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诗是《诗经》极具典范意义的诗歌类型之一，它以描写周人的战争生活和抒发因此而生发的情感体验为主。
文学作品的各种激情基本上是由作品的题材和主题造成的。”其实，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激情源自于作品的题材和主题，换言之，文学作品的主题是形成其情感特质的基本元素和美学品格的源泉。“艺术地反映生活的原则包含着作品的主题与题材的相互关系。”因而，主题与题材的交叉性、复合型往往形成了文学作品主题的繁复性和多重性。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而且在文学题材方面开创了多种文学主题，泽被后世文学，源远流长。如农耕、婚恋、战争、徭役、宴飨、祭祀等等，都是《诗经》所创的题材。而其中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不仅影响了中国后世战争题材诗歌的创作，由其开创的与战争相关的主题，成为后世战争诗歌创作的典范。
所谓战争诗特指以战争事件为题材，描写战争场面或围绕战争而展开叙写的诗歌。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描写征人思妇之愁，写战争带给人民的悲惨生活，抒发对战争怨恨的诗歌也应该包括在战争诗之内。众所周知，战争作为一种重大的军事行为，有着强烈的政治意义，故而在战争诗中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思想，因此，战争诗又可称为武勋诗。
《诗经》时代，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周人定居的生活模式。“其民尤有先王之风，好稼穑，植五谷。”(《史记·货殖列传》)农耕文明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民族品格，如《汉书·元帝纪》所言“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农耕的天性培育了周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情感意蕴，古老的农业生活培养了他们遵守农时和热爱田园的心理习惯，也培养了他们对大地的深厚情感。“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根植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的确，正是这种根植于农耕的生活，使得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与故土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热爱家园，不事扩张;他们重视亲情伦理，不愿冒险;他们热爱和平，依恋故土。
基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周人一方面将“万里行王事”的战争视为神圣的使命，缘于宗族伦理意识和社会伦理道德去参战，不仅是责任，也是无上荣光之事。另一方面，远离家乡的痛苦时时摧裂着征人的心，故乡亲人的召唤萦绕在心头，将士们远去的背影永远是闺中妻子梦中依稀的影子。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战争诗主题的主旋律，从而形成了以体验神圣使命感为核心的爱国主题，以凸显出征将士情感的怀乡主题，以表现闺中思妇情感的闺怨主题这三大主题类型，围绕这三大主题，诗人表达着他们有关家国、民族、人生、生命的思考，折射出周人朴素的情感体验。
一、爱国主题
爱国主题的形成与忧患意识关系极为密切，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爱国主题亦是中国文学最基本的文学主题。品读《诗经》305篇，最能使人壮怀激烈、豪情倍增者莫过于战争诗，其中如《大雅·江汉》、《大雅·常武》、《小雅·采薇》、《小雅·六月》、《豳风·破斧》、《邶风·击鼓》、《秦风·小戎》、《秦风·无衣》等诗歌中充盈的爱国激情，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成为激励着后世无数英雄的精神动力，这些诗篇奏出是中国诗坛上最强健的音调。
《小雅·出车》、《小雅·采薇》是《诗经》爱国主题的典范，是以周代将士的鲜血和生命谱写出的动人诗篇。史载周朝自厉王之后，王室渐衰，北方玁狁部族，便乘机骚扰中原地区。至周宣王时，周朝与玁狁之战时有发生。这两首诗都是以反映周室与猃狁的战争事件为内容，诗歌表现出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也是形成《诗经》爱国主题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构成中国悲情文学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深情的重要内容。吕思勉先生指出：“四夷之为中国患者，莫如北族。北族之为中原患者，多在漠南北，中原人对于朔方，遂有一种恐惧心，以为敌之起于是者，皆不可御也。”
《小雅·出车》是一首描写周室军队出征与凯旋情景的诗歌，着重赞美南仲率众征伐玁狁而大获全胜的事迹。诗首章奠定了其爱国主题的基调：“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首章总起，以将帅口吻，极言王事危急，急如星火班的紧急备战情景，突出将士们的声威，彰显豪迈的士气。第二章在叙写兵强马壮、旗帜飘扬的牧郊壮景。既表现威武之师的雄姿，又描写普通士兵“忧心悄悄，仆夫况瘁”的忧患意识。第三章，作者多次转换视角，先首先军容之盛：“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次写将帅的镇定自若：“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最后笔锋直接转至士兵们获胜后欢呼的情景：“赫赫南仲，猃狁于襄”。至此，诗歌的爱国主题已鲜明而突出。而第四章转向个体士兵的心怀倾诉，从归途所见之景与所思写起：“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虽然表现出由今昔对比而产生的一丝哀怨，但诗章的主旨却在“王事多难，不遑启居。
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很显然，简书之命胜过一切，《毛传》解释“简书”言：“戒命也。邻国有急，以简书相告，则奔命救之。”此章补充了前三章将士们意气风发的原因，进一步突出了诗歌的爱国主题。五章叙述角度又一转，以闺中妻子之口，反复赞叹威名赫赫的南仲“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中虽然流露出闺怨之情，但其中心的命意，则是凸显爱国之情。如此写法，既避免了重复，又把主题表达得淋漓尽致。正如王夫之《诗绎》所言：“······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室家之欣幸，遥想其然，而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次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趋紧人情之极至者也。”此评可谓精确。而末章又从正面着笔写征人归途实景，“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其祁。”以华美的语言描写物色的浓艳和植物的繁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和勃勃生机，一股豪迈昂扬之情溢于言表。而诗人怀抱的那一份忠厚之心，爱国之情，令人顿生崇敬之意，千载之下，依然动人心魄!
《小雅·采薇》一至五章从多角度、多层面描写战争的紧张、士气的高涨、武器的精良等，展示将士的爱国情感，但是第六章笔锋一转，抒写久戍得归的士兵的复杂心情，“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似尤有深意，诗人心中深层次的忧患究竟几人知晓?他们哀伤的定然不是自己遭受的痛苦，国家的危难才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忧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走进诗人的内心深处，方能读懂诗人更深沉的情怀，那些所谓厌战、愁苦之说也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如此解读只是停留在诗歌语言的层面，并没有真正体会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思想，实不可取。而“这些士兵们非但未被胜利的喜悦所激动，反而深味着空虚与悲凉。”也许这里有“近乡情更怯”(宋之问《渡汉水》)的担忧，也有前途未卜的惶恐，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对国家命运的忧患，这才是诗歌主题的主旋律。与《采薇》主题相同的还有《邶风·击鼓》、《秦风·小戎》、《小雅·出车》等诗歌。
而《大雅·江汉》、《常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豳风·破斧》、《秦风·无衣》等诗篇则以直接彰显军威、赞美士气作为诗歌的核心，意在表现出征将士们的雄健、威武和豪迈之情，与上述诗歌在格调上虽有不同，但在表现爱国主题方面并无二致。
《诗经》中的这些反映战争主题的诗篇，可称为唐代边塞诗的鼻祖。其中蕴含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感使诗歌获得了较高的文学价值，或细腻委婉，或激昂慷慨，打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弦，成为中国后世文学的典范!
二、怀乡主题
基于周代特殊的文化思想，在《诗经》战争诗中表现出明显的怀乡主题。在《诗经》战争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周人主动出击的战争事件，而多数战争的发生则是迫不得已。在周人的价值观中，任何目的的战争无疑是对家园的极大破坏。每一次的出征都使他们远离故乡亲人，每一场战争都带给亲人残酷的伤害。无论在战场还是在归途，乡愁总是萦绕在士兵们的心头，难以拂去。因此，怀归主题的反复呈现内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心理意义，也表现出深层次的家园意识。
怀乡主题表现最突出的当首推《豳风·东山》，根据《毛诗序》的阐释，这是抒写一位跟从“《东山》周公东征三年而归”的征夫之情的诗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集中表现怀归主题的诗篇，久戍得归踏上归途的诗人并没有表现出生还的喜悦，而是反复抒发对妻子的深深怀念之情，不胜凄婉与温柔之美。诗每一章皆以“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四句起兴，蒙蒙的细雨与绵绵的情思相融合，为诗人归来的心境营造了一个凄苦而悲怆的环境氛围，为诗人情感的抒发奠定了浓郁的感伤基调，王照圆《诗说》言：“《东山》诗，何故四章俱云‘零雨其濛’?盖行者思家，惟雨雪之际，最难为怀”。诗中回忆新婚妻子美丽的形象与新婚生活的幸福甜蜜，感叹归途的路程遥远，追忆军旅生涯的艰难困苦，悬想家中现在的情景以及妻子的容貌，这一切情思感伤却富有浓浓的温情，语言清丽而情思悱恻，牛运震《诗志》言此诗曰：“一篇悲喜离合，都从室家男女生情。开端‘敦彼独宿，亦在车下’，隐然动劳人久旷之感;后文‘妇叹于室’、‘其新孔嘉’，惓惓于此。三至意焉。夫人情所不能已，圣人弗禁。东征之士，谁无父母?岂鲜兄弟?而夫妇艳情之私尤所缱切。此诗曲体人情，无隐不透，只从三军肺腑，扪摅一过，而温挚婉恻，感激动人。”诗中乡思怀归之情如一股涓涓细流，从诗人的心田流出，流过千百年来多少游子的心灵，激荡起层层涟漪，中唐诗人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的诗句不正是《东山》诗人思乡情感遥远的回响么!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在征人回首时的盈盈泪光里。
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特点是顺应自然，遵循农时，重视农时是农耕的根本，而不违农时也是周统治者的治国原则。“因此，《东山》中抒情主人公由行役逾时而产生强烈的怀归之情，其中渗透着民族心理，具有普遍的审美意义。”诗中描写的荒凉景象，使诗人感物伤怀，怀归之情油然而生。
《小雅·采薇》的另一主题与《东山》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歌从薇菜的生长过程起兴，“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忧心孔疚，我行不来。”这些诗句共同指向一个抒情主题即深深的思乡之情，尤其末章将主人公的怀归之情推向一个高潮：“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踏上归途的诗人没有回忆曾经美好的'生活，也没有过多的回想战争的艰苦，更没有想象今后生活的情景，而只有浓浓的哀伤积压在心中，无法言说也无法说出，战争给出征将士带来的心理灾难比实际的苦难更多也更为深远。读此诗，一位经久沙场之苦却得归的征人形象跃然纸上，也使读者感受到战争带给普通民众的灾难和痛苦。当然，征途的遥远，出征时间之长久，也使诗人产生厌战情绪而怀乡思归的症结所在。在《东山》中，诗人反复感叹“我徂东山，慆慆不归”与《采薇》“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极言心之忧，更言征之久。其实，《东山》、《采薇》的主题意义还在于：战争不仅仅使家园荒芜，甚至抹杀了个体生命的意义;战争不仅仅使国家遭受灾难，更使普通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厄。
《邶风·击鼓》中，诗人被迫参加伐郑，“不我以归”的痛苦使诗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忧伤。而“于磋阔兮，不我活兮!于磋询兮，不我信兮”的怒号是发自征人内心深处的声音。方玉润《诗经原始》中的解释：“然细玩诗意，乃戍卒磋怨之辞，非军行劳苦之诗······久而不归，故至嗟怨，发为诗歌。始序南行之故，继写久留懈散之形，因而追忆室家叙别之盟。言此行虽远而苦，然不久当归，尚堪与子共期偕老，以乐承平。不以诸军悉回，我独久戍不归。······今竟不能生还也。”’诗中沉潜着的浓浓忧伤，读之令人低回无限!“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深情之言成为千古情语之典范。姜亚林在其博士论文《诗经战争诗研究》一文中指出“出征时幸福的场景以及当时的誓言都成为永恒，定格在出征将士的心中。”可谓中的之解。
无论在“杨柳依依”的春日，还是在“雨雪霏霏”的秋天，无论在“一月三捷”的沙场，还是在“行道迟迟”的归途中，诗人心中拂不去的是那深沉的怀归与思乡之情，使战争诗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和一缕暖暖的温情。战争诗这一怀归主题在后世的战争文学中不断复现，成了中国战争文学永恒的主题。
三、闺怨主题
“三百篇，里巷歌谣，思妇劳人之吟咏居其半。”，而《诗经》战争诗闺中思妇之叹则显得格外温婉哀伤。《白虎通征伐》云：“古者师出不逾时者，为怨思也。天道一时生，一时养。人者，天之贵物也。逾时则内有怨女，外有旷夫。”外有征夫，内有怨女，自古而然，然惟《诗经》表现得尤为贴近人心而已。较之《诗经》，唐人高适“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王昌龄之“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诗句虽写得精致工整却多了文人的色彩，与《诗经》之战争诗相比，读起来在情感的体验上似乎有点淡淡的陌生感。
《诗经》中与战争题材相关的诗歌在表现闺怨主题时，有对面着笔和正面抒写两种表达方式。所谓对面着笔即是从对方落墨，诗人悬想闺中妻子思念丈夫的情状来表达相思之苦，诗人用此法将闺中思妇忧伤而细腻的心曲一一展现出来。《小雅·出车》中，诗人采用对面着笔法，在外之久的诗人焦虑的不是自己艰苦的处境，而是闺中妻子对自己处境的焦心，所以，诗人为之悄然动容，神驰千里，不言自己如何思念之苦，而是直写“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这几句刻画了一位忧心忡忡的思妇形象，诗从彼岸飞来，使诗歌呈现出浓郁的闺怨主题。无独有偶，《豳风·东山》之“鹤鸣于侄，妇叹于室。洒扫弯窒，我征聿至”的情感模式与《小雅·出车》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歌在妻子温情的思念中突出闺怨主题，尤能动人。这种曲尽人情之妙的抒情手法，不仅使诗歌情感细腻温婉，而且给读者以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更多的回味，也使诗歌获得了更高的艺术成就。同时，在这种不胜温情中也淡化了诗人因战争而产生的强烈的怨恨，或者，当诗人意识到诗歌关涉的是在关于王事的战争事件，所以，刻意将个人的怨恨作此转化而淡化，这其实也是消解个体痛苦的一种曲折之法，但这样的消解方式却加深了诗歌的悲剧意味，温润和雅的语言下沉潜着深层次的人生悲剧，这正是《诗经》战争诗闺怨主题独特的情感特质，它赋予了《诗经》战争诗悲剧的意蕴，此类作品也可归入所谓“悲剧性的作品”，有学者把《诗经》的悲剧性作品在其风格方面称为“和雅之悲”，堪为独见。“《诗经》悲剧性作品早在两千多年前把悲剧冲突放在心灵层次上展开，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精神比较成熟的表现。从《诗经》开始，中国的悲剧观念主要就显示出这种内悲外和的特色，也即是所谓的‘和雅之悲’。”这种对面着笔的手法使诗歌收到了由此及彼，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对后世诗歌的创作影响深远，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青楼曲》：“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
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漫绾上青楼。金章紫绶千余骑，夫婿朝回初拜侯。”这首诗在构思上显然受《诗经》之沾溉，其获得的艺术震撼力亦源于此。
诚然，较之于对面着笔法，正面的抒情似乎少了些许的含蓄，但又不失酣畅淋漓之气。《卫风伯兮》云：“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诗歌代思妇立言，表达了一位思妇对其夫随周王东征丈夫的思念之情，是一首思妇怀人之作，“此诗室家之怨切矣”。朱熹《诗集传》曰：“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做是诗，言其君子之才美如是，今方执殳而为王前驱也。”诗歌从正面着笔，以层层递进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主人公对丈夫的深情思念。诗歌以细腻的笔调展示出思妇微妙的内心情感世界，表达了闺中妻子对丈夫的忠贞情感。“伯兮朅兮，邦之桀兮”这显然是夸夫之言，当然此诗的夸夫与《陌上桑》中罗敷的夸夫不尽相同，罗敷夸夫意在突出夫婿的地位，其目的在于傲使君，而《伯兮》中女主人公的夸夫是为了表达深沉的相思，思妇心中的丈夫是一位“洵美且武”(郑风叔于田》)的英雄，诗句中掩不住女子对丈夫的一往情深，和以夫为荣的无比骄傲，却也抑不住思妇内心的孤独和忧伤，一位“玉容寂寞泪阑干”(白居易《长恨歌》)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以丈夫形象之美显示自己思念之深，可谓语丽而情悲，读之令人为之动容。“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诗句另翻一层情思，“以自己形象之‘丑’，显示思念之苦”，通过思妇鲜明的外在形象凸现了了女主人公焦灼不安的思念之情，也审足了闺怨主题。从诗歌的格调而言，这首诗在表达感情方面远远超出《诗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原则，而把思妇之情表达的强烈夸张。其实，她的这种情感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也使诗歌主题富有了更有强烈的共性，“宛然闺阁中语，汉魏诗多袭此调”，因而后世思妇之作，常踵其武，常用其法，如魏国徐干《室思》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晋乐府诗《清商曲辞攀杨枝》：“自从别君来，不复著绫罗。画眉不注口，施朱当奈何。”唐张九龄《赋得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唐雍裕之《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宝镜为谁明?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唐陈叔达《自君之出矣》(其二)：“自君之出矣，明镜罢红妆。思君如夜烛，煎泪几千行。”等等，模拟之作，不胜枚举，从“自伯之东”化出的“自君之出矣”几乎成了表达同类闺怨主题的基本模式。
《秦风·小戎》的主题亦如此。诗歌从闺中妻子的角度抒发对君子的相思之情：“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可谓一唱三叹，极尽人情之妙!诗歌每一章的前三句则分别描述了华美的战车、雄健的战马和精良的武器，而这些恰恰衬托出征人勇武伟岸的气概，这与《伯兮》中思妇对征夫的描写如出一辙，有所不同的是，此诗在艺术上获得了更高的成就，诗歌既表达出思妇缠绵温柔之情，也凸显征人“温其如玉”、“秩秩德音”的品德之美。全诗格调刚柔结合，感情怨悱相宜，色彩浓淡相间，却使意蕴深沉醇厚。故牛运震《诗志》云：“叙典制，断连整错有法，骨方神园。”“一篇典制繁重文字，参一二三情思语，便觉通体灵动。极铺张处，纯是一片摹想也。”其语言清丽，其情感忧伤，纯然是一片闺中思妇浓浓的情思，极缠绵，极温柔，极尽婉曲哀怨之情。
总之，爱国主题、怀乡主题和闺怨主题作为《诗经》战争诗中出现的三大主题类型，既表现了周人的民族心理，也成为后世战争文学永远的主题。它以其丰富的主题内涵，独特的情感特质，深厚的文化底蕴，辉煌的艺术成就，为后的世边塞诗在主题、抒情、审美、精神诸多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衣被后世，沾溉文学，绝非一代，堪为中国战争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为我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诗经》里的战争徭役诗，为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篇文章从《诗经》的战争徭役诗的几种不同类型入手，论证了《诗经》中战争徭役诗对后世边塞和徭役诗的内容，角度及感情取向的影响!
关键词：《诗经》 战争徭役诗 战争 徭役 歌颂 反对 影响 奠基
战争，是古代诗歌中重要的题材和内容之一。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与战争有关的篇章，几占十分之一，虽然这些诗短小零碎，有的晦涩难懂，但却保留了一部分反应我国人民富有尚武精神的刚健清新的好诗，其中有不少写战争离乱和军旅艰辛的作品，更不乏有思夫与思妇的诗，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战争的感受和看法。这些诗是我国战争诗歌的源头，为以后边塞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反应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它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对后世意识形态及思想精神的影响!闻一多先生曾在其《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里说过：“‘诗三百篇’的时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开端的时代就定型了。”确实是这样的，读过《诗经》战争徭役诗，让我们再读唐诗.宋词，我们很易发现他们相同的战争观，及诗中体现的主流意识形态!下面让我们从《诗经》中战争徭役诗的几种类型出发，谈一下《诗经》中战争徭役诗的思想内容对后世边塞诗和战争诗的主题、内容及抒情角度的影响。
一.颂扬反抗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
《诗经》中有一些战争徭役诗，从正面描写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的精神，如“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等等，诗人都热情地赞颂了周宣王任用贤能，对外族的入侵进行有效地的抵御和反击，收复失地，振奋人心。这种对国家独立和土地统一的战争进行歌颂，也是后世边塞诗创作中进步诗人常常采取的态度和立场。
例如，千古绝唱的那首“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过阴山”，就是对飞将军李广的.武功的歌颂。和《诗经》中对天子诸侯的歌颂如出一辙，都是表现对外族侵略的的抵御和反抗!
二.表现广大人民抗敌御辱、同仇敌忾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尽管战争总是和灾难联系在一起的，有战争就有灾难，但是大敌当前，人们只有选择抵抗，把个人与国家连在一起，积极的投入战争，如《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都是表现同仇敌忾，共御外辱，斗志昂扬，情绪乐观的战争诗。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无衣》反应的是秦国伐戎的战争，着重表现了士兵们相互号召，相互鼓励豪放乐观的战斗情绪。这种情绪无疑是建立在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之上的。
而后世的边塞诗中不乏这样的爱国诗篇如：
男儿亦可怜，立功在北边。阵头横却月，马腹带连钱。怀戈发陇坻，乘冻至辽川。微城君不爱。终至直如弦。(吴均《从军行》)表现了抛却个人情怀立志舍身报国的精神。①
《诗经》中的这些诗，虽然表现将士们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风貌，但它一般不注重描写战争厮杀的场面，而是重在体现军威声势，注重文德教化，体现德政的布施，使敌人不战而降的政治理想，开启了中国古代以来直到今天的崇尚武德、广施仁义、以理服人的战争理念。正如《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观念完全不同。②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印度史诗《玛哈帕腊达》中都有浓墨重彩的战争场面的描述，悲哀惨烈，鲜血淋漓。这与我们着重道德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撼的《诗经》有着本质的差别。③显然《诗经》的这种描写战争的手法，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三.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
周族创造的是农业文明，周人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因此更多的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是出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的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戍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如末章云：
惜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昔日离家是的依依惜别之情，今日归来的悲戚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到唐代，我们的“诗圣”杜甫，更是用自己的史诗三吏、三别，咏唱般表达出人们的反战情绪。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
无休止的战争让民众们连生男孩都不敢，可见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历代诗人的反战诗的主题与《诗经》的反战诗在主题上有很大的相同之处。都表现出人们对和平的向往。
四.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和对服役的亲人的思念
无休止的战争背后就是无休止的徭役，无论是大夫为天子诸侯服役，还是下层人民为国君服役，都表现出服役者的强烈强烈不满。《唐风、鸨羽》第一章：
肃肃鸨羽，集于苞挧。王事靡盥，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由于“王事靡盥”，致使田园荒芜，人民不得耕作以奉养父母，怨恨之极而呼苍天，揭示出了繁重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这反应的主题与《石壕吏》所反应的又是那么的一致，可见我们的大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诗经》的战争徭役诗，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的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思夫与思妇”的诗，如《邶风、击鼓》中表现战士对妻子的思念，其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因为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流传千古。《王凤、君子于役》也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役政的不满。
以战争为题材的战争诗是《诗经》中的重要一类，[1]同时也是《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类别之一。战争诗的种种特点归根结底来源于战争的特殊性。与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其它事物相比，残酷的战争确实是异乎寻常，令人惊骇，有的政治家因而称之为“怪物”。[2]与爱情诗所写的爱情，祭祀诗所写的祭祀，农事诗所写的农事，宴饮诗所写的宴饮等诸事物相比，战争诗所写的战争显然要复杂得多。不管那些诗歌的内容如何丰富和深刻，其性质毕竟显得集中而单纯，而战争诗则完全不同，它的性质复杂，内容宏富而涉及面广：不仅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而且涉及到思想、道德、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乃至家庭关系。就人来讲，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民、士卒，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卷人了战争惊涛骇浪，没有哪个阶层能够逃避开——哪类诗歌能像战争诗那样地面对整个民族和社会呢?由此不难看出，战争诗的特殊性和重要价值。
本文拟从诗歌形象塑造的特点，思想倾向性和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力争对战争诗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战争诗形象塑造的特点
战争诗的抒情主人公都是各次战争的出征者，即周王朝军队中各阶层人物的形象。这些出征者按身份和地位可以分成以下四类：一是《采薇》中的下层士卒;一是《出车》中的普通将士;一是《六月》、《采芑》、《江汉》中的最高统帅，如尹吉甫、方叔、召虎;一是《常武》中的周天子即周宣王。这四类人从上而下地涵
一般说来，诗歌抒发感情，塑造形象，总是从作者的角度出发交代背景，摄取外物，构成诗歌形象而成。这样写出的作品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内容和结构，而且诗歌形象也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诗经》战争诗则不然，它们虽然有着相同的背景和题材，彼此之间的差异却很大。这是因为它们不是从作者的视角出发去观察环境，交代背景，塑造形象，而是作者隐藏起来，由抒情主人公自己去观察、感受和体验。同时作为一个能动的人，又由他自己去干预客观环境，影响事变的进程，最后在主客观统一中完成形象的塑造。显然，像这样从抒情主人公的视角出发而最终形成的诗歌作品，是一个带有浓重“主观”色彩的艺术世界。这就是说，同一场战争，同一个战争进程，由于抒情主人公及其所见所闻和对客观世界影响的不同，最终形成的诗篇也有很大的不同。
《六月》从朝廷重臣和全军统帅的角度来写，自然是站在高处总观全局。写形势抓住总体特点：“
《常武》写周天子宣王亲自出征，从全国最高统治者的视角去写，由于视角的转换和涉及面的不同，情况则完全不同：诗歌从命将班师写起，自有帝王赫赫气象，为一般将士所不能为。以下写整修装备、警戒动员和提出出征目标，表现出师有名。接着才写战争开始，王师进军，征服徐方，凯旋回朝。其中写王师极有气势，表现出所向无敌的巨大威力;另外，把武力征伐徐淮说成是“惠此南国”，显示王师是宣扬文德的仁义之师。这样就不仅从武事威为上，而且从道义上表现出王师的特征。天子作为一国的象征，势必给他的武装力量佩上神圣的光环。而这正是以全军统帅为抒情主人公的《六月》所不具备的。
《出车》写跟随南仲出征
《采薇》从下层士卒的视角写凯旋而归则又另有特点。作为一个下层士卒，他的使命主要是奉命杀敌，诗中很少写总体形势和变化过程，主要是表现他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统治者的幽怨以及对于自己不幸遭遇的不平，特别突出的是“载饥载渴”的苦难和“莫知我艰”的孤独。其所见所闻和影响之所及，既不同于《常武》中的天子，《六月》中的统帅，也不同于《出车》中的将士，而是具有他所属阶层固有特点的另一个独特的世界。
可以看出，战争诗从不同抒情主人公的视角写战争，其结果，同一背景下的同一场战争在作品中却大不相同：或有天子气象，或有全局特征，或专注于一隅，或集中于个人——不同的抒情主人公分别创造了与他相应的不同世界。既然围绕着每个抒情主人公的世界各不相同，我们当然也就可以以它为中介去认识其中的主人。“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为中介才能发现他自己，才能意识到他的个体性。”[3]战争诗正是根据人与其周围世界的因果关系，通过这个“中介”即围绕人的特定的世界来“发现”抒情主人公，并表现他的“个体性”——他在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及其内心世界，从而巧妙地塑造出不同出征者的艺术形象。
其次，战争诗形象塑造的另一个特点是着力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诗歌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比把握其外在特征更为困难，但是战争诗却轻松而巧妙地抓住它，并将它准确而传神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采薇》、《出车》、《六月》、《江汉》、《常武》等五篇诗歌都是写战争取得胜利，凯旋而归，事件虽相同，但是诗人从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出发，真实地再现了战争胜利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和反应。
《江汉》写召虎征伐淮夷胜利而归，受到宣王的册命和赏赐;《常武》写宣王命卿士南仲和皇父征伐徐国胜利而归，颂扬天子和王师的辉煌功勋。诗篇描述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宏伟抱负，字里行间充满了欢乐和自豪，逼真地传达了这些王公贵族的心声。在周代社会里，周天子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周天子，所以，王师出征取得胜利，其实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王公贵族的个人的胜利，是他们个人功业的体现。战争的胜利意味着他们官位的升迁和福禄的增加，因而他们的喜悦和欢乐是由衷的。《六月》写尹吉甫伐
《采薇》同样是写征伐
《出车》中的抒情主人公的心境既不同于《江汉》、《常武》和《六月》，也不同于《采薇》，而另是一番情景：胜利对这位跟随南仲出征的将士来说，既没有王公贵族获得巨大成功的由衷喜悦，也没有下层士卒“载饥载渴”的深沉悲愁。他的内心悲喜交加，充满了矛盾：“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既思家欲归，又畏惧而顾虑;“王事多难，维其棘矣”，“忧心悄悄，仆夫况瘁”，既忧虑王事“多难”，又担心个人的前途，为个人的遭遇而愁苦。相对而言，他的内心情怀要比《江汉》、《采薇》中的抒情主人公复杂得多。
可以看出，《诗经》战争诗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怀，不是作抽象的描述，而是结合具体境遇进行，所以，表现看来似乎与内心情怀无关，实际上恰恰正是在写内心情怀。这种通过“心外”反映“心内”的更深一层的写法，使诗歌更加含蓄，更加隐微，因而也更加耐人寻味。
二、战争诗的思想倾向
由于“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4]同时，它又是一种政治行为，“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5]因此，战争必然是敌对双方的生死较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阶级、阶层乃至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切身利益;对战争的观点和认识，总是直接而鲜明地反映着某个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的意志和要求。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为文学作品固有特征的主观倾向性，在战争诗中表现得也就更加强烈而鲜明。强烈而鲜明的思想倾向正是《诗经》战争诗的重要思想特征之一，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战争诗的思想倾向表现在极力宣扬周天子至上，维护周王朝的绝对权威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王朝的对外战争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其目的都是要加强周天子的统治，树立和维护他的绝对权威，因此，说反映这种战争的战争诗都是这种倾向的产物也并非夸张。且不说那充斥了各篇(特别是《江汉》和《常武》)中的对周天子的歌功颂德之词，也不说对王师胜利所作的过度渲染，单单是那时时处处以天子和王朝为中心的思想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江汉》中将士们追求的是“王国庶定”，为的是“王心载宁”，战争胜利，首先要“告成于王”。《常武》中天子出征，是“王命卿士”，“王谓尹氏”;班师回朝，是“王曰还归”;打败徐方，是“天子之功”。同样，在《六月》中则是“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共武之服，以定王国”。在《出车》中则是“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可以看出，战争中的一切，无论是出征、驻防，还是战斗，还归，从不说听命于将，而是一切听命于王。其实指挥士卒的是将，而不是王，但却偏说听命于王，其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树立一切以天子为中心，一切是天子至上的观念，以维护周天子和周王朝的绝对权威。
出于同样的目的，战争诗还极力宣扬文德思想，所谓“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江汉》)就是在武力威
其次，战争诗的思想倾向性还表现在描写重点的分布上，即在描写上是以我为主，而以敌人作为陪衬。
战争是敌对双方之间的事，所以反映战争往往是双方兼顾。有些民族的战争诗尽管也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但对双方都加以具体的描写，即不但描写自己一方，同时也描写敌对一方，双方的形象都具体而鲜明。当然，描写敌人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不过，不管怎么说，敌人总有自己的形象。《诗经》战争诗则不然，它只是重点描写自己，以浓墨重彩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对敌人一方则轻轻带过，从不作具体描写。通观几篇战争诗，可以说比较完整地展示了王师中各个阶层的形象：上至周天子，中有统帅和一般将士，下至普通士卒。此外，兼及统帅的僚友、将士的妻子、乃至征人、仆夫等等，都有程度不同的直接的正面描写。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战争诗乃是王师各阶层的群像图。诗中当然也有敌人，但只有其名，而无形象，并且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才有敌人出现：一是表现敌人的
最后，战争诗的思想倾向还表现在描写王师的军容、气势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采芑》写方叔奉命征伐荆蛮，出征极有气魄：“方叔
《常武》写王师胜利进军，一连用了六个比喻，更是把王师的神武气
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三、战争诗的艺术风格
由于战争诗所写战争地区和具体状况的不同，由于出征者的身份，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抒情主人公的不同，不同战争诗的内容存在着巨大差异，相应地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各放异彩，交相辉映，总体看来，可谓绚丽多姿，不拘一格。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及其与内容、形式之间的高度统一，是战争诗艺术成就的重要表现。
《六月》写尹吉甫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奉宣王之命紧急出征。全诗分为六章，前三章写同一内容，都是写
《采芑》写方叔南征荆蛮，结构与《六月》相似。前三章写王师军容之盛，大将节制之严，为后面写战胜荆蛮作了有力的铺垫。其描写具体细微，抓住特点，着墨不多便写出强盛的军容和神勇的大将以及王师居高临下，先声夺人的气势。文字色调强烈，神采飞动，详
《江汉》与《常武》都是反映东南部战争的作品，但艺术风格彼此不同：
《江汉》一诗的重点不是写战争本身，而是写战胜淮夷之后如何治理疆土、册命召虎和召虎对宣王的感恩答谢。诗中提出了在新征服的土地上推行周王朝的政治统治，即诗所谓“王国来极”，这不仅涉及到安邦治国的根本大计，而且反映了周王朝君臣“矢其文德，洽此四国”的远大抱负，体现着天子的威严，大臣的忠诚，因此，出语庄严郑重，形成了雍容典丽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宣王的册命和召虎的答谢更是非同凡响。宣王册命召虎，为他庆功，但却没有摆出他的具体功劳，而是调转笔锋，回溯历史：“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召虎的祖先召公曾辅
《常武》一诗于大处着眼，大处落墨，突出神勇的气
艺术风格最为复杂的当属《采薇》。如前所说，此诗表现了一个下层士卒在
题材相同的诗歌作品，其艺术风格多样化并各有千秋，是诗歌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很高境界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在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诗经》战争诗按战争的范围和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周天子对外战争的诗歌，如《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和《大雅》中的《江汉》、《常武》等六篇;另一类是反映诸侯对外战争的诗歌，如《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二篇。这两类作品，无论在内容、性质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不相同。为了集中起见，本文只论述前者，即反映周天子对外战争的那六篇诗歌。
[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154页。
[3]恩·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282页。
[4][5]克劳塞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