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重同不重异。同为人，同处世，则有为人处世之道。如同为子，同有父母，乃同有孝道。然舜则父顽母嚚，舜必仍守孝道，乃成为大孝。周公旦父文王，母太姜，皆圣贤，其孝易。舜弟象傲，舜守弟道则难。周公兄武王，其守弟道易。然武王卒，周公有兄管叔，侄成王年尚幼，天下初定，求治则难。周公辅成王，诛管叔，大义灭亲，而周公孝弟之道亦悬为后世法。舜与周公非求与人异，乃其所遭遇不同，遂得不与人同，为人中之大孝大圣。
孔子圣之时。孔子与舜与周公之时又不同。孔子幼而孤，母亦早逝，其兄无闻，少而贱。然孔子为中国之大圣，其为后世法，则尤过于舜与周公。因孔子非在上位，终其身不得志，不如舜与周公之得意于从政。而其教人以为人处世之大道，则可以历千万世而不变，又人人得为之。故孔子贤于尧舜，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
故为人处世不当求异于人，唯当安其同于人。同于一乡之人，更贵其能同于一国之人，天下之人。而尤贵其能上下古今同于百世千万世之人。何以同？同在道。在家为子弟，有孝弟之道。立身处世，则有忠信之道。更大有仁道。尽人未必能守此道，行此道，而我之为人处世则必求其道，是则为我之志。论其志，非求异于人，乃求尽其道而已。道则为人之标准，亦即为人之范畴。
孟子亦幼孤，其母三迁，则其亦少贱可知。韩愈幼时，父母双亡。随其兄，兄亦卒。随其嫂，与一侄，三人同一家，乃得长大成人。颂伯夷，慕其圣之清。辟佛，自比于孟子。好古之文，上同于两汉三代，以下异于后起之八代。范仲淹早孤，母贫改嫁。仲淹读书僧寺，断齑画粥，近成人，始复姓范。其为秀才时，乃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仲淹亦与人同有忧乐，但其所忧所乐则有异。庆历变政无成，而仲淹终为此下千载一大儒。
孔、孟、韩、范，皆中国古圣先贤，莫不以同于人为志为道，而非求异于人，终异于人，乃使人仰望不可及。颜渊赞孔子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孔子亦求在人中能有立，而其立卓尔，使人学从末由，历两千五百年至今犹然。孟、韩、范亦可谓卓尔有立，亦皆已在一两千年之上。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逆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使之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苟使生在一平常家庭，平常时代中，得为一平常人，斯即其人之幸福。然而人生不能常希望有此福，唯其生不如人，吃得苦中苦，乃为人上人。一若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使无此等人，则人群之福无由来。
人生不自知，亦不由自主，皆若有命。谁命之，亦不知，乃曰天命。父母子女，皆不自知，亦不自主。生而为人之子女，为人之父母，皆若有命。其他遭遇皆然，则唯安之而已。为父母则必慈，为子女则必孝，为人则必仁，此曰道。命异而道同，唯有大小高下深浅之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乃指小道言。天生德于予，孔子之德，乃成大道。孔子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道不行而仍必以行道为己任，此又谁知之。故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知我者其天乎”。然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则四十不动心，是亦即知命矣。至范希文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是其知天命犹早于孔孟。此非其优于孔孟，乃孔道昌明，后生可畏，大贤日出，乃愈后而愈盛。然天又何不命人尽皆为尧舜，为圣贤，又何必降大任于人中之少数？此则天命不易知，而孔子亦少言之，故必谓之命。道家言自然，其实亦犹言天命，而所言各异。后代中国人则即以自然言天，会通儒道而一言之。
天生人必命其同为人，又必命其各为一己。人相同，己各异。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即必求己在人中能自立，成其己，此亦即可谓之知命。然己有立，即不得尽同于人。如只知求同于人，而不知有己，则为乡愿。孔子曰：“过吾门不入吾室，而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仅得为一乡之愿人，无预于一国与天下。何者？一乡之内可相同，一乡之外即不相同。故一乡称之曰愿人，他乡未必然。如孝，中国有百孝图，其孝各异而各成其为孝，此则见孝道之大。如圣，孟子以伊尹、伯夷、柳下惠为三圣，乃无一与孔子同。孔子以下，中国人再不以圣归之他人。然两千年来，大贤辈出，亦无一相同。再言学，人各学名儒大贤，未闻其学能尽同于人。若果有之，则不成其为学，亦不成其为儒与贤矣。
故最能异于人者，亦为中国人为然，但非其所求。中国人但求同为人，而不失其己。失其己又何得为人。果求异于人以为己，则既异于人，又焉得己之仍为人。西方人则若必求异于人，而称个人主义。但既同是个人，则亦无以相异矣。此处乃有中西双方对天命观念一大分别。中国人认为天只生人，非各别生每一人，故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即生了大群人，乃于大群人中立一统治此大群人之君。君为民立，亦本天命。故唯君乃称天子，乃得上通于天。而祭天之礼，则唯掌于天子，大群民众不得预。故中国古代尊君如尊天。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则为圣君，圣天子。其有不称职者如纣，则孟子称之曰一夫。然圣君圣天子克配上帝者，实不多有。乃如周公，不为天子，不为君，亦克尽为君为天子之大任。孔子则唯有志于周公，又极称管仲。管仲亦仅一臣。孔子亦为鲁司寇，然终不得志而去。终其生，乃仅为一平民，仅为平民中一师，而后人则尊之曰至圣先师。而中国后人所向往者，则为孔子一人，不为君，不为臣，仅为一民。唯有道为人师，则亦克配上帝，不愧其生矣。
孟子于孔子以上，又称伊尹、伯夷、柳下惠三圣，此三人皆不为君，亦有不得于君而不克为臣，并亦未尝开门授徒如孔子，然而其道则同可为人师。故荀子曰“天地君亲师”。纵其道不得为人师，然为人父母，亦代天地自然尽其生人之道，斯亦足尊矣。为人父母外，贵能为人师。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此则尽人可尊，其有不可尊，则不得谓之人。如纣，称一夫可诛，则亦不得为人矣。中国人之人生大道乃如此。大学言“为人君止于仁”。其实人道即止于仁。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此为最自由，亦为最平等，并为最独立。近代人高呼自由、平等、独立三口号，其实中国人言人道已尽之，而天道亦无外于此。
西方人则认为天生个人，如亚当夏娃，故个人可直接上通于天。而人与人之相交，则与天无预。故耶稣言上帝之事由他管，凯撒事凯撒管。凯撒所管，即人与人相交之事。人在礼拜堂中，人人可直接通上帝，最为自由、平等、独立。一出礼拜堂，亦求自由平等独立，则别有凯撒管。但凯撒终不能使人人自由、平等、独立。此为西方人生实际上一大问题。
天命又有长短，如天生人，则其命可长至千万亿兆年。如天生个人，则其命只限百年。千万亿兆年斯有常，百年则无常而必变。中国人尊其常，常中有变，则安之乐之而已。西方人尊其变，而常则所不计。既有长短，又有得失。如舜为大孝，舜之生命百年则尽，而孝道则与世长存。孔子主仁道，孔子之生命亦百年而尽，而仁道则与世以长存。故中国谓人生有道，得其道则虽死如生，如舜如孔子，虽谓其至今犹在可也。西方人则谓身在即人生，其身亡人死则生亦随之尽，无道可言。故西方之个人主义则必求无死，乃信仰死后灵魂上天堂，可以弥其缺失。此乃中西双方生命观念之不同，亦即可谓天命之不同。谁是而谁非，西方人则以宗教为判。孔子不言天道，故孔子虽为师，而非宗教，实可谓之无教。孔子曰“学不厌，教不倦”，孔子之教，亦仅教人之学而已。耶稣则不学而教，并亦不教人以学，唯求能信而已。但纵信耶稣，又岂得亦同为上帝之独生子。故信孔子，则可同为孔子。信耶稣则不得同为耶稣。今再分析言之，亦可谓天命孔子，乃与其命耶稣者不同，此又谁与辨之。
然而有得于人道，则必有失于其人。如为人子必孝，则于其保持个人主义者必有失。有得于个人主义，则必有失于孝道。故盛唱个人主义，则必孝道无存。又中国人谓乐天知命，孝弟忠信皆天命，尽人道而乐亦在其中。西方人则谓天生个人，又以罪降谪而生，则个人之生，本无乐可言。乐则在个人自求之。而或得或失，则亦尽待个人之各自努力。又有得于千万亿兆年之常，则不能不于百年之变有所失。有得于百年之变，亦不能不于千万亿兆年之常有所失。故西方人盛唱个人主义，而终必主张有世界之末日。百年已尽，则世界末日我已上天堂，又与我何关乎。此又中西双方人生之大异所在。凡此亦皆有关于洪范“攸好德，考终命”之大义，兹不具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