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本文主要想通过对《诗经》中爱情诗的研究，总结出先秦时代人们的择偶标准，真实地再现周代的时代风貌。本文主要从文本入手，分
关键字：诗经;择偶;汉乐府;文学影响
On Mate Selection in the Book of Songs
——With 《Book of songs•GuoFeng》 for example
Abstract:Love since ancient times is a constant topic of this paper, on the "Book of Songs" love poems, summed up the pre-Qin era people on the marriage market, a true reproduc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of the Zhou dynasty.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text, analysis summary of mate selection criteria between the sexes,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system of the Zhou Dynasty Ceremony of Love and Marriage, reflecting the love and marriage existing social values and aesthetic standards to choose a spouse. The angle of the inner heart from the appearanc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wo-way male and female mate selection criteria, such as women's appearance, conduct, loyalty, men of talent, character, two-way mate concept,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concept of of refraction love from the cultural level, marital where the concept and the reasons for these concepts.
Keywords:book of songs;Mate Selection;han music bureau;Literary influence
纵观现有资料，我们知道礼教伴随着私有制在夏商之际产生。到西周，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礼教在社会上得到普及但尚未占统治地位，这就为当时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古人认为，人是承“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1]而产生的，是“天地之心”、“万物之君”。而礼的作用就在于“取天之道”，“治人之情”，他具体体现表现为“人义”。何为“人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2]《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对礼的解释为“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人义”所包含的具体要求。其中也涉及到了对夫妇的要求，要求夫妇分别做到“义”、“和”与“听”、“柔”，这其实也是当时人一些择偶标准，本文就是要以《诗经•国风》为研究对象探寻其中表现出的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择偶标准以及有此择偶标准的原因何在。
《周礼》之所以对夫妇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是有原因且有用意的。一方面这是从人的本性出发也就是人的生理要求，即所谓的“食色，性也。”另一方面是为了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为统治阶级服务。周代的生活条件艰苦，自然环境恶劣，人的寿命短暂，同时由于常年的战争，人口成为重大问题，加之周代的分封制与宗法制更是加剧了对人口的要求，宗法制更加注重血缘，所以当时人极为注重传宗接代，增加人口数量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周礼有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3]与是便有了仲春之月男女尽情相会的场面，促成男女间的相识相知，使它们能够恋爱、结婚、生子。从而促进人口的增长。《诗经》中反映这种礼俗的是个还有很多，如《郑风•
郑风•
《
因为个体的差异，每个人的择偶标准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只好以《诗经》为本，把诗经时代的审美情趣和传统的审美习惯作为切入点，通过文本中所呈现的零零散散的审美内容加以
一、《诗经•国风》中的择偶标准
一、高大壮美
外貌是每个人的第一特征，对外貌美的追求，不仅是我们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就算是几千年前的周代人也不例外，《诗经》中描绘了大量的人物，有男有女，其中描写的大多数人物形象，都是以形体高大为特征，可以说明高大壮美是当时人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同时也成为了择偶的必不可少的一条标准。从《诗经•国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男性心目中，高大、俊美、丰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
这首诗描写的是贵族夫人庄姜的外貌，首句就以“
女子除了欣赏男子的高大、魁梧之外，也注重男性身体的壮实、有力。《国风•邶风•简兮》中有云：“有力如虎，执
我们试想一下，为什么先秦诗经时代人们的择偶标准要以
二、端庄貌白
《诗经》中有许多诗句描写女性容貌之美的句子，在男性眼中由以皮肤白皙为美。“白”字在《诗经》中的表现相当广泛，主要是指光彩，包括肌肤的白净，手指的纤白，面部的白皙，开了重色之先河。诗中不乏有对女性形象的直接表述，多种多样，不可胜数，城边静女、月下姣人、采桑少女、出嫁少妇、幽怨弃妇、离异的思妇，在诗中应有尽有。其中，对女性美的描写，最具代表性的，是卫风中的《
《诗经》描写月光的诗歌《陈风•月出》中“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毛传》中说“皎”是月光。诗句用朗月比喻女子皎好的脸庞，如明月一般皎白。《召南•野有死
分
三、窈窕淑女
关
关关
参差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
参差
我们从诗经开篇之作《关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
桃之夭夭，其叶
诗歌用盛开的桃花来赞美这位美丽动人的新娘，因为这位新娘能够“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能够给夫家带来欢声笑语，结婚后能为夫家生儿育女，能够与夫家家人和谐相处，从而给大家带来幸福美满。《邶风•燕燕》有“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的句子，意思是仲氏为人可靠，她的心地厚道，既温柔又和
四、谦谦君子
人性之美不仅仅体现在外在容貌之美，更是外貌美与内在品德之美的有机统一，“君子”与“淑女”是几千年来人们分别用来形容男女双方品德的词语。早在诗经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用“美”和“善”的标准来要求男方。
卫风•淇奥
有匪君子，如切如
瑟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有匪君子，充耳
瑟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宽兮绰兮，
善戏谑兮，不为虐兮![15]
诗经中的《卫风•淇奥》篇，是女子赞美男子的一首诗歌，这里的君子是一位贵族。《诗序》中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16]。这虽然不一定是作者的本意，但是确实描写了一位身份地位很高的男子，他雍容闲雅、端庄大方、博得了一位女子的深爱。因为在淇奥狂欢的季节里，他们曾一起欢乐过。因此他的音容笑貌，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歌以淇水弯曲幽深之处的绿竹起兴，让人似乎看到的是“君子”挺秀清朗的风姿，而联想到“君子”内在的“虚心有节”，展示“君子”的品格，才华。而这位女之爱上这位君子，也不是因为他的地位与财势，而是因为他的全部的“德”与“行”。尽管诗中也说到他的服饰和车辆的华贵，但主要强调的还是他的温文尔雅，不像其他的贵族那样高傲和粗蛮，空有一身好皮
另如《郑风•叔于田》和《齐风•卢令》都是从一位女子的角度去赞美自己心爱的小伙子，而这两位男子都是猎手，她们觉得自己的爱人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他不仅貌美而且品德好，诗中说他们“
二、社会环境对于择偶标准的影响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虽然前文中提到过周代淳朴自由的时代风貌，但并不等于周代是一个绝对自由的时代，也就是说在当时，男女的交往已经受到了礼俗的影响和制约，从而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爱情并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单一和理想化，同样的，择偶标准也会受到社会礼俗的影响。
社会生产力在周代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礼制也受此影响愈发完善，“三礼”成为了人们为人处世的重要标准。青年男女的择偶，婚恋也不可避免的受到礼俗的限制，而从女性的角度而言，她们受到的束缚最多，但是她们中的很多人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她们表现出了她们坚贞不渝的爱情观和追求幸福的美好愿望。
《召南•行露》反映的就是对仗势逼婚者的坚定反抗。“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亦不女从!”这话语中包含着这位女子坚定的反抗精神，面对强权，她依然坚强不屈，机智地捍卫自我的人格与爱情的尊严。她不愿意受金钱、虚名的诱惑而委屈自己下嫁他人，这就使得她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平庸女子，她不顾权势的威逼，这更是她勇敢的表现，她用自我的行动愤怒地捍卫着作为女性的尊严：“礼可还，人不从!”。也许有了它的照明指引，才有了后来梁祝用生命来抗婚捍卫爱情尊严的悲美，千载而下，令人依然为那样的执著，那样的爱恋深深感动。
《王风•大车》说的是一位姑娘爱上一个架大车的小伙子，在外界的阻挠下，他们不能自由结合。这位泼辣的姑娘要求与情人一同私奔。“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是子不奔”，她下定了决心与男子私奔，但却担心男子没有勇气为爱情抗衡世俗，这位女性的光彩远远超过了男子。女性的痴情、重情也由此可见。为了让男子相信她的决心，她指着太阳发下了“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的坚贞誓言。这同样是以死来抗争，可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就把女性的爱上升到了极致，到了连生命都可以舍弃的份上。私奔在那个保守的时代是离经叛道的忤逆大罪，那个以伦理主宰一切的社会，女性是不能自主的，婚姻必须符合世俗礼仪的规范。而《大车》中的女主人公则冲破了道德的限制，要求同爱人逃往远方，这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这样的勇敢表现着她面对强大势力的阻挠但却坚贞不渝的坚强与决心，这样的勇敢里更多的是女性对爱人那悠悠的痴情，没有了这份痴情，也绝没有离经叛道的反抗，这样的悲剧让人们深深地体味到了女性的尊严与对爱的执著和不悔。
但也有许多女性陷入了矛盾与痛苦之中。如《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
之死矢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
之死矢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规则与框架下的爱情循规蹈矩，如一潭死水，波澜不惊。《
但也有许多女子因畏惧父母，而惆怅矛盾。如《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18]
女主人公“畏我父母”、“畏我诸兄”、“畏人之多言”，一个“畏”字，吐露着她害怕父母的责骂，担心兄弟的斥责，担心别人的风言风语，竟是如何的胆战心惊。
齐风•南山(三、四章)
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既日得止, 易又极止。[19]
《齐风•南山》，前一句以种麻必纵横耕地起兴, 以推论的方式表明自己如果娶妻一定要告诉父母的观念。后一句以砍柴必用斧子起兴, 说娶妻一定要获得媒人的同意。可见在齐鲁这些地区,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已极起作用, 故诗中以十分肯定的口气, 向世人表明由父母、媒灼决定娶妻乃是天经地义的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青年男女的择偶过程中也产生重大的影响，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孟子•
商周时代，因为礼制的逐步完备，青年男女之间的相互交往，婚姻关系都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外界社会舆论和社会规范的制约，因而一定程度上受到礼俗的制约，所以不可避免地给男女的择偶标准打下了礼俗的烙印。
二、道德舆论
《齐风》中非常显著的就是其中写了许多淫乱之诗，如《东方之日》“确为贵族淫奔之诗”(陈子展《诗经直解》)[21]。如《邶风•新台》中用癞蛤蟆比卫宣公、齐风讽刺齐
邶风•新台
新台有
新台有洒，河水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22]
卫宣公是以位淫昏的国君。他曾与其后母夷姜乱伦，生子名伋。伋长大成人后，卫宣公为他聘娶齐女，齐女也因为自己将要得到一个英俊少年作为自己的丈夫而感到高兴，但是因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卫宣公便改变主意，把齐女截留下来，霸为己有，就是后来的宣姜。宣姜的命运也由此改变，本来的英俊少年换做了驼背鸡胸的老头，大为不快，“鱼网之设，鸿则离之”可以看出其心理落差之大。卫国人对宣公所作所为实在看不惯，便编了这首歌讽刺挖苦他，说他是鸡胸驼背的癞蛤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毛诗序》。由此可见，当时的择偶标准还受到道德舆论的压力，这种公公霸占儿
《齐风•南山 》(一、二章)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
葛屦五两，冠
这是一首讽刺的诗歌，它讽刺的是齐
礼教对《诗经》有着极大的的影响，《周礼》中有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对于贵族阶级来说，“礼”的约束是与对平民一样的，不能因为自己身居高位而放纵自己，但对于当时的奴隶制社会来说，却没有多少实际效果。《
商周时代，随着礼制的逐步完善，青年男女的自由交往，婚姻的缔结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尽管很多青年男女可以凭自己的主观意愿自由选择自己的配偶，但是外在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规范对男女的择偶标准与婚姻的成功与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教已经开始在人们的意识中扎根，对爱情和择偶的自由的规范与约束越来越多，因为“周人认为人的遭遇是取决于其行为的，行为所导致的成败、兴亡的后果是因为人堆自己、对他人能够敬重或不能够敬重，而不是对人以外的超自然的力量的敬或不敬，其行为后果在人而不再天”我们对待诗经，必须以一个公平、客观的态度，回到以人为人的真我境界，充分展示人类美好的精神世界，这也是诗经之所以流传至今的活力所在。
三、《诗经》的择偶标准对后世文学，尤其是汉乐府诗歌的影响
可以说《诗经》中的择偶标准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影响了汉乐府诗歌。爱情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诗经》中许多诗篇描写的婚姻爱情生活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在《国风》中很少，大都体现在《大雅》中，它们与爱情诗相依相偎。同样择偶标准不可避免的也受到政治的牵连，尤其是对贵族女性的婚姻。“周国之所以由弱变强, 由小变大, 并最后灭商, 公刘、古公
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
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
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皙，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25]
《陌上桑》是我个人认为在汉乐府中描写女性形象的佳作。试以分
我们反过来仔细想一下，罗敷眼中的理想的对象“夫婿”。他的显著特点就是“为人洁白皙，
封建的伦理道德愈发完善，因而择偶标准受到了强烈的束缚。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足下蹑丝履，头上
本文在展示《诗经》这一部不染脂粉俗气的情爱文学圣典时，也将其作为中华民族早期社会生活和恋爱婚姻的真实记录昭示后人，大胆地打破外界约束，为追寻自己的心中所爱而无所畏惧。《诗经》中的爱情诗，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爱情主题的严肃态度，反映了早期人类质朴的本质、健康的感情、淳朴善良的面貌，凸显《诗经》爱情诗中的追求婚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以及世俗爱情观的影响颇大。
注释：
[1][2] 杨天宇.礼记•礼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P276,275.
[3]杨天宇.周礼译注•地官[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P205.
[4][6][12][14][15][17][18] [19][22][23]刘毓庆、李蹊.诗经(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3月,P235,150,2,17,144,62,198,248,113,110,248.
[5][25]袁行
[7][13][宋]朱熹集传,[清]方玉润评,朱杰人导读.诗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6月,P62,5.
[8][16]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上、中、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P223,214.
[9]唐莫尧.诗经新注全译(增订本)[M].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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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诗是《诗经》极具典范意义的诗歌类型之一，它以描写周人的战争生活和抒发因此而生发的情感体验为主。
文学作品的各种激情基本上是由作品的题材和主题造成的。”其实，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激情源自于作品的题材和主题，换言之，文学作品的主题是形成其情感特质的基本元素和美学品格的源泉。“艺术地反映生活的原则包含着作品的主题与题材的相互关系。”因而，主题与题材的交叉性、复合型往往形成了文学作品主题的繁复性和多重性。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而且在文学题材方面开创了多种文学主题，泽被后世文学，源远流长。如农耕、婚恋、战争、徭役、宴飨、祭祀等等，都是《诗经》所创的题材。而其中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不仅影响了中国后世战争题材诗歌的创作，由其开创的与战争相关的主题，成为后世战争诗歌创作的典范。
所谓战争诗特指以战争事件为题材，描写战争场面或围绕战争而展开叙写的诗歌。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描写征人思妇之愁，写战争带给人民的悲惨生活，抒发对战争怨恨的诗歌也应该包括在战争诗之内。众所周知，战争作为一种重大的军事行为，有着强烈的政治意义，故而在战争诗中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思想，因此，战争诗又可称为武勋诗。
《诗经》时代，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周人定居的生活模式。“其民尤有先王之风，好稼穑，植五谷。”(《史记·货殖列传》)农耕文明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民族品格，如《汉书·元帝纪》所言“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农耕的天性培育了周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情感意蕴，古老的农业生活培养了他们遵守农时和热爱田园的心理习惯，也培养了他们对大地的深厚情感。“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根植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的确，正是这种根植于农耕的生活，使得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与故土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热爱家园，不事扩张;他们重视亲情伦理，不愿冒险;他们热爱和平，依恋故土。
基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周人一方面将“万里行王事”的战争视为神圣的使命，缘于宗族伦理意识和社会伦理道德去参战，不仅是责任，也是无上荣光之事。另一方面，远离家乡的痛苦时时摧裂着征人的心，故乡亲人的召唤萦绕在心头，将士们远去的背影永远是闺中妻子梦中依稀的影子。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战争诗主题的主旋律，从而形成了以体验神圣使命感为核心的爱国主题，以凸显出征将士情感的怀乡主题，以表现闺中思妇情感的闺怨主题这三大主题类型，围绕这三大主题，诗人表达着他们有关家国、民族、人生、生命的思考，折射出周人朴素的情感体验。
一、爱国主题
爱国主题的形成与忧患意识关系极为密切，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爱国主题亦是中国文学最基本的文学主题。品读《诗经》305篇，最能使人壮怀激烈、豪情倍增者莫过于战争诗，其中如《大雅·江汉》、《大雅·常武》、《小雅·采薇》、《小雅·六月》、《豳风·破斧》、《邶风·击鼓》、《秦风·小戎》、《秦风·无衣》等诗歌中充盈的爱国激情，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成为激励着后世无数英雄的精神动力，这些诗篇奏出是中国诗坛上最强健的音调。
《小雅·出车》、《小雅·采薇》是《诗经》爱国主题的典范，是以周代将士的鲜血和生命谱写出的动人诗篇。史载周朝自厉王之后，王室渐衰，北方玁狁部族，便乘机骚扰中原地区。至周宣王时，周朝与玁狁之战时有发生。这两首诗都是以反映周室与猃狁的战争事件为内容，诗歌表现出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也是形成《诗经》爱国主题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构成中国悲情文学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深情的重要内容。吕思勉先生指出：“四夷之为中国患者，莫如北族。北族之为中原患者，多在漠南北，中原人对于朔方，遂有一种恐惧心，以为敌之起于是者，皆不可御也。”
《小雅·出车》是一首描写周室军队出征与凯旋情景的诗歌，着重赞美南仲率众征伐玁狁而大获全胜的事迹。诗首章奠定了其爱国主题的基调：“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首章总起，以将帅口吻，极言王事危急，急如星火班的紧急备战情景，突出将士们的声威，彰显豪迈的士气。第二章在叙写兵强马壮、旗帜飘扬的牧郊壮景。既表现威武之师的雄姿，又描写普通士兵“忧心悄悄，仆夫况瘁”的忧患意识。第三章，作者多次转换视角，先首先军容之盛：“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次写将帅的镇定自若：“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最后笔锋直接转至士兵们获胜后欢呼的情景：“赫赫南仲，猃狁于襄”。至此，诗歌的爱国主题已鲜明而突出。而第四章转向个体士兵的心怀倾诉，从归途所见之景与所思写起：“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虽然表现出由今昔对比而产生的一丝哀怨，但诗章的主旨却在“王事多难，不遑启居。
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很显然，简书之命胜过一切，《毛传》解释“简书”言：“戒命也。邻国有急，以简书相告，则奔命救之。”此章补充了前三章将士们意气风发的原因，进一步突出了诗歌的爱国主题。五章叙述角度又一转，以闺中妻子之口，反复赞叹威名赫赫的南仲“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中虽然流露出闺怨之情，但其中心的命意，则是凸显爱国之情。如此写法，既避免了重复，又把主题表达得淋漓尽致。正如王夫之《诗绎》所言：“······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室家之欣幸，遥想其然，而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次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趋紧人情之极至者也。”此评可谓精确。而末章又从正面着笔写征人归途实景，“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其祁。”以华美的语言描写物色的浓艳和植物的繁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和勃勃生机，一股豪迈昂扬之情溢于言表。而诗人怀抱的那一份忠厚之心，爱国之情，令人顿生崇敬之意，千载之下，依然动人心魄!
《小雅·采薇》一至五章从多角度、多层面描写战争的紧张、士气的高涨、武器的精良等，展示将士的爱国情感，但是第六章笔锋一转，抒写久戍得归的士兵的复杂心情，“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似尤有深意，诗人心中深层次的忧患究竟几人知晓?他们哀伤的定然不是自己遭受的痛苦，国家的危难才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忧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走进诗人的内心深处，方能读懂诗人更深沉的情怀，那些所谓厌战、愁苦之说也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如此解读只是停留在诗歌语言的层面，并没有真正体会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思想，实不可取。而“这些士兵们非但未被胜利的喜悦所激动，反而深味着空虚与悲凉。”也许这里有“近乡情更怯”(宋之问《渡汉水》)的担忧，也有前途未卜的惶恐，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对国家命运的忧患，这才是诗歌主题的主旋律。与《采薇》主题相同的还有《邶风·击鼓》、《秦风·小戎》、《小雅·出车》等诗歌。
而《大雅·江汉》、《常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豳风·破斧》、《秦风·无衣》等诗篇则以直接彰显军威、赞美士气作为诗歌的核心，意在表现出征将士们的雄健、威武和豪迈之情，与上述诗歌在格调上虽有不同，但在表现爱国主题方面并无二致。
《诗经》中的这些反映战争主题的诗篇，可称为唐代边塞诗的鼻祖。其中蕴含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感使诗歌获得了较高的文学价值，或细腻委婉，或激昂慷慨，打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弦，成为中国后世文学的典范!
二、怀乡主题
基于周代特殊的文化思想，在《诗经》战争诗中表现出明显的怀乡主题。在《诗经》战争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周人主动出击的战争事件，而多数战争的发生则是迫不得已。在周人的价值观中，任何目的的战争无疑是对家园的极大破坏。每一次的出征都使他们远离故乡亲人，每一场战争都带给亲人残酷的伤害。无论在战场还是在归途，乡愁总是萦绕在士兵们的心头，难以拂去。因此，怀归主题的反复呈现内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心理意义，也表现出深层次的家园意识。
怀乡主题表现最突出的当首推《豳风·东山》，根据《毛诗序》的阐释，这是抒写一位跟从“《东山》周公东征三年而归”的征夫之情的诗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集中表现怀归主题的诗篇，久戍得归踏上归途的诗人并没有表现出生还的喜悦，而是反复抒发对妻子的深深怀念之情，不胜凄婉与温柔之美。诗每一章皆以“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四句起兴，蒙蒙的细雨与绵绵的情思相融合，为诗人归来的心境营造了一个凄苦而悲怆的环境氛围，为诗人情感的抒发奠定了浓郁的感伤基调，王照圆《诗说》言：“《东山》诗，何故四章俱云‘零雨其濛’?盖行者思家，惟雨雪之际，最难为怀”。诗中回忆新婚妻子美丽的形象与新婚生活的幸福甜蜜，感叹归途的路程遥远，追忆军旅生涯的艰难困苦，悬想家中现在的情景以及妻子的容貌，这一切情思感伤却富有浓浓的温情，语言清丽而情思悱恻，牛运震《诗志》言此诗曰：“一篇悲喜离合，都从室家男女生情。开端‘敦彼独宿，亦在车下’，隐然动劳人久旷之感;后文‘妇叹于室’、‘其新孔嘉’，惓惓于此。三至意焉。夫人情所不能已，圣人弗禁。东征之士，谁无父母?岂鲜兄弟?而夫妇艳情之私尤所缱切。此诗曲体人情，无隐不透，只从三军肺腑，扪摅一过，而温挚婉恻，感激动人。”诗中乡思怀归之情如一股涓涓细流，从诗人的心田流出，流过千百年来多少游子的心灵，激荡起层层涟漪，中唐诗人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的诗句不正是《东山》诗人思乡情感遥远的回响么!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在征人回首时的盈盈泪光里。
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特点是顺应自然，遵循农时，重视农时是农耕的根本，而不违农时也是周统治者的治国原则。“因此，《东山》中抒情主人公由行役逾时而产生强烈的怀归之情，其中渗透着民族心理，具有普遍的审美意义。”诗中描写的荒凉景象，使诗人感物伤怀，怀归之情油然而生。
《小雅·采薇》的另一主题与《东山》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歌从薇菜的生长过程起兴，“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忧心孔疚，我行不来。”这些诗句共同指向一个抒情主题即深深的思乡之情，尤其末章将主人公的怀归之情推向一个高潮：“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踏上归途的诗人没有回忆曾经美好的'生活，也没有过多的回想战争的艰苦，更没有想象今后生活的情景，而只有浓浓的哀伤积压在心中，无法言说也无法说出，战争给出征将士带来的心理灾难比实际的苦难更多也更为深远。读此诗，一位经久沙场之苦却得归的征人形象跃然纸上，也使读者感受到战争带给普通民众的灾难和痛苦。当然，征途的遥远，出征时间之长久，也使诗人产生厌战情绪而怀乡思归的症结所在。在《东山》中，诗人反复感叹“我徂东山，慆慆不归”与《采薇》“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极言心之忧，更言征之久。其实，《东山》、《采薇》的主题意义还在于：战争不仅仅使家园荒芜，甚至抹杀了个体生命的意义;战争不仅仅使国家遭受灾难，更使普通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厄。
《邶风·击鼓》中，诗人被迫参加伐郑，“不我以归”的痛苦使诗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忧伤。而“于磋阔兮，不我活兮!于磋询兮，不我信兮”的怒号是发自征人内心深处的声音。方玉润《诗经原始》中的解释：“然细玩诗意，乃戍卒磋怨之辞，非军行劳苦之诗······久而不归，故至嗟怨，发为诗歌。始序南行之故，继写久留懈散之形，因而追忆室家叙别之盟。言此行虽远而苦，然不久当归，尚堪与子共期偕老，以乐承平。不以诸军悉回，我独久戍不归。······今竟不能生还也。”’诗中沉潜着的浓浓忧伤，读之令人低回无限!“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深情之言成为千古情语之典范。姜亚林在其博士论文《诗经战争诗研究》一文中指出“出征时幸福的场景以及当时的誓言都成为永恒，定格在出征将士的心中。”可谓中的之解。
无论在“杨柳依依”的春日，还是在“雨雪霏霏”的秋天，无论在“一月三捷”的沙场，还是在“行道迟迟”的归途中，诗人心中拂不去的是那深沉的怀归与思乡之情，使战争诗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和一缕暖暖的温情。战争诗这一怀归主题在后世的战争文学中不断复现，成了中国战争文学永恒的主题。
三、闺怨主题
“三百篇，里巷歌谣，思妇劳人之吟咏居其半。”，而《诗经》战争诗闺中思妇之叹则显得格外温婉哀伤。《白虎通征伐》云：“古者师出不逾时者，为怨思也。天道一时生，一时养。人者，天之贵物也。逾时则内有怨女，外有旷夫。”外有征夫，内有怨女，自古而然，然惟《诗经》表现得尤为贴近人心而已。较之《诗经》，唐人高适“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王昌龄之“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诗句虽写得精致工整却多了文人的色彩，与《诗经》之战争诗相比，读起来在情感的体验上似乎有点淡淡的陌生感。
《诗经》中与战争题材相关的诗歌在表现闺怨主题时，有对面着笔和正面抒写两种表达方式。所谓对面着笔即是从对方落墨，诗人悬想闺中妻子思念丈夫的情状来表达相思之苦，诗人用此法将闺中思妇忧伤而细腻的心曲一一展现出来。《小雅·出车》中，诗人采用对面着笔法，在外之久的诗人焦虑的不是自己艰苦的处境，而是闺中妻子对自己处境的焦心，所以，诗人为之悄然动容，神驰千里，不言自己如何思念之苦，而是直写“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这几句刻画了一位忧心忡忡的思妇形象，诗从彼岸飞来，使诗歌呈现出浓郁的闺怨主题。无独有偶，《豳风·东山》之“鹤鸣于侄，妇叹于室。洒扫弯窒，我征聿至”的情感模式与《小雅·出车》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歌在妻子温情的思念中突出闺怨主题，尤能动人。这种曲尽人情之妙的抒情手法，不仅使诗歌情感细腻温婉，而且给读者以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更多的回味，也使诗歌获得了更高的艺术成就。同时，在这种不胜温情中也淡化了诗人因战争而产生的强烈的怨恨，或者，当诗人意识到诗歌关涉的是在关于王事的战争事件，所以，刻意将个人的怨恨作此转化而淡化，这其实也是消解个体痛苦的一种曲折之法，但这样的消解方式却加深了诗歌的悲剧意味，温润和雅的语言下沉潜着深层次的人生悲剧，这正是《诗经》战争诗闺怨主题独特的情感特质，它赋予了《诗经》战争诗悲剧的意蕴，此类作品也可归入所谓“悲剧性的作品”，有学者把《诗经》的悲剧性作品在其风格方面称为“和雅之悲”，堪为独见。“《诗经》悲剧性作品早在两千多年前把悲剧冲突放在心灵层次上展开，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精神比较成熟的表现。从《诗经》开始，中国的悲剧观念主要就显示出这种内悲外和的特色，也即是所谓的‘和雅之悲’。”这种对面着笔的手法使诗歌收到了由此及彼，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对后世诗歌的创作影响深远，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青楼曲》：“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
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漫绾上青楼。金章紫绶千余骑，夫婿朝回初拜侯。”这首诗在构思上显然受《诗经》之沾溉，其获得的艺术震撼力亦源于此。
诚然，较之于对面着笔法，正面的抒情似乎少了些许的含蓄，但又不失酣畅淋漓之气。《卫风伯兮》云：“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诗歌代思妇立言，表达了一位思妇对其夫随周王东征丈夫的思念之情，是一首思妇怀人之作，“此诗室家之怨切矣”。朱熹《诗集传》曰：“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做是诗，言其君子之才美如是，今方执殳而为王前驱也。”诗歌从正面着笔，以层层递进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主人公对丈夫的深情思念。诗歌以细腻的笔调展示出思妇微妙的内心情感世界，表达了闺中妻子对丈夫的忠贞情感。“伯兮朅兮，邦之桀兮”这显然是夸夫之言，当然此诗的夸夫与《陌上桑》中罗敷的夸夫不尽相同，罗敷夸夫意在突出夫婿的地位，其目的在于傲使君，而《伯兮》中女主人公的夸夫是为了表达深沉的相思，思妇心中的丈夫是一位“洵美且武”(郑风叔于田》)的英雄，诗句中掩不住女子对丈夫的一往情深，和以夫为荣的无比骄傲，却也抑不住思妇内心的孤独和忧伤，一位“玉容寂寞泪阑干”(白居易《长恨歌》)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以丈夫形象之美显示自己思念之深，可谓语丽而情悲，读之令人为之动容。“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诗句另翻一层情思，“以自己形象之‘丑’，显示思念之苦”，通过思妇鲜明的外在形象凸现了了女主人公焦灼不安的思念之情，也审足了闺怨主题。从诗歌的格调而言，这首诗在表达感情方面远远超出《诗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原则，而把思妇之情表达的强烈夸张。其实，她的这种情感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也使诗歌主题富有了更有强烈的共性，“宛然闺阁中语，汉魏诗多袭此调”，因而后世思妇之作，常踵其武，常用其法，如魏国徐干《室思》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晋乐府诗《清商曲辞攀杨枝》：“自从别君来，不复著绫罗。画眉不注口，施朱当奈何。”唐张九龄《赋得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唐雍裕之《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宝镜为谁明?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唐陈叔达《自君之出矣》(其二)：“自君之出矣，明镜罢红妆。思君如夜烛，煎泪几千行。”等等，模拟之作，不胜枚举，从“自伯之东”化出的“自君之出矣”几乎成了表达同类闺怨主题的基本模式。
《秦风·小戎》的主题亦如此。诗歌从闺中妻子的角度抒发对君子的相思之情：“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可谓一唱三叹，极尽人情之妙!诗歌每一章的前三句则分别描述了华美的战车、雄健的战马和精良的武器，而这些恰恰衬托出征人勇武伟岸的气概，这与《伯兮》中思妇对征夫的描写如出一辙，有所不同的是，此诗在艺术上获得了更高的成就，诗歌既表达出思妇缠绵温柔之情，也凸显征人“温其如玉”、“秩秩德音”的品德之美。全诗格调刚柔结合，感情怨悱相宜，色彩浓淡相间，却使意蕴深沉醇厚。故牛运震《诗志》云：“叙典制，断连整错有法，骨方神园。”“一篇典制繁重文字，参一二三情思语，便觉通体灵动。极铺张处，纯是一片摹想也。”其语言清丽，其情感忧伤，纯然是一片闺中思妇浓浓的情思，极缠绵，极温柔，极尽婉曲哀怨之情。
总之，爱国主题、怀乡主题和闺怨主题作为《诗经》战争诗中出现的三大主题类型，既表现了周人的民族心理，也成为后世战争文学永远的主题。它以其丰富的主题内涵，独特的情感特质，深厚的文化底蕴，辉煌的艺术成就，为后的世边塞诗在主题、抒情、审美、精神诸多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衣被后世，沾溉文学，绝非一代，堪为中国战争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一、“月”是连缀全篇的结构线索，是“景——理——情”转承过渡的枢纽
依据诗篇表达内容的不同，研究者通常将这首诗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或曰三个结构层次)：一、春江花月之夜的美好景色(诗歌开头到“皎皎空中孤月轮”);二、对宇宙奥秘的哲理探索(从“江畔何人初见月”到“但见长江送流水”);三、游子思妇的别离之情(从“白云一片去悠悠”到结尾)。在一首诗歌里，涵盖了如此丰富的内容，运用了如此多样的表达方式，而整篇诗作又是那样脉络清晰、严整有序，通篇意象纷
全篇是以“月出、月升、月斜、月落”为序，从月生起，至月落终，诗情随着月的生落而起伏变化的。这一轮明月，在全诗中构成了四种不同的景色：开头，“海上明月共潮生”，是从大海的母腹中喷薄而出的初月;接着，“皎皎空中孤月轮”，是孤悬于高空中主宰万物的悬月;然后，“斜月沉沉藏海雾”，是消隐在茫茫海雾中的斜月;最后，“落月摇情满江树”，是在江边的树林之上摇曳着余晖的落月。在“月” 升起——高悬——西斜——落下的过程中，春江、芳甸、花林、天空、沙滩、高楼、镜台、不眠的思妇、漂泊的游子等意象在我们面前次第呈现，一幅充满着作者哲理之思与生命之爱的幽美画卷向我们徐徐展开……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是无比丰厚而深
作者在前半部分充分渲染了春江花月之夜那优美缅
月有什么特点呢?以诗人的眼光看，其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它的超时空性。作者正是抓住了月的这一本质特征，从月之存在的超时间性以及月华照射的超空间性这样两个角度出发，将前半篇的写景向纵深处拓展，从而引入人生哲理的探询和人生情感的抒发的。
首先，从时间角度看，月是永恒的，而人的个体生命则是短暂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问月》)……这怎能不让人油然而生人生如寄的感慨!正如徐增所言：“人生人死，人死人生，相代而来，无有穷止，并不见一个古人。月圆而缺，月缺而圆，年年相望，只自如此，从无有两样明月。人哪里及得月之长在!”(徐增《而庵说唐诗》卷四)面对着大自然神奇空灵的美景，在对自然造化之神奇感叹、陶醉的同时，最易从内心萌发的就是强烈而深刻的对生命的爱恋、对人生的爱恋，就是想要永远地拥有这良辰美景、这绚丽人生的渴望。而人的个体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存在，“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前赤壁赋》)永远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幻。于是，江月永恒、人生短暂的哲理性感悟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其次，再从空间角度看，月华普照大地，具有对空间与距离的超越性;人却无法跨越那“
综上所述，“月”既是连缀全篇的线索，又是“景——理——情”三部分内容之间转承过渡的枢纽之所在，从全诗艺术结构的完整性来说，“月”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月”是形成该诗意境之美的中心意象
从艺术角度来说，这首诗之所以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唐诗名篇，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由于作者有意识的音韵调配而造成的和谐流畅的音韵美;排比、对偶、连珠等修辞手法的成功运用等等，但就整体而言，那种景、理、情水乳交融的意境之美的创造则是它最值得称道的艺术成就。(从整个唐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来看，张若虚对诗歌意境美的创造也正是他为盛唐诗歌的发展所提供的最宝贵的艺术经验。)境生于象，诗歌的意境是由意象组合而成的。作为全篇中心意象的“月”，正是这种意境之美得以形成的关键之所在。
在“春江花月夜”之中，如果说“春”提供的是一个大的季节背景，“月”就是统摄整个天地万物的主宰，是“春江花月夜”之魂，春夜中的一切无不被它皎洁的银辉所笼罩。你看：“江”是月下之江，正是在月的照耀之下，它才变得那样波光潋滟、通体透明，远远望去，仿佛是一道光的洪流;“花”是月下之花，因而完全不同于白天日光朗照下的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而是“月照花林皆似霰”，像小雪珠一样既多又密，闪烁着银辉，呈现出一种别具韵味的朦胧、迷离、奇幻、诗意的美;“江天一色无纤尘”，天空在明月的朗照之下纤尘不染，与大江浑然一色，似乎天与地之间的界限也已经消泯了;“人”亦是月下之人，没有“月”那多情而又恼人的撩拨，又哪里有月下之人的柔情绮思、离愁别绪?
在“春江花月夜”之中，一切都浸染了“月”那冰清玉洁的色彩，一切都注入了“月”那温柔缱绻的情调。这春江花月之夜已被“炼成一片奇光，分合不得”(钟惺《唐诗归》卷五)。作为全篇的中心意象，“月”不仅统摄了诗篇中的其他意象，也决定了整首诗歌的意境特征：“月”是奇幻莫测、流转变化的，是神秘、迷离、朦胧、空灵的，而这不正是整个“春江花月夜”的意境特征吗?如果说《春江花月夜》是一首优美的小夜曲，“月”就是其中不断回环往复的主旋律;如果说《春江花月夜》是展开作者人生之思的大舞台，“月”就是烘托出那朦胧、幽深意境的舞台灯光。
《春江花月夜》在意象组合上的特点，可以说与传统古典诗歌(尤其是绝句、律诗)的意象组合方式大异其趣：一般来说，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绝句、律诗)中少有意象的重复出现，而这篇诗作中意象组合的特点恰恰就是重复。题目《春江花月夜》中的五个字，在全篇中是层叠错落、交替出现的：“春”字出现了四次，“江”字出现了十二次，“花”字两次，“夜”字两次，作为全篇中心意象的“月”竟出现了十五次之多!中心意象在全篇的重叠复现，把读者带入了那水月花光交相辉映的空灵世界中，一遍遍深化了以“月”为特征的整体意境之美。这种意象创造可谓作者大胆而成功的尝试，《红楼梦》中的《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等诗，就是对这种意象创造有意识的借鉴。在《葬花吟》中，作者共用了十五个“花”字，直给人一种“桃花乱落如红雨”(李贺《将进酒》)的强烈感受;在《秋窗风雨夕》中则共用了十五个“秋”字，甚至一句之中还有重叠：“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充分渲染了凄清、衰飒的环境气氛，烘托了主人公的处境与心境，可以说将这种层叠错落、回环往复的艺术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宗白华《美学散步》)，单纯对“景”的描绘还不足以形成诗歌的意境，意境之形成还离不开“景”与“情”的交织融合。《春江花月夜》之美不仅在于景之奇，更在于情之深。事实上，作者是带着他对人生的全部深切体验、怀着满腔深情来描绘这春江花月之夜的，在诗篇的表层结构之下，还潜伏着一条深层的激荡起伏的情感发展的脉络。那么，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情”，而“月”与“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三、“月” 是作者内在情感的隐喻与象征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把这春江花月之夜写得如此美妙、如此神奇，虽然表面上并无议论、感慨之词，但在这人间美景的描绘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作者深层的情感，那就是对这良辰美景乃至能够享有这一切的美好人生的惊叹与热爱，以及由热爱而生的无限珍惜和留连。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作者的情感脉络又继而转到了人生之憾的情感抒发上：既有颇具根本性和哲学性的人类永恒的憾——“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从人类个体生命的有限和短促而言);又有具体而又普遍的人生之憾——“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游子思妇无奈的别离)。通常人们总习惯用“生离死别”来
然而，这种“憾”毕竟是在肯定自然与生命之美好的前提下产生的，是因为渴望永远地拥有这一切而产生的，是缘于对生命的热爱和留恋，因而这样的情愫确切地说便只能是“憾”而不是“痛”、而不是“悲”，这大
这全部人生之美与人生之憾的情感体验，都是在“月”夜的大背景下，在“月”的启迪与引发下产生的。“月”，正是作者这深切的人生体验的外在隐喻和象征。
在诗篇中，“月”不仅是统摄全篇并形成诗歌意境之美的中心意象，而且它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还使它成为作者情感表达的最贴切、最巧妙的象征物：一方面，“月”是人间美好的象征，她的皎洁、光明、圆满象征着人间的幸福与团圆，象征着人生之美;另一方面，“月”的残缺、暗淡、消隐，又极贴切地暗喻着人生的缺憾或寂灭。《说文》云：“月，缺也”，可见在古人对“月”最早的解释中，就赋予了“月”与“人”灵犀相通的情感内涵，就已经把握了“月”与人生在本质上的相似，那就是残缺;再者，“月”还具有盈虚变幻、周而复始的特点，月盈则亏，亏极则盈，而人生不也是这样一个否极泰来、悲乐相续以及“代代无穷已”的循环吗?……总之，在情感丰富的诗人看来，“月”从来都是沟通天人的有情之物，“月”的阴晴圆缺，对应着“人”的悲欢离合，有时它的残缺可以给充满着无穷憾恨的心灵以安抚和慰藉：“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有时却是“有情却被无情恼”，它的圆满又惹得伤别之人的几许抱怨、几许责怪——“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苏轼《水调歌头》)而不管月圆月缺，“月”终究是美的，这正如人生不论有多少憾恨，但依然有太多的美值得我们眷恋与留连。或许，也正是因为有缺憾，才更让我们懂得珍惜和善待。
《春江花月夜》中“月”的这种象征意义，可谓对由来已久的“天人合一”思维定势的一脉相承。作者借着这轮明月，似乎已说尽了人生之美，也说尽了人生之憾。作者写的是月亮升而复落的一个夜晚，然而又何尝不是整个人生呢?在诗篇中，“月”既是“景”，又是“情”;既是“月”，又是“人”，的确称得上是“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宗白华《美学散步》)，真正体现了一种水乳交融、玲珑凑泊的境界。
以往治张诗者多注意到这首诗的理趣或宇宙意识，对“月”这一中心意象的研究也多侧重对其时空意蕴的探究③，其实，“《春江花月夜》不是以理趣或说是探索的深入而取胜(诸如宇宙意识时空观念之类)，它是以情景的浑然交融、自然流畅而取胜的”④，因而对“月”这一中心意象情感内涵的探究，无论对于该诗意境的研究，还是其思想内涵的挖掘，无疑都是更有意义的。闻一多先生认为该诗是对宫体诗的超越，是“替宫体诗赎了百年的罪”(《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这不仅是因为该诗表现了宫体诗所不曾有的“更
①王力坚《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月”之时空意蕴》一文中认为：“如果光看该诗后半段，与一般的思妇诗无异，实在难以看出跟‘宇宙’意识有什么关系。”见《名作欣赏》，1998年第2期。
②雪潇《“人”首而“蛇”身——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赏
③如王力坚《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月”之时空意蕴》(《名作欣赏》，1998年第2期)、周惠萍《〈春江花月夜〉——由“月”的吟咏到对人生、宇宙的叩问》(《贵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等。
④罗浩波《一首小夜曲，千载赤情肠》，见《名作欣赏》，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