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所看重的真，是文艺之真，而不是科学之真，故而在必要的时候，文学家便会与科学上的真背道而驰，这是毫不足怪的。文艺之真，不过是指所描写的事物，一眼看去不能不真实。一代天才画家米勒[1]的作品中，有一幅农夫割草的作品。据说一个农夫看了之后评论道：腰这么弯下去，哪里能刈草呢？固然，事实上从骨骼上说，也许是不能刈草的。然而，尽管如此，若看上去就是一个农夫在自然而然地割草，对于画家来说，已经做到文艺之真了。至于能否表现出艺术之真，同时又能发挥科学之真，这问题已不是观赏者所操心的事了。现在的画家，都在忙于认真研究人体组织构造，他们是要使作品尽量地接近科学之真，该种努力无疑是可以赞许的，但是假如一味胶着于这个方面，而不研究艺术上的真，那么他的作品最终是不会成功的。文艺之真和科学之真，其间虽有微妙的关系，但是文艺家应以文艺之真为第一义；有时为了达到文艺之真而宁可牺牲科学之真，似也无可厚非。虽有文艺之真，而又不违科学之真，这样的作品并不少见。兹举一二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是夸张法。《伊利亚特》第五卷写道：
“Next Diomedes of the loud war-cry attacked with spear of bronze; and Pallas Athene drave it home against Ares’ nethermost belly, where his taslets were girt about him. There smote he him and wounded him, rending through his fair skin, and plucked forth the spear again. Then brazen Ares bellowed loud as nine thousand warriors or ten thousand cry in battle as they jour in strife and fray. Thereat trembling gat hold of Achaians and Trojans for fear, so mightily bellowed Ares insatiate of battle.”
— A. Lang, W. Leaf ＆.E. Myers, The Iliad of Homer, p. 108.
这里写的是神的战争。既然是神的战争，九千人的声音，一万人的怒号，在描述的时候也只能是让读者充分借助想象了，所谓“真”也只能这样来表现。荷马在这方面是否取得了成功暂且不论，但如果是为了使想象成真而夸大事实，又因为夸大了事实而能够使描写生动鲜活，那么这种时候就不要拘泥于科学之真，否则，就不过是要以科学知识来要求文艺创作，从而妨碍了文艺的生动活泼。
第二，省略选择法。正如上文所说，我们的意识内容，在严格意义上是不能全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所以文学家往往选择事物的一个侧面，依此便可以将所欲传达的东西全都传达出来，这便是文学家有时会置科学之真于不顾的第二个原因。其理由参照前篇即自明，故不深论。如一一例举则不胜枚举，故从略。
第三，组织。这是指诗人画家的想象的创造。这种方法使得他们把现实生活中搜集来的材料加以综合，从而描写出世上并不存在的事物。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斯威夫特笔下的雅虎[2]或莎翁《仲夏夜之梦》里的仙王和仙后，《暴风雨》里面的卡利班等，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不存在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自然都是不合理的。然而我们从中体验到了感情感觉，深知这就是文艺之真，并不视为虚假。本来文艺的要素以感觉为要，能将感觉传达给读者时，我们就把“真”赋予文艺了。试看透纳[3]晚年的作品吧。他所画的海，就像打翻了画具箱似的海；他描写的在雨中行驶的火车，就仿佛在带有色彩的水上行驶的火车。此海、此陆，都是在自然界中所看不到的，却又充分具有文艺上的真，能使我们满足对自然要求之上的要求。换言之，我们确乎可以从中读出生命感来，所以他的画在科学上虽不是真，在文艺上却可以说是纯然的真。
但是也不要忘记，所谓文艺上的真，是随着时代推移而变化的。文学的作品今日被认为真，明日又被认为不真者而遭到非难者，为数很多，这岂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吗？这都是因为所谓“真”，其标准时时刻刻在变化的缘故。
几年前，有人在《学术和文学》（Academy and Literature）杂志发了这样一篇文章﹕
近来你们频频就一般社会对高雅文学的冷淡表示忧虑，我却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近年来科学思想与科学研究的飞速进步使然。我相信这个解释，也一样可以适用于高雅艺术。硕学斯宾塞在其皇皇巨著中，把科学视为至高至大之力，要把科学作为我们精神界的女王，而把世间那些以博得赞赏为目的的文学艺术，一概视为隶属于科学女王的侍女。我的意见自不待言，世上多数人的看法也似乎因之发生了根本变化。我曾经也很赞赏《掷铁饼者》（Quoit-thrower）但是自从斯宾塞指出其重力描绘有误以后，我对那幅画便不再有好感了；我也曾经爱听《弥赛亚》（Messiah）这首曲子，但是自从听说它包含着不合理的神学意味，便不像以前那样对它有兴趣了；又如《西斯廷圣母》（Madonna di San Sisto），我看了之后曾击节赞叹，但是自从我明白让哺乳动物的肩上长出翅膀是不科学的，我的态度就变化了。再则，我现在虽然也相信莎翁是世界级的大诗人，但是他说波希米亚有海，又看他使女巫活动于舞台之上的那些手法，我就搞不清这个作家到底有什么本事；又如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的结婚，是与中的生物学说相违背的，所以我无论如何对由此而形成的悲剧不抱任何同情。还有，以前我相信弥尔顿的《利西达斯》（Lycidas）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但他倾耳于世间不存在的神，或向没有生命的花儿呼唤之类的描写，真是太无视斯宾塞的第一原因的定理了，所以我终于怀疑其价值……我相信，世上许多读者，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失掉了对于高雅文学的兴趣。（1904年3月5日）
拿我们的眼光看去，此文中所举例并加以非难者，大多都是不值得非难的。不过在这位投稿人的确是很认真、很真诚地这么认为的。他认定我们文艺上的真不是真，并加以非议。往后假若世人的趣味一变，大部分民众都具有这种倾向，那么，当今世界文艺上的真也许就会完全变化，莎翁也许就永远被世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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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1814—1875），法国画家，巴比松派代表人物，其作品多取材于农民的劳动生活，主要作品有《晚祷》、《拾穗者》等。
[2]雅虎：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虚构的一种人形兽，是兽性人的表征。
[3]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1851），英国风景画家，擅长水彩画，又融合油画技法，追求光与色的效果。代表作有《运输船的遇难》、《雨、蒸汽和速度》等。
由于上文的论述，一个文学家应该有怎样的觉悟，相信已经差不多讲清楚了。概而言之，科学家是要诉诸理性以辨黑白，文学者则要仅仅抓住作为生命源泉的感情；科学家如法庭上的裁决，是冷静的宣告；文学家如慈母之心，超越理智之境而于不知不觉间打动人心，文学方法的运用不是表面性的、不是公然的，所处理的是内在信息和内在生活。
这些内部信息要依靠种种特别的手段表现出来。善用这种手段达其目的时，我们就能唤起一种“幻惑”[1]，使文艺之真得以发挥。
我既然论述了文艺之真，接下来还需要再说说如何运用真的手段。本来论述这个问题的，有所谓的修辞学，然而在书肆坊间流行的通俗修辞学的书，只是致力于独断的分类，而对一些根本问题却置之不顾，作用是微弱的。
在我看来，发挥文艺之真的手段，基本上就是要利用 “观念之联想”。以下所说（第一、二、三、四、五、六章），无非都是围绕这个看法而展开。
[1]幻惑：是本书的重要概念之一，是文学之“真”的属性，指的是文学创作所要达到的似真似幻、真假难辨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