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把自然人生具象地处理，但森罗万象的自然人生之中，究从何处下手呢？最安全正当的方法，是从自己下手。自己省察是作家第一步所应该用的功夫，而且是一生惟一的功夫。自己省察是文艺创作的根源。不消说，作家可以因了观察，从广泛的世界中选出适于自己创作的现象记在笔记里，可以因了想象自己考案许多世间实际所无的事象，也可以把眼前的人物作了“模特儿”写到小说或戏曲中去，可以因了别人的表情与动作推测其心理。但其实，这种方法不但不是初从事创作的人所能使用，而且也并不是根本的可靠的东西。真的创作上最根本的手段，除了内观自己，没有别法。文艺作品毕竟是作家的自我表现，所描写的自然人生，也毕竟是通过了作家的心眼的自然人生。把自己所感所见的适宜地调整安排，这就是创作。
告白文学，第一人称的小说，抒情诗等直写作家自己的作品，不必说了，一切文艺作品，广义地说，都是作家的自传。我们只要先查悉了作家的生涯，再去读他的作品，就随处都可发见作家的面影。愈是大作家的作品，自传的分子亦愈多。一作家的许多作品里的人物，大概是有一定的性格的。例如就屠格涅夫说，殷赛洛夫（《前夜》的主人公）、巴赛洛夫（《父与子》的主人公）、路丁（《路丁》的主人公）等，不是大同小异的人物吗？这许多人物其实就是作家的分身。莎士比亚被称为有千心万魂的第二的造物主的作家，他在剧中曾描写着各种各样的人物。但据学者的研究，汉默莱德式的人物在作品中常常见到，丹麦的王子汉默莱德就是其最后而最完全的标本。施耐庵在《水浒》中描写着一百零八条好汉，个个都有个性，若仔细研究起来，定可归并出几个性质来，而这几个性质，无非就是施耐庵自己的各方面而已。武松、石秀是他，李逵、鲁智深也是他。他本身内心有着武松、石秀的分子，才取了出来，敷衍了客观化了造成武松、石秀，本身内心有着李逵、鲁智深的分子，才取了出来，敷衍了客观化了造成李逵、鲁智深的。作家决不能写内心上毫无根据的人物，尤其是人物的心理。
近代很有些学者正在应用了勿洛伊特（Freud）派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据他们的研究，所谓文艺作品者，都是作家无意识地自己个人的叫声。这叫声的出发处也许往往连作家自己也不知道，但确是发于作家的内心的。美国亚尔巴德·马代尔（AlbertMordell）氏曾有一部名曰《文学上的性爱的动因》的书，就了近代大作家详细地分析着，日本厨川白村著的《苦闷的象征》（有鲁迅氏与丰子恺氏的译本），也就是从精神分析学出发的文艺论，可以参考。
话不觉脱线了，再回头来说自己省察吧。自己是一切世象的储藏所，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不是过言。向了这自己深去发掘，深去解剖，就会发见一切世象共通的某物来。就最普通的浅近的情形说吧，如果不把自己快乐时的状貌、心情、举动等反省有明确的印象，决不能描写他人的快乐。如果不把自己苦痛时的状貌、心情、举动等反省有明确的印象，决不能描写他人的苦痛。要知道他人，毕竟非先深知道自己不可。
知道自己，这话听去似乎很容易，其实是很难的事。因为真正要知道自己，非就了自己客观地作严酷的批判，深刻的解剖不可。人概有自己辩护自己宽容的倾向，把自己载在解剖台上，冷酷地毫不宽恕地自己执了刀去解剖，是常人所难堪的。这里面有着艺术的冷酷性，所谓艺术家者，是不但对于他人毫不宽恕，即对于自己也是毫不宽恕的人。（这所谓冷酷、省察、不宽恕，只是态度问题，和实际的道德无关。）从这冷酷里，可以脱除偏见与小主观；从这冷酷里，可以清新正确地见到世象，所谓对于世间的真正的同情，实是由这冷酷中生出的东西。
自己省察是文艺创作之始，也是文艺创作之终。有志于文艺创作者，应该先下自己省察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