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词：婉约派一代词宗秦少游的代表作，宋词的巅峰之作。《淮海居士长短句》又称《淮海词》。作者秦观，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著名词人。其词清丽淡雅，俊逸精妙，而又含蓄深沉，和婉醇正，被誉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影响深远。清代文学家王士
自古以来，扬州就是一座备受诗人宠爱的城市。千百年来，外地诗词名家咏颂扬州的诗篇，何止千百篇。如此，扬州本地如果不出现一两位大诗人、大词人，那就真有点说不过去了。于是，唐代的张若虚，用一首《春江花月夜》，轻轻松松盖住了整个盛唐。宋代的秦观，用清秀婉约的词语，道尽了人间词话。而后人将他的词编辑成册，就有了这一部《淮海居士长短句》，这也是宋词之中，极为重要的一部作品。
“苏门四学士”之一
曾受苏东坡、王安石赞许
扬州人大
苏轼路经江宁时，还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王安石也赞许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下，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并于次年登第，结束了举子的生涯。元祐七年，苏轼自扬州召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秦观迁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史馆，人称“苏门四学士”。
婉约派一代词宗
词中亦有高古深远之作
通读秦观的诗词作品，既有清新淡雅之作，也有高古沉重之词。
如今，说起秦观的词，常用自然清丽，工整合律来形容。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必定是他的那首《鹊桥仙》：“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一语道尽人间情话。
不过，如果你以为秦观只是另一位柳永，只会沉迷于男女恋情，那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比如很多文学作品赏
词集共有三卷
堪称宋词的巅峰之作
《淮海居士长短句》为词集，共三卷。其中，收录的秦观词，以描写男女恋情和身世之感为主，也是秦观的显著特色。如《踏莎行》、《满庭芳》、《望海潮》、《金明池》、《雨中花》、《好事近》等。这部作品，不仅是秦观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宋词的巅峰之作。
现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九年高邮军学原刻，绍熙三年永嘉谢
高邮的文游台也是扬州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因苏轼过高邮与本地乡贤秦观、孙觉、王巩会集于此，饮酒论文而得名，从此，这座本来依附东岳大帝神韵的庙台便独领风骚，历朝历代名人雅士纷纷登台，一
据《宋史》本传载，秦观“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但是，正如传中所言，“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著名的前辈欣赏的还是他的文学才能。苏轼赏其赋，王安石赏其诗，而秦观最擅者还是词。《四库全书总目·淮海词提要》认为:“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以秦词胜于苏词，虽未必皆得人人首肯，但秦本人的词胜于诗文，则并无争议。 秦观的词，颇负时誉。陈师道《后山诗话》在认为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同时，论定“当今词手，惟秦七黄九”。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曾对秦词的“本色”有所阐发，即“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因此能“元丰间盛行于淮楚”。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三更进而引晁补之语:“鲁直词不是当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并为之判断:“二公在当时，品题不同如此。”而《能改斋漫录》更引 晁 氏语:“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明确分出了秦、黄的高下。晁与陈师道同出苏门，有词集《晁氏琴趣外篇》，在作词上较陈氏内行，所说也更为“到位”。所以，秦观的词是真正“当行”“本色”之作。苏轼尽管以秦观词的气格为病，用“山抹微云秦学士”戏之，但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看，东坡以所作词示晁补之、张耒，曰:“何如少游?”就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秦观词的地位究竟如何了。 如果说苏门文士及宋代其他论家对秦观词的评价，还只是着眼于词的体性特点而肯定秦词;至清人所论，在充分肯定其词本色、婉美、辞情相称、含蓄、以韵胜，并以之为婉约词主要代表的同时，又有以寄托、沉郁言之者，且评价颇高。而在近代的评价中，有一说别具深意，但未见深入探讨者，此即对少游“词心”的独到发现。鉴于此，特为拈出并作阐发，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 在所有对秦观词的评论中，我认为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词心”说最为重要，最能发秦词之秘。《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 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 ① 《白雨斋词话》卷六引冯煦所论: 乔笙巢云:“少游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诽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又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俊，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此与庄中白之言颇相合，淮海何幸，有此知己。 ② 卷八曰: 东坡、稼轩、白石、玉田，高者易见，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难见。而少游、美成尤难见。美成意余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领略。少游则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饮河，以为果腹矣，而不知沧海之外，更有河源也。乔笙巢谓:“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可谓卓识。 ③ 以冯煦之见，词心应本于才，却又高于才。他认为，秦观本具“绝尘之才”，贬谪的经历成就了他闲雅而情深、怨悱而不乱之词，使之所现的词心超越了他人的词才。其次，词心颇类于《庄子·天道》所说的“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其间”，是“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具有显著的独特性，能自悟而不能传人。我国古代以心为五脏之首，为人体器官之主宰。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而以“词心”论秦观，亦不妨以“生之本、神之变”相求，即淮海词的生命之本、神理之变，体现为特有的“词心”。冯煦认为，有此词心，秦观词高于苏轼、柳永。陈廷焯虽未许秦观为最高，而“义蕴言中，韵流弦外”二语，却可看作他在肯定冯煦词心说的同时，又依稀由外而内地道出了“词心”有待抉发之意。 其实，冯煦所说的词心，一在于真切的深情，二在于难以移易的独特性。“一?南荒，遽丧灵宝”，是说秦观遭贬而使心灵大变，神情大损(旧题班固《汉武帝内传》云:“灵者，神也，宝者，精也”)，而其词的“寄慨”、“有情思”、“一往而深”、“怨悱不乱”，且为“后主而后，一人而已”，都在于真情、深情。而“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则谓其词系内心真情的外现，无此情即无此词，非技巧之可传，才能之可养，具有鲜明的个性。对于词心出于真情，况周颐有独到的体会。《蕙风词话》卷一论曰: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 ④ “词心”出于“万不得已”之情，可见况氏对于真情实感的强调。尽管我国历来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但即使对于“诗言志”这一诗论“开山纲领”的阐释，任何论者都不能无视感情问题。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后汉何休《解诂》亦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分别强调的是“哀乐之心”和“有所怨恨”。后来唐人孔颖达为《诗大序》作《正义》，以情释“志”，表达了官方的权威意见:“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刘勰《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本，故以《原道》、《征圣》、《宗经》开头，但《征圣》有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宗经》亦云:“义既极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情采》篇更认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白居易的诗论以强调理性节制著称，其《与元九书》仍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且将诗定义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言志”之诗既如此，“缘情”的词当然更以情为本。 秦观的词，从宋人起，就颇多以情相取者。李清照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认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而秦观就属于“知之者”之一，但又认为:“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且不论她的评价高低如何，“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确实是抓住了根本的。秦词的“情”，同朝人已指出其性质，如楼钥《黄太史书少游海康诗题跋》有载:“祭酒芮公赋《莺花亭》诗，其中一绝云:‘人言多技亦多穷，随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尝诵而悲之……” ⑤ “一生怀抱百忧中”七字，可谓很好的概括。当然，秦词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中所说:“少游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对秦词的“穷”“忧”，冯煦特地指出“一谪南荒，遽丧灵宝”，以至“所为词寄慨身世”，成就其特殊的“词心”。至于“专主情致”，则应包括那些屡被人道及的“艳语”。两者之中，尤其是前者，更应是“万不得已”者。 “风雨江山外”的“万不得已”者，即少游特殊的“词心”。冯煦认为秦观是“后主而后，一人而已”，就是着眼于“寄慨身世”，而对于真情的肯定，中西皆莫能外，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流亡文学》引言中曾说过，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是人的感情和思想。我们也不妨将秦观的“词心”看作构成宋代词史感情和思想、灵魂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冯煦、陈廷焯论秦观之以“词心”相取，应是对他“这一个”的肯定。 秦观的祖父曾在南康为官，叔秦定亦曾任会稽尉、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又知濠州，但因秦观十五岁就丧父，虽与母一起随祖、叔生活，衣食无虞，其感情深处却很难说没有留下丧父的阴影。由于宋代推行重文抑武政策，文人多有远大志向，秦观也不例外。尽管他熟读经史，又习兵书，长于为文，熙、丰间多次试进士，皆不中。熙宁末年，他谒苏轼于彭城，写《黄楼赋》，以文才见赏于苏。元丰二年，苏轼徙知湖州，恰因他赴会稽探望祖、叔，陪同苏轼行至吴兴，使苏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至苏轼坐乌台诗案，后贬黄州，他不避嫌疑，多有问候。元丰五年，他因苏轼之劝而再应试，不中。虽得苏轼向王安石推荐，并得王氏对其诗文的赞誉，却直到元丰八年，才考中进士，开始登上仕途。 秦观在淹留场屋几二十年之后，一旦为官，即卷入了党争之中。神宗死，年幼的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新党被逐出朝，旧党重新执政。可是，朝中很快就分为洛、蜀两党，秦观是苏门中人，自被目为蜀党，屡遭洛党排斥。后得范纯仁推荐，才得充馆职，次年进京，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不久，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又因洛党人士反对，连带引起对苏轼兄弟的攻讦，被免去正字。至元祐八年，秦观再度被升为正字，继又充编修官，参与修《神宗实录》。不久，高太后死，哲宗亲政，重任新党，旧党失势。在秦观出为杭州通判的赴任途中，就因御史刘拯告其与黄庭坚增损《神宗实录》之罪，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在处州三年，虽无过失，仍以写佛书获罪，再贬郴州。在郴州一年，编管横州，然后再徙雷州。这样，他从浙江到湖南，再到广西，终至天涯之地。新继位的徽宗在元符三年下赦令，苏轼自海南量移廉州，与之见了一面。随即秦观也被放还，北行至藤州时，溘然逝于光化亭，终年仅五十二岁。 青少年时代的秦观，性格“豪隽”、“慷慨”、“强志盛气”，但二十年场屋之困，已使之英气渐销。登上仕途给了他希望，尽管如《王直方诗话》所载:“少游为黄本，钱穆父为户部，皆居于东华门之堆垛场。少游春日尝以诗遗穆父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⑥ 但《诗话总龟》仍有此载:“秦少游晚出左掖门，有诗云:‘金雀觚棱转夕晖，飘飘宫叶堕秋衣。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识者以为少游作一黄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远到。” ⑦ 而这正说明了秦观此时的豪气尚存。《王直方诗话》对秦观意气盛衰的变化，曾举其所作诗以明之: 秦少游始作蔡州教授，意谓朝夕便当入馆，步青云之上，故作《东风解冻诗》云:“更作舟楫外，从此百川通。”已而久不召用，作《送张和叔》云:“大梁豪英海，故人满青云;为谢黄叔度，鬓毛今白纷。”谓山谷也。说者以为意气之盛衰一何容易。 ⑧ 从中可见秦观其人情绪的易于因境遇而涨落。 秦观有豪气，却由于受苏轼知遇之恩，他身不由主地被卷入了党争之中，非但是“久不召用”，而且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踵而至，遂使性情大变。 被贬处州时，他作了《千秋岁》词，流露出很深的悲慨。再贬而过衡阳，将此词抄呈太守孔毅甫，孔以之过悲而恐其将不久于人世。大约作于绍圣四年春郴州旅舍的《踏莎行》是秦观的又一名作。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其四、五两句曰:“少游词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这“凄厉”二字，实又点出了他情感世界的剧变。可当他尚未从“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那种类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内省中解脱时，他又遭遇了新事。《曲洧旧闻》有此载:“秦少游自郴州再编管横州，道过桂州秦城铺。有一举子，绍圣某年省试下第归，至此见少游南行事。遂题一诗于壁曰:‘我为无名抵死求，有名为累子还忧。南来处处佳山水，随分归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读之，涕泪雨集。” ⑨ “有名为累”的感触，一经点醒，少游竟不能化解，反而触动伤心事，为之大恸，此时之性格、情绪确较早年大不相同，其递降的历程清晰可见。 冯煦大概是能本着“了解之同情”作论世知人之语，其《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 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 后来王国维《人间词话》进一步比较秦、晏，认为“小山矜贵有余”，实际是看到了秦观这一“伤心人”毕竟不同于贵公子出身的晏几道。恐怕这也与李清照以秦观“终乏富贵态”之说暗合。 为什么只将“古之伤心人”许之于秦观，而同样因党争而被贬的苏轼、黄庭坚，为什么不当“伤心人”之称呢?这里恐怕有两个原因。 其一，就政治境遇造就的身世之感而言，由于秦观与苏黄思想素养的不同，进而影响了性格、感情，并扩大了差距，使其迁谪之词充满了哀情苦思。 其二，就个人经历的“艳情”而言，由于秦观久困场屋，非但不能同苏轼的早达相比，而且是“苏门四学士”中最晚中进士的，因此，他寄迹青楼，又颇为用情，故而在词中留下了不少伤心语。 这两者，使秦观具有难以移易的独特性，加之“一往而深”的感情，遂造就其特有的“词心”。 下面分而论之。 二 先论第一点。 苏轼少年得志，他《沁园春》词中的“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正是当时胸襟的写照。但除了嘉祐、治平间初入仕途时期外，他两次在朝，两次外任，后来一贬再贬。在他意气风发、积极从政之时，从治世的角度出发，他一心崇儒，攘斥佛老，曾在《韩非论》中斥老庄哲学为“猖狂浮游之说”，在《大悲阁记》中批评禅宗“废学而徒思”。但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他深尝了环境险恶、生活困顿的滋味，遂常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又去天庆观修道家养生术，自此对禅宗和老庄思想大感兴趣。在后来生活的种种坎坷中，他多能以佛道思想看穿忧患，以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作自我调节，应付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环境。应该说，从苏轼三次被贬所作的《到黄州谢表》、《到惠州谢表》、《到昌化军谢表》来看，所表达的感情一次比一次沉痛、悲伤。但他确又是努力以庄禅思想来销释，这种自我调节、化解，在他的许多诗文中都可见之。所以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一有此说:“坡公海外笔力，益老健宏放，无忧患迁谪意。”陆游《老学庵笔记》有一则很有趣的记载:“吕周辅言: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粗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 ⑩ 以苏轼美食家的秉性，却如此能屈能伸，在他人恐怕是难以做到。 再看黄庭坚。黄庭坚一生中曾遭两次文字之祸:一是因修《神宗实录》事，同秦观一样获罪，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二是因作《承天院塔记》被诬以“幸灾谤国”，除名编管宜州。十年之中，一直在流放中度过。但据《黄山谷年谱》卷首的《豫章先生传》所载:当他听闻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后，“命下，左右皆泣，公色自若，投床大鼾”。至黔后，“以登阅文墨自娱，若无迁谪意”。而获宜州谪命，身向瘴乡之时，他还在《过洞庭、青草湖》一诗中写道:“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忆昔上岳阳，一饭从人讨。行矣勿迟留，蕉林追?獠。”一方面想昔日，以自己的处境尚强于杜甫而安慰，另一方面想未来，并不因与土著相逐而烦恼。他的一首《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下片写道:“忧能损性休朝暮，忆我当筵醉时句，渡水穿云心已许。晚年光景，小轩南浦，同卷西山雨。”可见处境虽难仍不失乐观。之所以能够如此，与他的庄禅修养大有关系。黄庭坚不同于苏轼的以随遇而安的态度来自我抑制悲观情绪，化解矛盾，超越现实;而是以不变应万变，庄子《大宗师》“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的思想，禅宗“无念为宗，无住为本”的原则，真正化成了他的处世哲学。有此真正的庄禅修养，他才能以坦然的态度度过十年的流放生涯。 对秦观与苏、黄的比较，《冷斋夜话》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少游调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11 这里的对比可看出，苏轼虽经众多磨难，庄禅思想使他能看穿忧患，随缘自适，却未销尽其早年“奋厉有当世志”的“奋厉”本色，故能“有英特迈往之气”;黄庭坚安时处顺、无念无住的庄禅修养使他的诗自然流露出坦夷、闲暇的情调;而秦观却因难以摆脱现实中的诸多烦恼，“钟情”而所作诗“凄怆”“酸楚”。 在面对人生忧患时，秦观无疑不具备苏、黄豁达、泰然的态度，他的“考试成绩”差得很远。但是，正是这种“钟情”的资质、特性，使之成为“情种”，具备他人所难到的“词心”，从而也使他的词作能比苏、黄更见以情动人，且逾于同时代的其他词人。我们不妨沿着他的被贬路线看看他的心路历程与灵魂悸动。 被汲古阁本《淮海词》题作《洛阳怀古》的《望海潮》，实非写洛阳，而是为汴京而写的感旧之作。此词作于绍圣元年(1094)春，系新党再起、旧党失势之时，秦观被贬而即将离京。词云: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溪，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起三句写初春景色，“暗换年华”四字，语带双关，兼及政局之变。从第四句到第十四句，上下片贯通，皆写旧游之欢，尤其西园夜饮的文酒之会，更为作者所恋恋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兰苑未空，行人渐老”，时空的飞跃、转换，带出“重来是事堪嗟”，今昔对照显然。最后的倚楼所见和归心之去，传递出的是无奈的情绪。无奈尽管无奈，毕竟此时尚未尝迁谪之苦，所以词中流露出的`主要还是感慨和怅惘。 被贬处州时，他的《千秋岁》词在回忆当年欢会时，抒发了很深的感慨和忧愁，已从去年的惆怅转为悲怆: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当他再贬而经过衡阳时，呈此词给太守孔毅甫，孔深以其过悲而担忧，并为之劝解。《独醒杂志》记云:“秦少游谪古藤，意忽忽不乐。过衡阳，孔毅甫为守，与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饮于郡斋，少游作《千秋岁》词。毅甫览至‘镜里朱颜改’之句，遽惊曰:‘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遂赓其韵以解之。居数日别去，毅甫送之于郊。复相语终日。归谓所亲曰:‘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未几果卒。” 12 (按，这里的“作《千秋岁》词”，应是录处州之作。)以孔毅甫眼中所见，可看出秦观两遭贬谪后的身心变化。 待到再贬郴州，秦观作了《踏莎行》词，虽将《千秋岁》的直抒换为比兴，没有“愁如海”之类的字眼，内心深处却依然郁结难解。此词的上片营造出一个凄迷的暮春境界，而起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三句，连下“失”、“迷”、“无”三字，透出了词人心中的渺茫之感，黄苏《蓼园词选》认为:“雾失月迷，总是被谗写照。”可谓深获其心。至如王国维所说的从“凄婉”到“凄厉”，更是敏感地指出了他内心感情、精神境界的递降。 到郴州贬所约一年，又有《阮郎归》之作: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 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此词作于除夕之时，换头二句虽淡犹浓，令人想起迁谪者的形单影只与平常人合家守岁的强烈对比。且大雁南飞只至衡阳，郴州更在衡阳之南，连传书都不能。难怪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一仅以“伤心”二字评之。 当是作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在雷州贬所的《江城子》写道: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当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五月下赦令，迁谪者多内徙。苏轼量移廉州，过雷州，与秦观会面。少游作此词时，苏年六十四，秦年五十二，“两衰翁”之说，于苏或不为过，于己则可见贬谪岁月之摧残至深了。“别后悠悠”三句，堪称“大音希声”，而欲说还休的深衷，怕与多年来的罪人生涯不无关系，仅“惨愁容”三字就可见出作者这些年精神上所受之折磨了。 秦观的迁谪之词，多系自己“万不得已”之情的倾诉，这确与苏轼有很大的不同。苏轼被贬，固然也发出“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 的感叹，但毕竟能以任天而动的态度对待忧患，从“门前流水尚能西”悟出“谁道人生无再少”的哲理，将自己的精神境界作了“休将白发唱《黄鸡》” (《浣溪沙》) 的提升;又能从大自然的风雨中作出对人生挫折的了悟，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自勉。他还借王巩的歌女之语，写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 。在赞美歌女性格的同时，也表现出自己旷达的情怀。苏轼并非短于情，而是善于以理化情，使自己得到解脱。这样的以词表达理趣与哲思，可见苏轼开阔的心胸，也可使读者得到教益，况且哲学的境界也差可看成文学的最高层次;但是，就词“缘情”的本位而言，就文学作品所具备的兴发感动之力而言，秦观的迁谪之词，却能以其特有的“词心”之真情发露，得到了特有的认可，冯煦等人所论，足以证之。 三 再论第二点。 苏轼兄弟嘉祐进士，黄庭坚治平进士，张耒熙宁进士，均当二十多岁，晁补之元丰初进士，亦仅二十七岁。只有秦观久困场屋，直到元丰八年三十七岁时才中了进士。这一个十年以上的“时间差”，不仅在秦观心中留下了仕途蹭蹬的隐隐伤痕，而且一如词坛先辈温庭筠、柳永那样，他也有不少因失意而寄迹青楼的“艳迹”。 秦观自己在《送刘贡父舍人》诗中说:“观也本诸生，早与世参商。方枘不量凿，交亲指为狂。”这一“狂”字，应是秦观很准确的自画像。据《侯鲭录》载:“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后秦少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公闻而笑之。” 13 可见苏、秦都并不讳言自己的“风流”，而实际上当然秦观更甚。《王直方诗话》有云:“参寥言旧有一诗寄少游。少游和云:‘楼阁过朝雨，参差动霁光。衣冠分禁路，云气绕宫墙。乱絮迷春阔，嫣花困日长。平康何处是?十里带垂杨。’孙莘老读此诗至句末，云:‘这小子又贱相发也。’” 14 可见时人对他的“贱相”颇为了解。《侯鲭录》又载:“少游《题大年小景》四首:‘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因君小平远，还我旧登临。’又云:‘公子歌钟里，何曾识渺茫。唯应斗帐梦，曾入水云乡。’又云:‘晓浦烟笼树，晴江水拍空。烦君添小艇，画我作渔翁。’又云:‘岛外云峰晚，沙边水树明。想当挥洒就，侍女一时惊。’”15 从中颇见他的山水情、江湖心。而实际上，他是很迷恋城市生活的，与**女的交往应是重要的原因。其词《梦扬州》自称“酬妙舞清歌”，不少作品都是寄迹青楼，与歌妓相恋的自况，足可证之。《苕溪渔隐丛话》对陶渊明及秦观的自作挽辞有所比较，并发表了不同于苏轼的见解:“渊明自作挽辞，秦太虚亦效之。余谓渊明之辞了达，太虚之辞哀怨。……东坡谓太虚‘齐死生，了物我，戏出此语’，其言过矣。此言惟渊明可以当之;若太虚者，情钟世味，意恋生理，一经迁谪，不能自释，遂挟忿而作此辞。”16这“情钟世味，意恋生理”八字，可谓知人之言。而这人世之味、生活之理，是应包括城市生活、青楼情味在内的。 陈师道所撰的《淮海居士字序》曾记秦观语:“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明人张?《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认为，他的策论“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而实际上，只能是书生空论，他无法实现宏伟的志向，只能得杜牧“赢得青楼薄幸名”一面。他的《满庭芳》(晓色云开)下片:“多情，行乐处，珠钿翠盖，玉辔红缨。渐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头旧恨，十年梦、屈指堪惊。”就是这种杜牧式扬州生活的自我写照。 今传《淮海词》中约有一半属爱情题材。其中如《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向，欢娱渐逝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都可见感情真挚、萦念甚深的特色。前者先写独倚危亭思念离别已久的女子，回忆分手时的情景，“怆然暗惊”一句，陡然回到现实，使别恨骤增。换头三句写当时与“娉婷”的欢情，可惜好景不长，“素弦声断”数句，不是直接言情，却得幽约怨悱之致，而飞花、残雨，是凄迷的心绪化为形象，结尾情从景出，悠然不尽。词中的“恨”、“念”、“怆然”、“惊”、“怎奈”、“那堪”诸语，可见出这是“万不得已”的情感自然、真实的流露，不是“词心”，又是什么?后者的“蓬莱旧事”指与一歌妓相恋之事，对这一恋情，少游实难忘怀。《草堂诗余隽》卷四眉批写道:“回首处斜阳远眺，情何殷也!伤情处黄昏独坐，情难遣矣!”很准确地道出了少游内心情感的殷切、伤痛、难以排遣。又评曰:“少游叙旧事有寒鸦流水之语，已令人赏目赏心。至下襟袖啼痕，只为秦楼薄幸，情思迫切。”“赏目赏心”是言其美感作用，“情思迫切”四字则又是落在情上，而这些感情倘非“万不得已”，又何必作此倾诉?这不是“词心”的自然流露又是什么? 又如《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的下片，写别后情怀:“玉佩丁冬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由别后想重逢，又为因追逐名利、与心上人分别而矛盾、痛苦，不堪回首往事，终又移情于当时的明月。只要我们以心灵贴近心灵，就不难体会他“古之伤心人”的情怀。秦观写此词时，系由蔡州教授任调入京供职秘书省，为功名利禄而不得不与情人分手，词中真实地表现了难分难舍的情感，谁能不是感动多于责备呢? 在词史上，往往将柳永与秦观并称，但倘对照二人，秦观确无柳永所作的那种色情意味和“词语尘下”的面貌。即如涉及对女性作正面描写的，也并非仅止外貌、体态，不是只重自己的观感，而常是设为对方之想，仍重在思念之情。如《南歌子》: 香墨弯弯画，燕脂淡淡匀。揉蓝衫子杏黄裙，独倚玉阑无语点绛唇。 人去空流水，花飞半掩门。乱山何处觅行云?又是一钩新月照黄昏。 另一首《南歌子》: 玉漏迢迢尽，银潢淡淡横。梦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邻鸡催起怕天明。 臂上妆犹在，襟间泪尚盈。水边灯火渐人行，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 写与情人的离别，兼及自己与对方，己之伤离见之于“怕天明”而厌鸡声，而换头二句的妆印与啼痕，又传递出对方更大的痛苦，最后的以景结情使离情别绪摇漾不绝。就写离别的词而言，后来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周邦彦的《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了。由于他能“以我心换你心”，故而“始知相忆深”，颇能为对方设想，表现女子的相思之情。如《减字木兰花》: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 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 这种想对方之所想的立场移易，又见出特别的体贴，“代言”的意味流露出“词心”的推己及人。 秦观的不少爱情词，常如周济所说，是“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二者酝酿交融，感人尤深。如《风流子》(东风吹碧草)，作于由汴京贬往杭州之时。上片有云:“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表现出离京欲行时纷乱的心情。下片写道: 青门同携手，前欢记、浑似梦里扬州。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搂。算天长地久，有时有尽;奈何绵绵、此恨难休。拟待倩人说与，生怕人愁。 宦游的失意既如此，被贬南行，又不得不与情人分手，“回首西楼”之时，自是生出绵绵长恨，难怪见春色而情烦恼、寸心乱了。黄苏《蓼园词选》虽以寄托说错认词旨为“念京中旧友”，却又能很正确地指出其“情致浓深，声调清越”的特点，并认为“真能奕奕动人者矣”。至如绍圣三年(1096)自处州贬徙郴州、途经潇湘时所作的《阮郎归》，论者以为可能是抒发与长沙义妓分别之情。词云: 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棹孤。红妆饮罢少踟躇，有人偷向隅。 挥玉箸，洒真珠，梨花春雨余。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 下片先写女子的悲伤，最后关合自己，断肠而又无肠可断，其意翻进而折转，将迁谪之人身不由己的痛苦，既失去自由又失去爱情的强烈感受，表现得非常动人。诚如明人杨慎批《草堂诗余》所说:“此等情绪，煞甚伤心。秦七太深刻矣!” 陈师道《淮海居士字序》曾记秦观将己字从太虚改为少游之由:他原期望自己能“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但后来发生了变化:“今吾年至而虑易，不待蹈险而悔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识吾过。”17这种由进而退、由平天下而归乡里的变化，实际上表明了秦观已从少不更事到了解世情，可是他终因党争之累，连归老邑里的愿望都未能实现。我们可以不必认真对待他关于军政大事的策论，而那些“多出一时之兴，不自甚惜，故散落者多”18的词作，却留下了“古之伤心人”心理、灵魂的记录。对他“万不得已”的“词心”，我们应以“了解之同情”去熨帖之，才不会满足于孰为高低、何当取舍的简单评判。 注释 ①《蒿庵论词》，《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论词·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0页。 ②《白雨斋词话》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9页。 ③《白雨斋词话》卷八，第202页。承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博士，乔笙巢或冯煦书斋名，《白雨斋词话》第127页第56则“近时冯梦华(煦)所刻乔笙巢《宋六十一家词选》”可证。 ④《蕙风词话》卷一，《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 ⑤转引自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 ⑥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页。 ⑦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36页。 ⑧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28页。 ⑨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仇池笔记》(外十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⑩《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3页。 11《仇池笔记》(外十八种)第251页。 12《独醒杂志》卷五，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清波杂志》(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13四库笔记小说丛书《龙川杂志》(外十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页。 14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34页。 15《龙川杂志》(外十七种)第367页。 16《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1页。 17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第267页。 18明刊《淮海集》张綖跋语，见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第268页。
历年来有关秦观迁葬地的史料和文章多有讹误之处，辄谓其灵柩“迁葬于无锡惠山西三里之璨山”。考秦观灵柩迁葬地，也即最终葬址，实位于无锡惠山二茅峰间，而非无锡璨山。
北宋著名词家秦观(1049-1100)在后期生涯中，与恩师苏轼一起成为残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自北宋绍圣元年(1094)坐元祐党籍，连遭贬斥。出为杭州通判，道贬处州监盐酒税;三年，削秩徙郴州;四年，编管横州;元符元年，除名，移雷州;哲宗元符三年(1100)徽宗立时放还，八月至藤州(今广西藤县)，中暑卧华光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实八月十二日病逝。其灵柩先后暂厝于潭州(长沙)、故乡高邮，再归葬广陵，其后又迁葬无锡惠山。然据徐培均先生《淮海居士长短句·附录二·秦观词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及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秦观集编年校注·附录·新编秦观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记载，误为“迁葬于无锡惠山西三里之璨山”，或“迁葬少游于无锡璨山，与徐夫人合墓”(高邮市文游台景区内陈列室录秦观生卒资料据徐《年表》)。笔者多次专访秦观后裔，并查阅有关资料，反复核实，其事实真相是：秦观灵柩迁葬地不在无锡惠山西三里的璨山，而在惠山二茅峰间。
无锡惠山
是秦观生前独钟的隐居宝地
秦观与苏轼等去过无锡，时在北宋元丰二年(1079)。值“乌台诗案”发生前两个月，秦观将去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视祖父及叔父，适逢苏轼从徐州迁任湖州知府途中经过扬州高邮看望他，遂与偕行，渡大江，登金山，过无锡，游惠山，与苏轼、参寥子作和唐人韵诗;后又经松江，至吴兴，泊西观音院，遍游诸寺，直到五月端午节后，才与苏轼分手，赴会稽。
在与苏轼等游惠山时，秦观为此山景色迷恋，曾吟有唱和诗五古《同子瞻赋游惠山》(另题《同苏子瞻、僧参寥游惠山》)三首(其一王武陵韵，其二宝群韵，其三朱宿韵)。如之一：“辍棹纵幽讨，篮舆入青苍。圆顶相邀迓，旃檀燎深堂。层峦淡如洗，杰阁森欲翔。林芳含雨滋，岫日隔林光。涓涓续清溜，靡靡传幽香。俯仰佳览眺，悠哉身世忘。”之二：“史君厌机械，所与惟散人。顾惭蒹葭陋，缪倚琼枝新。上干青磝磝，下属白磷磷。洞天不知老，金界无栖尘。缅彼人间世，乌蟾阅青旻。讵得踵三隐，山阿相与邻。”又之三：“楼观相复重，邈然閟深樾。九龙吐清泠，曾未绝。罂缶驰千里，真珠犹不减。况复从茶仙，兹焉试葵月。岸巾尘想消，散策佳兴发。何以慰遨嬉，操觚继前辙。”诗中表达了向往这别具洞天福地的世外桃源，至欲追随古代高士隐居此山的愿望。
元符三年八月十二日，秦观卒于藤州。其子湛(字处度)闻噩耗自旅次来奔丧，扶榇北还;次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因党争又起，奉灵柩暂停殡于潭州;崇宁四年乙酉(1105)诏除党人父兄子弟之禁，又五年丙戌，宋因星变，诏毁元祐党人碑，叙复元祐党籍刘挚、曾布、苏轼等152人，此际秦湛奉父奔丧归葬于广陵西山蜀冈(今属仪征市境内，其间先厝于高邮);徽宗政和六年丙申(1116)秦湛任常州通判(康熙《常州府志·秩官三》，其卸任后，卜居武进新塘乡)，值其母徐氏卒，复迁秦观之柩合葬于无锡惠山二茅峰间。其时词人李之仪所作《祭少游文》是唯一谈到秦观灵柩改葬的资料：“于是子之孤，羸然衰服，执徐夫人之丧，来讣于予，曰："将迁子之柩，合葬于惠山之阴……"李之仪的生年，经时贤考证，已确定为北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卒年可定为徽宗政和八年(1118)(见王星、王兆鹏《李之仪卒年考实》，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第146-147页),故其资料是可信的。又有明代邵宝《秦淮海先生祠记》云：“……先生在建中靖国间(按此为公元1101年，属误记，应为绍圣元年即1094年)，以国史编修坐党籍谪外，(元符三年八月)卒于藤，归葬高邮。政和间，其子湛倅(指副职，通判)常州。遂迁葬于惠山……”
迁葬原因有二：一是前述惠山为乃父秦观与苏轼等同游共赏之地，且秦观尤喜爱惠山美景，生前遂有隐身此山之愿，而秦湛任现职时无锡县属常州府管辖，故将先父灵柩移葬惠山之巅。据《锡山秦氏宗谱》载，秦湛之子秦南翁一支即繁衍于常州府无锡县。二是秦观曾在《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诗中流露祖先本是江南人(会稽)，后方迁居高邮：“我宗本江南，为将门列戟。中叶徙淮海，不仕但潜德。先祖实起家，先君始缝掖。议郎为名士，余亦忝词客。风流以及汝，三通桂堂籍……”秦湛移榇应有让父魂归江南的意图。
秦观灵柩
迁葬地在惠山二茅峰间
无锡惠山有三峰，按其高度递增，分别为头茅峰、二茅峰、三茅峰。二茅峰海拔300余米，峰间秦观墓地面积约500平方米，墓周围有石砌罗城(无锡语，意“围墙”)。墓后耸立多株松柏，上有紫藤缠绕，覆盖成林。墓前有清嘉庆十年(1805)后裔秦瀛修墓时重立的青石墓碑。碑约高1.4米，宽七八十厘米，厚二三十厘米;正面镌刻着依稀可辨的楷书“秦龙图墓”四个大字(按：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即公元1130年，秦观被追赠直龙图阁学士)。原有墓园，其中建有祠堂和碑亭，碑上刻有追赠的诏书。亭中立有诗石，上刻黄庭坚《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赞秦观诗句：“东南淮海惟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欲攀天关守九虎，但有笔力回万牛。”墓前原有甬道、翁仲等，惜与祠堂、碑亭、诗石皆久已不存;墓后一泓直径近2米的清泉，汇聚山间泉水，据史料载，一年四季未曾干涸。墓区近太湖，原可眺望万顷烟波。
秦观墓已经无锡市人民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初修缮。1982年，秦观34代裔孙美籍华人秦家聪(时任亚洲《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驻北京记者)陪同其姐秦家德去无锡寻根。《无锡日报》于次年春转载了他同年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登无锡惠山寻祖终偿宿愿》。据有关资料，1984年无锡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为坟堆修葺砌石，复重建墓园，园墙东西相距20米，呈椭圆形;无锡市人民政府于1986年在园中建立了“秦观墓”的文物保护标示碑，在山林中开辟了墓道，与爬山大道相通(见吴新雷《游“秦园”访秦观墓》，载《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五期)。二茅峰顶有无锡市20世纪60年代修建、80年代重建的一座电视发射塔，1987年后从峰顶到山脚又修建了索道缆车。秦观第34代裔孙无锡籍人士秦绍樛(原先后任仪征市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总务处主任，工会主席，现已退休)曾于1985年8月随父秦志汾(时年72岁，1994年谢世)从惠山二茅峰北端拾级而上，登上峰顶，然后向南沿小道而下，约行200米山路即找到先祖秦观墓地。墓地在现缆车道(沿山下方向行)的左侧。而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淮海集笺注》(2000年重印)，笺注者徐培均先生在该书第1752页写到，1985年清明后其访秦观墓，“于惠山二茅峰南麓得之，距主峰电视塔200余公尺，有碑题作"秦龙图墓"，久经风雨剥蚀，字迹漫漶，依稀可辨。墓地隐于荒山蔓草中，现已由无锡市以不等边石块砌成馒头形坟墓，围以缭墙。”(按:不知何故，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的.《淮海居士长短句》附录二《秦观词年表》中，撰者徐培均先生却未能对秦观“迁葬于无锡惠山西三里之璨山”之误予以更正。)上世纪90年代后期，经秦观33代裔孙、著名书法家、学者秦子卿先生建议，无锡市政府已在惠山二茅峰南麓修筑盘山公路直达峰间秦观墓。秦子卿先生曾与秦绍樛先父秦志汾先生共同倡修《秦氏家谱》(1985年成，秦子卿作序)。另据《无锡史志》载，2002年10月10日，无锡秦氏后裔秦乐山、秦文淦、秦琴珍、秦基、秦志豪等十余人，与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史志》执行主编吴佳佳等登上惠山二茅峰，并在秦观墓地合影留念。2005年8月初，安家仪征的秦绍樛同志返无锡，复登二茅峰，由盘山公路沿石级至峰间瞻仰先祖秦观墓。于墓碑约20米处已竖有“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和“秦观事迹简介”两块标牌。
二茅峰下，惠山东麓，有明代秦观后裔所建著名园林寄畅园，为今锡惠公园内一座历史悠久、别具风格的古典园林。明弘治六年(1493)进士，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秦观第17代裔孙秦金，于正德年间(1506——1521),始购元惠山寺的“南隐房”、“沤寓房”两所僧舍，改建成别墅园林，取名“凤谷行窝”。后其族侄孙、官至湖广按察使的秦梁整修此园，改名“凤谷山庄”。秦梁侄、秦观20代孙秦燿，官至湖广巡抚，万历十九年(1591)因开仓赈济灾民蒙冤革职。去官家居时，对园林全面改造，历七年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竣工，全园造景点嘉树堂，清响斋、锦汇漪、知鱼槛、涵碧亭等20处，并效古人追求隐逸之趣，聊抒抑郁，取王羲之“寄畅山水之情”句，而改“凤谷山庄”为“寄畅园”，遂延称至今。斯园又在清初顺治、中期乾隆年间先后改扩建、全面整修。顺治十四年(1657)，秦观第23代和第24代孙、秦燿的曾孙秦德藻、玄孙秦松龄父子，慕名造园艺术家张涟(陈从周主编《中国园林鉴赏辞典》等误为“张链”)的技艺，特聘请其全面设计，且由其侄张鉽施工改建寄畅园，将原有布局重新作了安排，存精删芜，全面改造;巧叠山石，引二泉之流曲注其中，增添了八音涧、七星桥、美人石等若干景点，使园景更趋幽美。康熙、乾隆祖孙二帝六次南巡均驻跸或游览该园，写下不少翰墨诗章，先后题留“山色溪光”、“玉戛金枞”匾额。乾隆帝还“喜其幽致，携图以归”，在颐和园内万寿山东麓仿建一园命名为“惠山园”，后于嘉庆帝时改名为“谐趣园”，至今两园一南一北，互为辉映。现今寄畅园园林布局仍以清时改建后的原貌为基础。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是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春秋四时，来名园和峰间秦观墓游览、瞻仰者络绎不绝。秦观若地下有知，定当含笑于九泉。
《泗泾秦氏宗谱》
载秦观迁葬地“璨山”失实
潘宝明先生《寻找秦观》(载《扬州文学》2001年第5期)散文中言，“待宋徽宗下诏，处度立即奉秦观灵柩归葬广陵”，“但六年(按应十年)以后，还是迁葬于无锡惠山西三里的璨山”。当据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一书附录二《秦观词年表》等记载，而该书又据其附录三《传记序跋》所载《泗泾秦氏宗谱小传》(民国六年重修)中“政和中，迁葬无锡之璨山”的记述。但其记与秦观灵榇迁葬惠山二茅峰的实际不符。考《泗泾秦氏宗谱》，该谱在秦氏诸谱中晚出，可信度较差。“泗泾今属上海市松江县。其地秦氏，为十七世逢尧公入赘孙氏而由闸港内东旌表亭分迁而来。后裔遂辑《泗泾秦氏宗谱》，计有元亨利贞四集。是谱以纂修较晚，多由洞庭、闸溪诸谱汇录，而于锡山谱甚非议之，亦有抄时改动之处，如元字全集中收陈师道《赠文宪公序》，实即陈作《秦少游字序》也。本书据民国六年丁巳铅印本选辑。原版框高二十六厘米广四十一厘米。”(秦子卿《泗泾秦氏宗谱》按语)此外，《泗泾秦氏宗谱》所绘泗泾秦氏一支列祖列宗多副肖像细观皆完全相同，仅穿戴服饰有异，复令人生疑。至于该谱小传载秦观灵柩迁葬地出现失真和讹误，也就不奇怪了。
又据著名学者吴新雷《游“秦园”访秦观墓》一文指出：“自宋元以来，惠山秦观墓历经沧桑，其确切位置长期湮没，甚至以讹传误。如道光十七年(1837)王敬之刊本《淮海集》所附《重编淮海先生年谱节要》误记为："处度通判常州，迁葬先生于无锡惠山西三里之璨山。"……”潘文慨叹：“可惜我未能找到他的墓，想是墓不大，又无重要的碑记，否则看一看古藤是否还在，为墓冢捧一抔土，献一支花当是欣慰之事。”别无他因，系源于《泗泾秦氏宗谱小传》《重编淮海先生年谱节要》《秦观词年表》《新编秦观年谱》等先后记载失实，搞错了秦观迁葬地的缘故，遂致以讹传讹相延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