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郑氏注笺释
三卷。曹元弼撰。与《孝经学》的略释大义不同，《孝经郑氏注笺释》极尽精详。在该书中，作者重构了《孝经》与六经的关系，并且以《孝经》学的“爱敬”之理贯穿、统摄六经，建构了一个新的经学体系。简言之，就是以《孝经》会通六艺。曹元弼的种种努力，是为了重建在近代变革中被冲击和瓦解的经学。今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刊本整理。
礼记章句
四十九卷。清王夫之撰。此书对《礼记》经文,逐句逐章,详作笺释,颇有发明。寻其意旨,盖将合《大学》、《中庸》章句为一书,以还《戴记》旧貌。唯在每篇之首,列其篇旨,大柢短长互见。如谓“《王制》为汉文帝时,令博士诸生作”,本《正义》引卢植说。然考卢说,出自《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有“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 《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检校今《王制》,无一语言及封禅巡守事。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 “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绝不相合。此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中 《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 《礼记》之《王制》。又谓“《月令》之作,为战国时,八家之儒与杂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礼法,杂纂而附益之。而吕不韦以武力袭取,掩为己有。戴氏知其所自来,故采之于 《记》,以备三代之遗法焉”。考《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公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 曰: “《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曰《月令》吕不韦作,或曰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弘传》: “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 月令》非吕不韦著审定矣。《史记·文信侯列传》,“《吕览》实不韦宾客所集,不能因此附会其说,而谓《月令》亦其客所作也”。《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别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论”。书中又怎会有秦汉之文混杂其中呢?此皆抄袭前言,未加深考之故。然如论《明堂位》,力破吕不韦、蔡邕之说,谓“天子朝诸侯于太庙户牖之间,其庙之堂坫,即所谓明堂也”。此与《论语》《管子》亦有“反坫”之说,可相互证。论《乐记》谓“此篇之说,传说杂驳,其论性情文质之际,多淫于荀卿氏之说,而背于圣人之旨”。此则为前人所未及。其《衍中庸》一篇,所得经义为多,尤为详晰。在近代注《礼》之家中,犹可谓瑜瑕互见者。此本有《船山遗书》本。
阿赖耶识论
废名著，《阿赖耶识论》共10章，于1942年冬至1945年秋作于黄梅，脱稿则在三十四年秋。本书是一本宗教哲学论著。阿赖耶在梵文中的原意为：藏，能藏、集藏，阿赖耶识即是指能够集藏分段生死等有漏无漏法种的第八识如来藏。作者在本书里说"我选择阿赖耶识做题目，却是从我的友军儒家挑拨起来的。我欢喜赞叹于大乘佛教成立阿赖耶识的教义，觉得印度圣贤求真理的习惯与欧西学人一般是向外物出发，中国儒家则是向内，前者的方法是论理，后者的方法等于“诗言志”。究其极儒佛应是一致，所谓殊途而同归，欧西哲学无论唯心与唯物却始终是门外汉未能见真。”
孝经郑注疏
二卷。清皮锡瑞(1850—1908)撰。皮锡瑞字吉人,一字麓云,号鹿门,人称师伏先生,湖南善化 (今长沙)人。著述颇丰,有《经学通论》五卷、《孝经郑注义疏》二卷、《春秋讲义》二卷、《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尚书大传疏证》一卷、《左传浅说》、《礼记浅说》等。皮锡瑞治经专今文,颇攻郑氏。而是书则笃守郑氏之说,对于典礼尤为详尽,认为郑玄深于礼学,注易笺诗,必引礼为证,其注孝经亦援引古礼。郑所据孝经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说。该书引典礼对郑注加以疏通证明,遇诸家对郑注有驳难者,则解释其疑滞,大多引申、折衷至当。只有对“始于事亲”一节,刘炫对郑玄所驳不误,而锡瑞因守疏不破注之例,曲为辨护,终嫌勉强。“天子有争臣七人”一条,别据唐武后臣（车丸）匡谏章, 引孝经争作诤, 与 《白虎通论》、 《家语》所引同,为他辑本所无。该书版本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 刊本。
四书稗疏
一卷。清王夫之撰。是书《四库总目》不存。书中“壹是”一条,谓壹即专壹,壹是犹舍专此,对齐治平而言。“三年之丧”一条,谓三年之丧非即父母之丧,《春秋传》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谓后与世子。“悉灌”一条,谓《集注》误立灌地降神之文,而庆源辅氏盛为一说,唯不知裸为酌鬯初献之名,而灌乃裸字之假借。此并足补先儒之缺失。其驳诘众说,虽颇中肯綮,然欲“日折衷以事理之安,而参考之三礼以息群邪”,则似尚未能。该书有《船山遗书》本。
说文广义
清初王夫之撰。3卷。为《船山遗书》中治小学之唯一专著。此书主旨在于阐明汉字之正确书写,反对古人及时人书法之弊。内容则根据许慎六书的准则,解说《说文》中各字的本义,再广释其引申、假借各义,故书名《说文广义》。在释义中,同时指出汉儒经师传授之讹及后世杜撰、生造之误,目的在于匡谬正俗,纳书法于正轨。本书虽为研究文字的专著,然亦贯串着船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与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妙语精言,触处可见,成为全书的一大特色。此书原无目录,系据南宋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以《集韵》韵部为序。岳麓书社作为《船山全书》第九册整理出版时,重新编目,并注明大徐本《说文》部居,以便于读者查检。
孝经讲义
宋育仁著。十八章，以《周官》封建井田、学校军礼之制解释《孝经》，附以详细的训诂、义理考辨，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孝经讲义》成书之时，正值清室危殆，神州激荡之际，故是书旨在托古改制，以孝治国。一方面，宋氏认为，由“孝”之情感而来的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可层层外推，用之以治家国、平天下；另一方面，中国地域广大，形势复杂，若非系统的制度设计，便不能挽回当时分崩离析的人心。在宋氏看来，《周礼》分封之制严密、详尽，仍是最适合当时中国的政教体系，其与《孝经》分章一一契合，可为立国之本。故而宋氏眼中的《孝经》，并非一本空言劝孝之书，而是与《周礼》互相发明，为经世政治之模板。
灵魂与心
本书为钱穆先生探讨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的重要论著，是一部中国思想文化的养成史略。 先生对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精华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深奥朦胧的难点，特别是对儒家、道家的思想演变历程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与梳理，全面展现了一代国学宗师对于“灵魂与心”这一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 在历史的思想路径中破解中华民族的信仰密码，本书将引领读者跟随钱穆先生一道，去追寻中国人真正的精神出处。
四书考异
清王夫之撰。全书一卷,凡87条,考析四书中名物和字词语义。如譬如北辰、不逾矩、人焉廋焉、吾不复梦见周公、诲人不倦、斗筲之人、孔子辞以疾等,书名注为“许慎所引古文九经字义不同者”。有益于研究四书原文古义。有清光绪年间刻本,后收入《船山全书》。
古学考
不分卷。廖平撰。《古学考》是作者将十四年所成的《辟刘编》改订而成的。卷首有廖平的《自记》。《自记》曰:“丙戌刊《今古学考》,求正师友。当时谨守汉法,中分二派。八年以来,历经通人指摘,不能自坚前说,谨次所闻,录为此册。以古学为目者,既明古学之伪,则今学大同,无待详说。今考所更易者,如旧以《仪礼经》为古学,《记》为今学,兹则以为皆今学。旧以《孝经》为古学,《论语》为今古皆有,兹则定《孝经》《论语》同为今学。旧以《诗》三家鲁为今学,齐、韩皆参用古学,兹则以其时尚无古学,何缘参之,盖多互文见义。《公羊》之于《榖梁》亦同此列。 又称“经”为孔子所传,凡“经”皆今学。《周礼》本为传记,今蒙“经”名,然其原本经学,不过刘歆所改数条,乃为异尔。”在《古学考》中,廖平对刘歆的攻击比先前更为激烈,认为古学至东汉始成,经学真传由刘歆一人所断。所存《左传》《周礼》,由于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使经文面目全非。东汉以来,治经学者无不受到刘歆传文的影响。《古学考》甚至认为《周礼》是刘歆为了讨好迎合王莽而作,是“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时,《周礼》始出。为了正本清源,廖平在《古学考》中认为,自西汉以后,六经分裂,不能相通,《经》《礼》纠纷,众说纷云,莫衷一是。今欲证千余年谬误,不能不首重巨魁,胪其罪状,与天下后世共证之。廖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而将《周礼》斥之为伪学,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硬把《周礼》说成是刘歆为迎合王莽而作也是于情理不符的。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刻本(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科院收藏),另见《六译馆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