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唐
【作者】：顾况——《囝》
【内容】
囝，哀闽也。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
为臧为获，致金满屋。
为髡为钳，如视草木。
天道无知，我罹其毒。
神道无知，彼受其福。
郎罢别囝，吾悔生汝。
及汝既生，人劝不举。
不从人言，果获是苦。
囝别郎罢，心摧血下。
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赏析】：
唐代的闽地（今福建），地主、官僚、富商相勾结，经常掠卖儿童，摧残他们的身体，把他们变为奴隶。《囝》就是这种残酷行为的真实写照。
诗人首先叙述闽童被掠为奴的经过。前三句交代了这种野蛮风俗盛行的地区（闽方）、戕害闽地儿童的凶手（闽吏）以及戕害儿童的方式（绝其阳），极其简练。然后叙述奴隶的痛苦生活。诗人没有列举具体生活事例，而只是并列摆出一种极不公平的现象：奴隶为主人“致金满屋”，本应受到较好的待遇，然而却被视如草木，受到非人待遇。金，极言其贵；草木，极言其贱。一贵与一贱，两相比照，揭露奴隶所受待遇的不合理，写出了奴隶生活的不堪忍受。
诗人并没有停留在这一般的叙述上，接着又透过这一生活现象，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奴隶们的满腔怨愤：“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悲惨的身世，痛苦的生活，使他们的.怨愤非常之深，以致连封建社会里视若神圣的“天道”和“神道”，都被他们诅咒起来──都是上天和神灵无知，才造成如此不公平的世道！这里“彼”“我”对举，形象地揭示出对立的阶级关系──奴隶主们之所以能够大享其福，正是建筑在奴隶遭受荼毒的基础上的。这四句心理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奴隶们的思想感情。
以上是对奴隶一般生活境遇和痛苦心理的描绘。“郎罢别囝”以下，诗人抽出一个具体场景，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囝被掠为奴，同郎罢分别时父子痛不欲生的情景。
诗人把囝同郎罢的心理对照来写，笔墨摇曳多姿，错落有致。写郎罢，处处从他违反常情的心理着笔。在封建社会，人们都希望人丁兴旺，又由于重男轻女的习惯，尤其希望生男孩。可是这位做父亲的却后悔不该生男孩，生下后更不该养育他。这看来很“反常”。然而，正是从种“反常”中，才表现了他的断肠悲痛和对孩子的深爱。“人劝不举”一语更进一步说明，受这种野蛮风俗之害的，绝不是一家一户的个别现象，闽地人民受害之惨，受害之广，使人人都心怀恐惧。写囝，则是着力刻画他对郎罢的依恋，完全是小孩子的心理。这种对照的心理描写，生动细致地刻画出父子相依、不忍分离的骨肉亲情。而造成生离死别、痛不欲生的，却正是那些掠卖儿童的人。所以，这种描写既是对苦难人民的深厚同情，也是对残民害物者的愤怒控诉。
诗人在这首诗的小序中说：“哀闽也”。对闽地人民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却通篇不发一句议论，而是用白描的手法，把血淋淋的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事实来说话，产生了雄辩的力量，因而比简单的说教内涵更丰富。诗人继承《诗经》的讽谕精神，形式上也有意仿效诗经，取首句的第一个字为题，采用四言体，并且大胆采用了闽地方言如“囝”“郎罢”入诗，使诗歌在古朴之中流露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大东是《诗经·小雅·谷风之什》的一篇。为先秦时代的华夏诗歌。全诗七章，每章八句。作者先秦无名氏。这首诗所描写的，是西周统治者通过“周道”给被征服的东方人民带来的压榨、劳役、困苦、怨愤和沉痛的叹息。象征、隐喻、鲜明的对比、丰富而奇幻的想像交错运用，是此诗艺术手法的特色。《诗经》是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
【原文】
大东
朝代：先秦
作者：佚名
有
小东大东，
有冽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
或以其酒，不以其浆。
虽则七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
【注释】
(1)
(2)
(3)周道：大路。
(4)君子：统治阶级的人，与下句的“小人“相对。小人指被统治的民众。
(5)
(6)
(7)小东大东：西周时代以镐京为中心，统称东方各诸侯国为东国，以远近分，近者为小东，远者为大东。
(8)
(9)纠纠：缠结貌。葛屦：葛，葛草，茎皮可制葛布;屦，鞋。
(10)可：通“何”(用俞
(11)
(12)周行(háng)：同“周道”。行，道路。
(13)
(14)获薪：砍下的薪柴。王宗石《诗经分类诠释》认为“获”为“
(15)契契：忧结貌。寤叹：不寐而叹。
(16)惮：同“
(17)职劳：从事劳役。来：“
(18)西人：周人。
(19)舟人：郑笺：“舟，当作周。”一说为舟楫之人，周人中之低贱者。
(20)熊
(21)私人：家奴。
(22)百僚：犹云百隶、百仆。
(23)浆：米浆。
(24)
(25)不以其长：以，因。长，善。郑笺：“佩之
(26)汉：银河。
(27)监：同“鉴”，照。
(28)
(29)七
(30)报章：报，复，指织机的梭子引线往复织作;章，经纬纹理。不成报章，即织不成布帛。
(31)
(32)服箱：驾车运载。服，负载;箱，车斗。
(33)启明、长庚：金星(又名太白星)晨在东方，叫启明，夕在西方，叫长庚。
(34)天毕：毕星，八星组成的星座，状如捕兔的毕网，网小而柄长，手持之捕兔。
(35)施：张。
(36)箕：俗称簸箕星，四星联成的星座，形如簸箕，距离较远的两星之间是箕口。
(37)斗：南斗星座，位置在箕星之北。
(38)
(39)
(40)西柄之揭：南斗星座呈斗形有柄，天体运行，其柄常在西方。揭，举起。这句形容西方执柄举向东方。
【译文】
东方远近诸小国，织机布帛空荡荡。葛麻草鞋缠又绑，怎么能够踏冰霜?得意洋洋那公子，满载车辆大路上。来了去又去了来，教我心痛如断肠。
泉水横流清又冷，砍下柴来莫被浸。忧愁难睡长叹息，可怜我们病苦人。砍下树枝当烧柴，还要装车往回运。可怜我们病苦人，应该休息总不能。
东方各国的子弟，辛苦服役没人问。周人公子哥儿们，衣服华丽多鲜新。就是船夫的子弟，熊
有人饮用香醇酒，有人喝不上米浆。圆圆宝玉佩身上，不是才德有专长。看那天上的银河，照耀灿灿闪亮光。鼎足三颗织女星，一天七次移动忙。
纵然织女移动忙，没有织出好纹章。牵牛三星亮闪闪，不能拉车难载箱。金星在东叫启明，金星在西叫长庚。天毕八星柄弯长，把网张在大路上。
南天有那簸箕星，不能簸米不扬糠。往北有那南斗星，不能用它舀酒浆。南天有那簸箕星，吐出舌头口大张。往北有那南斗星，在西举柄向东方。
【赏
西周初年，“三监”叛乱，殷商后裔武庚联合东方旧属国奄(今山东曲
《毛诗序》曰：“《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历代传笺疏注说解，基本上没有大的出入，肯定这是被征服的东方诸侯国臣民怨刺周王朝统治的诗歌作品。
《序》说明作者是谭国大夫，而姓氏、经历和生活年代无从稽考。谭国在今山东济南市东南，对照《鲁颂》“遂荒大东”，那一带地区当属大东。从诗义看，他是东方旧国的大夫，因诗中的思想和情绪，绝对不可能产生于姬姓各大封国的当权派。他对“西人”的对立情绪，正反映了征服者的周王朝与被征服的东方旧国统治阶级的矛盾;他的地位下降，使他发出同情人民的不平之鸣，从而也反映了西周统治阶级与被征服国人民的矛盾。有人说这是一首民歌，这个论断是不对的，这是士大夫创作的用雅乐演唱的歌诗，不是用土乐演唱的民歌。
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据《左传·庄公十年》所记“齐师灭谭”，即在公元前684年齐国因为谭国对它“失礼”而出兵灭亡这个小国，时在东周初期，它只能写在谭国灭亡之前。诗的历史背景还是周王朝统治力量强大的.时候，东周时王室已经衰微。姚际恒《诗经通论》说西周最后一代“幽王之时，号令犹行于诸侯，故东国诸侯之民愁怨如此。若东迁之后，则不能尔矣”。姚氏以为最迟当在幽王时代，这已难考证，只能肯定创作在西周时代。
这是一篇长诗。全诗结构严密，层次清晰，前后呼应。通篇运用对比和暗喻，由现实的人间，而虚幻的星空，展开东方人民遭受沉痛压榨的困苦图景和诗人忧愤抗争的激情。思路递进而奇崛，意蕴丰富而深厚。
首章写“食”。由“有
二章写“衣”。姚际恒《诗经通论》曰：“
三章写劳役。以薪柴为喻，通过烧柴不能水浸，隐喻疲病的人民应该休养生息。严
四章写待遇不公平。“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而“西人之子，
五章是全诗前后的过渡，前半继续写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郑笺云：“佩之
六章面向灿灿星空驰骋想像。诗人怨织女织不成布帛，怨牵牛不能拉车运输，朝启明，夕长庚，有名无实，讥笑毕星在大路上张网，徒劳无功。整个运转的天体都不能为小民解决困苦。
七章对星座的意象描写更深一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分
象征、隐喻、鲜明的对比、丰富而奇幻的想像交错运用，是此诗艺术手法的特色。吴
第二段，狼烟堡。写的是驻守在这边塞堡垒内的情况。古时没有现代电子通讯设备，边疆报警，黑夜燃烽火，白天则烧狼粪干。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载：“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燃烧狼烟的城堡上，因为没有战事，早已没有烟火痕迹，只有一片白皑皑的浓霜，在沙碛之中，寒光闪烁。而干燥的大地，枯叶飘风，转蓬之类的蒿草，被狂风裹着沙粒，刮得满地翻滚。可以想见：这时的天空，一定是日光惨淡，而古战场上，那些喜欢战事的鹫鹰和乌鸦，成群的绕着圈在上空盘旋、噪聒。写出一个莽莽苍苍的古战场。天气是这样的干冷，将军们系着辟寒犀做的带子，穿着貂鼠皮做的软裘，围着火炉，饮着美酒，尚且面无暖色。而战士们身披铁甲，手执铁器，却站在这煞白的清炯炯的霜地里，犹自顶着凛冽的寒风，扶着马鞍，准备随时出发。这一组形象，把一个古战场写得穆肃而生动，如在目前，甚至仿佛读者自己就是那身披甲胄的士兵，从而和他一样，兴起了严肃而怨望的复杂感情。这一段更逼进一层，把感情推向了高潮。特别是对那在可以冻折旗杆的奇寒之下，而表现得这样神圣庄严的战士，诗中流露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是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为之而尊崇，同时也为他们的待遇而同情悲愤。这一节把诗人对戍卒的感情表达得非常亲切、透彻。他不需要口号，直着嗓子喊出的一切好听的词句，在他这字里行间如同汨汨流出的清泉面前，都要显出粗糙和虚伪来。
最末一段，为了卒章显志，他笔法一转，仿佛在这长长的历史画卷后面，再摆上四幅色彩各异的油画。“虏尘如雾罩亭障”，这是一幅以黑红两色为底色的画，“虏尘如雾”应当说够黑的了，而既有“虏尘”，就难免不充满了鲜红的血与火。亭障，就是边塞的堡垒。“虏”，这个字在这里是不能轻易地放过的。它固然可以理解为匈奴、为胡儿，当作敌人来讲;但就字义而言，它也可以指奴隶、指被捉来的俘虏。“虏”们掀起的战尘把堡垒都笼罩了，则战争已经打到这城堡之内来了。然而从这首诗的通篇看来，分明是没有发生异族的侵略行为的。那么这一句或是不着边际的败笔。但能够把个战争写得如此栩栩如生的现实主义大家，是不会出现这样细节的失实的。如果从作者的生活中找找依据，晚唐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如火如荼之时，其中最大的就有三次，其给予唐王朝的打击，远比外族的侵略要严重得多。不仅如此，而且唐王朝还借用外族势力来镇压人民的起义，民族关系完全混淆了，所以他这里实在是用一个“虏”字，说是外族也可，说是起义的农民也无不可。因为所有的封建王朝虽然高出于奴隶社会，但仍莫不把人即看成是奴隶。一直到最末代的清朝后期，慈禧还是在说她的江山是“宁给外人，不予家奴”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868年(咸通九年)爆发的桂林戍卒的起义。据夏承焘先生《温飞卿系年》考，谓温死于870年，正是他逝世前两年。这次起义，就是因为唐朝命徐州节度使孟球，以八万人戍桂林。按制度规定，戍卒三年一换，到这一批已经六年都没有更换了，于是戍卒多次请求代还。而这时的徐州崔彦曾，为人刻薄，重用都押牙尹戡、徐行俭一帮子贪官污吏，借口派兵前往代回旧戍，费用过多，要桂林戍卒再留一年。于是“戍卒家人，飞书桂林”，“戍者怒，杀都将王仲甫，胁粮料官庞勋为将，取库兵，剽湘、衡，虏丁壮，合众千百余”，一下反回了徐州，并占据江淮一带。这首诗的深刻性，就是因为它反映了戍卒的不满情绪和悲惨命运，满了期，又不让回去;既为兵变，则麟阁不可能留有名字。而战乱已平，叛卒已成了刀下之鬼，是“楼中思妇”也只有徒然的“相望”了。所以他的这首诗，如果不是在为“叛卒”说话，就是一位哲者的预言了。
第二幅画，“陇首年年汉飞将”，这是运用李广有功不封侯的故事;也可以说画的是李广的故事。桂林戍卒之变，之所以有牙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共同举事，包括庞勋也不过是一个粮料官，都属于中下级军官，在战争中，他们是第一线的斗将。然而贪官得势，他们则恰如当年的李广那样，虽有功亦为这些贪官所顶冒了。而“年年陇首”，也和戍卒一起，一代几年，必定生怨。历史把他们和戍卒的命运缚在了一起，使得他们和士卒一样感受到朝廷寡恩，将帅刻薄，是以即令这一幅画画的是李广的故事，读者也能理解他们那不可按捺的心情。忍耐原是有限度的。
第三幅画是方帅藩镇的写照。这些节度使们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却不顾恤士卒的死活。他们要这些士卒久戍边苦之地，而他们自己则在大后方尽情的享乐。高适是曾参加过这种幕僚生活的，所以他在《燕歌行》里就写下了“战士生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样的诗句。“犀带鼠裘无暖色，清光炯冷黄金鞍”，如此鲜明的对立，使得将士“麟阁无名”而又过期几年，犹不许回归。这就深刻地揭露了这些戍卒之所以要长期羁留绝域，只不过是方帅们为自己的爵位邀功而已。根本不是什么非要如此的正义行为。
第四幅画则是少妇思春图。“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桂林之变，正是因为“戍卒家人，飞书桂林”而引起的。于是怨思的星星之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了。
这四幅基调不同的画：黑、灰、红、绿，摆在一起，就如同蒙太奇一样，一经组合，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这就无异是桂林戍卒哗变的历史画卷。
这件事发生在广西而不在甘肃，与诗人所咏的自然环境不同。但在军事上既可以声东击西，那么在诗里，指着葫芦说瓢也未始不可。地点是次要的，这正是诗人狡黠而自由的地方。重要的是诗人以其政治敏感，预感到了这样的地震即将发生，或者是在深刻而形象地剖析了地震之所以发生的成因。所谓“怨不在大，可畏维人”。他在这短短的十二句诗里，可以说没有一句不是写人的。正是他把眼光放在了人民的心上，与人民息息相通，所以他这才能写出这样深刻的预感。史诗，不仅在于它如实地描写了那一事件，更重要的还在于写出时代精神，揭示出历史进程的本质和内核。这样才能使人从的事件中吸取教训，而不是仅看到一幅幅的历史画面而已。那么，温庭筠的这首诗，就是符合这一要求的了。他把这一事件的矛盾揭露得十分深刻。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见解，所谓“不着一字”，然而通过这一系列的描绘，已是“尽得风流”，早已看清了诸如桂林事件的责任何在了。这样的诗，从艺术上说，味在咸酸之外，已经达到了对诗最高的审美要求了。从思想性来说，诗人的倾向，正如所希望的那样，他不是诉之于口号，而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从他流露出的鲜明的态度，可以看到温庭筠在农民起义(“桂林事件”，形式是兵变，而根本的还是农民起义)这件事上，是站在同情农民的立场上，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朝廷和整个腐败了的统治阶级，从而显示了诗人的崇高和伟大。曾是那样肯定过歌德。他说：“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冯·伯里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而温庭筠正是通过诗，向起来反抗或者即将起来反抗的叛逆者们，倾注了无限深情。这样的好诗，历来很少有人赞赏，反而说他没有意义，这确实是极不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