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山父与葛篇》是唐代诗人李贺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全诗主要描写了什么情景呢?
罗浮山父与葛篇
依依宜织江雨空，雨中六月兰台风。
博罗老仙时出洞，千岁石床啼鬼工。
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
欲剪箱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
【注释】
⑴罗浮山父：指罗浮山中老人。罗浮山：在广东省境内。葛：葛布。
⑵依依：轻柔披拂貌。《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处形容葛布柔软。江雨空：形容葛布就像江上的细雨细密透明。
⑶兰台：战国时楚国台名。故址传说在今湖北省钟祥县东。《文选·宋玉〈风赋〉序》：“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李周翰注：“ 兰台 ，台名。”此处泛指南方。
⑷博罗老仙：指罗浮山父。时：另一版本作“持”。
⑸千岁：千年，年代久远。《荀子·非相》：“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石床：山洞里平滑如床的大石，古人称作石床，这里代指织布的机床。鬼工：古人把工艺精巧品为鬼工，此处则指手艺精湛的织工。据《格古要论》说：“尝有戒指内嵌玛瑙，其面碾成十二生肖，纹细如发，谓之鬼工。”
⑹蛇毒浓凝：一作“毒蛇浓吁”。浓凝：深深地喘气。
⑺不食：不吃。《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衔沙立：形容天热，鱼儿不愿觅食，在沙中含沙直立。
⑻箱：一作“湘”。箱(湘)中一尺天：形容葛布莹白，犹如湘水碧波一般柔软光洁。
⑼吴娥：吴地(江苏浙江一带)的美女。明何景明《白纻歌》之四：“吴娥白纻为舞衣，镂花缀叶纷葳蕤。”莫道：休说，不要说。吴刀：吴地(江苏浙江一带)生产的剪刀。南朝宋鲍照《代白纻舞歌辞》：“吴刀楚制为佩袆，纤罗雾縠垂羽衣。”涩：不滑爽。指刀钝。
【白话译文】
葛布轻柔，织得像江上小雨般细密透明，穿上葛衣，像六月的雨中吹来凉风。
当罗浮老人把葛布拿出山洞，千年石床上响起了鬼工吝啬的哭声。
天气闷热，毒蛇粗喘把山洞弄湿;江中的鱼儿也停止觅食，含沙直立。
真想裁剪一幅湘水中天光倒影似的葛布，吴娥不用担心说剪刀不够锋利。
【创作背景】
此诗当作于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年间，说罗浮山(在广东省境内)中的一位老人赠送给诗人一块葛布，诗人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李贺一生从未到过博罗一带，这首诗的题材可能是虚构的，也可能是根据传闻加工而成的。
【赏析】
此诗开头二句有“江雨空”、“兰台风”等字眼，像是描述天气，其实不然。“江雨”是说织葛的经线，光丽纤长，空明疏朗，比喻得出奇入妙。“依依”形容雨线排列得整齐贴近，所以“宜织”。以这个副词“宜”字绾连“织”和“雨”，所织的为雨线之意便明白易解。“织”字把罗浮山父同葛联系起来，紧紧地扣住诗题。次句则以“六月兰台风”写出葛布的疏薄凉爽。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瑳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诗人巧妙地用六月的风比喻葛布。“雨中”二字承上句来，再一次点明以“江雨”来比喻葛的意思。“江雨空”，从视觉写葛布的洁净，有如雨后晴空;“兰台风”，从感觉写葛布的精美。这种绮丽而离奇的.想象，正是李贺诗的本色。
三、四句运用对比手法，进一步烘托罗浮山父织葛的技术高明。“博罗老仙时出洞”，老人不时走出洞来，把精心织成的葛布拿出洞来，递给索取的人。句中的“时”，暗示他织得快，织得好，葛布刚刚断匹就被人拿走，颇有供不应求之势。下句就是由此引起的反响。诗人不直接赞美葛布，而是用“千岁石床啼鬼工”七个字来烘托。“石床”原指山洞中形状如床的岩石，这里指代罗浮山父所用织机。“千岁”，表明时间之久，也暗示功夫之深。
后四句是诗人由葛布引起的联想。五、六两句极写天气之热，为末二句剪葛为衣作铺垫。诗人写暑热，不提火毒的太阳，不提汗流浃背的劳动者，也不提枯焦的禾苗，而是别出心裁地选择了洞蛇和江鱼：“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蛇洞由于溽暑熏蒸，毒气不散，以致愈来愈浓，凝结成水滴似的东西，粘糊糊的，整个洞堂都布满了，所以洞里的蛇应当是十分窒闷难受的。江里的鱼热得无法容身，不吃东西，嘴里衔着沙粒，直立起来，仿佛要逃离那滚热的江水。这可谓诗人苦心经营之句。洞堂和江水本来是最不容易受暑热侵扰的地方，如今热成这个样子，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描写酷暑天气，诗人毫不轻率下笔，而是极力幻想、夸张，从现实生活中典型现象出发，进行再创造。诗人挑选、提炼出盘绕在洞中的毒蛇和翔游在水中的鱼这两种生物，写出这样奇特的诗句，来形容天气溽暑郁蒸。这里，诗人奇特的想象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具有鬼斧神工之妙。
酷热的天气，使人想起葛布，想起那穿在身上产生凉爽舒适感觉的葛衣。尤其希望能够得到罗浮山父所织的那种细软光洁如“江雨空”，凉爽舒适如“兰台风”的葛布。用这种葛布裁制一件衣服穿在身上，那种感觉非常之好。结尾二句，诗人没有写穿上新衣服的快乐，而是通过吴娥裁衣来进一步赞美葛布。“欲剪箱(湘)中一尺天”，与开头二句遥相呼应。有人说这句脱胎于杜甫的“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李贺写诗，是力求不蹈袭前人的，这里偶尔翻用，手法也空灵奇幻，别具新意。例如末句“吴娥莫道吴刀涩”，诗人不写吴娥如何裁剪葛布，如何缝制葛衣，而是劝说吴娥“莫道吴刀涩”。一个“涩”字蕴意极为精妙。“涩”有吝惜的意思，这里指刀钝。面对这样精细光滑的葛布，吴娥不忍下手裁剪，便推说“吴刀涩”。诗人用“莫道”二字婉劝吴娥，亦使全诗摇曳生姿。这一曲笔，比直说刀剪快，诗意显得更加回荡多姿、含蓄隽永。
依依宜织江雨空，
雨中六月兰台风。
博罗老仙时出洞，
千岁石床啼鬼工。
蛇毒浓凝洞堂湿，
江鱼不食街沙立。
欲剪湘中一尺天，
吴娥莫道吴刀涩。
李贺诗鉴赏
诗歌称颂罗浮山人所织的葛布精细光洁，巧夺天工。
开头二句有“江雨空”、“兰台风”等字眼，象是描述天气，其实不然。“江雨”谓织葛的经线，光丽纤长，空明疏朗，比喻得出奇入妙。“依依”形容雨线排列得整齐贴近，所以“宜织”。以这个副词“宜”
字绾连“织”和“雨”，所织的为雨线之意便明白易解。“织”字把罗浮山人同葛联系起来，紧紧地扣住诗题。次句则以“六月兰台风”写出葛布的疏薄凉爽。
“雨中”二字承上句来，再一次点明以“江雨”喻葛之意。这种绮丽而离奇的想象，正是李贺诗的特色。
三、四句运用对比手法，进一步烘托罗浮山人织葛的技术高明。“博罗老仙时出洞”(“ 时”，一本作“持”)，山人不时走出洞来，把织成的葛布拿给前来求取的人。句中的“时”，暗示他织得快，织得好，葛布刚刚断匹就被人抢走，颇有供不应求之势。下句“千岁石床啼鬼工”就是由此引起的反响。“石床”原指山洞中形状如床的岩石，这里指代山人所用织机。“千岁”，表明时间之久，也暗示功夫之深。姚方燮说：
“千岁石床，言非寻常机杼，不惟人力难致，即奇巧如鬼工，亦为之惊啼不及也。”(《昌谷诗注》)
五、六两句描述天气炎热，为末二句剪葛为衣作铺垫。诗人写酷暑，不写火毒的太阳，不写汗流浃背的'劳动者，或枯焦的禾苗，而是别出心裁地选择了洞蛇和江鱼：“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街沙立。”蛇洞由于溽暑熏蒸，毒气不散，以致愈来愈浓，凝结成水滴似的东西，粘糊糊的，整个洞堂都布满了。江里的鱼热得无法容身，不吃东西，嘴里衔着沙粒，直立起来，仿佛要逃离那滚烫的江水。洞堂和江水本来是最不容易受暑热侵扰的地方，如今热成这个样子，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这里，诗人奇特的想象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有鬼斧神工之妙。
酷热的天气，使人想起那穿在身上产生凉爽舒适感觉的葛衣。尤其希望能够得到罗浮山人所织的那种细软光洁如“江雨空”，凉爽舒适如“兰台风”的葛布。要是用这种葛布剪裁一件衣服穿在身上该有多好！“欲剪湘中一尺天”，与开头二句遥相呼应，“湘中一尺天”显然指的是犹如湘水碧波一般柔软光洁的葛布。有人说这句脱胎于杜甫的“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李贺写诗，一般不蹈袭前人，这里偶而翻用，手法也空灵奇幻，独具新意。请看末句：
“吴娥莫道吴刀涩”。诗人不写吴娥如何裁剪葛布，如何缝制葛衣，而是劝说吴娥“莫道吴刀涩”。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涩”字蕴意极为精妙。“涩”有吝惜意，这里指刀钝。面对这样精细光滑的葛布，吴娥不忍下手裁剪，便推说“吴刀涩”。这一曲笔，比直说刀剪快，显得更加含蓄隽永了。
李贺一生从未到过博罗一带，这首诗的题材可能是虚构的，也可能是根据传闻加工。诗从头到尾紧紧扣住主题。开头写织葛，结尾写裁葛，无论是写织葛还是写裁葛，都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表现葛布质地优良，称颂织葛的罗浮山人技艺高超。诗人幻想奇绝，笔姿多变，运意构思，都显示出特有的“虚荒诞幻”的艺术特色。
苏轼 《惠州一绝》
原诗是：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1]罗浮山：在广东博罗、增城、龙门三县交界处，长达百余公里，峰峦四百多，风景秀丽，为岭南名山。 [2]卢橘：橘的一种，因其色黑，故名（卢：黑色）。但在东坡诗中指枇杷。《冷斋夜话》 卷一载：“东坡诗：‘客来茶罢无所有，卢橘杨梅尚带酸。’张嘉甫曰：‘卢橘何种果类？ ’答曰：‘枇杷是也。’” [3]岭南：古代被称为南蛮之地，中原人士闻之生畏，不愿到广东来。此句有三个版本。本诗为“不辞长作岭南人”、《苏东坡全集》：“不妨长作岭南人。”、《锦绣中华历代诗词选》：“总教长作岭南人” 按：苏轼被贬到惠州却处之泰然。他爱荔枝，也爱南方山水，所以愿意“长作岭南人。”历代咏荔之作甚多，然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首推这一首诗。
翻译：
罗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芦桔和黄梅天天都有新鲜的，如果每天吃三百颗荔枝，我愿意永远都作岭南的人。
赏析：
苏轼被贬到惠州却处之泰然。他爱荔枝，也爱南方山水，所以愿意“长作岭南人。”历代咏荔之作甚多，然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首推这一首诗。
绍圣三年（1096）作于惠州，此题下有两首，这里选第二首。岭南两广一带在宋时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迁客逐臣到这里，往往颇多哀怨嗟叹之辞，而东坡则不然，他在这首七绝中表现出他素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表达了他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灸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