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节
为了辞旧迎新
人们纷纷
从天涯海角返回
挤累了火车
胀饱了饭桌
团聚了一家家火热的心情
（二）元宵节
一个闹腾腾的日子
拽着春节的尾巴而来
饱尝汤圆的甜头
炫动狮舞龙灯的激情
终于吉祥出四个字——
国泰民安
（三）清明节
我们走近逝去的人
用虔诚点燃哀伤的心情
袅袅青烟
沉痛得有气无力
切切思念
被泪水浸泡得越来越沉
越来越沉
（四）端午节
从汨罗江
悲楚的骚体
一个诗人的名字
伴着粽子的.浓香
流芳百世
（五）中秋节
习习凉风
送来金黄的味道
阵阵笑声
传出香甜的亲情
我们嚼着甜美
一口口
饮下杯中的圆月
纷纷醉倒在
嫦娥的怀里
（六）重阳节
秋高气爽中
遍插茱萸登高远游的人们
坚定着除病驱邪的决心
欢歌笑语里
几位老者的身后
留下一串串
健康长寿的脚印
中国结 余光中
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
我的回答是苦笑
你的年纪太小了，太小
你的红丝线不够长
怎能把我的童年
遥远的童年啊缭绕
也太细了，太细
那样深厚的记忆
你怎么能缚得牢？
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
我的回答是摇头
说不出是什么东西
梗在喉头跟心头
这结啊已经够紧的了
我要的只是放松
却不知该怎么下手
线太多，太乱了
该怎么去寻找线头
内容摘要：
吟唱对中国的爱是余光中诗歌的一个恒定主题，而这一主题的表达随着时空的不同有所变化。在此，我们能体悟到诗人内心多元情感的交织、冲撞乃至矛盾及其形成的痛苦。爱中国是诗人无法割舍的情结，也因此成为诗歌表达的一个“结”;在诗里，这个“结”由一系列对立的意象构成，意象的选取同诗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也同本土的爱国原型有关。本文试从微观的角度揭示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海外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
诗人余光中50多年创作不辍，在他已收集的600多首诗歌里，凸显出一个异常鲜明的特点，即很多诗里流溢着念国怀乡的民族情感。“无论我的诗是写于海岛或是半岛或是新大陆，其中必有一主题是扎根在那片厚土，必有一基调是与滚滚的长江同一节奏，这汹涌澎湃，从厦门的少作到高雄的晚作，从未断绝。”粗粗算来，涉及这种题材的诗歌就有近百首。不论从时间跨度还是从所占诗作比重看，表达对中国的热爱已成为余光中诗歌的一个恒定主题，因而，我们称其爱国诗。诗人曾说：“中国对于我，几乎像一个情人的名字。”爱中国，对余光中来说，并不是抽象的、空幻的、神秘的，而更偏向具体、平等，也更亲近、更久长，这爱是炽热的、倾心的、纯洁的。诗人的爱国情感不移，但对中国情怀的表述却随着时空的变幻有所不同;我们于此能发现诗人内心的冲突、矛盾乃至痛苦。爱中国是诗人无法割舍的情结，系着他的旧梦新愁，1990年出版的诗集《梦与地理》中说：“我的中国情结仍然是若解未解，反而在海峡形势渐趋和缓之际，似乎愈结愈绸缪了，……中国情结更甚于台北情结，并不是回大陆就能解得了的。”在诗里，这个“结”有时表现为不谐的心绪，有时表现为矛盾的思想，这些都通过对立的意象来完成，“中国结”成为余光中爱国诗的中心，也反映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顺着这一条线索探讨余光中的诗歌，或许能揭示这个有代表性的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及其状况。
余光中爱国诗里的情感受时间和空间变换的影响，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
《万圣节》、《敲打乐》二集是余光中两度赴美时所作，此中爱国情感明显地表现在做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三棱镜》里，诗人宣称：“骑一匹黑骊马于咸阳古道/听落日的喇叭吹醒汉家陵阙的/五陵少年，是我”，古典的感伤已被诗人“吹醒”，底气十足，又豪情荡漾。《我之固体化》：“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当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坚度。”中国人的矜持乃至骄傲溢于言表。《我的年轮》更坚决地表白了诗人的态度：“即使在爱奥华的沃土上/也无法觅食一朵/首阳山之薇。我无法作横的移植，/无法连根拔起”，行走（滞留）在异国的土地，“我”却仍是一个现代的“伯夷、叔齐”，无法亦不愿做根本的改变。对中国诉说思念，亦可视为直截了当的爱的表白：“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FJF〗？〖FJJ〗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如果生时愿望不能满足，那么“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的睡去”。（《当我死时》）颇有尽性命、倾肺腑的执著，真可谓爱国之绝唱。心灵回乡是真正的回乡，但身处外域，因长期接触不到能代表祖国的具体的事和物，也会产生虚无的情绪，“何以，我犹在此地，此地远见北斗/近眺不见中国，此地纯是虚空”（《在旋风里》）;但即使悲观、感伤，也毫不犹豫地说，“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敲打乐》）由此观之，诗人在异域时爱国情感的表达，重在对自己是中国人这一角色意识的强调。
与域外所作的诗歌将中国视为自豪抑或自恼的对应物所不同的是，居港十年期间的诗作表现了诗人对祖国优秀传统的热爱，并从中透射出诗人自觉的历史使命感，“从我笔尖潺潺泻出的蓝墨水，远以汨罗江为其上游。在民族诗歌的接力赛中，我手里这一棒是远从李白和苏轼的那头传过来的，上面似乎还留有他们的掌温，可不能在我手中落地。”[2]（p3）余光中的爱国诗不仅在于抒情，还在于言说承继中国诗歌传统的志向。《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紫荆赋》三集记录了这一时期余光中的思绪。爱国、爱民族是我们的传统，诗人借笔传扬中华历史上为国家、为民族不惜献身的杰出人物。《刺秦王》历数田光、樊于期、荆轲、秦舞阳、燕太子丹、高渐离、张良及陈胜、吴广等人志在灭秦的壮举，诗作以荆轲行刺为经，以其余人、事为纬，因此内容虽多却不繁。类似题材的还有《梅花岭——遥祭史可法》、《进出》、《昭君》等。此外，中国的优秀诗人更是余光中爱慕的对象，《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皆系此主题。值得注意的是，爱国在这一时期不再以诗中情绪意象出现，传统、历史追溯一跃成为诗歌的主题。正如诗人在总结这一时期的诗作时所说：“在主题上，直抒乡愁国难的作品减少了许多，取代它的，是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探索，也许是因为作者对中国的执著趋于沉潜，……是一种心境，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一种历史归属感。”[3]（p209）当然，所有的言说都以爱国情怀为背景，为中心，为依归。这一点诗人自己非常清楚，“目前我写的诗大概不出两类：一类是为中国文化造像，即使所造是侧影或背影，总是中国。”为文化造像，树中国形象，历史题材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方面。诗里的古迹、典故便是诗人造像所用的颜料、宣纸以至画笔。自然，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诗艺。
余光中其它关乎中国情的诗都创作于台湾，且数量最多，情感也趋向多元。其显著的特点有二：其一，以日常生活里的事物为起点，诗歌的翅膀往往飞至海峡对岸。诗从具体物象提升起来的情感更深沉、也更具触动读者心弦的魅力。如《春天，遂想起》“春天，遂想起/（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从松山飞三小时就到的）/乾隆皇帝的江南”，诗人站在春季的基隆，回望心里的江南，遥想江南的景色、故事、人儿，聊慰思念大陆之情。《腊梅》：“大寒流降自江南，在岛上/在下风处，仿仿，佛佛/多感冒的鼻子仿佛就可以/嗅到腊梅清远的芬芳……想古中国多像一株腊梅/那气味，近时不觉/远时，远时才加倍地清香”，诗人的心是清澈的，爱是纯粹的，只有这样的爱才会吟出中国像腊梅的诗句，才能嗅到飘自大陆的花香。《大寒流》的具体写法更富情感，“小时候的冬夜怎么不怕冷/四万万人挤一张大床”，亲切的语句朴素如此，真挚如此。“寒流寒流你刚来自家乡/该知道家乡发生的近事/我朝南的那扇窗子，来时/外面的一树梅，愈古愈清香/绽开了没有？开了多久？”寒流吹着诗人的身，却因来自家乡而温暖着诗人的心。越是系于琐细的事物，越能现出情感的真实、质朴。其二，影响广泛的乡愁诗。乡愁无庸置疑是中国情结的一种表现，它产自有乡归不得的忧郁、惆怅的心理。这一主题又是余光中爱国诗里最有分量的、最能触及所有中国人灵魂的。写于1951年的《舟子的悲歌》就记载着诗人的回乡梦：“月光在海上铺一条金路，/渡我的梦回到大陆。”1991年作的《母与子》仍在低吟：“这岛屿，原是依恋的婴孩/浸在母体包容的洋水/怎忍用一把无情的蓝刀/切断母体输血的脐带”，痴心的诗人40年做着同一主题的梦;与往代爱国诗人不同，余光中多了一层愁苦，叠加成双份的忧患，“想起这已是第十七个秋了/在大陆，该堆积十七层的枫叶/十七阵的红泪，悯地，悲天/落在易水，落在吴江/落在我少年的梦想里/也落在宋，也落在唐/也落在岳飞的墓上/更无一张飘来这海岛/到冬天，更无一片雪落下/但我们在岛上并不温暖”（《枫和雪》），余光中的乡愁里交织着无穷尽的思念与无归期的无奈，且眷恋愈切，苦痛愈深，其间欲求之切与不能企及的张力构成余乡愁诗强烈的诗美。《乡愁》诗艺高明在于当读者从“邮票”、“船票”到“坟墓”这些物象体味个人、家庭的离愁别恨时，诗歌的高度不意中提升到尖峰，“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由己愁跳跃到国愁，诗思的空间由一己扩放到全民族，这里，乡愁已升腾为一种原型出现，所以读者读了会产生类似于这样的感受：“我们会感到格外的酣畅淋漓，或者是万分激动，或者是被万均之力所震慑，……我们不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因为它发出了一种比我们的声音更加强有力的声音，而撼动着我们的心灵。”因而，该诗传唱海峡两岸、大江南北，被奉为排解乡愁最佳言词。其实，有些不流行的诗句，也弹奏着乡愁的强音。如《盲丐》：“每次坐在世界的尽头/为何总听见一枝箫/细细幽幽在背后/在彼岸，在路的起点唤我回去/母性的磁音唤我回去/心血叫，沸了早潮又晚潮/一过楚河，便是汉界/那片土是一切的摇篮和坟墓/当初摇我醒来/也应摇我回去”;《白玉苦瓜》：“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完美的圆腻啊酣然而饱”，“茫茫九州只缩成一张舆图”，“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余光中多把抒情对象人格化，亦即情感化，这样，从诗人到诗歌，读者从中咏出双重的情味。
身处不同的地域，何以会产生同样情感的不同式样？诗人在美国的整体民族感，在香港的历史承传感，在台湾的渴盼回归感，分明地表达在诗里。排除与诗歌创作关系不大的因素，我们可以设想，具体的生存空间对诗人创作思路的当下影响。艺术思维的形象性，决定了诗歌的翅膀起飞的支点总是主体直接接触到的事物。但“诗人必须是从自己看出去的，从自己的内在性结构去结构的。他必须以自己的命运感为根据去接触生活中的难题;他只有从自己的遭遇出发去领会一切事物……，这样的生活才会展现出自己的奥秘。”也就是说，余光中虽接触不同的事物，但都被他的内在结构在诗里构造成爱国情怀，只是情感的样式因从不同侧面出现，面目各异而已。
诗人说：“诗，应该是灵魂最真切的日记。”读余光中的爱国诗，就是与诗人的灵魂对话。我们不仅感受到余光中宽阔的胸怀中激荡着的中国情的浓烈，还能品味出诗行里的苦楚、矛盾乃至莫可奈何，正是这种复杂性，使诗歌更具力度、深度、真切度，也更富吸引力。它将读者的思绪挽留在此间，与诗人一起或浪漫地游历，或现实地思考。诗人还说“浮面读者大概认为只有‘山川壮丽，历史悠久'以及‘伟大的祖国啊我爱你'一类的正面颂辞，才能表达对国家的关怀。这种浮词游语、陈腔滥调，真能保证作者的情操吗？……爱的表示，有时是‘我爱你'，有时是‘我不知道'，有时却是〖DK〗‘我恨你'、‘我气你'。”[6]（p71）爱国的表达历来无定式。但当爱国情感由情绪上升、冷凝到理智时，这种情感就擢升为“理智上爱国之文化底问题”。[7]（p409）爱文化，即爱其历史、尤为其未来着想、担忧，也因此化为知识分子的民族忧患。
当诗人身处异国他乡之时，“有感于异国的富强与民主，本国的贫弱与封闭，而在漫游的背景上发为忧国兼而自伤的狂吟，但是在基本的情操上，却完全和中国认同，合为一体，所以一切国难等于自身受难，一切国耻等于自身蒙羞。这一切，出发点当然还是爱国，而这基本的态度，在我许许多多的作品里，……曾经再三申述。”由爱而忧产生于现实对比，也很容易转化为强烈的落差感。《敲打乐》代表了这段时期诗人爱国心理的冲突和对抗，“注定要不快乐下去/除非有一种奇迹发生/中国啊中国/何时我们才停止争吵？”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沐浴传统文化30年的中国青年，诗人的信仰、感情已基本成形，对中国的爱是其它一切情绪、情感的出发点、生长点。不快乐并与自己争吵，只是中国人在国外的一时境况中的.“恨铁不成钢”的情绪，“中国中国你剪不断也剃不掉/你永远哽在这里你是不治的胃病”，附于身体的物质可以剪断剃掉，爱国情操一旦拥有将终生相伴，并为之处心、为之积虑。每一次国耻留一块掌印我的颜面无完肤/中国中国你是一场惭愧的病”，尽管怨恨，但仍不舍，仍痴迷。这一时期，诗人对中国的爱的相向、对立的表述，主要是因为受到新环境的影响、新事物的刺激而产生的;而且，中国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祖国是一个统一的观念。诗人把国耻划分到个人的身上，把爱国的责任具体地承担起来，诗里这种真切的感情，分明地传达出诗人的中国心。
香港介于大陆和台湾之间，又不似异国他乡，在此，诗人激烈的情绪平和了许多，诗里的冲突、碰撞也被忧患、郁悒取代。如《中秋月》“冷冷，长安城头一轮月”，“清光探人太炯炯/再深的肝肠也难遁”，“二十五年一裂的创伤/何日重圆，八万万人共蝉娟？/仰青天，问一面破镜”，中秋节家家户户赏圆月，诗人的心却更深广、更忧郁，中国情盘根错节，在曾经团圆的历史和被赋于团圆希望的未来之间的不圆满中，跳动着一颗诗人忧国的心。《将进酒》：“说秋天到了，我高斋夜读/也该斟一杯异国的佳酿/潮湃起热血去抵抗这风寒/却忘了风，是从海峡的对岸/而秋，是莽莽从北方的平原/从浪子打雁，英雄射雕的天空/忘了他瘦友的忧胃愁肠/秋来就有一种情绪在作怪/那毛病，是屈原和杜甫一脉所传来/千年的顽症怎能就轻易/付给法国的白葡萄园/哪一季的收成，去代为疗医？”感时忧国的情怀，岂能借酒消除？从北方大陆过来的秋寒，与从伟大诗人承传来的爱国情怀，两者的相似点在于都来自祖国，都在诗人身心上留下印迹，只是沉郁的中国情结显然荷载超重，使诗人不得开心颜。1969年作的《忘川》：“铁丝网是一种带刺的乡愁/无论向南走或是向北走/一种装饰恐怖的花边/他乡，就作客/故乡就作囚/都是一样，随你网里网外”，“纵河是拉链也拉不拢两岸”，“而无论望夫石或是望乡石的凝望/一寸边境一寸铁丝网/所谓祖国/仅仅是一种古远的芬芳”，诗人眼下的隔离现状，心中的团圆希冀，笔端的苛刻流泻，都为的是所爱的中国，尽管爱中有怨。
在台湾，迫使诗人直面存在的状况，爱和痛被诗人形象地描述在诗里。《每次想起》的是令人不堪的一幕幕：“每次想起，最美丽的中国/怎么张着，这样丑陋的一个伤口/从侵华战争的那头到这头/一个太宽太阔的伤口/张在那里，不让你绕道走过”，“每次想起，那深邃的伤口/怎么还不收口，黑压压的蝇群/怎么还重叠在上面吮吸/挥走一只，立刻飞来一群/每次想起这些，那伤口，那丑陋/的伤口就伸出一只控诉的手指/狠狠地指向我，我的脊椎/火辣辣就烧起一条有毒的鞭子”。诗里要揭示的是一般中国人未提及的（或许不愿提，或许忘记了），其情感与闻一多的《发现》如出一辙。朱自清曾说闻一多是现代的爱国诗人，若他读了余光中的诗，也会说余光中是当代爱国诗人。两首同题诗《中国结》，从不同层面反映了诗人难言的爱国情，1986年所作：“说不出是什么东西/梗在喉头跟心头/这结啊已经够紧的了/我要的是放松/却不知该怎么下手/线太多，太乱了/该怎么去寻找线头”，与心相随的掺和着痛的爱，有意识抛弃，总被无意识收藏。1988年所作：“肚里另有个中国结，却不知道/是谁啊打的，从何年何月/只知道割盲肠没割掉/透视片上也难以寻找/却绞在最敏感的一段回肠”，“照武侠小说的说法，大夫/旧愁宜解不宜结，你就一寸寸/探回患处，轻轻地，为我解吧/正是，噢，最敏感的一段了，请你/轻轻地提起，轻轻地放，为了/这一头是岛的海岸线/曲折而缠绵，靠近心脏/那一头是对岸的青山/脐带隐隐，靠近童年”。爱国在这里成为一个“二难问题”，无法抉择，海峡两岸都让诗人牵肠挂肚，割舍不下。如果说在香港时，诗人的苦痛是形而上的话，那么，在台湾就显得具体多了。但位卑未敢忘忧国，诗中的无奈正是知识分子民族情感的痛苦反应。
可以说爱国忧民情操塑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因而也成了一大文化传统。当代知识分子的忧患又是别异的，余光中则可被看作台湾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余光中以及与他年龄或经历相仿的一大批文学同道处于一种独特的文学氛围之中——他们直接熏陶于五千年漫长的文化传统，却又遭受着另外一种大陆作家所难以体验的失落——那道海峡不仅是地理更是文化心理上的障碍，它深深地印进了几乎所有离开大陆去台的作家的心灵之中，而又从他们的笔尖流出。这种失落一方面造就了他们对母体文化的强烈归依感，另一方面又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憾缺。”而这种缺憾，不是回大陆能解决得了的，而且这种情感一经诗人抒发，似乎“茫无所之，有所企望而又明知被企望者仍在远方。”好像现实的矛盾只能借助文字来排遣，问题就在这里，诗人的怨与怒、忧与苦也产自这里。
但事实上，用文字表达的“集体无意识”，是能产生巨大的文化效应的。在《从母亲到外遇》一文里，余光中说：“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我们只听说过有文化，却没听说过武化。……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这样，爱国诗歌不只是诗人的情操所现，更多了文“化”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是从不自觉开始的，但到了诗人的晚年，这种努力的意图就越明显了。诗人想通过中国情结这一原始意象即原型来沟连海内外的中国人。
从上文分析可以判断，余光中的爱国诗属于主观抒情类型，按照心理学家的分类，这又可归于“内倾型”，“内倾型以他的自觉意图和目的的主观确定与客观需要相对立为特征。”[4]（p73）“中国结”就是心理上的依恋与现实的缺失之间的对峙，也就是说，内倾型、中国结是用一种诗艺沟通的——对立的意象，在这三者之间，对反是共同的。当然，诗艺与诗思又密不可分，即在余诗里，意象的反差是一个常见的手段，但具体到每一首诗又有区别。当余光中以中国人的身份处于美国人群时，洋与中的冲突必然上升，诗人往往将各种抽象的对抗化作具象表现在诗里，再现爱国情结“结”之所在。“将祖国的小阳春溺毙在/早餐桌上冰牛奶之北极海的/留学生，是我”（《三棱镜》）;“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我之固体化》）;“遂发现自己也立得太久，/也是一株早熟的果树，/而令我负重过量的皆是一些/垂垂欲坠的/丰收的你”（《我的年轮》）;《敲打乐》的手法是在每一诗节里并列洋与中的物象，对比洋与中的文化现实，以二者的反差使内心矛盾形象化，整首诗犹如叠现的浮雕展示在读者面前。“草重新青着青年的青青，/从此地青到落矶山下/于是青年的耳朵酩酊的耳朵都侧向西岸/敲打乐巴布·狄伦的旋律中/侧向金斯堡/和费灵格蒂/从威奇塔到柏克丽/降下艾略特/升起惠特曼，九缪斯，嫁给旧金山！/这样一种天气……在中国，该是呼吸沉重的清明或者不清明/蜗迹磷磷/菌子们围着石碑要考证些什么/考证些什么/考证些什么/一些齐人在墓间乞食着剩肴/任雷击任电鞭也鞭不出孤魂的一声啼喊/在黄梅雨，在黄梅雨的月份/中国中国你令我伤心”，这样的诗歌结构，以其陌生的面目，不断变换的中西文化景象，承载着诗人的内心争斗。
香港时期的诗人有意探索历史文化题材，但题旨仍在当今，用古为今的诗法相当高超。正如诗人在诗集《隔水观音·后记》里说的，“我在处理古典题材时，常有一个原则，便是古今对照或古今互证，求其立体。不是新其节奏，便是新其意象;不是异其语言，便是异其观点，总之，不甘落于平面，更不甘止于古典作品的白话版。”诗人常把古与今的对比通过古诗、典故等的形变来呈现，这种比照演绎着诗人的现代中国意识。如《公无渡河》：“公无渡河，一道铁丝网在伸手/公竟渡河，一架望远镜在凝眸/坠河而死，一排子弹啸过去/当奈公何，一丛芦苇在摇头”，本是同胞，只因所谓的国界之隔就毙于偷渡。古人今人都渡河，都死于渡河，却出于不同的原因，其效果是造成了古与今事件间的同异与落差，切割出了一首诗的多个立面。诗人忧患的心徜徉于这一“古”诗的“今”写之中。《鱼市场记》：“远来的江湖客啊/你再也回不了故乡……天真的吴郭鱼/误落人间的地狱/只翘起几根空鱼刺/指着圣人的推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鱼，安知鱼之苦？/子在濠上，鱼在俎上”，远离故乡的鱼和人一样回不去，只是鱼被安排在俎上，人却被环境及其它因素所限制;庄子谓：“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据此，诗里的人和鱼何乐之有？
以俗代雅是一种非常大胆的诗法，也是不和谐心理表现的另一种诗艺。爱国情怀是崇高的、抽象的，选择粗俗的词语言说高尚的情操，是诗人的创造，但这创造伴随着心碎、痛楚。余光中采用具体的、诅咒般的恶毒词汇表达既爱又恨的爱国情感，这既超常又收效强烈。“对某些官式的爱国主义而言，余光中的这些话是‘失败主义者'的泄气话。但是，余光中敢于把这些话写在纸上，为自己以及许多其他人作心灵的见证，这是够勇敢够爱国的了。”《忘川》里的句子，“有毒的深圳河无辜地流着”，“自从嫁给战争/母亲给坦克强暴是怎样的母亲”，“蹂躏依旧蹂躏/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诗人“不作无病呻吟，他是写实主义者。唯其如此，他的诗常常激起我们心底深处的共鸣。”用通俗的句法和语调彰显爱国惆怅，虽有调侃的意味，但能抒发心中的郁闷，“高粱是忧郁的特效药/安慰愁肠，断不了愁根……不知道国姓爷的幽灵喝不喝高粱？/放翁和稼老的茸茸须/蘸多少次黄汤？剑阁栈和郁孤台/西北风吹寒南中国海/零丁洋的孤魂喝不喝高粱？”历史上的爱国人士可曾像诗人一样借酒浇愁？酒后可曾用不敬语表达崇敬情？可曾消除愁结？高尚的爱国情操竟被愤怒的诗人用粗俗的言语说出，但村俗同样具有纯洁的美感。
冲突的心理只能采用对立的语言传达，语言的能指被诗意的所指升华，所以，对立的意象恰恰描述了诗人的“中国结”。余光中的这种破碎性诗艺将各种成份掺杂在一起，看似不协调的物象、意象却在诗思里得以调合。这诗思是以诗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为支撑的，诗人的情感有多复杂，诗思就有多零碎。正像他冲突激越的、难以平和的忧国之心，融合了多种感触，汇成了民族爱，织就了中国情，却“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进一步说，余光中爱国诗里的“中国结”所代表的“原型意象”就是其艺术成就及其对我们产生影响的秘密之所在。余光中的努力包含了艺术的社会意义，也就是他所说的文“化”：“它不停地从事着教育时代精神的工作，召唤着时代最缺少的形式。艺术家们得不到满足的愿望重新回归于无意识中的原始意象，这一意象极适用于补偿当代的不协调性和片面性。艺术家捕捉到了这一意象，将其提出深邃的无意识领域，带入与意识价值的联系之中，从而加以转换，直到与艺术家同时代的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将其接受。”到那时，诗人的“中国结”就可以解开了。
个人地将余光中爱国题材的诗划分为不同的创作段，可能是很不合适的。但为了便于分析诗人的心理状况和其诗歌艺术，这样的分割又显得有必要。如果能籍此展现余光中诗歌的魅力，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爱国情结，乃至诗人替所有中国人说出的由“本能和原型共同组成的‘集体无意识'”，就不算僭妄。
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葬我
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了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评析：
1966年的一个寒夜，受聘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英文系任副教授的台湾诗人余光中，抑郁寡欢，临窗西望，思念着遥远的祖国。自从1948年7月离开大陆迁居香港以后(第二年又到台湾求学去)，秋风落叶已经有十七年了。二十岁去国，三十七岁怀乡，还不知何日是归年呢。多愁善感的余光中想到了人生的大限，希望自己死后葬身“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卧听两旁一江一河的滔滔东流水，在江河的安魂曲中“坦然睡去”，于是他写成这首《当我死时》。他想起了四川重庆江北悦来场，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那里读过中学，那里多山多树多鹧鸪，鹧鸪在春雾迷蒙的林中啼唤着：“行不得也，哥哥!”这使他联想起南宋辛弃疾的名句“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自称江南人，在这首诗里他却不想南京而想重庆——多鹧鸪的山城。该是啼鸟唤人归吧?
《当我死时》鉴赏(卞新国)
这首诗是1966年作者在美国密西根州写的。羁旅漂泊的生涯使得余光中的怀乡病日益深重，该诗表现的便是诗人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思念。诗人把祖国比作一张“最纵容最宽阔的床”，希望自己死时能“坦然睡去”，这实际上是把祖国当作是人生最终的也是最圆满的归宿。
该诗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是超现实的想像。诗人想像自己的身躯异常庞大，死时能够“睡整张大陆”。所寄寓的意思便是全身心地融入祖国，彻底地拥有祖国。诗人还故意地颠倒现实情境和想像情境的关系，“一个中国的青年”在“密西根向西瞭望”本是现实的情形，而诗中却把它处理成“睡整张大陆”而“满足地想”的内容。这种情境的颠倒使得整个诗的形象非常奇特。
诗人非常注重语言的变化。如，“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母亲”一词是名词活用为形容词，凝练、贴切而又新颖。再如，“最纵容最宽阔的床”，“纵容”一词是动词活用为形容词，写出了极度自由舒坦的理想境界。“饕餮地图”中，“饕餮”一词本是贬义，是贪婪之徒的意思，用在此却恰如其分地写出了诗人对祖国的至爱。
(选自《台港文学名家名作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当我死时》品鉴(凌永康)
诗有14行。前8行以“安眠”为主要意向，把死亡视为一种憧憬、一种满足，节奏舒缓，速度均匀。但是，在这安魂曲般温婉祥和、悠然恬静的情调下，掩藏着怎样一种泣血的哀恸啊!一个年仅38岁的人，对生还已绝望，要用死后归葬的幻想来安慰自己，还不足以说明他心中的愁苦是多么深重吗?这种退而求次的表达，强化了诗的张力，丰富了诗的内涵。诗的后半以快节奏传达心情的急切，把那热爱祖国山河、渴望落叶归根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结
余光中
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
我的回答是苦笑
你的年纪太小了，太小
你的红丝线不够长
怎能把我的童年
遥远的童年啊缭绕
也太细了，太细
那样深厚的记忆
你怎么能缚得牢?
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
我的回答是摇头
说不出是什么东西
梗在喉头跟心头
这结啊已经够紧的了
我要的只是放松
却不知该怎么下手
线太多，太乱了
该怎么去寻找线头
吟唱对中国的爱是余光中诗歌的一个恒定主题，而这一主题的表达随着时空的不同有所变化.在此，我们能体悟到诗人内心多元情感的交织、冲撞乃至矛盾及其形成的痛苦.爱中国是诗人无法割舍的情结，也因此成为诗歌表达的一个“结”;在诗里，这个“结”由一系列对立的意象构成，意象的选取同诗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也同本土的爱国原型有关.本文试从微观的角度揭示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海外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
诗人余光中50多年创作不辍，在他已收集的600多首诗歌里，凸显出一个异常鲜明的特点，即很多诗里流溢着念国怀乡的'民族情感.“无论我的诗是写于海岛或是半岛或是新大陆，其中必有一主题是扎根在那片厚土，必有一基调是与滚滚的长江同一节奏，这汹涌澎湃，从厦门的少作到高雄的晚作，从未断绝.”粗粗算来，涉及这种题材的诗歌就有近百首.不论从时间跨度还是从所占诗作比重看，表达对中国的热爱已成为余光中诗歌的一个恒定主题，因而，我们称其爱国诗.诗人曾说：“中国对于我，几乎像一个情人的名字.”[2](p273)爱中国，对余光中来说，并不是抽象的、空幻的、神秘的，而更偏向具体、平等，也更亲近、更久长，这爱是炽热的、倾心的、纯洁的.诗人的爱国情感不移，但对中国情怀的表述却随着时空的变幻有所不同;我们于此能发现诗人内心的冲突、矛盾乃至痛苦.爱中国是诗人无法割舍的情结，系着他的旧梦新愁，1990年出版的诗集《梦与地理》中说：“我的中国情结仍然是若解未解，反而在海峡形势渐趋和缓之际，似乎愈结愈绸缪了，……中国情结更甚于台北情结，并不是回大陆就能解得了的.”在诗里，这个“结”有时表现为不谐的心绪，有时表现为矛盾的思想，这些都通过对立的意象来完成，“中国结”成为余光中爱国诗的中心，也反映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顺着这一条线索探讨余光中的诗歌，或许能揭示这个有代表性的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及其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