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在维也纳火车站等待着克拉丽莎。她还没有好好地和哥哥拥抱，就迫不及待地问道：“爸爸怎么了？”埃杜阿尔特迟疑了一会儿，“他还没有和我谈过话，我想，他是在等你回来再说，但是我其实已经可以想象是什么事。我怕他已收到了蓝色公文。”“什么蓝色公文？”克拉丽莎凝望着哥哥，不明白他说些什么。“是啊，我们在部队里这样说，就是让一个人退伍。我早就听见这样一种流言，国防部里或者参谋总部里有人觉得老爸碍手碍脚。话说回来，自从军队的报纸对他那本书发出攻击以后，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个攻击无疑是上面授意的，早在今年春天他们就打算把他调走，让他到波斯尼亚去当国防军的总监，可是他拒不接受这一调令，所以他们干脆就把他连根拔掉。在我们部队里，直言不讳的人都不招人喜欢，不论这人是谁，或者有什么能耐，他们都不在意。你得会趴下当狗或者会搞阴谋诡计，否则大家就会对你使坏。”在埃杜阿尔特平时坦然开朗的男孩脸上不由自主地出现一股严酷的神情，突然一下子他看上去和他父亲酷似。“咱们现在别聊得时间太长，他在等我们呢。他现在心里一定并不轻松，走吧！”
他从妹妹一直在哆嗦的手里接过她的箱子，两个人一声不吭走过火车站的大厅。克拉丽莎还没法整理自己的思想，她想象中的父亲总是与权力和铮亮的军装连在一起的。她简直难以设想，突然有人能拿掉她父亲身上的这一切；没有什么东西曾经有过从父亲身上散发出来的这样的光辉；这个光辉照亮了克拉丽莎的童年时代，尽管她还认不清父亲的脸。父亲曾是她的骄傲。克拉丽莎无法理解，父亲会像一个平常人那样的走路，身穿灰色的外套，身上没有这样色彩和光亮的彩霞，没有这金色的衣领，谁也不认识他。等到马车驰向斯彼格尔街的时候，克拉丽莎再一次犹犹豫豫地问道：“你有把握吗，埃杜阿尔特？”“几乎可以确定，”埃杜阿尔特答道，一面用眼睛眺望窗户，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确定的是，我们得竭尽我们所能，做到他所希望的，或者他所要求的。我们不能使他心情更加沉重。”
舒迈斯特尽管地位很高，可是生活总是像斯巴达人一样俭朴。在五层楼的一套简单的三居室住宅里，勤务兵给他们开了门。勤务兵也明显地显得情绪非常压抑，他告诉他们，中校先生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他们。兄妹俩走进房间，父亲从书桌旁站起来，急忙把夹鼻眼镜摘下——最近几年由于远视的度数加深，他被迫戴上夹鼻眼镜——向克拉丽莎走去。他像平素一样亲吻一下女儿的前额，可是克拉丽莎觉得这一次父亲的拥抱似乎更有柔情，也把她抱得更紧。父亲简短地问道：“你过得好吗？”克拉丽莎急忙回答：“很好，爸爸。”在说最后一个音节时，她几乎透不过气来。父亲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你们坐吧！”说着指了指两把靠椅，他自己也回到书桌边，更加亲切地对儿子说：“你可以抽支烟，不必拘束。”屋里一片寂静，可以通过敞开的窗户听见米夏埃尔教堂钟敲十一下；他们三个人都像军人一样的准时。
中校又重新戴上夹鼻眼镜，有点神经质地把他面前放着的几张写过的纸摞在一起。他意识到自己随口讲话不大有把握，便事先为这次和他孩子们的谈话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式的稿子。在他说话停顿的时候，不时低头看看草稿，找个支撑，好接着往下说。只有开场白他显然背了下来，安排得很妥当；显然他想谈话时直视他女儿的眼睛，可是他办不到。他的目光通过磨光的镜片，只能很不稳定地看到孩子们颇为拘谨的目光。他很快就低下头去，使劲看他的草稿，避开孩子们的目光。
准备讲话之前，他先清清嗓子，“我把你们两个，今天叫到这里来，”父亲开始说道，他的嗓子发干，有点沙哑，仿佛有人卡着他的脖子，“是想告诉你们几件有关你们和我的事情。你们两个都已长大成人，我知道，我现在要和你们诉说的一切，都严格保留在我们三个人之间，不得外传。现在，首先，”——他看了一眼第一张纸，他的脸便完全罩在阴影之中，“我已经辞去了我在皇家军队中的职务，我要求离职的申请书今天已送往陆军办公厅。”
父亲停顿了一下，然后念道：“我在军中服役将近四十年，一直努力为人正直，无论是对下级还是对上峰，即使对最高领导和至高无上的上峰，我都从来没有说过一次谎话。所以我也无须向你们，我的孩子们有任何隐瞒，我——”他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并不是自愿离职。就算他们用将军的头衔来对我的离职加以掩饰，也许还事后颁发一枚勋章给我，这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对我而言，毫无改变。他们建议我提出辞职，那种方式使人毫不怀疑，目的就是要摆脱我。我也许可以表示抗议，并且要求觐见皇帝陛下。皇帝陛下对我的工作始终极为仁慈地表示关怀。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活到五十八岁，不再祈求，不再哀求，这点你们自会理解。”
他又迟疑片刻，接着继续往下念：“我作为军人在皇家军队里服役了将近四十年，所以我知道，军人的第一职责乃是服从。我们得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即使我们认为这道命令并不正确，也不公正，我们不得批评，我也不会去批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孩子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你们才不会对我感到困惑，不会心想，我在什么时候曾经没有尽好职责；不言而喻，这也得严格地保留在我们当中，不得外传。你们知道我多年来几乎一直在专门计算外国军队，也可能是敌国军队的兵力和装备。我想我对我做的事情很有把握，就像我对这方面很有把握一样。我这些计算、对比的结果，从未向我的上峰隐瞒，尽管他们很遗憾地认为，这些研究结果完全多余，不起决定作用。我不同于其余的参谋总部和国际部的人员，指出巴尔干半岛各国在战略上和物资供应上占有优势，它们无疑正在武装起来，准备和土耳其开战，同时经过比较我也并不隐瞒我们自己军备中的几个弱点：必须估计巴尔干半岛战争会发展成一场大规模战争，根据我的计算，军火的消耗就要扩大七倍之多。他们把我与此有关的报告年复一年地放在多余的公文之中置之不理，我已习惯于他们低估我的报告，把它们搁置起来。我知道，战争中主动权决定一切。所以我继续加强情报的精确性，因为我并不是求得报酬而尽忠职守。这时我得到一个优先的机会。在夏季演习时和皇太子殿下[1]进行了一次较长的谈话，他想知道我对这些演习的意见。我坦率地发表意见，按照纪律尽可能地维护我的上峰。皇太子殿下似乎极感兴趣，我又两次被请到科诺彼旋特宫去觐见皇太子；他又问到我，用统计学做出的确定，是否可以在发生一次国际纠纷时作为判断，是否有胜算的基础。我根据自己的信念做了肯定的回答，因为我这些年不是为了游戏而在这件工作上花上每小时时间的，而是希望在危险时刻这些材料能对我的祖国有用。皇太子殿下接着问我，是不是可以为他个人做出一份这样的报告；我表示乐于为他效劳，只要他把这份报告保存在他自己手里，不致把它泄露出去。殿下向我做了保证。——我，”舒迈斯特的声音念到这里，变得更加强劲，更加激烈——“花了四个星期的时间撰写这篇报告，尽可能的诚实，犹如我的计算和我的良心。既然这个帝国未来的主人对此似乎很是重视，而我们大家又和这个帝国休戚相关，命运相连，我也就毫无保留地谈到我的忧虑。碰到一次国际冲突：特别因为我们炮兵实力不足，我们将会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而我们参谋总部预计的俄罗斯军队动员所需的日子，被我整整缩短了一半。皇太子亲自接过我的报告，再一次向我保证，这份报告只会保留在他手里；可是几个月以后，从人们吐露出来的几句火气十足的话语，以及军队报纸同时对我发表的一些表格进行的公开的攻击，我发现我写的备忘录的内容已为大家普遍熟悉。他们的手法巧妙，使我无法进行估计，是谁在幕后指使，于是我只好不作估计，我的备忘录是如何为我们的敌人们所获悉的。我被解职，只不过是他们责怪我的一种回答。我必须有所估计，我现在对你们，我的孩子们，要说的是，我对我的所作所为丝毫也不后悔。我对递交给皇太子的每一句话，对因为确信无疑而流露出来的顾虑，负全部负责。这是为了我们帝国的利益而发表的意见，我们帝国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这比我们的政治首脑和军事领袖所认为的要严重得多。但愿我冤枉了他们！那么他们是否冤枉了我也就无所谓了。”
中校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把一张写过字的纸放在一边，拿起一张新的，“好——这是第一点。现在谈我自己。我希望我将不定期地离开你们。你们能够理解，我一向工作繁忙，很少和你们待在一起，但是我想，你们对我有足够的了解，不会苛求我。作为一个退职的军官，作为一个赋闲在家的退休人员，让我旧日的同僚带着同情的目光居高临下地观看我，我没有兴趣在五十八岁时，身穿便服，出现在咖啡厅里，或者理发馆里。你们也不愿意看见我身穿便服在这里到处溜达；我也不愿意别人用一种我早已免去的头衔来称呼我。谁也不能这么干。我既不愿意别人向我表示敬意，也不愿别人向我表示同情，或者向我刨根问底。我只是为你们感到惋惜，我的孩子们。可是我不能做出例外，尤其在你们身上我不能例外；你们将把我过去的样子保存在你们的记忆里。我已下定决心，不等举行离职的觐见，今天就离开维也纳。我到柏林去，取得我出版人的同意，我将在柏林出版我的表格，这样甚至可以大大地减轻准备工作；我的自由是违背我的意愿得来的，也许这种自由能允许我去游历几个国家，从而补充我的观察。虽说我已被人解除职务，认为我已不复需要，可我自己并不放弃我的职务，我不会因为一道官方的命令，就放弃我三十年的工作。为了我们亲爱的祖国，我将留在我的职位上，我将继续工作。这个工作便是，这话我公开宣布，”舒迈斯特提高嗓门，“——为了战争，我看到战争已经来到，不可避免地来到，我认为对于我们自己非常危险，要比我的同僚们懒散舒适的乐观主义估计的危险得多——我的这项工作便是尽我绵薄之力，把一切在关键时刻对我们部队有用的资料收集起来预做准备。不论他们是否召我回队，我只想让他们看见，他们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没有看见或者不愿看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正濒临深渊的边缘。他们为我所做的计算称赞我，为此我继续工作。但是不论这是好、是坏，受到回报，还是未受回报，都无所谓。也许他们在那一时刻会用得上这些计算，当然最好那一时刻并不来临。做事，要为这事本身去做，而不是为了得到奥地利皇室的感谢。我曾经宣誓效忠，我要永远恪守这一誓言。”
中校又拿起另外一张纸，“现在第三点，谈谈你们。你们母亲和我结婚时，按照规定带来了一笔保证金。我把这笔钱从一开始就看成是你们两人所有的财产。无论是这笔财产还是利息，我都分文未碰，多亏投资可靠，今天你们每个人拿到的款项数额几乎和你们母亲交到我手里的数额一样。你那部分，埃杜阿尔特，我存的是未成年人有保障的票据。而你那部分，克拉丽莎，我是用你的名字，存的是邮政储蓄银行。在你们成年之日，可以自由支配你们的存款，不必征求我的意见，或者向我知会。这笔数量相当可观的财产，在你不乐意担任军职时，可以让你能够另选一个职业；可是我必须请你自己做出决定。我从肉体到灵魂都是军人，可是我勤勤恳恳地干了一辈子，临了却蒙受冤屈。但愿这事不会把你吓退，重要的只是，要爱你正在从事的事业，并且忠实正直地把这事干到底。克拉丽莎你呢，让这笔财产充当你的嫁妆。可是我希望，从现在起到你结婚为止，你并不是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我了解你，你一定会找到合适的事情。我的住宅供你们两人使用，租金从我的养老金里支付。你们之间自会诚实地决定该如何使用并且分配这个住宅。你们对我不必担心，我的养老金完全够我简朴的生活所需。另外我的出版物也给我带来可观的存款，也许会继续给我带来高额的收入，超过我的需要。父亲今后不会充当你们的顾问，那么你们兄妹两个就彼此成为最可靠的朋友。所以不必为我害怕，为我担心，尤其不要为我感到遗憾；这点我受不了。那么……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请你们可靠地实现我昨天在遗嘱里表示的遗愿——不要举行军事葬礼！从我脱下这身制服起，我就不再是军人。现在我只自由自在地根据我个人的愿望和认识，为我的皇帝和我的祖国效劳。”
舒迈斯特把纸张叠叠整齐，最后几句话，他念得慷慨激昂，就像在前线发布命令，声调响亮果断，斩钉截铁，犹如喇叭声响。现在他把夹鼻眼镜放进眼镜盒，把讲话稿纸放进书桌的抽屉，然后站起身来。衣领勒住他的脖子，他把衣领又整理了一下。两个孩子身不由己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此刻，他面前没有了那些给他提示的草稿，他想以父亲的姿态和他的孩子们谈话。他又变得像平素那种拘束，他试图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话，“好，就这样！事情都交代清楚了，现在……现在你们情况都了解了……话说回来，你们现在得自己寻找合适的道路……我没法向你们说些什么，也没法给你们什么忠告……谁也不知道他自己怎么做才对……对此，的确没法说什么……其他一切只有自己知道……每个人自己得知道。”他停住，不说了。他自己也感到，他一筹莫展，净说了些空话、废话。他的目光没有和他的儿女对视，而是向下低垂，似乎想在地毯的花纹上看出什么名堂。然后他突然振作起来，显然他想起了他原来想说什么，“对了……还有一点……我在五十年里看清楚了一点，学到了一点，一个人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情……只做一件事，但是必须把这事情做完全，做好……问题不在于这是一件什么事情，谁也不可能超越自己。但是只要把你的一生花在一件事情上，就算没有白活，只要这是一件规规矩矩的、老老实实的、干干净净的事情，这个事情就会像你的血液一样，属于你自己……别人是不是把这事说成奇思怪想，或者说成一件蠢事，这都无所谓。只要你自己觉得它正确就行……必须竭尽全力效劳，十分正派地效劳，不论是否得到感谢和酬报……必须了解你的事业，你自己的事业，并且把它进行到底……你必须要有一点你相信的事情……做人必须坚定，倘若遭遇不幸，倘若人们把你赶走，就像赶走一条癞皮狗似的把你赶走，还对你百般嘲笑……你就得咬紧牙齿，坚定不移……你们听见了吗……万分坚定……万分坚……”
他感到羞愧，竟然被他的感情所控制。他拼命挣扎，身子开始摇晃。克拉丽莎已经向他跳了过去；听到最后几个字，克拉丽莎已经感觉到父亲声音里已经升起一股苦涩的痛苦。父亲现在躺在克拉丽莎的怀抱里，身子为强烈的抽泣所震动，过于虚弱，无法抵御。他把过多的痛苦埋进心底，把过多的痛苦吞咽下去。克拉丽莎感到，父亲使劲地抓住她。他内心深处每一次痛苦的震动都传到克拉丽莎身上。父亲终于挣脱身子，别转头去，喃喃地说道：“原谅我，可是我毕竟只能和你们谈一次话，这是最后一次。一个老年人难免感情激动……好，现在让我自己来应付吧……我一个人可以独自承担这一切……最好让我独自承担……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要问我吗？”
兄妹两个一声不吭，接着埃杜阿尔特向前迈出一步。出于军人的习惯，他在父亲面前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由自主地立正。他说：“爸爸，你谈到你写的文章里总结了你研究和观察的结果，我很希望看到你的文章，不愿这篇文章就此丢失。我知道，把它内部保留，不予外传。你应该信任我们，至少相信我们。倘若你还有一份抄件……”
舒迈斯特看了他儿子一眼。这是他这一天第一次能够做到自由自在地看着他的儿子，“谢谢你，”他怀着真正温暖的感情说道，“你说得对，这也属于你们。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一点。倘若档案柜里的一切都会发霉腐烂，那么总得有人知道，我到底想干什么。我知道，你们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人看。倘若这事成真——奥地利真的沉沦了——那你们就把我的文章烧掉吧。倘若有人说我们撒谎，那你们就把它封存在一个图书馆里，以便另外一代人会这样谈论你们的父亲：倘若如此，他做得对。”
舒迈斯特走到他的书桌跟前，寻找他封好的一个卷宗，上面写着：“我死之后不必打开，就此销毁。”他把这个卷宗交给埃杜阿尔特，看了看表，不等儿子开口，“好吧，现在别再说什么了，一句话也不要再说了。”他拥抱了儿子和女儿，两个孩子顺从地不敢再说一句话。舒迈斯特回到书桌旁，笔直地等在那里，和他两个儿女一样；两兄妹低着头走出房间，也不回头看上一眼。他们感觉到，等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父亲一定就会昏倒。勤务兵帮埃杜阿尔特穿上外套，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下楼梯。当他们走出大门，米夏哀尔教堂钟楼上的钟正好敲出十二下清脆洪亮的金属钟声。他们一分不差地正好在父亲那里待了一小时，但是在这一小时里，他们对自己父亲的了解，甚于他们以往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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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皇太子即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爵（1863—1914），1896年定为奥匈帝国储君，1914年6月28日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