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里自《康诰》以下有许多关于夏代的记载，这些篇《周书》是最真实可信、最具权威的。
用肇造我区夏。(《康诰》)
相古先民有夏。(《召诰》)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有夏服天命。(同上)
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同上)
上帝引逸，有夏不适(敌)。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是)夏。(《多士》)
乃命尔祖成汤革夏。(同上)
殷革夏命。(同上)
夏迪简在王庭。(同上)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君爽》)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诞厥逸。(《多方》)
崇乱有夏。(同上)
亦惟有夏之民……劓割夏邑。(同上)
刑殄有夏。(同上)
惟夏之恭。(同上)
代夏作民主。(同上)
非天庸释有夏。(同上)
乃惟有夏图厥政。(同上)
古人之迪惟有夏。(《立政》)
乃怦我有夏式(代之误)商受命。(同上)(按周人自认为夏之后，此语可为证。)
除《周书》外，《虞夏书》中尚有关于夏代的记载，其权威性远不及《周书》，故从略。
《尚书序》
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①，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②，由是文籍生焉③。伏牺、神农、黄帝之书④，谓之“三坟”③，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⑥，谓之“五典”⑦，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⑧，雅诰奥义⑨，其归一揆⑩，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⑾，求其义也。九州之志⑿，谓之“九丘”⒀。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注释】
①〔伏牺氏〕又写作庖牺、包牺、宓羲、伏戏，古代传说中的部落首领，即太昊（ha。诰）。相传他始画八卦，教民捕鱼畜牧。〔王（wang望）〕统治。
②〔八卦〕由阴（两短横）阳（一长横）两种线形组成的八种符号，用来各代表一定属性的若干事物。八卦又以两卦相叠演为六十四卦，用来象征自然观象和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八卦最初是上古记事的符号，后来被用作卜筮的符号，逐渐神秘化。〔书契〕文字。《释文》：“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结绳〕文字产生以前的一种记事方法。用绳打结，用不同的形状和数量标记不同的事件。
③〔由是〕因此。〔文籍〕文章典籍。
④〔神农〕传说中的古代三皇之一，又称炎帝、烈山氏。相传教民稼墙，尝百草为医药治疾病。〔黄帝〕少典的儿子，姓公孙，因居姬水，又改姓姬，号轩辕氏，又称有熊氏。曾打败炎帝，斩杀蚩尤，而取代神农氏。传说蚕桑、医药、舟车、宫室、文字等制都从黄帝时开始。黄帝、神农、伏牺合称三皇。
⑤〔三坟〕《孔疏》。“坟，大也。以所论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
⑥〔少昊〕黄帝的儿子，与颛顼、高辛、唐、虞合称五帝。〔颛顼(zhuan xu专须）〕黄帝之孙，昌意之子，称高阳氏。〔高辛〕黄帝的曾孙，少昊的孙子，又叫帝喾（ku酷）。〔唐〕尧帝，属陶唐氏，又叫唐尧，简称唐。〔虞〕舜帝，属有虞氏，又叫虞舜，简称虞。
⑦〔五典〕《孔疏》：“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少”
⑧〔设教〕设施教化。伦。〔伦〕类。《礼记·曲礼下》：“拟人必于其伦，犹类也。”郑玄注：“拟，犹比也。伦，犹类也。”
⑨〔雅诰〕雅正辞诰，指夏、商、周三代的文章。在《尚书》中，夏书、商书、周书有训、诰、誓、命、歌、贡、征、范八类，这里用诰代表。
⑩〔归〕指归，皆趣。〔揆〕道理。
⑾〔八索〕《孔疏》：“引言为论八卦事义之说者，其书谓之八索。”又说：“此索谓求索，亦为搜索。”
⑿〔志〕记述。
⒀〔九丘〕《孔疏》：“其论九州之事所有志记者，其书谓之九丘。”
【译文】
古代伏牺氏治理天下的时侯，开始画八卦，造文字，用来代替结绳处理政事，因此产生了文章典籍。
伏栖、神农、黄帝三皇时代的书，叫做“三坟”，是讲大道理的；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五帝时代的书，叫做“五典”，是讲普通道理的。至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书，即使设施教化不与三坟五典同类，但雅正辞诰的深奥意义，它们的旨趣是同一个道理，因此，各个时代都把它们看得很宝贵，认为是最重要的教导。演说八卦的，叫做“八索”，求索八卦的意义。记述九州的，叫做“九丘”。丘，是聚集的意思。意思是说九州所有的，土地所生长的，风气所适宜的，都聚集在这种书中。《春秋左氏传》说：“楚左史倚相能够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就是说的上古帝王遗留下来的书。
（以上是第一段，指出《尚书》与上古三皇五帝时的书旨趣相同，是对后世最重要的教导。）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①，睹史籍之烦文②，惧览之者不一③，遂乃定《礼》、《乐》④，明旧章⑤，删《诗》为三百篇⑥，约史记而修《春秋》⑦，赞《易》道以黜“八索”⑧，述职方以除“九丘”⑨。讨论坟典⑩，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⑾。芟夷烦乱⑿，剪截浮辞⒀，举其宏纲⒁，撮其机要⒂，足以垂世立教⒃，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⒄，所以恢弘至道⒅，示人主以轨范也⒆。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⒇。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21）。汉室龙兴（22），开设学校，旁求儒雅（23），以阐大猷（24）。济南伏生（25），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26）。至鲁共王好尚书序，治宫室（27），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28）。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29），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30），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31），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四十六卷，其馀错乱摩灭（32），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注释】
①〔先君〕子孙称自己的祖先。
②〔睹（du堵）〕看见。〔烦〕烦琐，不必要的户
③〔不一〕不相同。
④〔遂乃〕于是就。〔定〕《孔疏》：“修而不改曰定。”
⑤〔明旧章〕《孔疏》．“明旧章者，即《礼》、《乐》、《诗》、《易》、《春秋》是也。
⑥〔删《诗》为三百篇〕《孔疏》：“就而减削曰删。”古代有诗三千馀篇，孔子除去重复的，选取可施于礼义的三百一十一篇，其中六篇有序无诗，完整的共三百零五篇。说三百篇，是取其整数。
⑦〔约〕《孔疏》：“准依其事曰约。”
⑧〔赞〕《孔疏》：“因而佐成曰赞。”《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黜（chu触）〕退而不用。
⑨〔职方〕官名。《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⑩〔讨论〕整理。《论语·宪问》：“世叔讨论之。”郑玄注：“讨论，整理。理，亦治也。谓整比其辞而治之也。”
⑾〔讫（qi气）〕完结，终止。
⑿〔芟（shan山）夷〕削除。〔烦乱〕烦琐杂乱的文字。
⒀〔剪截〕删减。《孔疏》；“去而少者为剪截也。”〔浮辞〕虚浮的.言辞。
⒁〔宏〕大。
⒂〔摄〕摘取。〔机要〕精义和要点。
⒃〔垂世〕流传后世。〔立教〕给人制定规范而施行教育。
⒄〔典〕大册，五帝之才书。如《尧典》、《舜典》。典、谟、训、诰、誓、命，都是《尚书》的文体。〔谟〕谋仪。如《皋陶谟》。〔训〕训导，教导。如《伊训》。〔诰〕古代诸侯朝见君主时，君主告诫诸侯的言辞。如《汤诰》。〔誓〕誓词。如《汤誓》。〔命〕命令。如《说命》。
⒅〔恢弘〕发扬。也写作“恢宏”。〔至道〕最深刻的道理。
⒆〔轨范〕楷模，法式。
⒇〔三千之徒〕指孔子的学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21）〔先人〕《孔子家语》：“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书。”据《史记·孔子世家》，子襄是孔子后裔，孔安国的曾祖。〔用〕因此。
（22）〔龙兴〕比喻新王朝的兴起。《孔疏》：“言龙兴者，以《易》龙能变化，故比之圣人九五飞龙在天，犹圣人在天子之位，故谓之龙兴也。”
（23）〔旁求〕广泛寻求。
（24）〔大猷〕大道。指三坟五典等先王典籍。
（25）〔伏生〕名胜，字子贱，汉济南人。秦时博士。汉文帝时，伏生已九十多岁，文帝派太常使掌故晃错向伏生学《尚书》，由伏生女儿口授二十馀篇，即今文《尚书》。
（26）〔莫〕没有谁。
（27）〔鲁共王〕又写作鲁恭主。汉景帝的儿子，名馀。好治苑囿狗马，又好音乐。曾毁坏孔子故居，从壁中得到古文经传。
（28）〔科斗文字〕我国的一种古代文字，以头粗尾细像蝌蚪而得名。魏三体石经中古文，就是头粗尾细的蝌蚪文。科斗，同蝌蚪。
（29）〔金石丝竹〕指音乐。金，钟；石，馨；丝，琴；竹，管。
（30）〔时人〕当时的人。
（31）〔隶古定〕用隶书的笔划写古文。
（32）〔摩灭〕消失，湮灭。摩通磨。
【译文】
我的祖先孔子生在周代末年，看到史籍中的一些烦琐不必要的文字，担心阅读它们的人不专一，于是就修定《礼》、《乐》，使旧有的篇章更加显明，削减《诗》为三百篇，按照历史事实的记载去整理《春秋》，帮助完善《易》的道理而废弃了“八索”，阐述了职方的职责而排除了“九丘”。整理三坟五典，断代从尧舜以后，到周代为止。删掉烦琐杂乱的文字，削减虚浮不实的言辞，提出宏大的纲领，摘取精义和要点，足以流传后世，给人制定法式施行教育的典、谟、训、诰、誓、命各类文章共一百篇，用来发扬最深刻的道理，让国君看到楷模。帝主的制度，坦然明白，可以实行，三千学生都接受了其中正确的道义。
到秦始皇消灭先代的典籍、焚书坑儒的时侯，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的先人因此把家里的书收藏在住宅的墙璧中。汉朝兴起，开设学校，广泛寻求博学的儒士，以便阐释先代的典籍。济南伏生，年龄已超过了九十，失掉了原有的经书，用口传授，只有二十多篇。由于是上古时侯的书，就称为《尚书》，而百篇的大意，世上没有谁能够听说。到鲁共王时，喜欢修筑宫室毁坏孔子的旧屋用来扩大自己的住房，在孔子旧屋的墙壁中发现了先人所收藏的、用古文写的虞夏商周的书及传、《论语》、《孝经》，都是蝌蚪文字。鲁共王又登上孔子的庙堂，听到了金石丝竹奏出的音乐，于是不再继续毁坏孔子的旧居，于是不再继续毁坏孔子的旧居，并将书全部还给孔家。用蝌蚪文字写的书很早以前就已经废除了，当时的人没有能看懂的，用从伏生那里听到的书考察讨论文中的意义，定下其中可以认识的写成隶书，再用竹简写下，比伏生的今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伏生又把《舜典》合并在《尧典》中，《益稷》合并在《皋陶谟》中，《盘庚》三篇合为一篇，《康王之诰》合并在《顾命》中，再分出这些篇，连同序一共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散失，不能理解，全部上送官府，藏在书库中，等候能够读懂它们的人。
大量史料说明，中国诗歌的星宿之海应上溯一千年，虞舜时代的《卿云歌》和《南风歌》为中国诗空的双子座。
一
中国是举世共仰的诗国。历史之长，作品之精，数量之巨，以文字传本产生之悠久，可谓举世无双。弄清中国诗歌的源头，对于认识中华诗词之本质特点，探究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评价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当今流行的以《诗经》为我国诗歌正源的说法，就未免偏颇，值得商榷。
此说之兴，始于1930年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该书受到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的影响，把羲农尧舜禹汤时代的诗歌定为伪作，一概排斥，故以《诗经》为我国诗歌的起源，解放以后一直沿袭下来。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前言云：“《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尚未能穷其源，极其致，应予修正。
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古代被尊为经典，地位显赫，影响巨大，但并非诗歌的起源。大量的史料说明，中国诗歌的星宿之海应上溯一千年，直到虞舜时代的《卿云歌》与《南风歌》。这是中国诗空的双子星座。
《尚书大传》云：舜将禅禹，于是俊义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倡之，八伯咸稽首而和。帝乃载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是一首昭示着从太古洪荒中觉醒的民族之光明的礼赞，辛亥首义后曾作过国歌。
《尚书大传》为伏生所作，他是《今文尚书》的权威，此书信而有征从未遭到质疑。另一部为王国维、胡适深信不疑的《竹书纪年》也明载此诗：(帝舜有虞氏)：“十四年卿云见，命禹代虞事。”明言是虞舜禅禹主理国事时而作的诗歌。李学勤以为，“《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后来经过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虞舜禅让夏禹继位的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在此之前，虞舜还创作了一首《南风歌》。《孔子家语》卷八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它表达了一种人民爱物的太和气象，为历代所推崇。这首歌还见于《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史记・乐记》亦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王肃注曰：“《南风》育养民之诗也。……此诗之词出《尸子》及《家语》。”《尸子》、《孔子家语》皆先秦古籍，传承有序，是胡适所推崇的典籍。
然自百年前西学东渐以来，以胡适和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新锐学者，大倡疑古之风，不承认商以前的文化为信史，根本否定了尧舜禹的存在，把此前流传的诗歌定为伪作，一概摒弃，而以《诗经》当作诗歌的源头。《诗经》固然是中华诗词的光辉代表，但它只是诗国早期的一段华章，而不是其滥觞的源头。
这种错误的产生，关键在于对夏禹的真实性存在误判。顾颉刚是“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古史辨》中完全否定尧舜禹的存在，认为《尧典》、《禹贡》皆伪书。然其成见太深，以致得出违背常识的错误，未免鲁莽，失去了治学的客观性。在与刘�藜的辩论中，在大量事实面前，他只好且战且退，强词夺理。最后以“我对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定”，“以上说明我所以有‘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假定的缘故’，我现在对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误。对于后半便承认有修正的必要了”而作结。此种强言饰非，鲁迅看不下去了，写了一篇《理水》加以讽刺：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关于“禹”的存在与否，直到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出来以后，才算有了结论。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第二章》举出《秦公敦铭》上有“鼐宅禹赉”，又在《齐侯�钟》上发现有“崇崇成唐……处禹之堵”的铭文，才确凿无误地论定禹史之真实性，并云：“夫自尧典，阜陶谟、禹贡皆记禹事，下至周书、吕刑亦有以禹为‘三后’之一。诗言禹者尤不可胜数，固不待藉它证据。然近人乃复疑之。举此二器，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这时顾颉刚才改口说：“可见春秋时人对于禹的观念，对于古史的观念，东自齐，西至秦，中经鲁宋大部分，很是一致。”这场公案才算落幕了。历史上虞舜禅让有了有力的旁证。而虞舜诗歌的'真实性也应当得到承认了。
二
关于这两首诗的著作权，文献古籍昭昭在列，已如前述，本来无可怀疑。
此外，虞舜在诗歌理论上的杰出贡献，更从另一角度强化了他诗歌的地位。如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在为《诗经》作的《诗谱序》上就曾指出：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建于高辛，其时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道，放(始)于此乎。
这段话出于《尚书・尧典》，中云：“帝日：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偕，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日：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是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它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诗言志”。志，指心中所想，包括了志向与感情。诗是表达志向与抒发感情的载体。志者心之所之也。《汉书・艺文志》云：“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诗除了抒发情志，还有以观得失的认识作用。朱自清以为这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亦云：“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进一步阐发了志的意蕴，指出它有规范情意以消邪念的教化功能。这就是圣人的诗教之内容。在我国第一部诗论钟嵘的《诗品》序中，也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享，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复矣。”正是对上文的诠释。所谓“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就是对“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发挥。“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则是与“八音克偕，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思路完全合拍。虞舜的这段文字还对诗与乐、舞的关系作了精辟生动的论述。
三
虞舜不但是杰出的诗人和文论家，还是杰出的音乐家。《尚书・益稷》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谓九奏以后，凤凰都飞来舞蹈。《论语・述而》又说“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并赞美道：“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真可谓倾倒备至，无以复加了。
综观虞舜不但是一代圣君，而且还是集诗歌创作、理论于一身的艺术家和音乐家，是华夏文明灵光爆破时代的伟大代表。他以其极高的智慧和盖世的才华，点燃了文明火炬，并引领着我们民族攀登到世界文明的高峰。他创作的诗歌及其理论，至少先于印度的以口传形式流行的《梨俱吠陀》一百年，领先于希腊荷马史诗一千年，称它是凿破鸿蒙的诗歌原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虞舜的诗歌，它体现了人类主体对茫茫时空其所处地位的人文学与哲理学的首次审视，以及对于宇宙人生的宏观而超越的思考，它具有典籍的首创性及涵盖的广阔性与深邃的思考性。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成为民族的观照与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模本。武昌首义以后，《卿云歌》曾被推荐作国歌的理由是：“帝舜始于侧陋，终于揖让，为平民政治之极则”，“夫舜起匹夫，不私天下，为三千年前东方之华盛顿。”如此评价，真可谓振聋发聩，令人心智大开并增无限景行慨慕之心。《南风》、《卿云》二歌，展现了如此崇高光明的愿景，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实为中华文明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