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卢塞恩途中，克拉丽莎先在苏黎世待了一天。只有在最初几小时她有点拘束。她是第一次全部仰仗自己，不依靠别人。这是她第一次出门旅行，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感觉还颇为新鲜。她觉得，她的身体此刻在这里更加属于她自己；她在火车上也可以更加轻松自如地和一个女人进行谈话。在你觉得属于一个集体时，只感到共性。你是个陌生人，就更加强烈地仰仗自己。在维也纳，克拉丽莎曾是一位中校的女儿，是个女秘书。而在这里，她是一个年轻姑娘，穿着一件毫不显眼的设得兰羊毛衣裙，在大街上信步而行。往日一切听从习惯，如今又返回来，只靠她自己。不能时间待得更长，来发现新鲜的事物。对此她几乎产生遗憾之感。
克拉丽莎上午到达卢塞恩。还在维也纳的时候，她已经报名参加大会并且收到了事先印好的日程表。表上写明，她该到大会秘书处报到，那里会分配给她住处；她一路问了几个人找到了一幢古色古香的楼房，她觉得光彩照人，显露出前几个世纪瑞士人殷实富裕的生活，但是并无奢华。克拉丽莎走上打蜡打得锃亮的宽阔的木头楼梯，楼上便是一间舒适的房间，贴着木质护墙板。这房子想必曾经是这幢市民贵族府邸举行节日盛会的大厅。克拉丽莎问仆人，秘书处在哪里，仆人便用很难听懂的瑞士德语回答她，指了指一张办公桌。桌上堆满一摞摞的文件，桌旁坐着一位男士，正在帮一位女士填写表格。克拉丽莎有点腼腆，不好意思打断秘书的工作，便在几步外等着。这样她就有机会仔细观察这两个人。那位女士态度激烈，好像有些生气。她一而再地把日程表掏出来，似乎想要重新改动上面的某些细节。克拉丽莎从这位女士的发音和个别大声说出的字句，听出她大概是波兰人或者捷克人。这位女士又开始重新顽固地坚持己见，丝毫也不顾及克拉丽莎在场，这使克拉丽莎有些不悦。这位女士似乎想贯彻她的什么意图，秘书很了解这类歇斯底里的语气。他那毫不动摇的态度因而使克拉丽莎更加愉快。这是一位四十岁或者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窄窄的脸，有点病容，鼻子很漂亮，眼睛很开朗。克拉丽莎认为，有点像阿尔丰斯·都德[1]的一帧肖像，也许是那撮柔软的褐色胡子使她想起了都德。看来很明显，他得驳回那位女士的要求。可是他，也就是莱奥纳尔教授说话时声音却是异常柔和，态度极为讨人喜欢，可是不可动摇。以致这位情绪激烈的提出申请的女人发出的进攻，一时都被弹了回去。他之所以能被迫缓和对方任何顽固的坚持，全都仰仗着他那亲切友好的态度。克拉丽莎听见秘书几乎用一种充满柔情的嗓音说道，“Mais je vous assure， madame， il n’aurait pas plus grand plaisir pour moi que de réaliser ce changement.”[2]那位女士激动之中没有注意到，秘书是在竭力装出一副欢快情绪，对方火气越旺，他就越发彬彬有礼。克拉丽莎感到，秘书以此为乐，在他的礼貌之中含有一丝轻微的嘲讽。这位女士似乎终于意识到一切都是白费力气，便气呼呼地站起身来，挥动她手里握着的手袋，打算怒气冲冲地向门口走去。这时秘书直跳起来说道：“Madame， vous avez oublié vos papiers.”[3]随手把那位女士的文件递了过去。他回过头来看着克拉丽莎露出一脸淡淡的微笑，然后转过身来，请克拉丽莎到他的办公桌旁去。
这时克拉丽莎才向他走过去。他客气地请克拉丽莎在桌旁坐下；一时间，克拉丽莎感到他那开朗的目光也回到自己身上。克拉丽莎说，她是为了分配住处而来的，同时道出了自己的姓名。秘书把名单取出来，一看克拉丽莎，他就欢快地冲着克拉丽莎叫道：“啊，您就是来自维也纳的舒迈斯特小姐！这么说，您真的来了。好，我们得给您找一间特别高级的房间，一间君王下榻的房间。您是我们的贵宾，我们正热切期待着您的到来。”克拉丽莎不由自主地涨红了脸，生怕别人不知实情，她是作为助教，是奉西尔伯斯泰因教授之命前来参加大会的。“我想，这里想必有个误会。我怕，您是把我和别人搞错了。”可是莱奥纳尔笑道：“没有误会。您不妨自己瞧，我是十分好奇地碰上了您。……昨天晚上我在您的姓名旁边画了一个极大的惊叹号。我马上就可以告诉您，为什么。除了我们自己的同胞和瑞士人，没有多少外国客人。两周以来，外国代表纷纷到达；每个人都提出各种要求，要求特别的住处，临窗可以看见湖上风光。让我们派人翻译他们的报告，事先把文章的节选送交报纸发表。有三位代表为此立即交出自己的照片。当然最要紧的要求是，每个人都希望在第一天晚上作报告，而不是排在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晚上；关于餐桌上的席次问题，也显示了个人的虚荣心和民族的虚荣心。我在每个姓名后面都相应地记下了所有的愿望，拼命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敌意和冲突，昨天晚上，我眼前一亮，看见了您的名字。我就对我自己说：这一位绝对不会来。乘十二小时的火车远道而来，参加一个大会，不打算做个报告，只是为了旁听会议，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或许您还是带了一篇报告过来。您是不是想彻底毁了我的真诚的理想主义呢？！”
克拉丽莎笑了起来。这位秘书有一股坦诚的爽朗劲，使人感到特别轻松。“不，我的确只是来旁听会议。请您给我一间非常普通的房间就行了，要不然我会不舒服的。我也没带什么礼服，我希望我能在这里尽可能地无拘无束。”
“Accordé[4]，现在谈谈今天晚餐时的座次。您可有什么特别的愿望，想坐在什么样的邻座之间，说什么样的语言，您可想认识什么特定的人物？”
“不，我在这里什么人也不认识。”
“不对，还有我啊。您要是不反对，就坐在桌子最边上的座位上，那是离开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物最远的地方，那样我就成为您的邻座。”
又有一位新来的女士出现在门口。克拉丽莎起身道谢，拿起她的文件。她的住处就在城里，紧挨着湖边：一间干净的房间，旁边住的是一位友好的女教师。是那种有着圆形屋顶的房子中的一幢，的确像瑞士人说的“舒适如家”。眺望湖面，柔软翠绿一片。下午大会开幕，与会者从四面八方涌来，大多是年轻的男女教师。法国人一眼就会被人认出，这是另外一种典型，柔弱温和。那位秘书又站在入口处，一拨人把他团团围住，都想打听一些消息。克拉丽莎又发现，他在混乱之中处理事情的那种欢快安静的样子，着实令人愉快。他对每一个人都客客气气，开开玩笑。大家心情都很舒畅（克拉丽莎不由自主地想到西尔伯斯泰因处理这些事情总是神情紧张，态度急切）；不时还向克拉丽莎打个招呼，亲切地表示他已认出她来。大会的进程就和所有的大会一样：每个发言人都说得太长，一种沉闷的燥热弥漫着整个会场。尽管克拉丽莎法语掌握得很好，可是要想正确地理解一切，还是有些困难；即使下定决心，也于事无补——内容实在太多了。但是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动，给她做出了补偿。和她同桌的秘书总能使她心情欢快，克拉丽莎又重新赞赏秘书善于以无忧无虑的方式，来对待各式各样的人。对于那些沾沾自喜、酷爱虚荣的人，他总小心翼翼，委婉体贴；对于那些朋友，他就摆出志同道合的样子；在他身边产生了一种真挚亲切的气氛，克拉丽莎先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气氛，这使克拉丽莎大大地减轻了人地生疏的感觉。克拉丽莎和一位来自图卢兹的法国女教师进行了一次长谈，用这种方法获得了很多材料，可以向家里报告。
克拉丽莎听说，莱奥纳尔并不是大学教授，而是文科中学教师，只是在狄雍地方，这些教师都配有教授的称号。克拉丽莎很少有机会和莱奥纳尔谈话，尽管她在餐桌上感觉到，莱奥纳尔的目光往往友好地停留在她身上。大会第二天晚上，莱奥纳尔向她迎面走来，问她是否还有半小时时间，愿意在一家咖啡馆里和他聊聊，他有事求她。他们一起走进小河边的一家咖啡馆，里面还有几个老实巴交的市民坐着喝酒。莱奥纳尔开门见山，立即向克拉丽莎提出他的请求：“也许我向您提出的要求有些过分，我要求的东西，别人一般不会那么轻易就给予一个外国人。我要求的是您的信任和真诚。您并没有参加我们的组织，不过您可能已经知道，这个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事业。请原谅我的坦诚，我对任何人也没有像对您这样信任，因为您来开会，只是对我们大会的题目感兴趣——对我们内部的问题您并不感兴趣。平素我们的这些教师总是在法国的一座外省小城碰头，每年换一座城市。我建议这次把我们的范围扩大一些，邀请一些外国的报告人和客人来参加我们的大会，把开会地点放在国境线以外。我很想知道，您得到的印象——您的真诚的印象：您是从局外观察这件事情，而我则是从内部观察，从内部看见的是太多的琐碎小事。您越真诚，我就越发感谢您，越发愿意为您效劳。”
克拉丽莎思考片刻，“既然您真诚地问我，开了几小时会后，我觉得脑袋有些发晕。大会一下子安排的报告太多，尤其是报告的题目并不总是相互关联。”
“不错，”莱奥纳尔说道，并没有丝毫不快，“人性的弱点是，一旦让他讲话，他就没完没了说个不停。而我的弱点是，没有预先限制讲话的时间。请您接着说：您是否看见外国报告人之间有某种联系？您觉得有些启发会起作用吗？譬如那位瑞典女士所做的出色的建议？”
“我怕只会起部分的作用吧。她的建议已经被第二个报告，那个令人疲惫不堪的报告冲淡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安排一次休息或者进行一阵讨论。”
莱奥纳尔凝视了克拉丽莎一阵，“您说的和我想的完全一致。请再接着说：您是否觉得我们的代表能完全听懂外国报告人略有缺陷的法语吗？您为什么微笑？”
克拉丽莎的确忍不住露出了微笑，她想起了一些事，影响她自己听报告。
“说吧——大胆地说。”
“其实这事也是自然而然。要是有什么事逗我发笑，您也不该生气——我时时刻刻感到，听众是教师，习惯于纠正别人的错误。每当一位报告人犯了一个发音错误或者句法错误，我的邻座就身体一震，她不得不使劲控制住自己，就仿佛她被人扎了一下似的，同样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先生也是如此。事后他们对那些作报告的女士们都态度热情亲切，猛夸她们的法文说得好。”
“而纯学术的收获呢？您有没有学到什么积极的新鲜的东西？……”
克拉丽莎迟疑起来。
“勇敢点……要真诚啊！”
“实际上，没有学到什么。”
莱奥纳尔身子往后一靠，“我也没有学到什么，我也根本没有期待什么。我所希望的，只是一种纯粹是气氛上的交融。大人物总是——隔开一个距离，才能欣赏别人。因为他们认为，亲近没有什么好处。我更喜欢小人物，他们是‘大地的盐’。您在这儿看到的男女教师都是小人物，生活在最为局促狭小的环境里。要是没有人鼓励他们，他们就没有勇气自己发挥独创精神，越过国境线，到操另一种语言、使用另一种货币的外国去；我们为他们办理了减价车票，提供免费住处，想方设法消除他们的局促不安。作报告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您看见了那位瑞士女士，她就借用了这个借口。现如今，谁要是愿意，可以读到一切书面材料。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只靠口头语言来传播思想的世纪。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感觉，感觉到自己参加了什么事情。用他们这种生存的幻象，汇入到时代的洪流之中。您是生活在大城市里，您觉得微小的东西，在旁人看来却大若巨灵。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是她们一生中和他们说过话的第一位瑞典女人，德国女人，或者意大利女人。您想象不到，法国外省小城是什么样子。要是在那里生活，就是慢性死亡。一切，或者几乎一切，迄今为止都是意志。我们的国家其实是处于一种不断过滤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外省是把筛子，把那些反应比较迟钝的、比较沉重和粗糙的人留下来，而让那些比较精致、灵活机敏的人，随着洪流涌向首都；我们给予首都能量，给予首都张力，他们就在那里耗尽能量和张力。留下来的都是一些没有野心，没有动力的人……”
克拉丽莎凝视了莱奥纳尔一会儿，“而您自己呢？您自己为什么不到巴黎去？”
莱奥纳尔身子往后靠了一下。“我在巴黎待过。在我较早的野心勃勃的时代待了五六年。我当时是个社会主义者：激进的，甚至是最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非常真诚的狂热的社会主义者。我为各种报纸撰文，在各式各样的大会上无数次地发表演讲。人们在党内把我推到前面，当时我很容易地就会当上代表，甚至为此做了职业的预备性的训练：我当了两年R部长的秘书。您也许知道他的名字；除了饶勒思[5]，没有人拥有像他那样鼓动人心的力量。他天赋过人，令人目迷神眩。我作为年轻人，简直把他当作神明一样的崇拜。他的演讲我都背得下来，我把他的照片挂在我的房里。您可以想象，我当上了他的秘书是何等骄傲。不久我就承担他的全部通信工作，为他接待所有来访者，事无巨细，都由我经手。在这一年里我学了很多，学得太多了。因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整个人都蒸发了。有些选民前来找我谈话，因为这位部长已经不知如何和他们谈话。我亲眼看见，为了取得权力得做出多少妥协，亲眼看见如何行动才能保住权力。我越仔细地观察他——甚至看见他在八月天的酷热之中，脱得只穿一件衬衫——我就越来越注意到，他搞这些小小的人事组合和党派的权力斗争，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到什么程度。任何效果只要时间一长，就会走样。他不再看书，不再学习，其实也不再活着，尤其是他不再自由自在。他反躬自问：我能做些什么？他只能通过持续不断地拉帮结伙，纷争吵闹，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位高权重对于才能平庸之人颇为危险，不得不做力不从心的事情，这会使人的性格扭曲。我突然对于在大城市里竞选感到厌恶，一个劲地亮相表演，一个劲地给人许诺，一个劲地跟人握手；凡是使一个人在那儿可以幸福的事，我都为此表示过感谢。其实我足以为两个人表示感谢，我当时还完全献身给党，我对我自己说，我得脱离这个机制。我在外省的某个地方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宁可和人性保持联系，甚至和我自己保持联系，也比待在波旁宫中，坐在圈手椅里要强。我要求把我调回到一座小城市里，我两次故意调动工作，于是我现在就坐在这里。”
“但是您不是说过，外省的生活犹如一潭死水。”
“不错，外表上是如此。但是因此之故，你的心里也静止不前吗？世界需要一个新的组织，得为此而努力工作。就像托尔斯泰，就像那些最优秀的人所做的那样。您瞧，你身处这样狭小的圈子里，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你塞满了这个空间。事情并不抽象，就像歌德说的：‘你戴上千百万缕卷发的假发，穿上八尺长的袜子，你依然是你！’你认识你影响的那些人，你可以观察他们，静静地观察他们。因为我们静静地观察他们，我们在某些方面对他们的了解甚于巴黎的人。对于一个小小的影响范围也适用下面这条：总是从组织上来看大人物，看小人物则看人性。您仔细瞧一瞧这些小教师，我知道，他们穿着不合适的土里土气的衣服，戴着眼镜，小里小气，看上去有些可笑。您瞧一瞧，十来个他们这样的人：每个人都显得贫穷寒酸，可怜巴巴，可是他们聚合起来成为整体，却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他们形成未来，他们组成地基。在你还没有完全用眼睛、用感官、用感觉掌握之前，单看外表，单靠乍一看就能看清的东西，你都会立刻看出这是正确的。因为问题就在，看你怎么看，从什么角度看，即使他是个可怜巴巴的教师。我希望，您能读一读我们那些渺小的杂志，它们加起来，一年的出版量也及不上《晨报》或者《费加罗》一天的销售量；可是在这些杂志里可以发现时代的脉搏是如何跳动的，您会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智慧是何物。每份大报都把活动范围拉得很大——其中心往往是一片空虚。我知道，我反对它们的意见，正如我反对这个要求一切都总结起来的时代的意见。但是从我的世界观出发，我必须反对这种意见。因为反对它就产生一种反抗。这些姓名是我们熟悉的，是您从来也没有在一份八卦小报上找到过的；这些人完全无所谓，别人对他们一无所知，这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即将临近大选的时候，国会议员们这才开始思考，于是跑去找他们：就用这种方法争取他们的选票。唉，我爱他们这些小人物，这些没有雄心壮志的人，这些从不大声喧哗的人，这些含蓄收敛的人，他们是坚定分子，或者正派人士。按照《圣经》的说法，世界就建造在他们身上。”
莱奥纳尔打住了他滔滔不绝的语流，克拉丽莎静静地等着。
“您瞧，可是这并不够，这并不是我所要的全部。事情并不关乎几个人，而是关乎整个人类。您们的歌德曾经说过，人群就像红海；手杖刚把他们分开，他们就已经紧跟着又聚拢起来。但是人群并没有确确实实的共同体。必须越过国界，影响到国外，影响越大越好。这个世界野心勃勃的人已经联合起来，他们互相鼓劲，彼此打气，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们进行互访。在您的国内，现在正在开一个会，工业企业家们有他们的康采恩，教授们有他们的大会。用这种方法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是强劲有力的。只有那些小人物，那些安安静静的，毫无野心的人们，他们没有聚在一起，这是我们世界的不幸。他们永远是无名氏，他们彼此无所祈求。他们只希望到处都是正派人，这对他们而言也就足矣。只要大家能认真地待在一起，他们就觉得幸福，私下没有小算盘，不做广告，也不做买卖。世界上人们相遇，由共同的利益而联系在一起。倘若这些无名氏也要团结起来，情况将会如何。这些无名氏别无其他利益，只想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地生活——这就是世上最大的力量。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它们在宇宙中会互相碰撞。——您瞧，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尝试。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得可怜的尝试。但是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下去。可是每个人都必须知道，他这样尝试并没有达到显而易见的目的，得汇成成千上万个互相接触的小圈子，只有到那时才算做对了。但是问题不在规模大小——相反，比例越大，里面包含的人性的和道德的内容就越少。我们的民主已经变得过于宽泛，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各种机构和组织取代了真正的共同体，我们必须学习谦虚谨慎，宁可缩回到小的规模、小的协会、小的团体，它们将团结在一起，当大的世界土崩瓦解之时。”
克拉丽莎思考了半天，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他那当教授当教师的雄心壮志发展到了极致；这事使她想起她的父亲。
“我知道，只要我能纵览一切我所做的事情，那就不会有任何危害。我建议组织一个联盟，组织一个聚居区，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但是这样做出牺牲值得吗？因为您永远只看到微小的结果。”
“也许这样更加方便。”莱奥纳尔笑道，“可是请您不要说牺牲，我不喜欢这个字。我们又牺牲什么了呢？牺牲了自己，好——还能做点什么更好的事吗？你给人的，是你身上所有的，也不问为什么；谁若只想捞进什么，不会给出足够的东西。有一样东西不会送掉，那本质的东西：他的自由。因为没有可以不负责任的人性的自由。蒙田[6]（我在人生的一切境遇之中的朋友）说过：‘Il n’y a qu’une chose rester soï-même.’[7]问题的症结点就在这里。不在于你付出了什么，为何有这些付出，而在于你还留下什么，你自己还是什么。这都不是看得见的成功，统计表也不把它统计在内。我讨厌统计表，也许统计表表现出来的每一个成功，一个比一个更自私自利。部长是我的朋友，他坐在多数人一边。我也坐着，和您坐在一起，就看怎么个看法。谁更强大？两个年轻人，他们干的事超过选举时占大多数的一万七千张选票。不错，您不妨读一读：De l’ambition[8]，于是您就明白，为什么我待在我的外省小巢里，无声无息，但是自由自在。Vive la liberté！[9]谁知道，什么东西让我变得这样唠叨个没完，让我们干杯吧！”
莱奥纳尔活跃起来，“好——现在您可听了一篇私人报告了，也许您从中对法国了解了一些，下次您得跟我谈谈您自己。”
☆ ☆ ☆
第三天开始克拉丽莎感到疲惫不堪。她不习惯于老是待在人群之中，晚上还总是有个宴会。这一切对她而言都过于新颖。第四天，六月二十八日，一早，她似乎觉得又会遭遇什么费劲的事，可是户外是碧波万顷的湖面和明媚璀璨的山峦，虽说大会结束后安排了一次前往瑞吉峰[10]的集体郊游，可是克拉丽莎渴望独处，她产生强烈的愿望想好好思考一下她得到的所有印象，她在堤岸行走时就踏上第一艘船，向湖面驶去。船上只有一半乘客，真正的旅游旺季还没有开始。每一个停留船只的小码头，都耸立着明亮的房屋。男人们坐在屋外或在屋外工作。“这些小人物，”克拉丽莎回忆起昨天的谈话，心想，“对于这些人，人们还一无所知。这就是我们——不计其数的芸芸众生，散布在世界各地。我们别无所求，只希望度过我们卑微安宁的生活，在这里或那里，在各个地方。”克拉丽莎根本就没注意小船停泊的那些地方的地名，看也不看她的地图，根本不想知道，这些地方都叫什么名字，她只想感觉。这些山都存在在那里，山就是山，她不想知道山有多高，只是观赏山的形状。她不想知道，这些人是谁，这些人生活在这里，以他们寂静无声的生活，增添这个世界的美丽和意义。
按照计划晚上八点是共同的告别宴会，所以克拉丽莎在七点钟就倦游归来，身心得到满足，心情平静似水；她的女房东，那位友好的女教师迎接她时告诉她，有位先生来打听过她两次。宴会前他还会再来一次，请她等他。克拉丽莎都还没有时间更衣，莱奥纳尔已经来到。一副焦躁不耐、情绪激动的样子，克拉丽莎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副模样。就在克拉丽莎还在更衣的时候，莱奥纳尔就在门外请她动作快点：事情非常紧急，非常重要。克拉丽莎刚走进小小的会客室，莱奥纳尔都来不及向她好好问候，就开口说道：“请您听着，您得跟我一起走。发生了一点极不愉快的事情。我不知道，您读到紧急公告了没有——贵国的储君弗朗茨·斐迪南，今天和他的夫人一起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遇刺身亡？”克拉丽莎大吃一惊。
“是的，在视察途中或是在演习之际遇刺，刺客是恐怖分子或者民族统一运动分子，反正是些犯罪分子。这个消息像个炸弹似的传到我们最后一次委员会会议之中，会议正要决定告别宴会上的几个演讲。您的同胞库切拉博士女士一时失控，开始大声叫喊：必须把这些匪徒，这些塞尔维亚人统统消灭，这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匪帮，他们刚把自己的国王谋杀[11]……接着塞尔维亚的代表基莫夫女士跳起来表示反对，向库切拉女士直扑过去。我真羞于说起，这两个女人互相说了些什么话。”说到这里，莱奥纳尔愤怒得嗓音直颤，气得脸色刷白，“简直惨不忍睹：这两个女人当着我们大家的面互相辱骂，活像市场上的女商贩。我们试图让她们平静下来，可是白费力气。最后库切拉女士宣布，她再也不和这个杀人凶手的民族的成员坐在一起。她是一名军官的女儿，她不和这样民族的成员同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说罢悻悻离去。您难以想象，这对其他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搞政治的女人见鬼去吧。我指的是这些野心勃勃的女人。野心是男人的专利，若在一个女人身上，野心就扭曲成了漫画。你在这儿好不容易建造了一点什么，试图把人们团结起来，变成一种事业。他们却互相追究罪责——永远是这种国家观念的妄想，它把一切全都推翻。用国家、人民、民族，这些看不见的抽象的东西，来对抗活生生的东西。啊，这是一种耻辱，一种耻辱，我感到无比羞愧。”
克拉丽莎是第一次看见这个男人丧失勇气，在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深切的悲哀。“糟糕的是，恰好是这位库切拉女士今天晚上将要代表外国的代表们致谢词——是她自己主动提出要致这篇谢词，本来根本就没有人推举她讲话。如果今天晚上她缺席，在主餐桌上她的席位就会明显地空在那里。您想想看，这会产生什么样爆炸性的影响。我们的代表们深信不疑地兴高采烈地前来开会，这样他们就会发现，我们所有那些关于互相谅解，国际友谊的话语完全是一派空洞的胡言。只要稍有微不足道的机会，这些刚刚开始建立的联系就会立即被扯断。这事会马上见报，成为街谈巷议，几个星期的工作就此彻底破坏。我们的代表不是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信任，而是带着一个恶劣的印象，是啊，带着恶劣至极的印象回家。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必须想尽办法予以制止，您必须帮助我，您必须想法让您的这位激动万分的女同胞明白，恰好今天晚上她不得缺席，您必须好好和她谈谈。”
克拉丽莎思忖了片刻，“如果您坚持，我当然愿意试试看。不过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位女士，这位库切拉博士我认得，她是维也纳人称为‘百有份’的那种人，什么小组，什么社团她都有份，但是她对每项事业，只有在它可以变成‘她’自己的事业时，她才感兴趣。我可以设想，我们也许可以争取到她今晚讲话。但是她那时会说什么，我可没把握，一点把握也没有。即使昨天晚上我也不怎么清楚。我们坐在一起谈话，我觉得非常舒服。这时那个俄国女人到我们身边来——我到那时为止一直认为，别人是用这幅图画来捉弄自己，可是我清楚感到，每个民族是作为一个小齿轮添加到世界这个巨型齿轮上去的——我们还是一起去找她吧。”
他们两人一路同行。莱奥纳尔火气很旺，心情无法平静，“并不是这个别的原因，”他紧握双拳，“事情关乎他们该死的民族主义，它让各个党派分崩离析。国家之间都是如此。它毁掉一切。就是这邪恶的东西，它把个别的祖国，凌驾于所有的东西之上。我们硬被扯进我们这些爱国主义者的蠢事之中，扯进爱国主义狂。我们努力使自己诚实而有善意，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如果上面的一小撮人不愿意如此。他们又凝望着另外一面旗子，犹如公牛瞅着红布。我们必须摆脱爱国主义狂，让这些爱国主义者见鬼去吧！”
“不过您自己也属于一个祖国啊，您是法国人。您自己也在乎能够建设法国。”
“是的，我是法国人。但我并不是摩洛哥人，谁也没有要求我这样思考。从一九〇七年起，自从我们兼并了肖亚地区之后，人们普遍地要求我们这样思考，尽管我们并不认识阿拉伯人。这对于我们国家的生产非常必要，我们需要原料。康博尔加是个男人，是个工人，是个市民，是个农民吗？康博尔加拥有什么？俄罗斯拥有什么？巨大无朋之物。我们必须学习，用概念进行思维，譬如像大国地位。而我们没法把我们自己放到别的任何地方去，只能待在我们实际存在的地方。你没法让你挪动一步之遥，只能在你的心脏所待的地方。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的的确确地用我们的脑子思考。我们必须老老实实。法国确实就是我们，还有奥地利和塞尔维亚。我们这些小人物什么也不是。但是他们想把我们拽进他们的利益之中，充当他们的炮灰。这里的地面、泥土、语言、艺术，这就是法兰西，而不是康博尔加、圭亚那和马达加斯加。它们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在那儿觉得像个农民一样愚蠢。最后我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必须单纯地思考才能正确地思考，必须教育自己摆脱这种妄想，变得非常简单，非常诚实。我说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们边说边走，说话间已经走到饭店门口。他们叫人通报，回答是：库切拉博士女士深感遗憾，无法接待任何客人，八点钟她将乘车回苏黎世，她现在必须收拾行李。
莱奥纳尔和克拉丽莎站在饭店的大厅里，一声不吭。莱奥纳尔脱下了帽子，克拉丽莎看见，他的头发湿漉漉地粘在太阳穴上，他看上去心力交瘁。“我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我没法再改动日程表，再过一刻钟就得讲话了。我只好说：她病了。可是我不说谎话，谁也没法逼我说谎。再说，说谎也无济于事。这个形势会毁了整个晚会，每个人都会瞪着眼盯着看那个空座位；格雷诺布勒教美术的那个女教师，总是坐在钢琴旁的那位善良的公立学校的教师。我把他们大家找到一起，为了他们给领事馆写信。是啊，这些小人物——他们多么快乐，多么富有献身精神地准备做点什么事情——他们像孩子一样地兴高采烈——应该发表一个全欧洲的声明，这时，我们的普恩加莱[12]先生前往巴黎，为了巩固一个军事联盟，三国同盟。都是那个好样的维伯尔小姐的该死的念头，她要在后面的墙上用颜色、旗子和徽章把每个民族都表现出来；她为此足足花了三天时间。现在库切拉女士的座位空着，所做的一切全都白费。两个蠢女人把一切全都毁了。每个人都想要在自己的圈子里发生作用，都应该这样发生作用。五十个年轻人都聚集在这里，代表了五千人，一万人。现在他们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他们想乐观地显示，他们大家团结一致。再过一刻钟晚会就要开始，现在什么也都干不成了，总不能干脆把布景全都撤走吧。朋友们也花了足足两个夜晚的时间把布景画到硬纸板上去，再说现在已经有人走进大厅了。”
克拉丽莎看到莱奥纳尔一脸绝望，她第一次看到一个散发出那么多自信的欢快情绪的人，如此垂头丧气。莱奥纳尔站在那儿，一个劲地把帽子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里。克拉丽莎考虑，她能不能出点力气，尽可能地隐姓埋名地出力。“也许还能做点什么吧，如果大家都聚拢来——您瞧啊，这些人的样子是多么感人啊。”
“怎么？难道叫我去乞求这个渴望复仇的库切拉，她根本就不再接见我，就像她是个扮演部长的人物，如果让她讲话，谁知道，她会说些什么？我真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才好。”
“您必须干脆对他们说几句，公开而又清楚地说，发生了一点误会。您必须谈到，不该去做什么。”
“这样只会使他们更加注意。”
这时克拉丽莎直视着莱奥纳尔，“我的意思是……有一条出路……我虽然不是代表，至少不是公开的代表……但是我毕竟也是奥地利人，而且是大会的客人。”
莱奥纳尔直跳起来，“您愿意去坐她的座位？这我可没有想到……这下妙极了……一切都得救了，我是多么傻啊……这可是个圆满的解决办法，另外……另外您是不是也可以说几句话呢？”
克拉丽莎犹豫起来，“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话……我总需要做些准备……我得先写个草稿。”
“没关系，没关系，正好相反：您用不着写什么草稿。您说得越简单越好，这就不会空话连篇，反正别人说得已经够多的了……您真的愿意讲话吗？”
莱奥纳尔注视克拉丽莎的神情是那样热情洋溢，克拉丽莎不由得脸上泛起一阵红晕。
“我试试看吧。”
莱奥纳尔霍地跳了起来，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似的。他忘乎所以，在大堂当中就抓住了克拉丽莎的两个肩膀。克拉丽莎觉得，仿佛莱奥纳尔想控制住自己别拥抱她，“您真棒，真是一个杰出人物，真正的同志。我一开始就感觉到了，不错，我们感觉到，您真够朋友。这种感觉真好，我们正觉得一切全都完了，命运却把一个贵人给我们送来，我该怎么感谢您才好？”
他的目光凝视着克拉丽莎，充满了真诚和温暖。克拉丽莎同时感到他的双手搁在自己肩上，她还从来没有感觉到一个人会流露出这么多坦诚的真情。“这样我至少不至于感到，我白白地到这里来了一趟，现在您还把我偷运到您提供给我的荣誉席上去。”
☆ ☆ ☆
晚宴的过程十分圆满。克拉丽莎简单地说了几句致谢的话，丝毫也没有给人临时凑合的感觉，她的讲话引起众人热情的反响，塞尔维亚的代表们也纷纷和她握手。没有一个人发现方才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接着，莱奥纳尔还做了一个欢快的演讲，大家都感受到他流露出的对大会成功的喜悦。瞧他描绘这次大会的神气，多少有点像塔拉斯贡的塔塔林[13]。大会至此实际上已经结束；大家得到通知第二天共同去瑞吉峰郊游，这其实是一次朋友之间的聚会。一艘马力最足的轮船供他们支配，在前往维茨瑙的途中已是一片欢声笑语。莱奥纳尔很少看见克拉丽莎，他得安排一切，到处张罗。作为实际上的Maître de Plaisir[14]，他得消除一切小小的麻烦，这个景象实在令人动容。这些教师当中，有些人还从来没有乘坐过这样一艘轮船，他们觉得真是妙不可言。瑞士人竭尽地主之谊，在轮船停靠的每个地方都让当地的孩子们身穿民族服装来欢迎他们。大家唯一担心的是天气，一阵狂风吹过，推来一堆浓云，瑞吉峰自己——看上去似乎——不久就取下帽子，就是它头戴的那顶云雾缭绕的白帽子。有几个乘客赶紧系上围巾。轮船先驶向弗吕伦，然后折回到退尔[15]生活的那些地方；克拉丽莎和几位法国女教师聊着天，向她们讲起退尔的传说。她最喜欢他们当中的农民，她眼睛望着他们，她果然用和从前迥乎不同的眼睛观看他们。这都是些小人物，这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身穿防雨衣、奇怪的民族服装、农家的围裙，配上黑色的有点油腻的外套。他们从祖辈那里学会了勤俭节约，他们的望远镜可能就是祖父用过的旧物，针织的口袋想必是祖母传下来的。他们中午饭吃的就是简单的黄油面包。但是他们大家都笑容满面，兴高采烈。——眼前是湖面，坡度和缓的山岗令人惊叹的洁净，这是他们投向这个世界的第一道目光。有几个人拿起相机拍照，但是他们拥有的一切都出奇的便宜。和他们在一起，你会最直接地感觉到生活的乐趣。克拉丽莎不由自主地要想起他，想起莱奥纳尔。他把这一切都不言而喻地吸收进来，像兄弟一样，当火车沿着齿轨铁道把他们载上山去，一切对他们而言都变得奇妙无比的时候，大家才真的兴奋起来。许多人都全副武装，身穿斗篷，头戴便帽，仿佛去进行一次北极圈之游。空气中喊声不断，“快看啊！”大家互相指着两旁的花卉。在阴凉地方，他们发现了一块冰，他们把望远镜传来传去。他们享受着山风的芳香，听见山下有一座教堂传来凝重的钟声。他们围着一位地理教师，听他给大伙解释一切。突然在这山顶上出现一片浓重的云雾，把他们全都裹得严严实实，身旁的人都看不见了。大伙大声嚷嚷，乱叫一气。这可是桩冒险奇遇，撞见鬼影憧憧，有人用法文大叫一声“Henri”（亨利）。紧接着傍晚时分，天空仅仅只泛出一点淡淡的红光。莱奥纳尔只好使劲把大伙往回驱赶。大伙跟着往回走，面孔被山风吹得红扑扑的，真像是孩子的快乐（克拉丽莎回忆起她在修道院时做的一些山间漫游）。而实际上，这里都是成年人，里面还有胡子花白的男子、身材瘦削的女子，因而更加动人心弦，就仿佛他们是跟着神父走进教堂。这一切，克拉丽莎一直觉得殊为浪漫。可是现在她已经和这些人打成一片，她不由自主地想道：“这些小人物，他们马上就要放声歌唱！果然他们唱起了《马赛曲》，他说得真对。我们必须让他们，让这些无名氏们得到启蒙，因为我们关心他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些人一同郊游，可是这些娇生惯养的人，他们又知道什么？只有那些节衣缩食的人才知道这一点儿幸福，我们就和他们一起真正建造这个世界。”
在回家途中，克拉丽莎在船上怎么看这些人的快乐也看不够。他们突然换了一个样子：他们的目光放射出乐于交际的光芒，尽管他们坐在会场上一本正经，走在大街上却十分活跃，极为好奇。克拉丽莎觉得，他们的目光似乎在这期间变得更加明亮；她和他们一起欢笑，也和其他人搭讪。平时她有心理障碍，绝对不会找人攀谈。两位来自蒙托邦的女教师坐在她身边；这样她也可以和外部世界建立一点联系，也给别人一些温暖，向他们吐露一些心声。她和修道院学校的女生在同一个寝室里住了六年，她当年不可能这样直视这些同学。她有强烈的愿望想向人倾诉，尽管她没有多少话可说。她突然心想，别人也许会这样想她：“她可一点儿也不感到羞怯。”这个经验就像寓于她心中的修女，她感到那是修女，就像她看出莱奥纳尔是个朋友一样，她在参与大伙的欢乐时，在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与人交往时，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她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觉到阵阵清风吹拂她的胸膛。
阿尔卑斯山的晚霞开始燃烧起来，云彩起先光线渐弱，如今射出玫瑰色的光芒。轮船渐渐驶近卢塞恩，大家也都逐渐安静下来，郊游已使大家筋疲力尽。渐渐地，落日西沉，一股凉意悄然升起，大家的面孔越来越不清晰。彼拉图斯峰还依稀可见，只消一点微弱的光线便可显出它的皇冠似的山顶。克拉丽莎站在甲板上回头眺望，她想振作精神，她清楚地意识到，她在这个世界上已不是孤身一人。有个淡淡的人影向她走近，莱奥纳尔坐到她的身边；这一刻，克拉丽莎感觉到，她刚才想到了他。莱奥纳尔善于散发温暖，单凭他那宽阔的肩膀和他柔软的胡须，就能给人温暖；他成功地给这三四百个人创造了快乐。他定睛看着克拉丽莎，他自己显得相当欢快，但是颇为疲倦。克拉丽莎向他表示祝贺。“可不是，一切都很顺利，”莱奥纳尔非常开心地说道，“没有发生意外事件，现在我也可以稍稍高兴一点了。等到轮船靠岸，我为‘我的羊群’该尽的责任也就此终结，然后我又可以完全属于我自己。”克拉丽莎跟他说了几句真诚亲切的话语，说她关切地观看他的工作，他完全可以感到高兴。莱奥纳尔接着说：“不错，我是满心欢喜，您说得对，但是我有这么多快乐干什么？对我一个人而言，这些快乐委实太多了。我习惯于得到比较微薄的份额——平素晚上有本书，有个朋友，有封好信，有点音乐，其实这就是我的幸福。要是有更多的好事，我反而不知拿它们如何是好——我要把它们往下传送，这一切对我而言就是巨大的快乐。我有这么多快乐怎么办才好，我就会双手发痒。我要是一个瑞士的一名阿尔卑斯山的山民，我就会用假嗓子扬声高唱；一个真正的法国人就会痛饮葡萄酒。要我昂首阔步地正步前进吗？有这么多快乐该怎么办？请您给我点忠告，您总知道该做什么。”克拉丽莎微微一笑，她发现莱奥纳尔很难接近，更不容易敞开心扉，不过容易和她谈话。“我很乐意和您待在一起，但是您高抬了我，我其实只会使您感到无聊。我读书不多，我肯定没有权利来参加大会，我一直生活在狭小的圈子里。”
莱奥纳尔一直眺望着湖面，“您明天乘车回家了吧？”
“不，”克拉丽莎说，“我的假期现在刚刚开始，这次大会只是我做这次旅行的借口而已。即使一切都搞砸了，我也不会后悔。也许现在这样，正好是能够得到的最佳后果。”
莱奥纳尔思忖起来。他看上去仿佛想说什么，既然大家这样好地相聚一场，应该说句好话作为临别赠言。他要是个虚伪的人，也许会保持内心平衡，举止态度就会和一个正常人一样。说也奇怪，能够自由谈话的成年人多么稀少啊。
“谁知道，您到哪儿去，谁知道，我是否还能再见到您一次。我想和您说点什么，可我不愿意向您说些谎话。我不喜欢说大话，可是您知道：和您待在一起，我总非常快活，我从而对我自己也对整个人生更有了信心。我一向判断人只是看，他们是否能使我更好。我现在只问，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自己是否感觉更加舒畅。”
克拉丽莎感到心里一阵强烈的感情涌动。莱奥纳尔身上平静的，人性的部分在向她诉说，她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肩上昨天莱奥纳尔一时出于强烈的感激之忱，用手臂握住她的地方，他俩之间用不着任何充满柔情的甜言蜜语。一切都诚恳而又清晰，彼此似乎有责任，在临别时互相说些实话。
“是啊，要是我们以后不再相遇，我也会觉得遗憾。”
湖水从船舱旁流过，轮船的机器在开动。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呼吸。
“您老实说吧。事情不是全在您、全在我们自己吗？我还有好几天，好几个星期有空，我很乐于到山里去走走，做些远足，参观几座城市。您不也这样吗？我这一生中很少感到像现在这样快活，一连几天，好几天，能向一个人讲讲心里话！您愿意把您的计划告诉我吗？我心里很愿意和您一起再待几小时，再待几天。作为好的伙伴，我想到处漫游，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可能在途中，我又在一座小城市里遇到您，您又这样坐在一家咖啡馆里……我们可能再次在那里相遇，我们也可能去访问同样的一些城市，一起进行一次远足。”
克拉丽莎凝望着莱奥纳尔，平静地说：“我很乐意。”
岸上的灯光越来越近，莱奥纳尔站起身来，“我谢谢您，现在我得去照看一下我的人了。我还得去结账。明天一早吧，那么就明天早上我们再谈一次，我谢谢您。”他伸手给克拉丽莎，就仿佛握手保证实行诺言。
克拉丽莎望着他的背影，看见莱奥纳尔迈着安宁轻盈的步履远去，一股暖流流贯她的全身。莱奥纳尔没有说一句假话，另外每一个人都会射出拒她于千里之外，使她狼狈不堪的目光。莱奥纳尔的目光，是她乐于接受的第一道目光。看到他的目光，克拉丽莎感觉到一种缠绵的柔情蜜意。
* * *
[1] 阿尔丰斯·都德（1840—1897），法国作家。其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广为流传，其中篇幽默小说《塔拉斯贡的塔塔林》亦脍炙人口。
[2] 法文：不过，我向您保证，夫人，对我而言，再也没有比做出这一变动更使我高兴的了。
[3] 法文：夫人，您忘了拿您的文件了。
[4] 法文：悉听尊便。
[5] 让·饶勒思（1859—191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演说家，主张和平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遇刺身亡。
[6] 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法国作家，哲学家。
[7] 法文：一事须注意，保持你自己。
[8] 法文：论野心。
[9] 法文：自由万岁！
[10] 瑞士中部的一座山峰，属于阿尔卑斯山脉前麓。自18世纪起，成为欧洲著名的观光景点。1871年，瑞吉峰建成了欧洲最早的齿轮轨道火车。
[11] 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一世（1876—1903）在位期间，与比他年长十二岁的寡妇德拉迦·马欣结婚，引起朝野上下极大不满。这对夫妻没有子嗣。亚历山大在政治上极为保守，并且追随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900年突然宣布，立王后的不得人心的弟弟为继承人，更使国王遭人反对，尤其是军队的反对，于是发生暴乱，国王夫妇被杀死。
[12] 雷蒙·普恩加莱（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3年至1920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13] 都德的幽默小说《塔拉斯贡的塔塔林》中的主人公。
[14] 法文：娱乐总管。
[15] 威廉·退尔，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即席勒名剧《威廉·退尔》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