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印度文明的特色
印度是位于南亚的半岛国家，现在是英国的殖民地。国破山河在，到了春天，城里娑罗树的颜色依旧很浅，就像印度文明一样，在人类文明史上显得无足轻重。不过，随着对印度文明研究的不断深入，就会发现印度文明史占据了人类文明史中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属于同一人种，印度的语言与西方各大洲的语言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有宗教作为媒介，印度的思想又传播到了亚洲各国。印度三千年的文学详细记录了雅利安民族的发展轨迹。三大宗教、六派哲学的出现更是人类精神世界发展的里程碑。印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兴起于18世纪，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研究发展的速度之快令人惊叹不已。
毗湿奴（Vishnu）是印度教主神中的守护神
研究印度文明，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该文明产生的背景。在印度北方，有印度“长城”[1]这一天然的屏障，使印度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少之又少，形成了印度独有的一片天地。公元前4世纪末，在亚历山大大帝侵略印度西北部时，不受外国影响独立发展起来的、具有印度特色的文化己经达到最高峰。近代成为英国殖民地前，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印度还是保持了原有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语言、文学、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等都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像这样的国家，除了印度也就只有中国了。拥有这样悠久历史的印度，保留了许多和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风俗习惯。譬如：一、一般人早已不再使用梵语，但有学识的僧侣还是用梵语进行口头交流和书面写作。这一状况就跟公元前几个世纪的状况一模一样。即使引进了印刷术，僧侣们还是保留着古代的传统——手抄梵语的经典。可以说梵语还依然活在文学的世界里。二、和亚历山大大帝侵略印度前一样，僧侣们还是保留着背诵吠陀[2]的习惯。因此，就算抄写的经典悉数被烧毁，据说僧侣们也能一字一句、原原本本地背诵出来。这也是一件令人惊叹不已的事。三、关于日天赞歌的创作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这些赞歌现在在日常的祭拜中还依然被世人诵读着。最初作为日天别名的毗湿奴如今也依然为世人所膜拜，随处可见日天的皈依者。四、用两棵“树”[3]摩擦取火的风俗可以追溯到史前，如今该方法依旧保持不变，并成为获取圣火的唯一方法。综上所述，这么多传统都以原样保存至今。我们能清楚地追踪到这些传统演变的痕迹。这种情况简直史无前例。因此，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对印度最古老的吠陀文学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第2节 印度文学概况
众所周知，吠陀的内容非常丰富，蕴含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代思想，展现了人心发展的轨迹。这就是研究吠陀的乐趣所在。特别是，成了印度各教派学派起源的奥义书中的哲学，更是让亚瑟·叔本华为之陶醉。亚瑟·叔本华大呼奥义书中蕴含的真和美就是他生前的安慰、死后的慰藉。
印度文明在各个领域都是出类拔萃的，特别是在宗教和哲学方面更是卓绝不凡。在宗教领域，除了波斯人、希腊人、缅甸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其他雅利安民族都只是照搬了其他民族的信仰，毫无自己独创的学说。印度不仅是伟大的国民教派婆罗门教的发源地，而且是世界级的伟大宗教——佛教的发祥地。在哲学领域，印度很少和其他国家交流，仅凭自己的力量就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教派、学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号称与毕达哥拉斯有着历史渊源的数论派，和号称印度哲学精华的吠檀多派。翻开世界文明史，绚丽多彩的历史让人为之动容，特别是研究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的文明史，最能够让人体会到研究的乐趣。因为这三个国家的文明史既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又几乎同时产生并迅速发展。
在文学领域，印度有号称世界第一的长篇叙事诗《摩诃婆罗多》和超长篇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以实战的记忆为框架，通过描写主人公阿周那王子，歌颂了处于民族崇拜中心的天帝；《罗摩衍那》通过描写化身为罗摩王子的天帝，保护田埂化身的悉多公主的故事，讴歌了天帝将农业活动传播到全印度的伟大事迹。世人无不对印度古代诗人丰富的想象力感到惊叹。在戏曲领域，印度有号称“印度莎士比亚”的迦梨陀娑。他的一曲《沙恭达罗》让德意志的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叹为观止。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作诗赞颂《沙恭达罗》道：“春华瑰丽，亦扬其芬；秋实盈衍，亦蕴其珍。悠悠天隅，恢恢地轮；彼美一人，沙恭达罗。”
婆罗门教标志 佛教标志
在寓言领域，佛教文学中的《本生经》构思的巧妙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后世婆罗门教徒将《本生经》改编为《五卷书》和《嘉训》，并奉为自家的教义。通过《伊索寓言》和《一千零一夜》的广为流传，再借以法国文豪让·德·拉·封丹[4]之手，《本生经》中的很多故事都成了欧洲寓言的原型。
在其他领域，从数学、天文学、医学，到犍陀罗式建筑，印度都与西欧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其中有很多值得学者们研究的地方。特别是《摩奴法典》和《帕尼尼语法》，这两部作品各自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宝典，被世人视如珍宝。这两部作品的水平之高，据说曾让当时的学者一读三叹。
在政治领域，从远古时期波斯的大流士一世侵略印度西部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再次侵略印度西部，直至近代蒙古民族的侵略，印度古文明几乎消失殆尽。雅利安人多次遭到外来势力的入侵，虽然屈服于外来势力的淫威，但在思想方面仍然守护住了古文明的闪光之处。雅利安人先天继承了来自祖先的善良基因，再加上后天一代代克己勤勉的努力，印度文明终得以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婆罗门依旧享有古代婆罗门作为优秀种族的美名。这也是十分罕见的。印度文明其实就是婆罗门智慧和汗水的结晶。
第3节 印度文学的缺点
印度文学存在巨大的缺点，那就是历史的不完整性。严格来说，印度是一个完全没有历史的国家。印度史实全部消逝在了无穷无尽的黑暗中。我们对印度文明钻研得越深入，就越觉得仿佛坠入五里雾中，彷徨而不知所措。根据着眼点的不同，史实可以被捏造，也可以被掩盖，这种情况非常之多。譬如，对于天才诗人迦梨陀娑所处年代的推测，各家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不同观点间的时间差甚至长达一千年。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质疑和非议，学者们现在终于对该问题有了一致的看法。再譬如，关于历史最悠久的佛教，学者们对于释迦牟尼所处年代的推测就多达十种。最古老的年代和最近的年代间竟然有数千年的差别。此外，从马鸣、龙树到无著、世亲，从阿育王到迦腻色迦王，学者们都无法获得他们存在的准确年代。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印度文学的话，人们一定会怅然若失，直到放弃研究。印度历史上的人物所处年代都只有一个模糊的范围。好在人们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找到确定历史人物所处年代的方法。人们可以从文学作品中使用的语言形式、文体形态或者文章中被征引的内容出发，间接地推测出人物所处的年代。不过该方法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如果是传记，人们就更无计可施了。个别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综合两三个传说中对同一个人物的描述来推测其存在的年代。而且，印度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惟妙惟肖，根本无法区分哪部分描写是实，哪部分描写是虚。归根到底，这些情况还是要依靠研究者自身的判断。印度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国家，是下面两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希腊发动了希波战争，罗马发动了布匿战争，这都激发了雅利安人的国民情怀。印度取消了部族，让所有人都成为国民。这让雅利安人可以不用考虑生存竞争的问题，在政事方面大放光彩。二、雅利安人中以教学为本职的婆罗门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成了至高无上的存在。人生百般皆是苦，皆是恶。为了远离苦恶，婆罗门对按年代记录史实丝毫不感兴趣。所以，公元500年前的印度历史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根本无从考证。
第4节 印度研究的影响
近代欧洲人从事印度研究仅有一百五十年，却凭借着他们天生坚韧不拔的精神出版了很多有意义的著作和译作。这些书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其中，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出版的杂志以及《东方圣典丛书》《印度古学丛书》对学术界的影响极其广泛。近代没有哪一项研究可以像对印度的研究这样风靡一时。印度研究对学术界的主要影响有：通过研究梵语产生了最早的比较语言学，迎来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纪元；研究吠陀产生了比较神话学，奠定了宗教学的基础；通过调查吠陀，追寻古代民族迁移的路线，人们探求到了人文史的发展进程——这对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都是不容小觑的；南传佛教的调查结果为研究佛教历史带来了光明。正如麦克斯·穆勒所言：“若有人问我19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我一定会用下面这个简短精辟的公式来回答：
《罗摩衍那》中的罗摩王子与悉多公主
反映《本生经》的唐卡
Dyaush Pitar=Zeus Pater=Jupiter=Tyr[5]
麦克斯·穆勒还表示，19世纪关于吠陀的研究成果实在太少，吠陀还有待20世纪的学者们进行深入研究。所以，他希望后来的学者都可以研究吠陀文化。
第5节 印度见闻录
印度最早为世人所知是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开始的。在亚历山大大帝凯旋直至驾崩后，他原来的将领——后来的塞琉古一世曾派使节麦加斯梯尼出使中印的摩揭陀国[6]。回国后，麦加斯梯尼将自己在摩揭陀国的见闻写成书并公之于世，但世人都不相信书中的内容。麦加斯梯尼的书中记载的是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的事。因此，该书的现存版本对研究者来说可谓在世珍宝。其后，4世纪末，中国的高僧法显长途跋涉到印度，后来创作了《佛国记》。7世纪，玄奘通过陆路远赴天竺，对全印度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完成了对印度各个方面的细致调查后，写出传世之作《大唐西域记》。7世纪末，义净通过海路远渡天竺，后来创作了《南海寄归传》。这三位僧人的著作现今都保存在佛典中。在确认印度史实时，这些书都是人们最权威的参考资料。但大多数佛教徒都没有意识到这些书的真正价值，竟然是法国人阿贝尔·雷米萨翻译了《大唐西域记》和《佛国记》，使学术界大受裨益。后来《大唐西域记》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印度研究者将该书视为权威典籍。在确认印度史实时，作者只参考希腊人的记录、中国高僧的著作，以及刻在石柱和岩石表面的阿育王法敕。当人们研究浩瀚的印度文学时，观察到的都是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根本无法确定关键的史实，实在是令人感到惋惜。
麦克斯·穆勒（Max Muller，1823—1900）
玄奘
如前所述，读完《大唐西域记》并将该书的真正价值发挥出来的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西方人。起初，人们并不确定阿育王法敕的那些不明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将这些不明符号破译出来，并给历史带来光明的也是西方人。可以说西方人真的对印度研究呕心沥血。因此，有必要阐述一下近代印度研究的简史。
阿育王法敕上的不明符号
第6节 近代印度研究简史
进入16世纪，虽然有常驻印度的传教士断断续续地向西欧介绍印度的文化，但没能唤起人们研究印度的风潮。印度研究的风潮实际上是在18世纪后兴起的。源于当时的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7]大力提倡印度文学的研究。此后，从事印度研究的学者就不断涌现，直至威廉·琼斯的出现，才最终奠定了印度研究的基础。威廉·琼斯翻译的沙恭达罗公主的戏曲和《摩奴法典》唤起了西欧对印度文明的高度关注。他经营的亚洲学会对研究印度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亚洲学会出版的杂志对现今研究印度文明的学者依然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追随威廉·琼斯，被人们称为“印度学大师”。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的研究涉及多个领域，研究的独特视角无人能及。印度学兴起后，大师级的学者中总有他的一席之地。其后还有贺拉斯·海曼·威尔逊，他翻译了《毗湿奴往世书》。《毗湿奴往世书》现今依然是研究印度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以上三大家主要研究的都是后世的梵文学，对古老的吠陀古典文学均未涉及。同一时期，法国出现了一位大师，叫欧仁·比尔努夫。欧仁·比尔努夫在研究了布莱恩·霍顿·霍奇森[8]从尼泊尔收集回来的佛典后，著有《印度佛教史导论》，以尖锐的笔锋震惊了学术界。可以说西欧对佛教研究的萌芽要完全归功于这本书的影响。虽然后来也涌现出了一批批的学者研究佛教，写了很多关于佛教的著作，但《印度佛教史导论》这本书依然被世人奉为研究佛教的指南。欧仁·比尔努夫的研究主要是对大乘佛法进行了批判。当时还有一位叫詹姆斯·普林赛普的学者。他成功破译了不知道是文字还是花纹的不明符号，这些符号刻在当时在各地发现的石柱和岩石表面。詹姆斯·普林赛普确认这些不明符号是阿育王的敕令，通过研究阿育王的敕令最终确定了他生活的年代。詹姆斯·普林赛普还通过研究大夏的古钱，证实了月氏和大夏等国的历史，留下了永垂不朽的功绩。著名的考证家克里斯蒂安·拉森对上述大师们的研究结果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调查，写出了关于古代文物研究的巨作《印度考古》。从事古代研究的学者都将这本书奉为宝典。这也使得克里斯蒂安·拉森的名字永留青史。
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
德国人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研究印度学的重要性，随即创立了比较语言学。先驱者是弗朗兹·博普，紧随其后的有格林兄弟和威廉·冯·洪堡。他们发现了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斯拉夫语、条顿语和凯尔特语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为这些语言起源相同，是遵循着一定规则发展变化而来的，由此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新纪元。这应该是19世纪印度学研究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发现了。
最早着手研究《梨俱吠陀》的是弗里德里希·罗森，但他英年早逝未能完成这项有意义的工作。鲁道夫·冯·罗特接手了他的工作并出版了《阿闼婆吠陀》；而后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韦伯[9]出版了《白夜柔吠陀》；特奥多尔·本费出版了《娑摩吠陀》；麦克斯·穆勒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出版了《梨俱吠陀》。至此，四吠陀全部被翻译出来，可供所有研究吠陀的学者参考。在这些大师中产生了两位梵学界的泰斗——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韦伯和麦克斯·穆勒，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梵学研究。钻研吠陀古典文献的结果是推动了梵学研究，使梵学研究进入了鼎盛时期。《梵文大辞典》就是在该时期出版的，这本辞典是鲁道夫·冯·罗特和奥托·冯·伯特林克的呕心沥血之作。
此外还有约翰·缪尔的《梵语古典》。《梵语古典》是约翰·缪尔心血的结晶，书中涉及古典文献。约翰·缪尔对这些古典文献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翻译论述。另外，阿达尔贝特·库恩在比较神话学领域，格奥尔格·比勒[10]在古典法律领域，乔治·弗雷德里克·威廉·蒂鲍特[11]在几何学领域，亚历山大·卡宁厄姆[12]在古代地志学领域，詹姆斯·伯吉斯[13]和詹姆斯·弗格森[14]在建筑学领域，都成为权威。他们留下的功绩永远不可磨灭。
说到研究佛教的学者，自从欧仁·比尔努夫掀起研究佛典的风潮后，研究藏传佛典的前有乔莫·克勒希、埃米尔·施拉京特魏特[15]，后有菲利普·爱德华·福克斯[16]、弗朗茨·安东·席夫纳[17]、瓦西里[18]、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19]和劳伦斯·奥斯汀·瓦德尔[20]等；研究汉语佛典的有艾约瑟[21]、塞缪尔·比尔[22]、詹姆斯·理雅各[23]和恩斯特·约翰·艾特尔[24]；研究巴利佛典的有迈克尔·维戈·豪斯贝尔[25]、赫尔曼·奥尔登贝格[26]和李斯·戴维斯；研究梵文佛典的有麦克斯·穆勒和约翰·亨德里克·卡斯帕·克恩[27]；研究锡兰佛典的有斯彭斯·哈迪；研究缅甸佛典的有保罗·安布鲁瓦兹·毕冈迭特[28]。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在各自的领域都成为顶尖的权威。佛教自古以来就在亚洲广为流传，对三藏进行翻译的就有巴利和中国。佛教历史悠久，现在大体上可以分为南北两大派别。南传佛教主要以印度、斯里兰卡、缅甸和泰国为主，信奉巴利语圣典；北传佛教主要以中国、朝鲜和日本为主，信奉由梵语翻译过来的圣典。对于南传佛教，西方人已经进行了详尽的调查，西方文字的出版物比比皆是。然而，北传佛教还处于调查初期。各种翻译版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翻译版本。日本人要理解中译本都很困难，更何况是西方人。然而西方人却凭借着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慢慢克服了这个困难，也开始从事北传佛教的研究。这真的不得不叫人为之惊叹。至此，我们就有必要对北传佛典，特别是其中最完善的中译本的完成始末，进行概述。
贺拉斯·海曼·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1786—1860） 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1800—1876）
詹姆斯·普林赛普（James Prinsep，1799—1840） 布莱恩·霍顿·霍奇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1800—1894）
弗朗兹·博普（Franz Bopp，1791—1867） 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 鲁道夫·冯·罗特（Rudolf von Roth，1821—1895）
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韦伯（Albrecht Friedrich Weber，1825—1901） 特奥多尔·本费（Theodor Benfey，1809—1881）
奥托·冯·伯特林克（Otto von Bohtlingk，1815—1904） 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
格奥尔格·比勒（Georg Buhler，1837—1898） 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1808—1886）
亚历山大·卡宁厄姆（Alexander Cunningham，1814—1893） 埃米尔·施拉京特魏特（Emil Schlagintweit，1835—1904）
第7节 佛典汉译简史
与西欧的佛典翻译相比，中国佛典翻译的时间更早，大约始于一千八百年前[29]，即1世纪，一直持续到14世纪。中国的梵学研究始终贯穿于这个时期。该时期其实就是佛教由产生、发展到衰亡的时期。要对这一漫长岁月里的佛典翻译工作进行一番概述，将其分为三个时期是较为便利的方法。即旧译时代、新译时代、继绍时代。
一、旧译时代是指66年后的大约六百年间。在这个时代，翻译的主导权掌握在印度僧侣手中。中国僧侣还无法独立进行翻译工作。这一时期的大师有来自月氏国的竺法兰、来自安息国的安世高、来自月氏国的吴支谦和竺法护、来自龟兹的鸠摩罗什、来自中印的覃无纤、来自西印的真谛、来自北印的菩提流支、来自犍陀罗国的阇那崛多等。这些人主导了经文的翻译工作，中国的僧侣只负责把他们口译的文字记录下来，并做一些修饰文辞的工作。一位叫法显的中国高僧在398年到410年间远赴印度学习，回国后，他在长安开设译场，和梵僧觉贤一起进行翻译工作。不过他们终究未能将带回的所有经书都翻译出来。还有一位叫作“鸠摩罗什”的大师，他在当时极负盛名，留下了影响后世的伟大功绩。鸠摩罗什一踏足长安，天下英杰就争相拜访。他的佛典译场盛况空前，名声在外，门下的八杰更是当时的人中龙凤。所以佛典的中译本以巧妙的文辞和易懂的释义独步古今。这也是鸠摩罗什佛典译文在进入新译时代后还能广为流传的原因。
二、新译时代是指600年后的大约九百年间。这个时代的大师，前有玄奘，后有义净。他们不依靠外国僧侣，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就了翻译佛典的大业。629年到645年间，玄奘远赴印度，走遍了印度每一个角落，在掌握了梵语的真谛后回国。回国后，玄奘在长安开设译场，广纳贤才，带领很多学者完成了涉及多个领域的翻译工作，并纠正了旧译时代翻译作品中的错误，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将新译时代推入了全盛时期。从语法的角度来看，圣典的中译本中，首次堪称完美的是玄奘的译本。玄奘翻译的作品，网罗了从大小乘的经藏和论藏，到五明中声明和因明等部分，标志着佛教翻译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般说的旧译时代，是指玄奘之前的时代；而新译时代是指玄奘之后的时代。
义净在671年到695年间远赴印度学习。回国后，他参加了尚未完成的律藏的翻译工作，在这一领域大展身手。他翻译的作品和玄奘的不相伯仲，博得了天下人的赞赏。不过，义净只是继承了鸠摩罗什和玄奘的衣钵，并倾注心血于律藏的翻译工作。从给后世带来的影响来看，义净的功绩还是不及鸠摩罗什和玄奘等人。义净的光芒大部分都被鸠摩罗什和玄奘等人给遮盖住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这一时期是佛教的鼎盛时期。各地的僧侣纷纷前来中国。前有达摩流支，后有不空。他们在翻译界都留下了不朽的功绩。不空传的是真言秘密之法，凭借悉昙学被世人奉为神明。他翻译的陀罗尼藏尤其引人注目。至此，中国的译经终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三、继绍时代是指赵宋时期。这个时期是号称前来中国的外国僧侣的数量最多的时期。其中有来自中印的法天、北印的天息灾和施护。他们倾尽全力于翻译工作，深受朝廷的厚爱。真言瑜伽三密的研究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不过，他们只是继承了不空的衣钵。所以，他们翻译的作品数量虽多，却不足以成为一个新时期的标志。将这个时期命名为继绍时代的原因就在于此。这个时代，与其说是对原文进行翻译，不如说是将重心放在了实际运用上，即将之前完成的所有翻译作品运用到实际中。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作品，也许就不得不怀疑这些作品的真实价值了。简而言之，佛典翻译的大业在唐代已经完成。继绍时代只是对前一个时代的翻译作品进行继承和发扬罢了。
顺便提一下藏传佛教的部分。约600年，吐蕃出现了一位英明的赞普——松赞干布。公元634年，唐太宗之女文成公主下嫁于他。因为文成公主信奉佛教，所以随着文成公主的下嫁，佛教在吐蕃落地生根。在倾力翻译中国三藏的同时，松赞干布还派遣使者前往印度寻求印度经典，计划成就印度经典翻译的大业。此后，吐蕃就成了佛教圣地。但吐蕃对梵学的研究仅止步于此，以后只是传承之前的研究内容罢了。
佛教是印度文明的一大产物，亚洲诸国不及印度的地方就在于此。印度佛典之所以能被翻译成汉语完全要归功于上述的梵僧和汉僧们。研究印度文明史，绝对不能忽视他们的重要作用。以上就是对佛典汉译的简单介绍。
第8节 印度的纪元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采用两种不同的纪元方法。一种是三越纪元[30]，另一种是塞纪元[31]。据说前者是从公元前56年开始的，而后者则是从公元78年开始的。我们遇到三越纪元表示的年份时，只要减去五十六年就是正确的西历年份；遇到塞纪元表示的年份时，只要加上七十八年就是正确的西历年份。令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纪元方法究竟是为了纪念什么。有人认为，塞纪元是为了纪念塞王迦腻色迦一世。这个说法比较普遍，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还没有定论。如果真的是为了纪念迦腻色迦一世的话，那佛教采用这种纪元的理由好像也能说得通。不过，最妥当的做法还是应该对其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很早以前就有了“不纪念塞王，而是要纪念打败塞王的沙利瓦哈纳”的说法。
因为没有任何传说和文献，所以要研究三越纪元产生的原因，人们根本无从下手。一般认为，三越纪元是为了纪念超日王打了大胜仗。但在公元前1世纪的远古时代，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位大王。另外，实行三越纪元的时期应该是在公元前56年后。为了纪念历史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国王打了胜仗，印度开始实行三越纪元法。使用一段时间后，三越纪元法停用。后来，因为某种变故，印度再次使用三越纪元法。还有人认为，三越纪元是摩腊婆[32]族使用的纪元方式。到了6世纪，印度兴起了对该族超日王的崇拜，因此才将超日王的称呼和三越纪元的算法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说法也许不对，不过离真相应该不远。
总而言之，这两种纪元方式从古代开始就一直实行，而它们的起因却难以查明。现在我们仅仅知道这两个纪元的名称。
第9节 印度文明的五个时代
印度文明起源于大约两千年前的远古时期，从印度西北角开始，慢慢向东延伸，再向南扩展。该文明一直持续到公元后一千年。前后跨了差不多三千年的历史。这三千年的文明是印度特有的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后来因为蒙古民族的入侵，几乎将印度的古文明破坏殆尽。由此印度文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后来印度虽然也有新文化的产生，但和上下三千年光彩夺目的印度古文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印度又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直至今日，对印度古文明的研究才渐渐兴盛起来。本书主要论述的是富有特色的印度三千年的古文明史。这个时期的文明完全是印度本土的文明，也是最具有研究价值的部分。悠悠三千年印度文明，可以划分为五个时代：
一、吠陀时代，又称“旁遮普时代”
二、婆罗门时代，又称“中印时代”
三、教派学派兴起时代，又称“全印时代”
四、佛教时代，即印度文明的革新时代
五、往世书时代，即婆罗门教复兴时代
第一个时代：雅利安人定居于旁遮普，崇拜自然，赞叹自然；人民既要从事农业，又要去打仗，还要自己进行祭祀活动。
第二个时代：雅利安人渐渐东进，定居在恒河流域，建立了许多强国，产生了种姓的区别，确立了僧权。该时代的僧侣对四吠陀进行了集录，编纂了梵书，研究出奥义书，创作了两大史诗。该时期对印度文明的贡献是最多的。
摩腊婆族被认为曾使用三越纪元
第三个时代：雅利安人征服了全印度，编写了佛经，并将吠陀分成了六个部分。这六个部分演变成六个哲学流派。然而，王族对佛教的拥护导致佛教的兴起。僧权的弊害日益扩大。后来僧侣们遭受到了强烈的打击。此外，在平民中出现了一位新的王[33]。
第四个时代：中印摩揭陀出现了阿育王。他几乎统一了全印度，让佛教成为国民教派，并集结了佛教文学。后来，南印安达罗王国兴起；北印又建立了笈多王朝；再加上西印又有月氏族入侵。月氏族还出现了迦腻色迦一世，他更加信奉佛教。佛教随即成了世界性的宗教。
第五个时代：印度北部出现了超日王。超日王极力拥护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因此得以复兴，形成和佛教对峙的局面。新婆罗门教的基础也逐渐形成。后来出现的戒日王拥护佛教。佛教文化虽然再次释放出灿烂的光芒，但也不过是强弩之末。商羯罗、鸠摩罗什的出现给了佛教致命一击。佛教最终在印度大地上销声匿迹。
后来，随着莫卧儿人[34]的入侵，印度文明坠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暗。
注解：
[1] 指位于印度北部的昆巴哈尔堡。——译者注
[2] 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印度编纂的一系列宗教文章的总称。“Veda”是“知识”的意思。——译者注
[3] 在印度，“树”（Arani）指钻火的工具。——译者注
[4] 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17世纪法国诗人，以伊索寓言为基础创作了《拉封丹寓言》。其中有北风和太阳的故事。——译者注
[5] 印度天神特尤斯、希腊众神之父宙斯、罗马主神朱庇特、北欧战神提尔，这些词其实都是同一个词根的变体，皆指“天空”。——译者注
[6] 即历史上的孔雀王国。——译者注
[7] 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首任驻印度的英国总督。在任期间实行了重要的改革，喜欢印度的文学和艺术。——译者注
[8] 布莱恩·霍顿·霍奇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1800—1894），英国的外交官，出使尼泊尔期间收集了佛教经典的抄本。——译者注
[9] 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韦伯（Albrecht Friedrich Weber，1825—1901），德国的印度学家。因研究吠陀而出名。——译者注
[10] 格奥尔格·比勒（Georg Buhler，1837—1898），德国的印度学家，因收集研究印度的抄本和碑文而成名。——译者注
[11] 乔治·弗雷德里克·威廉·蒂鲍特（George Frederick William Thibaut，1848—1914），德国的印度学家。——译者注
[12] 亚历山大·卡宁厄姆（Alexander Cunningham，1814—1893），英国的考古学者，参与了印度考古调查局的设立，因对发掘印度佛教寺院遗迹做出巨大贡献而成名。——译者注
[13] 詹姆斯·伯吉斯（James Burgess，1832—1917），英国的印度学家。——译者注
[14] 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1808—1886），英国的建筑学家。——译者注
[15] 埃米尔·施拉京特魏特（Emil Schlagintweit，1835—1904），德国的印度学家。——译者注
[16] 菲利普·爱德华·福克斯（Philippe Édouard Foucaux，1811—1894），法国藏学家，用法语写了第一本关于西藏语的语法书。——译者注
[17] 弗朗茨·安东·席夫纳（Franz Anton Schiefner，1817—1879），德国语言学家和藏学家。——译者注
[18] 瓦西里（Wassiljiew，1818—1900），俄国汉学家。——译者注
[19] 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美国外交官、汉学家。——译者注
[20] 劳伦斯·奥斯汀·瓦德尔（Laurence Austine Waddell，1854—1938），英国探险家、藏学家。——译者注
[21] 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译者注
[22] 塞缪尔·比尔（Samuel Beal，1825—1889），英国人，中国佛教研究的开拓者。——译者注
[23] 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曾将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译者注
[24] 恩斯特·约翰·艾特尔（Ernest John Eitel，1838—1908），德国传教士，汉学家。——译者注
[25] 迈克尔·维戈·豪斯贝尔（Michael Viggo Fausbøll，1821—1908），丹麦印度学家。——译者注
[26] 赫尔曼·奥尔登贝格（Hermann Oldenberg，1854—1920），德国的印度学家。——译者注
[27] 约翰·亨德里克·卡斯帕·克恩（Johan Hendrik Caspar Kern，1833—1917），荷兰语言学家，东方学家。——译者注
[28] 保罗·安布鲁瓦兹·毕冈迭特（Paul Ambroise Bigandet，1813—1894），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佛学家。——译者注
[29] 本书出版于20世纪初。——译者注
[30] 印度传统的计算年代的方法，公元前56年为三越纪元的起点。——译者注
[31] 印度传统的计算年代的方法，公元78年为塞纪元的起点。——译者注
[32] 雅利安人中的一个部族。——译者注
[33] 指孔雀王朝开国君主“月护王”。——译者注
[34] 莫卧儿人指突厥化的蒙古人。1525年，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率军入侵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