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梁漱溟先生对山东乡村建设研究历届(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研究部同学,在朝会时讲话的笔录所集成。但只是笔录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本书非系统的学术讲演,而只是对同学之日常生活有所诏示启发,或自同学提出之问题,予以当下指点。故其内容包括有治学、修养及人生、社会、文化各方面之问题。多由阅历得来,语重心长,亲切隽永,足以发人深省,其有裨于青年者,至为深钜。兹不忍令其零佚,爰特编印成册,以供同好。 本书各篇之题目是后加的,朝话原无题目也。各篇先后之序,原宜以其年月日为准,唯已不易查明,今只有以其内容意义相连类者,而编次之,不复问其年月日先后。 本书内有一部分先曾陆续发表于《乡村建设》半月刊;其大部分则为黄省敏同学整理誊抄者。至某篇为某人所记,中因互相传抄,已无由记证。本书印行时,以先生事繁,复未经核阅。其有与先生愿意不符或小有出入者,当由笔记者与辑校者负责。
汉魏时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人傅玄著。《晋书》记载,《傅子》有内外中篇、四部六录140篇,数十万言。至宋已亡佚117篇,仅有23篇。清人严可均从有关典籍中辑录部分傅玄文, 并将 《傅子》扩为2卷; 后严民又从诸典籍中辑录傅文数百条, 编成 《傅子补遗》2卷, 与前2卷并行於世。《傅子》历来受到学者和政界的重视。与傅玄同时代、声望很高的司空王沈读了 《傅子》内篇说: “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齐,经论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盾,齐孙、孟之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乃今不及’。信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傅子》一书予以较高评价:“……独玄此书,所论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观《论衡》、《昌言》,皆当逊之。”唐魏征等撰集的《群书治要》,选录于《傅子》的达24篇。《傅子》的哲学思想,继承了汉晋王充、王符等人的“元气”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政治上, 则主张 “仁政”、“廉吏”和运用好 “赏”、“罚”二柄。
旧题汉伏胜著。《史记》、《汉书》只称伏生,有人疑伏胜为后人妄加。而《晋书·伏滔传》称,远祖伏胜,则相传有据。《汉书·艺文志》载《书》类,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无伏胜名。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鸣盛说、顾实《汉志讲疏》皆以传四十一篇,即为伏生《尚书大传》。《隋书·经籍志》载《尚书》三卷,郑玄注,也无伏胜字。陆德明《经典释文》始著《尚书大传》三卷,伏胜作。《中兴馆阁书目》引郑玄《尚书大传序》,以为其书源出伏胜,但成于弟子张生、欧阳生或其后的人。《唐书·艺文志》亦载其书为三卷,《书录解题》则作四卷。清代有两本,一为杭州三卷本,其卷数与《隋书》、《唐书》合,但实为杂采类书所引,抄撮成编;一为扬州四卷本,卷数与《书录解题》合,并有郑玄注,其注又与宋仁宗《洪范政鉴》所引郑注一一相合。其中唯第三卷《洪范五行传》,首尾完备,余皆存佚文。末附《补遗》一卷,不全解《尚书》,但往往有古训旧典出其中。书中所传除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外,尚有《泰誓》、《九共》、《帝告》、《归禾》、《揜诰》诸篇。内容多五行阴阳灾变之说,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归于纬书一类。清陈寿祺有辑本,四卷,补遗一卷,皮锡瑞有《尚书大传疏证》七卷。收入《清经解》。
一卷。明李梦阳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此书,题“无撰者名氏”。《四库》馆臣认为此书并非李梦阳所作,而是他人节取李梦阳 《空同子》 内容的十分之二三而刊刻售卖,欺蒙世人以获利。但《中国丛书综录》及《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均著录此书为明李梦阳撰。全书只一卷,不分类,采用问答的形式讨论问题,篇幅较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山川、雷电、风雨、气体等自然现象及一些社会问题等。阐释较为清楚,只是内容上基本同于《空同子》。有明刻本、《百陵学山》本、《学海类编》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 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据《百陵学山》 本影印出版 《丛书集成初编》 单行本。
宋欧阳修撰。十六卷。前十二卷为说一百十四篇,每条以《诗经》题为目,下分“论曰”、“本义曰”两部分。卷十三为“一义解”、“取舍义”,卷十四为“时世论”、“本末论”、“豳问”、“鲁问”、“序问”,卷十五为“通解”,有“诗统解序”、“二南为正风解”、“周召分圣贤解”、“王国风解”、“十五国次解”、“定风雅颂解”、“十月之交解”、“鲁颂解”、“商颂解”,末卷附“诗图总序”、“郑氏诗谱”。其书志在补正毛传疏略、郑笺妄说,《四库提要》谓“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宋代研习《诗经》,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实发于欧阳修。
本书是作者在八十六岁时患眼疾以致“目盲不能视人、罔论读写”的情况下,自己口述,夫人笔记,然后口诵耳听一字一句修改订定。终迄时已九十二岁高龄,故题曰“晚学盲言”。全书共三部分,分别为“宇宙天地自然之部”、“政治社会人文之部”、“德性行为修养之部”。九十篇专题虽篇各一义,却相贯相承。每篇都是两个命题的对举,如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常与变、道与器、权与能、礼与法、雅与俗等等,均博而返约,致广大而尽精微,可谓是作者晚年对中国文化核心要义与中西文化异同的一次总结性的盖棺论定。上篇是宇宙天地自然之部,阐述了严正肃穆中的宇宙法则中隐含的文化意义与精神内涵。中篇是政治社会人文之部,阐述了文化这一思想精髓对政治和社会产生的关键性影响。下篇是德性行为修养之部。德性修养是作者对法学生命意义的超越性思考,让我们跨越了思想的狭隘与局限,获得了一种超凡的思想境界。
一卷。旧本题明薛瑄 撰。此书内容,全自 《读书录》中摘出,系为他人所辑,别立书名,以炫俗听。此书反映了明末诡诞之习,凡属古书,多改易其面目以求售,《读书录》虽为习见之书,亦不能免。系薛瑄关于理学思想的零散论述之集录。所言皆为理学之“性”、“理”、“气”、“体要”等核心问题,诸如“天地万物,惟性之一字括尽”、“太极而无极”之类。只是只言片语,未成体系,又且不少言辞与《读书录》重复或相近。为将其与《读书录》等比照,更可见其对理学思想的阐发和严格尊行。该书有《百陵学山》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景印元明善本丛书》 十种本等。
万历六年,神宗大婚,慈圣李太后命张居正为东汉班昭《女诫》一书做直白注解,以供新册封的王皇后阅读。张居正以内阁首辅身份作此注解,以及为某一皇后阅读而作专书,皆称引人注目。李太后命张居正撰写此书,与张居正多年承担辅导万历皇帝的职责有直接关联,亦显示出女训书籍在后宫女子教育,尤其是皇后教育中的重要意义。此举在神宗大婚,太后从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后发生,体现了李太后高度倚重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的姿态,具有明显的政治信托象征意义。该书收录于明万历刻本《张太岳文集》卷11,以及清光绪年间重刻《张文忠公全集》中。万历刻本收录该书时并未与之命名,只在卷11中首先说明“上大婚礼成,蒙圣母慈圣皇太后命臣居正直解汉班昭《女诫》,以教宫闱”,然后收录进呈以后万历皇帝所做序言及直解内容。光绪重刻本收录该书时指出,“《女诫直解》,本自为书,不必搀入文集也”,故附于全集最后一册,并单独命名为《女诫直解》,本文所用即为此本。
又题《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重刻内府原板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指南》《经筵四书直解指南》《四书集注阐微直解》等,署“中极殿大学士泰岳张居正辑著”,或“太岳张居正著”。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连同翰林院讲官等人专门写给当时的小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一人读的。该书曾在明朝年间得到刻印,根据记载,“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康熙年间,内阁学士徐乾学又将此书翻刻。该刻本至今在民间依旧有流传,可见该书当时影响之大。 徐乾学评道:“盖朱注以翼四书,直解有所以翼注。” 康熙帝在读此书后如此说道:“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可为法也。”
明哲学家顾宪成著。顾宪成提出用“小心”工夫反对王学末流,并将自己书斋取名为“小心斋”,札记故名。书中认为程朱所说的“性即理”一语“极说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颠朴不破”(卷十一)。“性,太极也”,“性,天道也。”(卷四)批辟佛老,反对将儒佛合一。“无声无臭,吾儒之所谓空也。无善无恶,(佛、老)二氏之所谓空也。名似而实远矣。”(同上)提出“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卷十八)。用“性善本体论”反对周汝登等人的“无善无恶”论。认为“点出‘善’字,正示性有定体,不可以歧见淆也”;提出“‘性’字,正示善有大原,不可以局见窥也”(卷二)。倡导“以诚敬存之,是收摄保住工夫,以义理栽培,是维持助发工夫”(卷一)。而工夫只在“小心”,“小心只是个敬”(卷十二),“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卷二)。书中还反对“见成良知”,强调学习践履。“世间那有见成良知,犹言世间那有见成圣人。”(卷十一)要求人们“立志”作“圣贤”,否则“浮生浪死,虚担一个人名而已”(卷一)。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蔡献臣始为刻版,止十二卷。后宪成子与淳刻本为十六卷。清康熙年间,其曾孙贞观刻《顾端文公遗书》三十七卷,内收《小心斋札记》为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