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生活

现代评论集。周作人著。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2月初版。收文章21篇，另有序文两篇。为1917至1926年间所作，除3篇文字外，其余大部分作于1924年以前。其中《人的文学》一文发表于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5卷6号。他说，“我对于文艺与人生的意见大抵在这里边了，所以就题名曰《艺术与生活》。”并承认里面大部分文章有着浓重的“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自序一》)。《艺术与生活》收录的大多是比较严肃的文章，态度也比较激进，为作者赢得了文坛的声誉。本书大致包括3方面内容：1、倡导“人的文学”，要求文学具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坚决反对阻碍人性向上发展的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要求普遍与真挚的平民文学精神。后来，为了防止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说教，他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又把“人的文学”主张改称为“人生的艺术派” 2、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尺度广泛介绍欧洲和日本文学。特别钦佩从《圣经》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爱的福音”的文学。俄国作家注重人生，左拉的直面人生，都得到了他的称赞。他欣赏日本的诗歌与小说，要求中国人向日本学习，“创造的模拟”外国文化(《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3、积极宣传新村主义。本书集中反映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他提出比较系统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使刚刚起步的新文学具有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并启发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提出。由于人道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周作人在“五四”以后逐渐消退了对“人的文学”的巨大热情。但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某些文学主张和基本精神，对新文学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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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烛后谈

散文集。周作人著。列为“艺文丛书”之六。新民印书馆1944年9月初版。收散文23篇。大多为读书志，如《南堂诗钞》、《东来博议》等;也有漫谈，如《谈劝酒》、《谈宴会》、《谈娱乐》、《谈文字狱》等。《关于阿Q》一文，颇具史料价值。此外，还有《〈秉烛谈〉序》、《〈桑下谈〉序》2篇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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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虎集

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册192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19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76篇;下册1928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21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56篇;上下册共计收杂文132篇。1987年9月上海书店根据1936年6月第5版影印出版，并将上下册合订为一册。周作人在本书初版的《序》里说，“《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祖先崇拜》(初载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期)、《思想革命》、《罗素与国粹》、《重来》、《道学艺术家的两派》等文，批判了中国原始野蛮的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这些杂文都是声讨“非人的道德”的战斗檄文。《前门遇马记》(初载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期)、《南北》、《卧薪尝胆》、《养猪》等文，揭露新旧军阀的凶残暴虐，嘲弄和怒斥了助纣为虐的无耻文人，赞颂了英勇献身的民主战士，显示出战斗的杂文风格。收在《谈虎集》下册的《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裸体游行考订》等，具有反帝民族意识，对现实感应敏锐，笔锋犀利。矛头指向日本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华的反动喉舌《顺天时报》，指出“中国人的中国”不容日本的“支那通”来干涉。这些杂文与抗战时期作家的言行，有着明显的差别。《谈虎集》中还收有对各种时弊针砭的杂文，有对批评界的“人身攻击”和“隐恶扬善”行为而发的(《翻译与批评》)，有对资本家“掩耳盗铃”地“主张禁娼”的怪事而发的(《资本主义的禁娼》)。这些杂文的笔锋触及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剖析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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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豆集

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3月初版。收作者1936年下半年所写的散文33篇。周作人在《题记》中说：“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与中庸夹在一起”。《家之上下四旁》一文批评了中国的家庭关系及封建伦理中的孝道。《谈日本文化书》、《怀东京》、《东京的书店》等文叙写对东京的怀念，认为“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等文，介绍了鲁迅早期的情况，特别推重他“不求闻达”、“勤苦作事”的精神和“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以及“寄悲愤绝望于幽默”的创作特点。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周作人谈到了他创作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我所有的只有焦躁，这说得好听一点是积极，但其不能写成好文章来反正总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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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工作

收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文章延续四十年代以来风格，一类仍作“闲适”之谈，写景，状物，评文，娓娓道来，如《关于竹枝词》《石板路》《东昌坊故事》；一类则继续“正经”探讨思想，追根溯源，掷地有声，如《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怀念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位旧友，则通过摘抄、注释他们的尺牍，勾陈昔日交往酬和情状，“流水斜阳”之情尽现笔端，为怀人之作辟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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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茶随笔

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10月初版。收作者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间所写文章48篇。1987年7月岳麓书社根据1936年4月第2版校订重印，并据《苦雨斋序跋文》补入原本未收入的《苦茶随笔小引》一文，新编了索引。周作人在《后记》中说：“《夜读抄》的读书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在这里才得其三分之一，而讽刺牢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这实在太积极了，实在是彼劳无用的事。”“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在《论语小记》(初载1935年1月10日《水星》月刊第1卷第4期)一文中，周作人认为中国的隐士与西方的隐士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是“宗教”的，前者则是“社会或政治”的，既是政治上失意后的退路，又是政治上新的进取的准备。并说：“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于隐者的同情。”在《关于写文章》(初载1935年3月24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44期)、《关于写文章二》等文中，作者针对有人批评他“近来写文章不积极，无益于社会”，说：“我不想写祭器文章，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重申了“文学无用论”的观点。在《半农纪念》、《隅卿纪念》等文中，作者对朋友的死表示了深深的悼惜，认为“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在《日本管窥》(初载1935年5月13日《国闻周报》第12卷第18期)等文中，周作人谈及日本问题，分析了日本国民的忠君思想，以及他们“由君臣主从之义发生的武士道”。书中还收有作者为俞平伯《古槐梦遇》、李广田《画廊集》等9本书所作的序跋，以及阅读《论语》、《东京散策记》等书所写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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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口甘口

本书是周作人的杂文集，收录杂文21篇，包括《苦口甘口》、《梦想之一》、《论小说教育》、《武者先生和我》、《遇狼的故事》等。本书曾于1944年11月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本书是继《药堂杂文》之后的作品，在写作风格上也秉承了《药堂杂文》的特点。本书中，作者开始对读书进行一种回忆，进入了一个“总结时期”，因而收录的文章中有不少谈论思想问题的文章。同样，本书也延续了其一贯的怀念故人，抒发读书之所感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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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抄

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除序与后记外，收文三十七篇，计一九三一年二篇，一九三二年一篇，一九三三年九篇，一九三四年一至七月二十五篇。主要是《看云集》之后的作品。“夜读抄”原是一九二八年为《北新》杂志所写系列文章总的题目，但只发表了两次即中止了，原在此系列中之《游仙窟》后收入《看云集》。后记说：“《夜读抄》一卷，凡本文二十六篇，杂文十一篇，”系就是否“关于一种书”来划分，此处“杂文”含义自不同于从前用法，实际上均系文化批判之作。在周作人的众多作品中，《夜读抄》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从《夜读杪》真正开始，周氏由此建立了自己成熟定型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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