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 《四书集注》。训诂书。 19卷。 南宋朱熹著。 本书是 “四书” 的合编, 计 《大学章句》 1卷, 《中庸章句》 1卷, 《论语集注》 10卷,《孟子集注》7卷。《大学》、《中庸》原是 《礼记》中的篇目, 后各单行, 平列于 《论语》、 《孟子》, 称为 “四书”,始于朱熹。《大学》《中庸》的注解称 “章句”,多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论语》、《孟子》的注解称 “集注”,多引用二程及其门人的义理之说,偶尔还引用汉唐旧注。此书注重章句训诂,强调得于辞而能通其意,坚持先本之注疏, 以通其训诂,参之 《经典释文》, 以正其音读,然后再发挥义理。文字洗炼,简明精要,是朱熹的代表著作, 元明清三代列于学官, 作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标准注本。今有中华书局1983年版《新编诸子集成》 本。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汉昭帝召集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等就盐铁官营等现行重大国策进行讨论。宣帝时桓宽推衍当时双方论难之语,编成是书。此书记载了御史大夫桑弘羊与各地推举的贤良文学关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的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论战的双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助手御史(发言19次)、丞相史(发言15次)为一方;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60余人为一方。双方论战涉及三方面内容:要不要实行盐铁官营等现行的重大经济政策;要不要备塞实边、抗击匈奴入侵;要不要实行法治。此书是反映当时社会状况和桑弘羊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重要资料。《汉书·艺文志》和隋、唐《经籍志》均有著录。
姚际恒的礼记通论,是他的九经通论之一。清初以来的各家书目、史志及地方志等,皆未见著录。独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加以著录,云「上中下三帖」,不注卷数。本书原本已亡佚,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曾引用三十馀万字。礼记通论此书曾引到诗经通论。诗经通论作於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可见本书成书年代更晚於诗经通论。杭氏续礼记集说云:「(姚氏)著九经通论,中有礼记通论,分上、中、下三帖。」(卷首,姓氏,页一○)这种编排方式,与传统按礼记四十九篇之顺序排列者不同。柳诒徵劬堂读书录云:「姚氏自以其意评判戴记各篇之高下,而分为上、中、下三等。据杭书所集姚氏之说,有所谓列上帖、列中帖、列下帖者。」(文澜学报第一卷一期)可知,姚氏通论分上、中、下帖是一种品评的等级。等级之高下,以是否能得儒学之真义为标准。有关大学、中庸部分,姚氏以二书皆禅学,应黜回礼记中。
本书书名,各家著录略有不同。经义考作古文尚书通论别伪例、安徽通志稿作尚书通论辨伪例。然依姚氏古今伪书考云:「予前作古文尚书通论……。」(经类,大戴礼条)可知这书自始即作古文尚书通论。根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所说,姚氏在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之前即已完成此书。由於有关古文尚书通论的相关记载太少,姚氏这部书的体例如何,今已很难确知。阎氏尚书古文疏证中引有二十六条。根据这二十六条资料,可知姚氏论辨伪古文尚书的方法,与阎若璩相当接近,都是从伪古文尚书袭用古书文句;所述与当时事实、情理及制度不符;文章的文理不合经体等方面来考辨。
一卷。清姚际恒撰。该书不见于《清史稿·艺文志》及诸家书目,与《春秋通论》俱为传抄本。该书附在《春秋通论》之后,共一卷,三十九条,各条之下,间或别分子目,大旨在于辨正 《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胡安国《春秋传》中以例说经的疏陋。作者对各书中所说的 《春秋》之例,分条进行辨正。所论大体比较精审,对先儒以例说经之弊进行了驳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共6卷,清初哲学家颜元编,为读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和讲解《四书》所作的笔记。后由门人辑录成册。今有《大学》、《中庸》、《论语上》、《论语下》、《孟子下》各一卷。除注释外,多为批评程朱的内容。《四书正误》认为宋儒理学的“明理”,是“离了治情讲心性,离了平好恶讲治情,离了待人接物讲平好恶,所以为禅宗”(卷一)。脱离现实的理学是流入了佛教禅宗一路。“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之所谓理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卷六)。意谓理学之“理”并非儒家经典原义,而是源于佛教。认为“理”不过是事物的“条理”,“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卷六)。批评理学以作事会妨碍“存心”、“尽心”的明理工夫,鼓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勇于任事,努力作事。“不任其事是程子特见。若吾儒隐居求志,凡兵农礼乐,为君为相为百职,职掌机宜,哪一件不去理会……无志小儒、章句禅寂之士不得假此以文其陋。”(卷三),批评理学的“即物穷理”只是读书穷理,对与实际事物有关的学问则茫然无知。“自汉宋来,学字已误,况博乎!况问、思、辩、行乎……学,学礼、学乐、学射、御、书、数等也。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以多读为学,圣人之学所以亡也。”(卷二)理学家只是“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大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卷四)。1923年收入《颜李丛书》。
清颜元撰。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博野(今河北保定)人。思想家、教育家。是书摘录《朱子语类》中第一百一十三卷至第一百二十一卷中“训门人”中条目,先列朱熹语,后附己说,对朱熹之说逐条加以批驳。其文犀利直率,嘲讽多于说理,甚或直斥,然其批驳间或断章取义,甚至扭曲朱熹原意。颜元的思想有一个转变过程,初宗程朱,后反理学。是书之评正以“反”为基调。颜元力主“实学”,故批评朱熹“千余年来率天下人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可谓迷魂第一、洪涛水母矣。”认为朱熹之学不仅误人,甚至误国。本书从理学反面立论,虽常有过激之语,然亦不失于反观理学的一个角度。
《春秋》学著作。今人陈世饶译注。是书选录《左传》原文约五分之一。所选篇目大多是历史大事的记述或有代表性的文学名篇。注释参考前人旧注和今人研究成果,择善而从。译文尽量忠实于原文,但由于语言的发展而形成的差距,译文则根据需要适当增加某些词语或改变原来句式,以求明白流畅。每篇之首有提示,约略举出内容或写法上的某些特点。
宋司马光撰。此文是作者写给儿子的一篇家训。作者在文中教导儿子,要“以俭为美”,决不可奢靡腐化。作者训诫儿子,是以维护封建家族出发的,但处于奢侈腐化的时风中,作者能够超出流俗,提倡俭素,反对奢侈,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为家训,此文避免了板着面孔的枯燥说教,在亲切的说理中,援引了许多正反两面的实例,把讲道理和摆事实结合起来,文章显得充实而有说服力。这是此文写作上的突出之处。全文5个自然段,首段现身说法,叙述自身力排众议,“独以俭素为美”的情形,第二段称赞宋朝初年尚俭的世风,批评后来侈靡的陋习。第三段列举了为政清廉的“大贤”,借他们的口,说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第四段阐明俭的好处和侈的恶果。末段再列举“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事例,让事实说话,使人由衷地信服。
家训,先秦任不齐著。记录任氏族人训言和教诲的 文本,它长期被任氏族人奉为修身养性之圭臬,反映了任氏族人的家族哲学。分为十二篇:《三才》、《为学》、《忠孝》、《言行》、《治道》、《进贤》、《刑赏》、《礼教》、《乐训》、《燕居》、《问答》(上、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