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前章所论述的焦点意识之推移的次序、种类及例证以外，应该讨论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但因缺乏时间和材料不足，不得已而不能详论者，在此合为一章，作为补遗。
（一） 文学上的“暗示”之种类。
因为受到“暗示”而推移的意识之波纹，是千差万别的，要想具体说明其内容，正如从本质上说明天才者的意识一样，是很困难的。然而若将其分为纲目，并限定于文学领域时，似乎是可以分类概括其特性的。因为，在文学领域，“暗示”构成了文学内容自不待言，而文学内容又如上文所说，是由四种材料构成的，所以一切“暗示”，都以这四要素的形式注入文学中。
关于这些暗示，究竟受怎样的社会状况所影响的问题，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文学不过是人之活动的一种表现，而这种表现不能随意单独取其路径，它会对人类的其他领域的活动造成影响，同时又受其他活动的影响。因此，要讨论某种文学中的暗示之来由和结果时，仅看到文学潮流，而置其他方面活动于不顾，便很难进行周密全面的研究了。从这一点上所看到的文学是社会现象之一，故而与其他社会现象相关联，搞清其“自动”与“反动”，方能尽知。因此，一切历史学家，同时非是文学史家不可；而一切文学史家，也非是一般历史学家不可。现在，我们将人类活动的表现大体区分，可以有：（甲）经济及科学的状况，（乙）精神的（来自哲学和宗教等）状况，（丙）政治的状况等。这些广阔领域中的活动力量既然关乎文运的推移，那么，不必说文学与这些活动力量是不可分离的。
（甲） 当讨论物质状况和文学的关系之时，任何人都最先要着眼的，是伊丽莎白王朝时代的文学（Elizabethan Literature）。伊丽莎白时代是文学在英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兴盛时期，此乃人所共知。究其起因，首先无疑是为当时物质发达的状况所决定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除物质状况以外，没有其他因素关乎文学的发达了。例如宗教问题。到女皇即位时为止，宗教纷争不断，人心大多为之所动。宗教是掌控人之生死的巨大势力，在未适当解决以前，民心不稳，犹如乘气球漂浮于空中。在英国那样的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更是如此。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无疑能够促使文学的兴盛）。历史学家的研究证实，当时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民众在经济上也开始富裕起来。由于农事改良，在严冬气候条件下也能饲养羊群了，不必像以前那样总吃咸鱼了。砖的二次发明（1450年）促成了房屋改良，不太富有的人家也使用了玻璃、绒缎、枕头，风气爱好也自然趋向华美，气象自然雄大起来，精神上也渐渐自信了。这种到处充满的自信，只要看看当时的文学作品，就能看出，而且会有深刻的感受。当时，英国人正与西班牙人争霸于海上，击败了西班牙的所谓“无敌舰队”（Invincible Armada），使数百艘船沉入海底（自不待言，那次战胜，多赖于物质生产条件）。他们以为：天下是我们的天下，志之所至，旁若无人，任意发展，勇往直前的那种雄心，都成为烂漫的词藻，一直留存于二十世纪的今天。所以当时的文学，虽极其自由伸张，无拘无束，却毫无窘迫之状、扭捏之态，没有退婴主义，没有厌世主义，没有隐遁主义，是傲然的、进取的。消灭“无敌舰队”的那种气魄，也鲜明地表现于文学之中。其次不能忽视的，还有所谓新世界的扩张。一直以来，他们生活着的自以为广阔的世界，其实不是真正的世界，只是世界的一部分，直到此时他们才了解了这一事实。而在他们未知的那个世界里，住着没见过的人、没听说过的鸟兽、草木、虫鱼，这些都足以使那些幽闭于旧世界、而不思发展的人们惊愕：这岂不是大发现吗？不可想象，这种发现不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恰如高墙围起的一亩庭院，长年起居坐卧于其间而自得自足者，有朝一日醒来一看，四壁围墙一夜之间消失了，千里景物拥入双眼，顿觉天地一新、视野开阔，于是不得不想象在眼界尽处，还有诱人的新天地。换言之，这个新世界又唤起新世界背后的新新世界，从而赋予国民以异常丰富的想象力。此种丰富的想象力，使当时的文学大放异彩，并使后人瞠目惊讶。
现在再举一例来说。18世纪英国人在农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只是看作农业的发达，它也影响到了艺术领域。在未实现发达的时候，和中世纪时代一样，就是用牧草喂羊，所以入冬后就不能饲养了，大都宰杀。而且用草来喂养，那些长草之地就不能种庄稼，实在太不经济了。17世纪时，荷兰有人发明用芜菁喂羊，后来有人将这种方法传到英国，不但在冬季可以养羊，而且扩大了耕地，农业生产因之大为增加。于是他们得以致富，这是应该记住的事实。而这一事实的影响，表现为所谓“自然风景式庭院”（landscape gardening）的艺术的产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以前他们的住宅很不雅观，正如麦考利在其历史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但是到了那时，人们的住宅顿改旧观，高柯大树现于庭中，自然景观形成了庭院之景。英国之以“自然风景式庭院”而得名，就是在那个时候。这种影响不仅及于造园艺术，随着家产的丰足，需要装饰自己的家屋，并饰之以父祖或自己的肖像画，这是读过美术史的人都知道的。正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雷诺兹[1]、庚斯博罗[2]等肖像画家。肖像画之所以发达，正是受了这种需求的刺激。
（乙） 再就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简单说几句。此前两三次的法国大革命，表明政治的冲击不但引起我们关注，它对于文学的影响也是空前绝后的。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是消除历来的旧弊，消灭人为的阶级制度，抛弃一切陈旧形式，而享受本来的自由与平等。世界历史上这一著名的政治运动，在当时文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上文已经讲过的了。当时英国作家不受其影响的几乎一个也没有。革命的进行，固然不可能没有副作用，甚至会走向极端而使人惊愕、使人抗议。但事实上，革命还是在种种方面打动了作家。如戈德温[3]的《有关政治正义和它对一般德行和幸福的影响之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 luence on Morals and Happiness）和沃斯通克拉夫特[4]的《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都是在理论上鼓吹革命主义的；而在纯文学领域，当时的知名作家无不如此。彭斯如此，骚塞如此，柯勒律治也是如此。骚塞的《圣女贞德》是革命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著名作品。甚至连沉着冷静的华兹华斯，也认定路易十六世活该上断头台，并写文章对法国大革命做辩护。其余有穆尔，有兰德，还有拜伦，他们的诗中都充满革命主义，是读者所熟知的。（本节限于例举，故不详述。读者欲知其详，请参看上文所举道登的《法国大革命与英国文学》。）
（丙）接着，要说一说道德与文学的关系。不过也只是例举，只费几行文字。A. W. 沃德[5]在其所著《英国戏剧文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Dramatic Literature，卷三第262页至第263页），论述莎士比亚以后至古典主义时代剧作中的道德精神之逐渐衰颓时，这样写道：
这种衰颓，在程度上当然有所不同。但是就当时的戏剧文学来说，无疑是一种特点，而最终表现为道德的堕落。有一些批评家，以为道德和艺术上的作品完全无关。然而若将国民的艺术生活的进步，与一般历史的进步联系起来考察，任何人都必定得出相反的结论。正如在比较全面地研究过希腊雕刻艺术史之后，就可以发现那里反映了希腊社会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经验。同样的，我国戏剧历史，自伊丽莎白时代到王政复古时代，也表现出了时代对我国国民生活进程中道德的不同影响。有人认为，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代，戏剧文学反映出了在公与私领域中都缺乏道义理想的社会生活。这种看法，是没有看到在马辛杰[6]和约翰·弗莱彻[7]之间，或詹姆斯·雪利[8]和约翰·福特[9]之间的道德表现有很大差异，因而是没有参考价值的。但是，应该承认，对公与私两个领域及其相互关系上的至关重要的束缚力，当时的社会是麻木不仁的，这是时代的特点，同时又是当时戏剧文学的特点。就个人而言，马洛[10]比起福特，在一切方面似乎都放纵，然而前者对于道义丝毫没有轻蔑之意，而后者对他的蔑视，比起不加检束的情欲描写来，更令我们吃惊。据我们所知，即便是莎翁，在剧作中也并没有实现自由的市民道德的最高理想。他所描写的勃鲁托斯（Brutus），就是将这种观念加以具体化的，而且一半是修辞性的，一半似乎是被包裹于悲怆的云雾里。然而，无论是莎翁，还是莎翁同时代的人，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堕落到弗莱彻那个程度吧。弗莱彻所生活的时代，是不能呼吸自由空气的时代，是一个无论是慈悲还是残忍，都对臣下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专制君主的时代。
文学的意识之为其他方面的活动所影响，从而得到新的暗示，大致就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无疑还有使学者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这里只匆匆带过，就此搁笔。
（二） 关于新旧精粗的“暗示”之种类。
文学上的F，连续地变化为F1、F2、F3……Fn时，变成了Fn+1之后的F，这个F在性质上带什么样的性质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
① Fn+1，复活古代的F
② 或与古代之F者相结合
③ 加以完全新的事物于Fn
④ 全新的F
⑤ Fn和古代的F联结
⑥ 最后，完全新者与完全旧者之联结
我们从理论上划出这六种。然而实际上，要明确地从文学史中引出与六种相应的例证，也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当下的意识，忽然间变成古代的F，或变为完全新的F，正如上文我在解剖“反动”的种类时作为例外情况所讲述的那样，这里不再多说了。如果这种例外因强烈的外部刺激而产生时，看上去似乎是被“暗示”的急剧改变所控制了；然而对改变后的推移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似乎是与“渐移”殊途同归的。以图示之，F和F′，其性质大相径庭，依自然倾向而言难以完成转移，然而由于某种强烈刺激的结果，假定由F而急剧改变为F′，考察改变后的推移，就可以发现F′慢慢地向Fn靠近。同时，如果没有这个强烈的刺激，F依从自然的倾向，以渐进的原则加以改变的话，此F也渐渐走向Fn的。总之，F和F′终于都到Fn，保持平衡而后已。
借一个俗世的例子来说，有如一掷赌乾坤，看上去一下子大功告成，人们都承认此乃伟业。然而所谓伟业，一朝成功，突如其来，若待成功后，再渐渐靠近未成功之前的意识，几年下来，人们便看不出之前那种令人炫目的巨大改变了。反之，以渐进为主旨进行改革，虽然看上去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由于是自然推移，几年之后，也就能收到与所谓伟业一样的效果。那些当年敢于弃身舍命赞成法国大革命的英国文人，渐渐恢复旧态了；一下子对西洋大唱赞歌的日本的文学家，若能有一些时间沉下心来，也会再回归到日本传统吧。看看文艺以外的娱乐，有谣曲的流行，茶汤的复活，弓术、柔道的再舆，还有日本画、木版画、古董的赏玩，人们又争先恐后地将大肆欧化时所扔掉的东西，再从垃圾坑里捡回来。这种变化的情形，要等到西洋主义和日本主义在精神上获得平衡而后已。因而所谓欧化主义，并非像当初令我们愕然的那种剧烈改变，与一开始就慢慢输入西欧文明，结果显然是一样的。不过这个话题有点扯远了，只是顺便一提而已。
再回到本题。若将上述六种里面，除去此例外，便成为四种了：
此四种，其内容虽各不相同，其推移，当然也是为前面所论述的原则所支配。
插入以上公式中的这个字符，由于以上有所论述，不难理解，所以这里仅选出①和②两种公式中所包含这个字符加以说明，并简单地举例。
公式①这种，名之曰“复兴”。即英语“revival”即是。文学史上的复兴，其例虽多，其最显著的，是所谓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怀古、向上的意识是如何勃发，如何风行天下，如何对后代的意识产生影响，专家学者都已有浩繁的著作加以详尽研究，此处不赘。而规模较小而引起学者注意的，为18世纪末的“仿哥特式建筑”（Gothic Revival）。这个复古，是将与古希腊、罗马文化无关的中世纪的意识再现出来，如霍拉斯·沃波尔建造于草莓山（Strawberry Hill）的邸宅，似可看作这个复兴的先驱。尔后，司各特在其小说或诗歌中，发挥中世纪趣味，引发了一股思潮，这是人所共知的。此外如麦克弗森[11]发表《莪相集》，珀西编辑《英诗辑古》，也都是为这一复古趣味所支配的结果。又如晚近，威廉·莫斯自己创造复古气氛，并置身其中，也使读者徜徉于遥远的过去的世界，也是一个好例子。
公式②这一种，可以称作“联结的复兴”（抱歉用词未免生硬）。正如公式所示，指的是将古代两个以上不同性质的意识（也可以称作两个以上的思潮），和现代思潮互相融汇。例如弥尔顿的诗，试看其诗作的题目，无论是《快乐的人》或是《忧思的人》，抑或是《科玛斯》或是《利西达斯》，没有一篇不是引经据典的。诗中那些用以点缀的神话故事，令人眼花缭乱，征服了缺乏这方面知识的读者。据说他在剑桥时爱读奥维德，古典作品对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再看看他的其他作品，无论是《失乐园》，还是《复乐园》或者是《力士参孙》，题目已经是全新的了。至于诗中所描写的内容，较之上面所例举者，已让人感觉迥异其趣了。我们知道弥尔顿精通古典，而且浸淫于新约与旧约全书，其结果是将两者的精神结合，而生动地表现在作品中。他是一神之子，又是多神之子。希腊与希伯来、奥维德与《圣经》，一般而论是不能调和的，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使他毫无顾忌地同时使两者复活，并获得了左右逢源的自由。这只是大体而论，若加以精细的批评与研究时，就可以看见《失乐园》中已经包含了许许多多过去和现在的意识，错综复杂。对此，史学家考托普[12]在其所著《英国诗史》（A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卷三第413页以下）中，列举以下三种构成因素：第一是清教徒的神学，第二是骑士故事，第三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等。
（三） “暗示”的方向及其生命。
这一条也不能说得太详细，只是略述大概。一般而言，某时期文学界得到新的暗示的时候，对暗示加以表现的书便会陆续被刊行。这些书都为同一暗示所促成，因而大都带有类似性。这些类似的作品中，何者可以保持长久生命呢？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可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对于这个问题，十中有八九似乎都会断言：这里面最有价值的作品，生命无疑也会最长。这种断言未必不对，但是似乎没有考虑到那些不可预知的变数。作品判断的优劣标准，无非取决于我们的趣味，而我们的趣味，尽管不停地推移，却未必意味着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认为最有价值的作品，无非是说在趣味尚未推移的现在有其价值，严格地说，这是不能用于预测未来的。假定优劣好坏的标准根本上不可改变，今日的判断也可以适用后代，好的存下来，坏的就销声匿迹，但是这也不过是幼稚的想法。文艺上的事情姑且勿论，对文艺以外的事情加以观察，也许很快就可以明白吧。如在道德世界，我们的成败的历史，可以清楚地表明此间消息。有相应才能的人，应居于相应位置，富于道德的人，应受到世人尊敬，这是千古以来的定论。然而千古以来的事实决非如此。庸人被视为俊才，小人被称为君子，卑陋龌龊的人忝列绅士中，这一点无论是你我他，无论是古今，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情形恐怕都是一样的。有史以来，被称为善人的人当中者，也有许多坏蛋；被视为坏蛋的人当中，也有一些善人。那些被人歌功颂德的人，却湮灭不传于今者，有多少人呢？由此而令人不由地想到文艺方面的那些佳作，却被用以覆瓿，以至在坊间绝迹。你以为写了与荷马相媲美的作品，便会与荷马一样流传后世，这不过是把“应该如此”的理想世界的法则，随便拿来应用于“就是如此”的现实世界的一种单纯的想法而已。谁敢担保超乎荷马的名作而没有湮灭呢？人并不是如此独具慧眼的动物，也不是如此公正公平的动物。人们总做着“应该如此”的梦，却不得不永远逡巡于“就是如此”的现实世界中。
理想世界的法则姑且弃而不论（既然不只是作品的价值来决定作品的生命。）现在我们只列举出在作品价值以外支配作品生命的两三种情形，供读者参考。
（甲） 表现同一“暗示”的作品，前后发表时，最先表现“暗示”者（恐怕是最先得到暗示的），换言之，最先发表的，生命力最长。因为读者对阅读第一部著作时的刺激，是最显著最痛切的，所以这部著作通常会更多地进入人的意识，而且由于意识所具有的惰性，便将其往下传递。例如斯摩莱特[13]的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romance）。考察文学史，从他染指于这种小说以后，直到1760年前后，其他作者的同类作品，多达十三四种。然而要找到至今流传的，却杳不可得，似乎除了斯摩莱特以外，再没人写冒险传奇了。文学史所记载了那十三四种以外，被史家遗漏的，大概也不少。而这些短命的作品里面，未必没有胜于斯摩莱特的，然而斯摩莱特却独享盛名，这是因为作品的生命不仅为其价值所决定，也为与价值无关的“时间前后”这个不可小觑的因素所左右。日俄战争时，参加港口封锁的壮士前后不知有多少人，然而成了“军神”的，独有广濑中佐一人。试问为什么单单把此人看作“军神”呢？回答是：除了他死时最壮烈以外，不得不说他是第一个捷足先登的人。捷足先登，不但在封锁队是成功之机，在文艺界也是成功之机。在经济界，按照需求第一个提供商品的，最能引起世人与后世的注意。继之而起的，即便品质上更优，在名声上、在实际上也不能与之并驾齐驱，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有所见闻的。明治维新的元勋们其实并没有多大才学，而他们却能当仁不让地代表日本的政治，就是这个原因。这时候的“暗示”，大有找一两个代表者便全面托付的气概，而作为其代表者的资格，与其说取决于其价值，不如说取决于捷足先登。
（乙） 假定属于表现同一“暗示”的作品，虽前后问世了，可是并不想选择一个代表使自己传于后世。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想象这个群体的各个分子都留于后世，或想象都灰飞烟灭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能了。但是每个都留之后世的机会，事实上似乎是很少的。看看我家，数十代的祖先的牌位都保存着，或是合十人、二十人为一牌（在可以代表的情况下），或是多数情况下是一任古老者自然失传而不顾。别说牌位，就是记住一代代先祖的俗名而不忘掉，这样的君子无论如何也难以找到。因而，一个群体的各分子，各为后世所遗忘，比起各自留存后世，要多得多。自18世纪中叶以后，题为“某某历险记（Adventure of —）的读物，跟随时尚，而陆续出现。有《小狗历险记》（Adventure of a Lapdog，1751年）、《珍珠鸡历险记》（Adventure of a Guineahen，1760年），还有《黑风衣历险记》（Adventure of a Black Coat，1760年）、《钞票历险记》（Adventure of a Banknote），又有《小猫历险记》（Adventure of a Cat，1781年）、《卢比历险记》（Adventure of a Rupee，1782年）、《跳蚤历险记》（Adventure of a Flea，1785年）等等之类，累累然不可胜数。可是这些作品一概短命，现在没人去读了。试问何以不找代表者传于后世呢？只有这样回答：是因为当时没有意识到有必要找个代表者（且不论作品本身的价值）。这一类的作品都在同等的程度上被认识，所以没有特地从中选出一部，使其代表其他。强求之则比比皆是，所以原本应该做的，最终没做。而要记住同类的全部作品，是人们所接受不了的，所以终于全都被忘掉了。譬如佳人择婿，候补者不止二三十人，而且都有相同程度的资质，要选择，非尽选不可，然而所需者不过一人，所以悉数落选，没有一个人留在佳人眼中。
（丙） 也有表现同一“暗示”的作品，前后发表时，前者湮灭了，后者也湮灭了，仅出于中间者，强烈地打动人心，永久为世人所记忆。试分析这种接受心理，可以认为，当初，因为暗示过于珍奇，致使读者望而却步，或因其实际上陈旧了，无法引起好奇心。由于某种机缘，而又渐渐得势，到了一定的时候，便登上了一般意识的顶点。此时伺机而发的作品，一般说来是比较受世人欢迎的。而一度受欢迎的暗示，会循着意识之线逐渐下降，所以错过了这个时机而发表出来的，仍然不能投世人所好，而免不了趋于烂熟衰旧，不受一般人待见了。总而言之，在“集合意识”未达顶点以前，属于准备期，在这期间所问世的作品，往往不过是做他人的铺垫，替后来者开道。反之，顶点期以后问世的作品，已是处在下降线上了，故而也是为他人守株刻舟，熬尽灯油，只是在漫漫长夜里多照了一刻而已。教孩童读书时，初则厌之，后来渐悟其味，继之趣味渐达其极。在这种极度涵养趣味的时候所读的书，比起后来为了上学受教育所读的书，总要深刻、长久地印在脑海里。换言之，为使书籍的寿命在孩童的脑里保持长久，可以说学校教育期的读书也很有效力。作品的兴衰也有与此类似之处。前面所举仿哥特式建筑风始于18世纪，后徐徐运行，进入了19世纪，一般的集合意识基本形成时，司各特的小说便炳炳焉辉耀于顶点之上了。
以上三种，若示之以图，（甲）像似的，起初占优势，后逐渐衰退；（乙）是，前后势力大小无异；（丙）是，从一点逐渐膨胀，至中间而达其极，接着势力又收缩至一点。
本章所论，都有加以展开讨论的价值。不幸因材料与时间都缺乏，未能尽我意，所以作为补遗，只能略述其大意。
《文学论》所应该讨论的问题，在以上五编中并未尽述。而展开的五编内容，在谋篇布局、繁简、段落、推论等各方面，颇有我所不满意的地方。况且是忙里偷闲，随写随印，好不容易才完稿，无暇仔细思索推敲，贻笑于大方之家者也有很多，敬请读者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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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 1723—1792），英国肖像画家。
[2]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 1727—1788），英国肖像画家。
[3]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1756—1836），英国社会思想家，撰文提出无神论、自由主义以及个人自由，代表作有《有关政治正义和它对一般德行和幸福的影响之研究》。
[4]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 1759—1797），英国作家，代表作有《为女权辩护》。
[5]阿道弗斯·威廉·沃德（Adolphus William Ward, 1837—1924），英国历史学家。
[6]菲利普·马辛杰（Phillip Massingerm, 1583—1640），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罗马演员》等。
[7]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 1579—1625），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菲拉斯特》等。
[8]詹姆斯·雪利（James Shirley, 1596—1666），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和平的胜利《叛徒》等。
[9]约翰·福特（John Ford, 1586—1639），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爱的牺牲》、《破碎的心》等。
[10]克里斯多夫·马洛（Christopher Marlow, 1564—1593），英国剧作家和诗人，发展无韵诗体，为后世戏剧发展开拓了道路，代表作有《帖木儿》、《爱德华二世》等。
[11]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苏格兰诗人，出版有《搜集于苏格兰高地的古诗片段》及史诗《芬歌儿》、《莪相集》，声称是译自3世纪盖尔语游吟诗人Ossian的原作，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有很大影响。
[12]威廉·约翰·考托普（William John Courthope, 1842—1917），英国文学教授。
[13]托拜厄斯·乔治·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 1721—1771），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蓝登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