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革命成了一种全世界的口头的熟语，于是有所谓革命文艺发生，就中无产阶级文艺尤在引起世间的注意。兹试一考察文艺创作与革命的关系。
先请听培耐德的话：
“现今全世界濒于危殆，非施一种急救，灾祸将立至了：如此的妄想，世间人都抱着。这在社会革命家是当然要抱的妄想，从艺术家的常识说，却是非竭力反对不可的见解。不消说，这世界是非常坏的世界，但也是非常好的世界。艺术家在任务上虽不能不与理想的世界（Whatoughttobe）有关与，但注重却应在现实的世界（Whatis）。一切的必要改革如果一旦成就，我们的完全的世界定会像冰石似地完全冷却。所以，在这冷却期未到以前，艺术家当在互相反目战争着的几多见解中，保持自己的平衡。把Whatis来描写，来享乐。……如果漫然受了性急的改革家的诱惑，脱出艺术家的正路，那么他的艺术也就将丧失了吧。”
培耐德这话，从纯粹的艺术态度立论，原是值得倾听的。但在主张把艺术作革命的工具的论者，特别在那主张艺术的阶级性的无产文艺的论者，恐会不承认吧。
美国马克斯主义文艺作家奥卜顿·新克拉（UptonSincleir）曾指摘现代文艺上的六种虚伪。（一）艺术至上主义（艺术至上主义所存在之处，文艺与社会都颓废着），（二）贵族主义（文艺在本质上是大众的），（三）传统主义（艺术不是历史的徒弟），（四）趣味主义（Dilettantism）的邪恶（现实回避，就是退化的明证），（五）文艺的非道德性（一切艺术都有道德性），（六）不认文艺为社会的，道德的，经济的宣传的虚伪（一切艺术都是宣传）。他认所谓革命的文艺者，就是和这六种虚伪相反的文艺。这样，纯艺术论者与革命的艺术论者，其主张的相反，很是明显，我们在这二相反的道路上，走哪一条好呢？
聪明的读者读了我前面各项的论议，想已可窥测我个人对于这问题的大略的态度了吧。为使他更明白起见，再在这里叙述一下。
我以为：凡是伟大的文艺作家，应该都是一种的革命者。所谓革命，种类很多，但其本质只是因袭的打破，价值的重估。文艺作家是有锐利的敏感的，故常例对于某一世象能在举世未觉醒其矛盾以前，感到了来描写。历来改造要求的第一声，往往从文艺作家笔上传出，他们对于时代有着惊人的嗅觉，他们是时代的先驱者。新克拉的所谓一切文艺都是宣传，在这意义上是不错的话。
但革命是多方面的事，文艺作家对于革命也是有其领域。他们的任务在乎肉薄时代的空气，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学问，不是历史，乃是时代的气氛。自然，作家之中也尽有做实际上的革命行动的，如屠格涅夫有一时代（一八六○年），曾在英国的《警钟》报上执笔鼓吹过革命。但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只能见到时代的不安（据克鲁泡特金的批评：他的小说，合起来不啻俄国的文明史），却未曾见到他的政治意见。他当作小说家，是一味描写时代，忠实地只尽了文艺家的任务的。
以上是但就一般的革命与文艺的关系说的。如果把革命局限在经济上说，那末所谓革命文艺者，就是无产阶级（Profetarian）文艺了。
由马克思的经济史观看来，文化毕竟是经济生活的上层构造。从前的文化只是资产阶级（Bourgeois）的文化，一旦社会革命，普洛列太里亚抬起头来，特别有普洛列太里亚文化出现。一切宗教政治道德艺术等等都要顿呈改观，而文艺亦不得不改其面目。从前的文艺是鲍尔乔文艺，今后所要求的，是普洛列太里亚的文艺。所谓普洛列太里亚文艺者，简单地说，就是表现劳动阶级的心理与意识的文艺。
现代的文化是鲍尔乔的文化。鲍尔乔文化的快要没落，是不可掩的事实。现代文艺是鲍尔乔文化的产物，当然不合于将来，起而代之的不消说是普洛列太里亚文艺了。
普洛列太里亚文艺在今日，已成了世界的问题了。苏俄本土不必说，在我国文坛上已成了论战的题目。有的主张如此，有的主张如彼，详细情形让读者自己去就了新闻杂志书册会看。我也不想加入论战中去，在这里只表明我自己的意见而已。
据我的见解，真正的普洛列大里亚文艺，在近的将来是不能出现的。在已有无产阶级作家的苏俄本土及别国不知道，至少在我国是一时不能出现的。我国（也许不但我国）现代的作家，不论其目前资产之有无，在其教养上、经历上、趣味上，甚而至于生活上，都是鲍尔乔。他们的文艺作品，大众的普洛列太里亚能到手入目与否且不管，其内容无论怎样地富于革命性，决不能成为真正的普洛列太里亚的生命上的滋养料。即使能设身处地，替普洛列太里亚说话，但究非真由内部渗出的东西，只仍是鲍尔乔所见到的一种世相而已。
文艺是体验的产物，真的普洛列太里亚文艺当然有待于普洛列太里亚自己。普洛列太里亚的文化总有一天会出现的，普洛列太里亚文艺的成立也可预想。至于在过渡期中，所能看到的尚只是其萌芽或混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