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乙酉文编》收入周作人文章十八篇(包括题记),多作于四十年代末。其中有知堂一向喜谈的历史、风俗、名物一类,淹通广博,立意深远,从容而谈中给人以启示,如《孔融的故事》《关于竹枝词》《北京的风俗诗》等;也有正经文章如《道义之事功化》,延续《《药堂杂文》以来的思想探讨;《日本管窥之四》《日本之再认识》则为其日本研究画上句点;另有《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红楼内外》一类回忆之作,平实真切,不落空言,开《知堂回想录》之先声。
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 上海北新书局1925年12月初版,收作者1921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散文53篇,自序2篇,附录1篇。再版时又增入《若子的死》1篇。1987年7月岳麓书社根据1934年8月第8版校订重印,并新编了索引。其中《北京的茶食》(初载1924年3月18 日《晨报副刊》)、《故乡的野菜》(初载1924年4月5日《晨报副刊》)、《喝茶》(初载1924年12月19日《语丝》第7期)等文,都是周作人的得意之作,也最足以代表他记叙抒情性小品散文的特色。这几篇散文抒写生活中的趣味,显示了他对“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作者在文中用亲切的絮语、冲淡的文字酿造片刻的优游之境、陶然之境和梦似的诗境,求得精神上慰安。《怀旧》(初载1922年8月24日《晨报副刊》)、《怀旧之二》、《初恋》、《娱园》、《学校生活的一叶》等文,抒发了怀旧之思,其中穿插了许多回忆、联想、引证和议论。《蔼理斯的话》(初载1924年2月23日《晨报副刊》)、《上下身》、《净观》、《狗抓地毯》、《与友人论性道德书》等文,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施以猛烈攻击,提倡妇女解放和儿童解放,提倡新的性道德。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一文中,作者提出:“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他提倡以科学与艺术的教育,来改造愚弱的国民性。朱光潜认为:“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并说:“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清趣。”(《〈雨天的书〉》)
《木片集》为周作人后期散文的代表。题材上延续之前怀人忆旧、名物风俗、草木虫鱼等主题,忆《语丝》成立因缘,蔡孑民、钱玄同等老友故事,谈希腊神话、南北点心,分析农历与渔历、避讳改姓,甚至蝙蝠和猫头鹰、乌鸦和鹦鹉这样的题目也能惬意谈来。但不再作长篇大论,也减少了对古文的大段抄引,仅以短章,娓娓道来,简洁明快,时有谐谈。一如其在八十自寿诗中所言:“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周作人著。北京晨报社1923年9月初版。为作者第一本散文集,收入文艺批评、杂感、小品等各类文章,分成三辑:第一辑《自己的园地》18篇,写于1922年1月至10月,多为阐述文艺主张及研究诗歌、神话、传说、谜语等文体的短论,亦有评介《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王尔德童话》等外国童话的小文;另外,《沉沦》批驳道学家对郁达夫小说《沉沦》的攻击,肯定它“是一件艺术的作品”,《情诗》赞扬了汪静之等“湖畔诗人”真挚的爱情的吟唱。阿英评曰:“《自己的园地》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同时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学衡派’批评家的封建思想。《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第二辑《绿洲十五篇》写于1923年1月至7月,是论及文艺与道德、儿童文学与科学小品等的随笔,也有一些评介中外文学名著的短文。第三辑《杂文二十篇》除杂谈文艺批评、地方文艺、儿童文学及评介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短论外,还包括三篇怀念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散文、几封致友人的书信和一组自述传性质的小品,末篇《寻路的人》代跋。虽则这本散文集多收文艺评论,但当时颇有人将它当作纯散文来读,认为“这本小品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东西。飘逸的语句,缜密的文思,很可开语体论文作家的先河。”(汤钟瑶《读了〈自己的园地〉》)郭沫若也撰文赞扬这些美文文字的清丽优雅,思想的明晰透彻,同时针对作者的文艺批评观提出过不同的见解。
周作人著。杂文集。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书房一角》所收凡四部分,即是一,《旧书回想记》二十八则,二,《桑下丛谈》四十四则,三,《看书偶记》六十一则,四,《看书余记》五十八则,共计一百九十一则也。……其中也还有些比较太枯燥,或是写得太率直的,留下了不曾编入,不过这里可以说一句话,我所写的于读者或无兴趣,那是当然的,至于强不知以为知的那么说诳话,我想是没有。至于知道得不周全,说错的话,那自然是不免的。”
散文集。周作人著。列为“文艺新刊”之一。北新书局1939年12月初版。收散文24篇。其中有关于人物的品评与忆述,如《关于俞理初》、《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等;有浏览书籍的札记与随感,如《读书随笔》、《人境庐诗草》、《老学庵笔记》、《浮世风吕》等;有文史小札之类,如《再谈试帖》、《再谈尺牍》、《谈笔记》、《明珠抄》等。
收录周作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的作品。周氏在书中着力对中国古代著述加以缜密的审视,涉及领域甚广,投入精力至巨,所写文章虽然都是短篇,这项工作却是系统的。此种审视首先是思想意义上的,而作者的文学观念也时时有所体现。他的功夫是“披沙拣金”,态度是“褒贬显然”,从古人之作中看到许多弊害,也发现了若干好处。其间的取舍标准,即一向强调的“疾虚妄”和“重情理”;换句话说,他的立场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或者一并说是现代文明。
精选周作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的作品,据作者自己说,此集“内容‘敝帚自珍’,以为其中颇有可看之小文”,是他一生中最优秀的集子之一。周氏散文风格向被形容为“闲适”,在他看来这可分为“小闲适”与“大闲适”,后者即“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又说,“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其中欲说还休的情感成分,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苦味”。《药味集》最能体现周氏文章这一特色。
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初版。收作者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所写散文33篇。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写文章虽说是聊以消遣,但意思却无不是真诚的”,“对于中国却是多少总有益的吧”。在《男人与女人》、《女人的禁忌》等文中,对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礼教以及对吸毒、嫖妓、赌博等腐败社会现象进行针砭批判。《雨的感想》是篇风物小品,作者用水墨画般的淡雅拙朴的笔致,为人们勾勒出一幅浙东水乡的秋雨泛舟图,再现了田园诗般的恬淡意境,是周作人后期闲适小品中罕见的佳作。在《文坛之外》中,作者概述了他自己几十年来写文章的态度。《明治文学的追忆》一文记述了作者涉猎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学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十堂笔谈》这组文章是对青年谈学习的,涉及汉字、国文、外语、国史、博物、医学、佛经、风土志等方面。书中还收有24首作于1937年11月至1943年10月的《苦茶庵打油诗》和《〈风雨后谈〉序》等8篇题跋。
随笔集。周作人著。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被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前有《小引》,后有《后记》,收文章49篇,多为读书随笔。如《谈金圣叹》、《读禁书》、《关于禽言》、《谈油炸鬼》、《说鬼》、《谈土拔鼠》、《关于活埋》、《情理》、《常识》、《谈文》、《再谈文》、《谈中小学》等等,都是很有名的随笔文字。其他读书札记也不少,如《 〈冬天的蝇〉》、《 〈醉余随笔〉》、《 〈煮药漫抄〉》、《 〈如梦录〉》、《 〈古南余话〉》《〈广东新语〉》、《〈我是猫〉》、《 〈日本话本〉》等等。《儿时的回忆》、《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一类的抒情文字,比较少见。在《小引》中,周作人说,《庆宝会稽续志》记载:“山阳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而《嘉泰会稽志》则云:“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周作人说:“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自30年代初始,周作人的随笔,多抄古书,如《夜读抄》、《苦茶随笔》中的文章,多如此。在《苦竹杂记后记》中,周作人引用给友人信中的文字,为自己辩解,并攻击左翼作家。他说:“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又说:“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不论怎样,躲入书斋,多抄古书,总是周作人落伍的一种表现。但《苦竹杂记》中这些札记式文字,确实写得极好,抄古书,能够随手征引、左右逢源。在30年代,随笔文字能写得如此之好,周作人却是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