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提纲
1970年钱穆先生因撰写了《朱子新学案》，“分篇逾五十，全书超百万言，恐读者畏其繁猥”，作《朱子学提纲》，“冠于书端，庶使进窥全书，易于寻究”从钱穆先生的《朱子学提纲》，我们可以归纳出朱某理学思想的特性。朱来理学思想是在孔子内在思想性特征基础上，通过包括苟子、董仲舒、张载、二程等人的演化、桥梁，寓政治、道德与思想意识为一体，“朱子精神气魄宏大,故能立大规模而兼斯两者。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到中庸，四通六辟，成此一家”。简言之，“惟朱子，一面固最能创新义，一面又最能守传统”,而为集儒学之大成者，充分充分体现了其思想体系的时代创新性、民族文化传承性、集大成科学理性和经世致用社会大众性。
人心与人生
当代中国文化史家梁漱溟关于探讨人生问题的学术专著。全书21章。主旨在于从文化史角度论述人生哲学,人心的实质与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认为 “人心,应当是总括着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而说” 。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应当从其机体内外两面来看它。所谓对外一面即: 人在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即有所感受,复有所施为,既有所施为,复有所感受的那些活动能力。作者认为自己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3期,第1期便是近代西洋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2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3期。认为 “古东方文化如印度佛家、中国儒家,均是人类未来文化之一种早熟品; 因为不合时宜就耽误 (阻滞) 了其应有的 (社会) 历史发展,以致印度和中国在近代世界上都陷于失败之境。” 在中国古代,儒墨两大学派是相反的。墨家是实利主义者,只从意识计算眼前利害得失出发,而于如何培养人的性情一面缺乏认识。儒家则于人的性情有深切体认,既不忽视现实生活问题,又能照顾到生命深处。还认为,“儒家始终站在人生立场上,而印度佛家则否定人生”,超越乎人生立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以享受丰厚的净饭王太子,即有室家之乐乃弃家远走者,深有感触于人生问题而必求其解决也。此一大心大愿非生命本性向上奋进不已之表见耶?夫亦曰人类要求彻底认识其自己而已,岂有它哉! 作者指出 “孔孟论调太高,只能期之于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之共产社会。” 一般说来,在社会生命一面之所谓道德既要在尽伦,而人与人的关系随历史发展和各方情况却不一样,则以适合其时其地的社会要求为准。一时一地社会虽不相同,但从宇宙大生命来看,要求秩序稳定 (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又要求有所前进 (改良乃至革命) 却是同的。当需要稳定时,力求有助于稳定的行事,当需要改革时发动改革,那便合乎时宜,便是道德。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著。作者于1920年和1921年分别在北大、山东教育厅的讲演记录编辑而成。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曾先后十次出版发行。1987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初版的影印本。1989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章,申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的特质并标书其各自在“世界文化” 中的 “位置”。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由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和意欲要求的方向的差别而导致西方、中国、印度三方文化的差别。西方文化 “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由此有了个性的伸展、科学的进步、民主制度的建立; 中国文化“以意欲的自为调和折中为根本精神”,成就了中国的艺术和道德; 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产生了宗教。西方文化是人类本来应有的第一期文化,中国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二期文化,印度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三期文化。暗示东方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断言人类文化发展的终极归趋是印度文化,而最近的未来文化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之不足在于没有第一期文化应有的充分发展,是谓之人类文化的早熟。若没有近代之东西交通,东方文化很可能要长此终古。东西文化的接触是东方文化的机遇,面对此机遇,中国对未来文化的对策应该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该书因论述东西方文化派的独特角度,体现了东方文化派回应西方文化的立场,受到广泛关注。某些观点,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共识。
庄老通辨
钱穆著。本书专为讨论庄、老两家之思想，而辩订其先后。其在于庄、老两家之生卒年世，及历史传说之种种考订，则均详见于《先秦诸子系年》。《老子》书之作者及成书年代，为历来中国思想学术界一大“悬案”。旧说老子在孔子前，近代学人梁任公批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乃主老子书出孔子后。顾颉刚、冯友兰两人从其说，主老子在庄子前。本书作者本着孟子所谓“求知其人、而追论其世”之意旨，梳理了道家思想乃至先秦思想史中各家各派之相到影响、传承与辩驳关系，言之成理，证据凿凿地推论出《老子》书应尚在庄子后。自民国十二年起，前后凡三十八年，历年递有发明，共得文十八篇，汇合以成此书 。
湖上闲思录
《湖上闲思录》是由作者钱穆编写。该书是由作者在1948年徜佯于湖光胜景中闲思遐想的结晶，分别就人类精神和文化领域诸多或具体或抽象的相对命题。你若太过注意到自然界去，正如行人在大黑深夜的旷野里，老把眼睛张望到无边的深黑中去，将会使你恐怖，使你惶惑。但有些人又太过看重他个人的生命，当知个人的生命依然是一个自然，一样的虚实胜过真实，黑暗胜过光明，一样在无边深黑中。人类的心智，则偏要在虚空中觅真实，黑暗中寻光明，那只有在人类大群已往历史文化的累积里面去寻觅。如情与欲、理与气、善与恶等作了灵动，细腻而深刻的分析与阐发，从二元对立的视角思索了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全书言浅意深，语重心长，既见出史家的沈潜与细密，又见出哲人的深邃和文学家的灵透与光彩、显示了作者多样的才华。
管子轻重篇新诠
马非百撰。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全书分两部分:《论管子轻重》论文三篇,《新诠》十六篇。认为《轻重》与《管子》其他各篇不属同一思想体系,当是西汉末年王莽时代人所作,探讨了各篇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校释本文。校勘审慎,凡可通之文不轻易改、补、删、移。提出许多独立见解,对不同意见进行了驳辩。
仪礼译注
儒家经典之一。简称《礼》,亦称《礼经》或《士礼》。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汇编。十七篇。相传为周公制作,或谓孔子订定。实为战国初至中叶成书。《十三经注疏》中收东汉郑玄《仪礼注》、唐贾公彦《仪礼义疏》。
礼记译注
又称《小戴礼》、《小戴记》或《小戴礼记》。文集。西汉戴圣编。四十九篇,后订为十二卷。圣字次君,梁(今属河南商丘)人。戴德之侄,后仓弟子。世称小戴,为今文礼“小戴学”的开创者。其书本为解释、补充秦汉以前儒家治礼的传习资料,亦有古代故事。初,汉代流行两种辑本,一为戴德辑本,八十五篇,称《大戴礼记》;其侄戴圣从中精选出四十九篇,即《小戴礼记》。东汉郑玄为之作注,独立成书,简称《礼记》。
列子译注
8卷。旧题周列御寇撰。原本已佚,今本出于晋人收集。其内容庞杂,多宣扬道家虚无思想,兼言佛儒及神仙之说,但保存了较多的古代寓言,神话及民间故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散文发展颇有影响。《列子》注本以晋张湛注最早,有《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题作《冲虚至备真经》。
黄书白话文
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政论著作。一卷。作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分“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正”、“离合”七篇,另附后序。认为君位“可禅、可继、可革”,反对“孤秦陋宋”。反对“私神器”的专制主义,提出兵民分治、加重府权、选贤任能、关心民瘼等方针策略。强调“仁以爱其族,义以自制其伦”,认为黄帝轩辕氏的子孙当竭力“凝黄中之絪缊”,“拒闲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反映了作者坚持民族气节,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民族压迫的立场。收入《船山遗书》、《船山全书》。1956年中华书局将其与《噩梦》合编校点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