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1、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以善淫。
评析：这几句诗使抒情主人公除了作为政治家和诗人的自我形象出现外，又常幻化为，一个美丽而遭逢不幸的女子。她有爱美的天性，喜欢用芳洁的东西修饰自己，还亲手栽培了许多芬芳的草木。起初与丈夫(“灵修”有时也可理解为丈夫)缔结了婚约，后来却受到众女的嫉妒和谗毁，终于被抛弃。这一条“美人香草” 式的寓意伏线和诗人的政治抒情叠合在一起，造成《离骚》全诗特有的写实与虚拟二重世界相互交融、迷离惝恍的艺术效果，给全诗增添了绰约的风姿和芳菲的情韵。
翻译：怨恨君心荒唐啊，始终不能理解我的心思。那些女人也嫉妒我的妩媚，诽谤我好放荡淫乱。
2、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评析：这一句表明屈原志向不改，坚贞不屈。真可说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屈原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群无耻小人对他的恶毒诬蔑，一会说他穿着奇装异服，一会又说他面容姣好，肯定是个善淫之辈。这群人追名逐利，篡改法令，歪曲是非，混淆黑白，竞相谄媚，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屈原下决心绝对不和他们合流，他自比不合群的鸷鸟，孤傲、矫健，“自前世而固然”，他不想改变，也无法改变，这就像方圆不能周，异道不相安一样。在这里，屈原清楚地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句中“虽九死其犹未悔”和同出自于《离骚》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句是后人引以自勉和共勉最多的句子。
翻译：只要是我心中所向往喜欢的，即使死去九次也不会后悔。
3、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评析：这几句诗所表现出的诗人自知之明、自谋之熟、自勉之严、自决之勇，令人感慨万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不仅又回到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境界，而且感情更加深沉，意志更加坚定。通过这一段情感的抒发，诗人将构成自己心灵世界悲剧性冲突的两个方面──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进取与退隐的对立，初步展现出来了。继之又更加坚定地作出了选择。
翻译：我生各有各的喜好，我独爱美，并且习以为常。即使肢体分解也不会改变，难道我的心志是可以挫败的吗?
《离骚》分段赏析
第一段。通过自叙的笔法，提出了积极用世的人生观：首先追溯世系，表明自己是楚国宗室之臣;详纪生年和名、字的由来，强调禀赋的纯美。这和爱国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就成为屈原生命中进步的动力。奠定了他那种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的基础。接着叙述他对待生活的态度。由于热爱生活，所以特别感到时间的易逝，生命的短暂;因而孜孜不倦地培养品德，锻炼才能，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理想，明确的目标，在楚国政治改革中，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第二段。承接上文，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以及事君不合的经过。首先述三后以戒今王，接着陈尧舜以示典范。在古代社会里，凡是具有政治抱负的士大夫，他们的理想都必然寄托在最高统治者的身上，因而屈原就必须争取楚怀王的合作，首先是取得他的信任。可是怀王的态度是不坚定的。这一矛盾的存在，就展开了屈原和“偷乐”的“党人”之间的剧烈斗争;同时，怀王的听信谗言，也就决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观遭遇，为下文提出张本。
第三段。叙述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客观遭遇，并分析其原因。综合起来，有下面几层：第一，政治上的改革，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争取君王的合作，必须培植人才，广结同志，共赴其成。屈原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可是想不到“众芳芜秽”，致使他的计划落空，陷于孤立。第二，指出了他和“党人”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他们之所以勾心斗角，排除异己，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屈原的坚持理想，则是为了“恐修名之不立”，“哀民生之多艰”。这里，他强调法度绳墨，进一步提出他的法治思想;这和腐化没落的贵族势力绝不相容，因而这一斗争是不可调和的。第三，在这样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怀王的昏庸糊涂，“不察民(人)心”，不辨黑白，助长了邪气的高涨，造成了群小进谗的有利条件。第四，从邪正不能相容，预测自己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强调不屈服、不妥协的顽强精神，并准备为此而不惜作任何牺牲。下文展开了剧烈的思想斗争而终于取得胜利，就是确立在这样一个坚实基础上的'。
第四段。承上文说，既然理想不能实现，则退隐可以独善其身;为个人计，又何尝不心安理得?可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逃避现实的态度，和屈原的个性是绝不相容的。这使他暂时宁静下来的情感又掀起无限的波澜;在波澜起伏中，一层一层地展开了内心深处的矛盾、彷徨、苦闷与追求，以及在这种心情中的斗争过程。从这段起，所写的都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反映，并非事实的叙述。
第五段。叙述女媭的劝告。她指出处于没有是非曲直的社会里，屈原如果不改变他那种孤忠耿直的作风，是不会见容于当世，而且会遭到杀身之祸的。她是屈原人世间唯一的亲人，她所说的也是娓娓动听的人情话;可是她的话仅仅是单纯从爱护屈原、关心屈原出发，提高到思想原则上来说，她对屈原却缺乏本质上的认识。女媭尚且如此，那末屈原内心深处的痛苦又向谁去申诉呢?于是诗人就不得不把他生平的政治见解假托于向他所最崇拜的古代圣君帝舜来倾吐衷肠了。他征引了丰富的史实。主要是为了证明他所坚信不渝的一个真理，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必然归于覆亡，只有“义”和“善”，“循绳墨”“举贤能”才能使国祚昌盛;而他所坚持的，正是关系楚国国运兴衰的根本问题，他自然不能听从女媭的劝告，作明哲保身之计了。“陈词”中的反复论证，即第二段“彼尧舜之耿介兮”四句的基本内容的具体发挥。这种认识所构成的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就使得屈原更进一步表现出一种“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的顽强信念。和其他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样，他是“百变而不离其宗”，决不可能放弃他的主张的。这种主张在现实环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于是下文就进入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在精神活动的领域里开拓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把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内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
第六段。写幻想中的境界，借求爱的炽热和失恋的苦痛来象征自己对理想的追求。综合它的内容，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屈原爱国之深，尽管在上述恶劣环境中备受各种打击，但耿耿此衷，他仍然是锲而不舍的。这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强烈情感，亦惟有爱情的追求能仿佛其万一;因而就产生了以“求女”为中心的幻想境界，并形成这种上天入地驰骋幻想的表现形式。第二，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须争取统治者的信任，正如爱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须有其具体的追求对象一样。屈原所追求的，有九重的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间的佚女，她们的身份不同，但在她们的身上同样可以寄托爱情;也如楚国统治集团当中的任何一员，都有可能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旧说，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于屈原当时的心理状态。可是所谓“女”，决不仅仅是象征 “君”。张惠言认为这一段是说“以道诱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为切合原文文义。至于哪一类的女性是影射哪一种人，则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形象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思维，是不可能刻舟求剑机械地加以分类的。第三，屈原求爱的心情是炽热的，可是他选择对象的条件则是极其苛刻的。他不仅追求美丽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质。那就是说，政治上的结合必须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同时，即使有了适当的对象，又必须通过媒介的关系。那也就是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决不肯枉尺直寻，不择手段以求进身的。爱情的炽热和求爱条件的苛刻，正是矛盾的焦点;失恋的苦痛，就是在这个焦点上形成的。因此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回答他满腔热情的只是空虚和幻灭，怅惘与彷徨。他在幻觉中的一切感受，正是“溷浊不分，蔽美称恶”的丑恶现实的反映。
第七段。屈原在极度苦痛的复杂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去和留的问题而加以分析。战国时代，是中国大一统局面出现的前夕，当时所谓士，为了实现其理想，政治活动的范围并不限于本国。求谋个人功名富贵的“朝秦暮楚”的苏秦、张仪之徒固不用说，就是儒家的大师孟轲也是终身过着“革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生活。荀卿则以赵人终老于齐。法家的韩非、李斯也都不是为故国效力。以屈原所具备的卓越才能，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当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理想不可能在本国实现的时候，考虑到去留的问题是非常自然的。这一段分三个部分：首先是问卜于灵氛，接着取决于巫咸。巫咸和灵氛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所得出的两种不同的结论，再一次地引导屈原把楚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处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在于整个环境的日益恶化。尽管自己能坚持理想，决不动摇;但留下来，希望又在哪里呢?结果，灵氛的劝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于是他就冲破了楚国的范围，进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另一幻境。
继隋朝之后的大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从秦汉以来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的最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帝国。文学在这一时期，更是呈现出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灿烂局面。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论及唐代文学，就必然要谈及唐代诗歌。唐代诗歌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从现存的五万多首诗歌来看，唐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诗歌题材的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唐朝开宗立派影响久远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余特色显著而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人也有百人之多。唐代诗坛多种艺术风格的争奇斗艳和诗歌体制的完备成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伟观，甚至可以与思想史上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相媲美。
唐诗最为我国文学遗产中最灿烂最珍贵的部分之一，其繁荣发展是多种因素使然。究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诗歌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
第一，唐帝国的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城市发达，是诗歌文学发展的重要原因。
隋朝统一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但隋炀帝穷兵黩武致使民生凋敝而民怨沸腾。唐朝代替了短命的隋王朝，统一全国。初盛唐时期，封建统治者吸取前代教训，缓和阶级矛盾，实行了休养生息与均田制等一系列安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不仅从经济上进一步巩固了大唐帝国统一的政权，而且有效地促进了封建文化的高度发展与繁荣。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一百几十年间，封建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诗歌的创作与发展，从唐诗中可以透视出唐朝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与发达的城市。唐玄宗言曰：“若考论政绩，在户口存亡。”据《食货志》载：
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千，绢一匹钱三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此足以可见当时社会的繁盛。而这种繁盛又激发了萌生于现实的灵感与情素，促进了诗人的诗歌创作。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有《忆昔》诗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近，男耕女桑不相失。”
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相对稳定使人们能够相对地安居乐业，从事各种经济生产与经营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诸如扬州等城市的发达与繁荣。城市的发达使得一批或居住或游览于其中的士子诗人创作了大量的反映城市生活与景色的诗歌，如王建《夜看扬州市》诗云：
“夜市长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此外如大诗人杜牧，有很多描写扬州的诗歌，扬州的繁华即可由此窥见一斑。杜牧诗中有很多描写扬州歌妓的诗歌，如《赠别二首》：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另有徐凝《忆扬州》诗等等，均刻画了扬州城的繁华。据此可见当时唐朝的繁荣以及其繁荣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第二，实行对外开放，南北文化与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对诗人的思想以及艺术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唐朝的统治者极重视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并且实行对外开放，与西域各民族甚至海外各国均有不同程度的友好往来。同时唐朝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采取了相对自由的政策，儒佛道思想的并存以及哲学思想的发展也促成了唐代文化的高涨。由于这些原因的刺激，唐代的音乐与舞蹈等艺术均有极大的发展与繁荣，这些艺术形式又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譬如西域舞蹈艺术的传入对唐代诗歌文学的发展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舞蹈艺术并行的是唐代普遍发展的音乐艺术。没有音乐艺术的发展，就不会有白居易的《琵琶行》，就不会有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等。白居易另有《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诗云：
“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蕃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
由此诗足见音乐对当时诗歌创作的影响。大诗人尚且如此，况他人乎？
第三，是政治宽松制度健全的社会环境。
这对诗歌文学的创作十分重要。唐代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各司
其职而又互相监督，为政治的开明打下了基础。元稹有诗《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李校书即李绅），其序云：
“余遭理世而君胜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人。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
第一，唐代统治阶级重视对文学的考察。
《孟子》中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据此可见“上好下甚”，最高统治者对诗歌文学的重视，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其发展与繁荣。
历代最高统治阶级重视对文学的考察，为唐代的最高统治阶级树立了借鉴的光辉榜样。唐代最高统治者重视对文学的考察，并做有大量的诗歌。唐太宗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君主，其文治武功固然显著，但其对诗歌文学的创作实践与文学思想对初唐文坛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太宗诗多忆征战、述胸怀、描绘景物的壮伟，另有点缀升平、润色鸿业之作。在其影响下，虞世南、杨师道等有不少歌功颂德的奉和应制之作。此外帝王还修撰类书，也对诗歌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唐代有欧阳洵的《艺文类聚》，另有徐坚编撰的类书《处学记》。
第二，科举制度的实施使中下层文士在政治上、文化上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科举取士的制度促进了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
唐代的科举制度始于于唐高祖，至唐太宗时完善发展。太宗以此广纳士才，曾言曰：“天下英雄入吾彀矣！”唐代的科举制度以诗赋取士，打破了世族对政治的垄断，为庶族大开了进仕之门。唐代的节度使、观察使、经略使、都护使等高官中有许多均是进士出身。
唐代的科举制度以诗赋取士，是促进诗歌繁荣发展的一个直接因素。唐代有大量的省试、州府试诗，并有许多有关进士主题的诗歌。其中如袁皓《及第后作》诗、白居易《及第后忆旧山》诗、裴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诗等。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云：“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不及也。”
唐代的科举制度因以诗赋取士，故当时多行卷、温卷、纳省卷等多种形式。赵彦卫《云麓漫钞》云：
“唐之取士，先借当时显人之姓名达之王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晚唐时诗人王贞白有《寄郑谷》诗云：“五百首新诗，缄封寄去时。只凭夫子鉴，不要俗人知。”
第三，从诗歌创作的诗人主体来看，，庶族地主阶层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唐诗的繁荣又决定于这一阶层力量的勃兴和发展。
唐代处于以新的封建等级制度代替旧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时代，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制约和影响下，统治阶级中的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势力发生了急剧的不同变化。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斗争中，皇族地主是和庶族地主
站在一起的。太宗时用官职品级代替门第、身份作为划分氏族等级的新标准，借以贬抑世族。已知的唐代两千多位诗人中基本是寒素之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们多积极跻身于封建统治的上层，但大多数仍然沉沦下僚、流浪江湖，比较接近下层，更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没有庶族地主势力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勃兴，也就不可能会有代表他们利益和要求的诗人们在唐代诗坛的上的活跃，也就不会产生如杜甫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不会有诗歌的繁荣与发展。
再次，唐代诗歌文学得以繁荣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即是诗歌在唐代的社会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唐代诗歌极高的社会应用价值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所罕见的。诗歌在唐代作为特殊的交际工具，产生了诸多的形式，如应制诗（应制奉和之作）、联句诗、唱酬诗等。诗人可以利用诗歌博取帝王贵族的赏识，也可以之作为傲视上层社会的资本，“千首诗轻万户侯”。此外诗歌还可以作为向达官名流干谒求进、送人出使或还乡、慰人贬官或下第的交际工具，其影响遍于许多社会阶层。许多诗人凭借诗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与荣誉。唐诗与社会生活的这种特殊关系，与诗人们的生活、地位如此休戚相关，既是唐诗繁荣发展的反映，也是唐诗繁荣发展的一种原因。
最后，唐代诗歌的繁荣发展还取决于诗歌自身传统的发展。
我国的诗歌以《诗经》、《楚辞》为最早的高峰，但四言诗和辞赋在唐以前已经衰落和僵化，一种新的诗体——近体诗在六朝时逐渐酝酿并得到发展。而到唐初“沈宋”手里，产生了完整的五律与七律，长篇排律也在唐代出现，等等。唐代诗人为了反映重大社会问题或抒写深刻的政治感慨的需要，更多地运用篇幅较长、格律较宽的古体诗，而在创作实践中创造出许多新体，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独特面貌。到唐代后期，传奇和词兴起，戏曲处于萌芽状态，而只有诗歌，才具备广阔发展、不断创新的内在条件，是作家们反映生活、抒情述志、驰骋才华的理想领域。这也可看作是唐诗繁荣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
研究唐诗所以繁荣发展之原因，而不止是单纯地研究唐诗繁荣的盛况以及它的体式、内容与思想价值，或许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发展有更多的借鉴与启发之处。
内容提要 江西诗派后学张“一祖三宗”之说，虽然远绍杜甫，但黄庭坚才是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他正是通过学杜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貌的。他对杜甫的学习是全面的，也是创造性的，本文从思想内容、对前人遗产的态度、句法、音律、遣词用语的特色等方面对黄庭坚与杜甫作了全面的比较。对“唐音”“宋调”的同异承继关系，亦有所论及。
关键词 杜甫 黄庭坚 影响 唐音 宋调
杜甫堪称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但是他被人们承认也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中唐，虽有韩愈、元稹等人给杜甫以相当高的评价。但总的来说，杜诗还未获得广泛的认可。杜诗之显，至宋而极。产生于安史之乱前后的杜诗并不显于唐朝。杜诗不显于当世，并不等于无人学杜。相反，中晚唐学杜诗者，不乏其人，如白居易、皮日休、杜荀鹤、罗隐等人。安史之乱，唐帝国兴旺发达的气象一落千丈。中唐人虽有中兴之梦，无奈力不从心，底气不足;晚唐人更徒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叹。在这种氛围的笼罩下，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与失望，消磨掉了诗人们生活的豪气与激情，诗歌的内容多转为个人情怀的细细吟咏，或转为愤懑之音，总之，对国家社会的关注大大削弱，对杜甫的理解也比较片面，所以，杜甫少为人关注和推崇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中晚唐时期，给杜甫最高评价的是元稹，他的《杜工部墓志铭》云：
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主要着眼于具体的技艺手法，且集中在“铺陈”、“排比”、“属对”等方面，大约与元稹的个人艺术偏好有关，虽不能说毫无所见，但片面与肤浅是一望可知的，难怪元好问嘲讽他说：“少陵自有连城璧，争耐微之识趺。”
孟棨，其《本事诗》“高逸”条云：“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评价虽高，然其着眼于杜甫者仅停留在记录史事的一面。
宋初，杜诗仍未显于世。宋初诗人多取法中晚唐诗人。《蔡宽夫诗话》“宋初诗风”条云：
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禹 )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亿)、刘中山(筠)、钱思公(惟演)专喜李义山(商隐)，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杨亿)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
所学中晚唐诗人中，独遗杜甫。杜诗为宋人所重，约在仁宗庆历前后。《蔡宽夫诗话》“宋初诗风”条续云：
景佑、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文章显隐，固自有时哉!…… 老杜诗既为世所重，宿学旧儒，犹不肯深与之。
虽然杜诗已受到推崇，但是，诗坛的阻力还是不小。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大诗人登上文坛，这种局面才得以彻底改变。特别是黄庭坚，一辈子对杜甫最为推崇，学杜最下工夫，诗歌创作受杜甫影响也最深。黄庭坚学杜甫，还有家学的影响。《苕溪渔隐丛话》记载：
《后山诗话》云：“唐人不学杜诗，惟唐彦谦与今黄亚夫庶、谢师厚景初学之。鲁直，黄之子，谢之，其与二父，犹子美之于审言也。”[1]
在唐代诗人，甚至在历代诗人中，黄庭坚最推崇杜甫，他不仅肯定杜甫的忠义之气、忧国爱民之忱，而且在诗歌创作上力追杜甫。他称颂“杜子美一生穷饿，作诗数千篇，与日月争光”， [2]教人学诗以杜甫为指归，“欲学诗，老杜足矣”。[3]黄庭坚之师承杜甫可以说是时人及后世的共识。陈师道《答秦觏书》云：“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也，故其诗近之，而其进则未已也。”[4]后来方回也说：“山谷诗宋三百年第一人，本出于老杜。”[5]“山谷诗本老杜骨法”。[6]他在《瀛奎律髓》卷三中还说：“老杜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杜者也。”
山谷对杜诗的潜心钻研与揣摩，在《山谷别集》卷四还保留了黄庭坚研究杜诗的部分成果《杜诗笺》，对杜甫诗歌中用典出处，及其名物制度等等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
“业白出石壁”
黄笺：《宝积经》：若纯黑业得纯黑报，纯白业得纯白报。
“山鬼独一脚”
黄笺：山魈出江州，独足鬼。
“画省香炉违伏枕”
黄笺：尚书郎入直，女侍史执香炉，烧薰护衣服。《汉宫仪》。
“仙李盘根大”
黄笺：唐太宗《探得李》诗云：盘根植瀛渚，交干倚天舒。
不仅从诗艺上学习杜甫的创作方法与技巧，从内容上学习杜甫的'对现实的关怀，忠君爱国的情怀，而且就从学术方面，也有不少独到之见，多方面的努力有助于对杜诗的感悟与融会贯通。在《杂书》中亦有对杜诗的考订：
老杜云：“长 长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胫。”往时儒者不解“黄独”义，改为“黄精”，学者承之。以予考之，盖“黄独”是也。《本草》赭魁注：“黄独肉白皮黄，巴汉人蒸食之，江汉人谓之土芋。”余求之江西，江西谓之“土卵”，蒸煮食之，类芋魁。[7]
黄庭坚对杜甫的崇敬，至老弥笃，他在流放在黔中时，生活困顿，但仍念念不忘搜罗杜诗，他在《刻杜子美巴蜀诗序》中说：“自予谪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8]当然，黄庭坚的学杜对他的诗歌风格的形成与诗艺的提高与成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黄庭坚本人对自己学杜的心得还是颇为自豪的，他曾在《观崇德君墨竹歌》不无自得地说：“见我好吟爱画胜他人，直谓子美当前身。”
在黄庭坚早年，受时代风尚的影响，可能更多的关注杜甫忠君爱国的情操。宋代的诗话中不乏这方面的记载。范温《潜溪诗眼》载孙莘老与王平甫争论杜甫《北征》与韩愈《南山》的优劣：“时山谷尚年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宋人也是这么看待他的，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鲁直专学子美，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潘子真诗话》“山谷论杜甫韩诗”条云：
山谷尝谓余言：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
山谷作于元丰二年的《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对杜甫有全面的评价，可见山谷对杜甫当时的看法，诗云：
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
帝阍悠邈开关键，虎穴深忱探爪牙。
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
潜知有意升堂室，独抱遗编校舛差。
上引诸例表明：宋人对杜甫及其诗歌的发明在于其一饭未尝忘君的人格力量，也在于杜甫“发于性，止于忠孝”的诗歌创作。黄庭坚对杜甫的看法自然也受到了时代的影响。黄庭坚关注杜甫的忠义精神，诗史笔法。但黄庭坚对杜甫的诗歌技巧也一直至为推崇。杜甫主张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及一生对诗艺孜孜不倦地追求，黄庭坚也一向这么坚持。世人争议很大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说实际就是一个如何学习前人的问题。黄庭坚在《再答洪驹父书》中云：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点，点铁成金也。[9]
钱钟书评论这一看法说：“在他的许多关于诗文的议论里，这一段话最起影响，最足以解释他自己的风格，也算得上江西诗派的纲领。”[10]惠洪的《冷斋夜话》里又提出“夺胎换骨”之说：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思，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这“夺胎换骨”的技巧可看作是“点铁成金”的具体运用，不过在山谷文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其总的要求是在词语上推陈出新，办法则是在前人传统的基础上或在词意上出新，或在用语上争奇避俗。其实，广泛地学习前人(当然包括杜甫)并不等于掉书袋，也不是说光多读古人著作就可以了。黄庭坚认为“读书破万卷”只不过是作诗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条件，就象拥有了一件利器，并不等于成功，“然则虽利器而不能善其事者，何也?所谓妙手者，殆非世智下聪所及，要须得之心地。”[11]黄庭坚主张为文要“无一字无来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在用典使事方面，他在《论作诗文》中说：“作诗句要须详略用事精切，更无虚字也。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12]。而用典的精确深密，正是山谷诗的一大特色。在黄庭坚的诗学追求中，如何使诗歌语言既能准确达意，又耐人寻味，一直是其关注的中心问题，而用事的精确深密正可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它能在简练的形式中包含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精当而又含蓄。如《类苑》指出：
鲁直善用事。若正尔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如《咏猩猩毛笔》诗云：“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又云：“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精妙稳密，不可加矣。当以此语反三隅也。[13]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对山谷用典亦赞赏有加：前辈讥作诗多用古人姓名，谓之点鬼簿。其语虽然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执以为定论也。如山谷《种竹》云：“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食薇瘦。”《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善于比喻，何害其为好句也。
黄庭坚广泛学习前人的优秀成果，而不泥古不化，无疑给后人很大的启示，在这一点上，他和杜甫有着同样的胸怀与成就。杜甫的所谓“集大成”也是在广泛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取得的。在初盛唐时对六朝诗人的普遍鄙薄风尚中，杜甫能给予他们以公允的评价尤其难能可贵。
庆历之际因儒学复兴而一度高扬的杜甫忠义之气，经激烈的党争之后至绍圣年间已日渐衰退。这也是黄庭坚谪居以来重视诗文法度的主要原因。在北宋新旧党争日趋激烈和残酷的环境中，文人当初“坐谈王霸了不疑”[14]的进取精神因此不断受挫，“立谈信无补，闭口出国门”[15]遂成为当日文人自然而然的选择。即使身在朝廷，并未真正“闭口”，其心态亦趋于忧畏一端，如元年间的二苏即是如此。元三年黄庭坚作《老杜浣花引》一诗中有云：“生绡铺墙粉墨落，平生忠义今寂寞。”意谓杜甫忠义之气和《浣花溪图》一样，在人们心目中已日渐消退了。既反映了他对时代的失望，也暗示了自己精神取向的转向。就黄庭坚本人而言，绍圣以来，先以史事得罪，后又因在荆南作《承天院塔记》，遭谗言再羁宜州。出于对朝政的失望与疏远，虽同为流落西南，他不可能象杜甫那样“一饭未尝忘君”，对朝廷大事念念不忘，黄庭坚更关注的是如何在逆境中培育自己的人格力量，在与世俯仰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节操。元符元年，黄庭坚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云：“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所为也。”虽其中包含了许多隐忍酸痛，但这一创作态度还是决定了黄庭坚对现实批判精神较杜甫远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