，乌得不深究其涵义。今百年来，国人慕西化，竞求财富。孔颜之贫，不得成典型。彼此不知足，相与无同情，相争相夺，至于相残。较之中国故有人生，利弊得失，宜可自明。
就通俗言，如当前之美国，富强冠一世，安定亦愈常，然每年交通失事身亡者何限，何得谓之考终命。其他不获考终命者，尚难计数。而此一富强大群之最后考终命又当何若？洪范列考终命于五福之最后，如我中华以五千年历史成一广土众民之大国，岂不赖于有好德，殆亦可有考终命之望矣。中国人之人生求福，亦可谓乃是最难得，而又最易求者。人在福中不知福，不安于己，不安其常，争求于外，但求大变，则咎由自取。考终命之望，窃恐其或亦将有变矣。愿我国人其再三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