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边塞诗的特色是怎样的呢?如何在诗歌中体现出其特点?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学都带有某一时代特定的烙印。盛唐是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解放了诗人的个性，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盛唐气象”。盛唐时代，文人追求功名是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
科举取士与边陲建功是取得功名的两条道路，一部分文人以科举、明经寻求价值理想;而另一部分文人选择了出塞，选择了从军入边，渴望立业边疆，功就名成。于是，在边塞诗中充满了对于功名理想的热衷追求和昂扬的爱国情怀。这种激越昂扬、达观进取的时代精神，是一种为国、为君、为社稷的强烈的外敛意识和追求。这种追求和意识激发了文人出世的热情。综观盛唐诗歌流派，唯边塞诗派最能表现盛唐之音。无论是“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还是“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都贯注着雄健奔放的气势，激昂慷慨的精神。边塞诗派虽以高适、岑参为代表，但作为“七绝圣手”的王昌龄，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代表诗人，他的边塞诗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特色，体现了盛唐气象。
唐朝的大文学家殷璠对王昌龄的评价甚高，把他举为体现“风骨”的代表，说王昌龄的诗是“中兴高作”。王昌龄边塞诗的数量并不算太多，但几乎篇篇俱佳，最有代表性的为《从军行》、《出塞》两组组诗。
王昌龄的边塞诗中多充斥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表达愿为国家安边宁民、长治久安做出贡献的雄心壮志，以及盛唐时代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进取精神。“三面黄金甲，单于破胆寒”(王昌龄《从军行》)，“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王昌龄《少年行》)，“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王昌龄《从军行》)等等，都从不同方面表达了王昌龄意欲投身报国的抱负和胸襟。这种高扬英雄主义气魄与满腔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一种盛世进取精神始终引人奋发向上。“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其五)构筑了边塞独有的自然景物和气象，在描摹边塞的艰苦和残酷的同时，以时代的责任抒发着达观、自信和悲壮的感怀。《出塞》其二：“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虽然用的是象征性笔法，但其高度的自信和豪情，敌人不灭战斗不王克让：《〈河岳英灵集〉集注》。
止的精神却是完全一样的。这充满热情、自信的诗篇无疑是唐代国力强盛与疆土意识强化的产物。即使抒写“边愁”，也是意境雄浑开扩，情调激越的，如“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其一)“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其二)激扬慷慨的感情挥洒淋漓。
对迥别于中原的边塞异域风光的形象描写，在唐代边塞诗歌中随处可见，不论是奇异瑰丽还是萧条凄凉，都让人从中领略到迥异于内地的景象色彩。在盛唐边塞诗人笔下的边塞风光大都美丽壮阔、生机勃勃，形成一幅幅苍茫雄奇的边地山水幽卷。如岑参笔下的“平沙莽莽绝人烟”(《债中作》)、“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石大直卜低”(《过债》)、“占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题金城临河骚楼》)、“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大”(《过酒泉·忆杜陵别业》)等等，就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幅西域瑰丽奇美的风景图画。这些诗歌所展现的开阔雄浑、奇特壮丽的塞外风光，博大辽阔、声势恢弘的意境见长。对边塞神奇特异的异域风光的.描写也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一大亮点。如“万里云沙涨，平原冰霰涩”(《从军行》其二》);“向晚横吹悲，风动马嘶合”(《变行路难》)“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塞下曲四首》其二》)等诗句，就属此类。在王昌龄对边塞景物的描写中，常常有意选择那些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景致。“诗人多选取最能体现思想、表达感情、传递心意的景色、事物，进行细致周到的描绘，并层层深入，反复渲染，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加以表现”。王昌龄选择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注入强烈的主观情感，促使景与情水乳交融，真善美高度统一。客观世界五彩缤纷的景物，只有与诗人浓烈的主观情感相浸染、相融合、相统一，才能构成美的艺术境界。《塞下曲四首》之二，在寒水、冷风、平沙、黯日、白骨等意象组成的边塞生活图画中，就包容着诗人的复杂情绪和深沉感慨，既有对历史的咏叹，也有对现实的批评，更有对征人的眷念和同情。王昌龄善于摄取富有边塞生活特色的场景，具体刻画出征将士的内心痛苦，传达人们共有的厌战情绪，如《从军行》之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可谓将征战之苦写到极点。驻守边塞的将士们，为了御敌保境，虽已身经“百战”，连金盔铁甲都被漫天的黄沙所穿透。
可还是没能归回自己的家园。这样的意境，充分发挥了“意”的渲染作用，做到了情以景生，景以情合，是耐人寻味的。
王昌龄的边塞诗暗含着诗人对边塞现实的冷静思考，通过抨击边塞庸将昏馈腐朽与御敌守边的无能，表现出了诗人富有远见与责任感的忧患精神。王昌龄在对边塞生活的切实体验过程中，将他真切地看到边塞中另一腐败现象，即边塞将领是非颠倒、赏罚不公等现象，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如《塞上曲》云:“功多翻下狱，士卒但心伤”、《塞下曲》云:“功勋多被黝，兵马亦寻分”，就是指此。不仅如此，一些边将为迎合统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还虚报战绩，从而“以边功市宠”的阴暗心理，也给予了尖刻的批判。如“纷纷几万人，去者全无生”(《塞下曲》其三)。这就深刻地揭露了这些边将的卑鄙与昏庸。
拓展：王昌龄简介
他家境比较贫寒，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官汜水尉校书郎)，后贬龙标尉，世称“王龙标”。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王昌龄选博学宏词科，超绝群伦，于是改任汜水县尉，再迁为江宁丞。
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王昌龄北归，游襄阳，访著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患疽病，快痊愈了，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孟浩然由于吃了些许海鲜而痈疽复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时期，王昌龄又结识了大诗人李白，有《巴陵送李十二》诗,还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与孟浩然、李白这样当时第一流的诗人相见，对王昌龄来说，自是一大乐事，可惜与孟浩然一见，竟成永诀，与李白相见，又都在贬途。当时李白正流放夜郎。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冬，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此时已与名诗人岑参相识，岑参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王昌龄也有诗留别。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郊游，也都有诗。
王昌龄作为一代诗杰，流传下来的资料却很少。除了上文所说贬岭南外，还曾遭过贬，具体时间和原因也不太清楚,有人认为在天宝六载秋。《詹才子传》说他“晚途不谨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旧唐书》本传也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被贬为龙标尉。
更为可悲可叹的是， 后来连龙标尉这样一小小的职务也没能保住，离任而去，迂回至亳州，竟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唐才子传》载：王昌龄“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后张镐按军河南，晓衍期，将戮之，辞以亲老，乞恕，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晓大渐沮。”一向同情诗人的张镐终替王昌龄报了仇。
王昌龄是盛唐诗坛一著名诗人，当时即名重一时，被称为“诗家天子王昌龄”。因为诗名早著，所以与当时名诗人交游颇多，交谊很深，除上文谈到与李白、孟浩然的交游外，还同高适、綦毋潜、李颀、岑参、王之涣、王维、储光羲、常建等都有交谊。他因数次被贬，在荒僻的岭南和湘西生活过，也曾来往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原和东南地区，并曾远赴西北边地，甚至可能去过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一带。因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交游，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好处。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被后
世称为七绝圣手。如《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慨叹守将无能，意境开阔，感情深沉，有纵横古今的气魄，确实为古代诗歌中的珍品，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又如《从军行》等，也都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反映宫女们不幸遭遇的《长信秋词》、《西宫春怨》等，格调哀怨，意境超群，抒写思妇情怀和少女天真的《闺怨》、《采莲曲》等，文笔细腻生动，清新优美。送别之作《芙蓉楼送辛渐》同样为千古名作。沈德潜《唐诗别裁》说：“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阎丘晓因忌才而杀害了王昌龄，实在是对我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破坏，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诗人王昌龄除边塞诗外，诗人还创作了一些脍炙人口的闺怨诗，呈现出绮丽哀婉、含蓄蕴藉的艺术特色。
盛唐是诗歌艺术高度繁荣的时代，也是个诸教杂糅、开明兼容的时代。儒释道三家思想高度发展、交融互补，对广大士人的政治理想、生活态度乃至个人心性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王昌龄是盛唐诗歌的代表作家，其思想以儒为主，释道兼修，其早年多受儒家思想影响，屡遭贬黜之后，又受到释、道两家的浸染。但纵观诗人一生，儒家思想则是其思想的主体。诗人素有“诗家夫子”、“七绝圣手”之称，其诗独具风采，不仅称雄当时，而且还享誉后世。王世贞曰：“七言绝句，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唐……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②可见诗人之七言绝句与李白并称翘楚。其诗歌比较集中的两类主题分别是描写边塞征戍生活及表现女性的命运和心灵。闺怨诗在王昌龄所有诗作里所占比例较小，但这几首闺怨诗都是以诗人最为擅长的七绝入手，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
闺怨是中国爱情诗歌中较古老主题，也是常见的题材。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伯兮》、《卷耳》等篇，多以思妇为主要描写对象，表现在特定时代环境、社会条件和生活境遇下女性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在唐代这个诗歌全盛的国度，亦有不少诗人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大量闺怨诗，反映当时普遍深刻的社会内容，思妇曲折丰富的心理。如李端《闺情》：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披衣更向门前望，不忿朝来喜鹊声。诗人以朴实的语言，把一个闺中少妇急盼丈夫归来的情景，描写得细腻动人。长夜漫漫，独对孤灯，离愁怨恨令人思绪万千、肝肠寸断，孤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折磨着她。此诗充满了对命运无望的哀叹，在唐代闺怨诗里，绝大部分都渗透着这种凄凉寂寥之感。
而王昌龄以闺怨为主题的诗歌中，这种情绪则少有表露。如名篇《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这位闺阁少妇，初为人妻，尚不知忧愁。她于春日涂脂抹粉，走上翠楼。翠楼即青楼，指“美人所居之楼，古代显贵之家楼房多饰以青色，故称为青楼”③可见她是贵族女子，未经历过磨难，尚难体会夫妻离别之苦，闲来无事，独上翠楼去领略春日景致。第三句“忽见”二字陡然一转，全诗的情调也随之改变。微风徐徐，杨柳依依，春色恼人，眼前之景触动了少妇心弦，心爱之人远隔千山万水，撩人春色无人共赏。此刻，少妇先前愉快的心情荡然无存，悔恨之情涌上心头，后悔叫夫婿去“觅封侯”，反而不能相知相守。首句虽说“不知愁”，但对远在戍边的夫婿，久别不见的愁思却一直根植在少妇心中，只不过在少女心性之下未表现出来。而春日“陌头杨柳色”是少妇情感迸发的导火索，成为她感情陡转直下的契机，使少妇在情感与理智中纠结。再如《青楼怨》：
“香帏风动花入楼，高调鸣筝缓夜愁。
肠断关山不解说，依依残月下帘钩。”
长夜漫漫，这位贵族少妇因思念夫婿而肠断关山。何以解忧?只有高奏古筝来排遣幽怨苦闷。而筝声似乎能化解忧思，使这种怨愁略微淡缓。这两首虽是闺怨诗，但读来却不会让人觉得沉闷压抑，诗歌体现出“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的艺术特色，而这正是儒家诗歌的创作原则，也是评诗的圭臬。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以儒家认为诗教可以使人温柔敦厚。王昌龄尊奉儒家诗教思想，使其诗歌创作呈现出“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的思想倾向。
诗人有着建功立业的胸怀大志，素以边塞诗著称于世，曾高歌：“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变行路难》)还写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其四)吐露杀敌报国的豪情壮志，成为盛唐诗歌中雄浑壮美的名篇。然而这与诗人闺怨诗中所表露的思想是否相矛盾呢?其实不然，这些诗歌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对诗人的深刻影响。盛唐气象积极向上，豪迈恢宏，尚武是当时社会的风尚。而王昌龄又是个仁义有情之人，所以他的诗一方面歌颂边关将士的壮志豪情，另一方面即说征战的苦又说思妇的愁。前者充满了诗人对于功名理想的热衷追求，体现了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后者体现了诗人的儒家之“仁”，关怀天下苍生，体察民间疾苦，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因此，诗人方写出了如此具有感发力量的好诗。
在王昌龄的闺怨诗中，少有同时代闺怨诗中那种浓厚的哀伤。《闺怨》中，一个“教”字体现了少妇的积极心态，她支持夫婿戍边卫国，希望夫婿立功封侯，从而夫贵妻荣。尽管少妇“忽见杨柳色”后略有悔意，但已于事无补，毕竟丈夫远在边疆征战，不能轻易归还，而少妇还是期望丈夫立功封侯的，那么这“悔”，也只是为春情所触发的一时之悔。这位显然是出身贵族的大家闺秀，识得大体，舍得儿女私情，忍却当下心头的思念愁绪，求得以后生活的.富贵荣耀。且看《青楼曲二首》：
白马金鞍随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
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
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漫绾上青楼。
金章紫绶千余骑，夫婿朝回初拜侯。
这两首诗里没有任何“怨”，可谓是闺怨诗之奇葩，写出了贵族少妇夫贵妻荣、自矜得意的形象。一位跨坐在着金鞍白马上的将军，带领十万大军行进在长安大街上。道旁高楼上，少妇悠闲弹筝，注目这支威武之师。这两个场景之间有何联系呢?第二首则给出了答案，原来这是一支凯旋之师，而意气风发的白马将军正是这位少妇的夫婿，且已封侯。楼头少妇看似悠闲无事，实则心中波澜荡漾，似乎从筝声中即可体会出少妇的欢快之情。
如将上述四首诗串联起来，诗人便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贵族女子嫁给了官宦子弟，希望夫婿可以征战沙场，立功封侯以求封妻荫子，其夫婿也有宏图大志，听得少妇的一番劝告便积极上进，主动征战边戍，以求立威扬名、建功立业。滞家少妇趁春意萌动登上青楼观景，却为此风中杨柳触发思念之情，略有悔意，夜间“高调鸣筝缓夜愁”，用希冀夫婿封侯的愿望来压制万千愁思。而后夫婿征战归来功成名就。这时少妇又坐于青楼之上，鸣奏起古筝。虽皆弹筝，却与那个思念的夜晚之心境迥然有别，自己素来的辛苦等待未白费，这时少妇充满了对丈夫立功凯旋的满腔喜悦。可以说这四首诗虽是闺怨诗却仍体现了诗人立志报国，建功立业从而封妻荫子的传统儒家思想。
综上所述，王昌龄信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实现致君尧舜、建功立业方面持儒家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即使在闺怨诗中也体现出了这种倾向，可见报国之志在他的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王昌龄忠君爱国、竭忠尽智，却无罪遭贬，在荆楚地区辗转徘徊近半生，楚国的山山水水、文化底蕴都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挥之不去、无法磨灭的影响，这其中，尤以《楚辞》中诗歌传统的熏陶浸染为最。
一、引言
王昌龄，字少伯，盛唐著名诗人。他的一生中有过两次的贬谪经历，初贬至岭南，再贬至龙标(今湖南黔城)，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他才得以北上还乡，可以说，王昌龄自入仕之后的半生时光都是在贬谪之地――荆楚地区度过的，因而他在贬谪地区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楚国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浸染，这其中自然会以《楚辞》中的诗歌传统为最多。
王昌龄贬谪时期的心境和屈原放逐时期大致相当，都面对进和退、仕和隐、屈服和坚持的尖锐矛盾。屈原忠于国家，却遭放逐，对楚怀王、顷襄王既有幽怨，又始终对他们抱有朝一日幡然悔悟的幻想，对包围在楚王周围的靳尚、子兰等群小表现出一种切齿之恨，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虽九死而未悔”;同样，王昌龄也为自己一心为国、竭忠尽智却遭贬谪的经历深感冤屈。对于他两次被贬的时间和原因，新旧《唐书》都没有明确的说明，据殷的《河岳英灵集》中所称，他的两次被贬都是因为“不或细行”，昌龄自称则说是“本性依然诺，得罪由己招”，关于王昌龄的一生，正史记载甚少，多在笔记小说之中，然而即使是从这些有限的史传资料中，我们依然可以领会到他历经坎坷、命途多乖的生活境况和蒙冤受垢、壮志难酬的悲哀和不幸，只是，作为一名正值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身上还是带有着一种盛唐时代的人才有的胸怀与气魄，即使是晚年被贬至龙标，却依然能够写出“便令海内休戈矛，何用班超定远侯!”的旷达诗句。而屈原则由于具有古代帝王的后裔的身份、所受到的思想熏陶比较单一，以及容易走向极端的楚民族性格等原因，使屈原最终只能赴身汨罗，以生命去殉自己至死不渝的理想。而王昌龄却当直面生命危机的时候，能够吸取儒家的达观态度和道家的逍遥观念以及佛家的宿命意识来综合调试自己的心情，也能够吸取自两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尤其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荆楚诗人摒弃功名富贵，归隐田园，淡泊人生的精神，因而在他的贬谪诗歌中多了份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恬淡成分。
正是有了这种思想和现实处境的异同，使得王昌龄贬谪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楚辞》的诗歌传统，却又有属于自己的一定新变。正如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卷十九)中所说的：“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指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谓之唐人《骚》语可。”从这句评语中我们可以揣测出，在沈德潜的心目中，王昌龄的诗歌是可以看做盛唐时代的《离骚》的，因为它既有《离骚》中“哀怨感伤，发愤抒情”的“骚怨”精神，也有盛唐时代的博大胸襟和气度，正所谓是既有继承，也有超越。
二、王昌龄的送别诗在思想感情上对《楚辞》的接受与开拓
王昌龄贬谪诗中的送别诗在思想感情上的确发扬了屈原《离骚》的“哀怨感伤，发愤抒情”的传统，不仅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对怀才不遇、远谪蛮荒，朝廷小人得志、党人偷乐的残酷现实的不平与反抗，也表达了自己对亲朋好友的不舍与思念之情。只不过《离骚》在抒情时显得外露而奔放，如高山飞瀑，一泻千里，乃至班固、朱熹批评屈原《离骚》“露才扬己”、“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而王昌龄作诗，则重在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表露心绪的手法较为含蓄曲折，尤其擅长塑造意境，闻一多先生就曾说过，“就艺术言，唐诗造诣最高的作品，当推王昌龄，王之涣，李白诸人的七绝”，这里所指的“艺术”，即是关于诗歌意境的塑造，如《送魏二》一诗：
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这首诗是王昌龄贬为龙标时所作，半生的漂泊无定使得诗人的心中有着浓郁的漂寓之感，漫长的求名之路上，没有一个归宿，所渴求的东西永远渺若星辰，这种落寞而又哀伤的心绪促使他需要一个情感的依托点，而这个基点便是屈原。千年之前的楚国大地上漂泊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三闾大夫的孤独身影，千年之后在他“行吟”的地方拘笼着的是命运多舛、无罪见弃的王昌龄的落魄形迹，相似的心情，同样的土地，强烈的归依感使得王昌龄自然而然地也在文学创作上继承了《楚辞》中的诗歌传统，在他贬谪时期的诗歌中，尤其是送别诗中都蕴含着一种浓郁的感伤情怀。
橘柚香，潇湘月，清猿愁，这些极具楚国特征的意象通过王昌龄的笔法安排营造出了一种一派萧瑟凄楚之意，让读者们极易身临其中，感同身受。而清人沈德潜曾说过，盛唐人绝句“有余蕴”，即是给读者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余地，这首诗中的前两句就是如此，诗人的心情虽然伤感留恋，但却又描绘的非常含蓄，这也是王昌龄不同于屈原“高山飞瀑，一泻千里”的抒情风格。诗中上两句写送别，对于惜别则只是从环境描写中作了一些暗示，而将它留在下两句中来写，但又不说自己为离别感到惋惜，而只写朋友和自己分别之后所遇到的景物以及所具有的心情，他想到的是魏二和自己分别之后，在遥远的潇湘之上，愁听猴猿清幽的啼声，就连睡梦之中都无法摒斥。这里显然是用一个虚拟的情景来展示朋友行旅中的孤寂和在这种孤寂环境中的愁苦心情，但更主要的则是同时展示了自己对于朋友的同情和留恋之情。沈祖�先生对此曾评价说：“这种用虚拟的办法来书写心情，是诗人所常用的手段之一。他(即王昌龄)借助于想象，能够扩大意境，深化主题。” 然而，王昌龄贬谪诗歌中的送别诗也不尽是凄楚伤感之作，作为一个生活在盛唐时代的诗人，他的身上必然还带有着一种博大的胸襟和气度，不然他也是无法写出那“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宏伟气象的，即使身处于人生落魄之时，他依然还拥有着一种振奋的精神和胜利的信心，如《送柴侍御》：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这首诗也是王昌龄左迁龙标时所作，同为送别诗作，这首诗却全然不见孤寂悲愁的色彩，更多的是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自古以来，人之常情都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王昌龄在此诗中却首先道出“送君不觉有离伤”，别出心裁，向读者们提出了一个疑问，在诗篇的三四两句中又借景抒情，巧妙地做出了回答：我们分别后虽身处两地，但江河云雨，青山明月，都在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都在为我们传递着思念的友情。比起前一首送别诗来看，这首诗中的送别之情，不见凄风苦雨，反见青山明月，不见悲伤愁苦，反间高洁旷达，自有一种盛唐宏大的气象蕴含其中。
远谪蛮荒，哀怨激愤，但却又不像屈原一般一味地幽怨伤感，而是以理智旷达的态度，含蓄曲折的手法来书写自己的难言之痛，在王昌龄贬谪时期的送别诗中还有很多，如《留别武陵袁丞》、《送李濯游江东》、《送郭司仓》、《西江寄越弟》、《送薛大赴安陆》等等，这些送别诗既继承了屈原《离骚》中的感伤情怀，又融入了王昌龄豁达乐观的心态，在思想感情上可谓是既有接受，也有开拓。
三、王昌龄的山水诗与《楚辞》在景物描写和意境构造上的异曲同工
由于仕途遭遇相似，创作心态相近，面对的南楚蛮荒之自然环境和尚巫信鬼的文化氛围相同，以及用诗来言志的艺术追求同调，使得王昌龄在诗歌的景物描写和意境构造上与屈原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都通过对荆楚地区山深谷永、云遮雾罩的自然环境和幽静清丽、珍奇独特的景物描写来构筑一种适合表达自己心情的艺术氛围，营造出超凡脱俗、情与景水乳交融的幽独意境，如《听流人水调子》：
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
对于此诗，闻一多先生曾有过如下评论，他说：“首句中‘枫林’二字将《楚辞・招魂》的意境全盘托出，次句是用乐音写流人的心境，三四两句是写将千重万重山雨收来眼底，化作泪泉，客心的酸楚便可在弦外领略了。”《招魂》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华的服饰、艳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以及繁盛的舞乐，来招楚怀王的亡魂。《招魂》可能是在招魂仪式中演唱的，但从那“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声中，我们亦可感受到屈原对于楚国故土的极度热爱和眷恋。
而王昌龄一生仕途多舛，屡遭贬谪，荆楚山水虽美不胜收，却依然抵不过对于家乡亲人好友的思念。迁客，迁客，他半生都是异乡的客人，漫无目的的贬谪之路上，只有那一片孤舟，一轮残月陪伴着自己，而不知何处传来的浅浅筝音衬着那潺潺的溪水，将山岭之外的点点微雨都化作了自己眼底的泪痕。这首诗中，王昌龄通过一系列极具楚国风格的意象营造出了一种悲伤凄凉的意境，同时他将自己的心境也融入其中，将心中的那份浓郁的客寓意识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出来，令旁人读来也不禁潸然泪下。
又如其《巴陵别刘处士》：
刘生隐岳阳，心远洞庭水。掩帆入山郭，一宿楚云里。
竹映秋馆深，月寒江风起。烟波桂阳接，日夕数千里。
李云逸先生在《王昌龄诗注》中认为这首诗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秋天王昌龄谪赴岭南途经巴陵时所作，此诗虽然也可归为送别诗，但诗歌中有关荆楚地区的自然山水意象却俯拾皆是，洞庭湖水上是烟波浩渺，岳阳桂阳之间是千里之遥，冷月江风中弥漫了哀哀猿啼，雁过湘江终于带来了友人的消息，一派凄清渺茫的潇湘景致中蕴涵着依依的离别之情，宛如一幅凄清幽冷的'楚国泼墨山水画。笔者也曾阅读统计过王昌龄所有的贬谪诗歌，它们无一不沾染了楚地所特有的地域特色，而这种地域特色的直观表现，便是通过作者别致的物象选择和意境构造上的独特的审美感受来实现的。笔者发现，王昌龄的贬谪诗偏爱使用楚地所特有且传统的冷月、江水，楚山、大雁、孤舟、枫林、橘树、猿啼等。凄厉的猿啼，漂泊的孤舟可以说是羁旅征途的语码，表现了思归的凄凉情感和羁旅征途的孤寂无助，另外，潇湘多流水，而江水的流动正代表了诗人情感中柔软脆弱的那一面，被王昌龄赋予了贬谪的意味，成为了他漫长无望的贬谪生涯中的一个动态参照。
王昌龄的贬谪山水诗和《楚辞》在写景抒情、意境构造上又有不同之处，《楚辞》总是写景抒情交错进行，景物只是为强烈的抒情起铺垫和烘托作用，且意境构造虚实结合，诗歌中有明显的主观形象。王昌龄在这一点上充分继承了《楚辞》中的诗歌传统，意境的塑造，诗人主观形象的融入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楚辞》风格，但是，王昌龄的山水诗歌更有着属于自己的风格特色，他多以客观的景物描写为主，尤其是那些写景绝句，偏重于荆楚地区清冷、幽奇、奇异的山川景物，构造出一种“言微旨远，语浅情深”的绝妙意境，将主观之情充分地渗入足已触及心灵的意境之中，融主客于一体，即使是有情绪表露，也多为忘情山水，厌倦尘世之意，且多委婉平和，绝不像《楚辞》那样外露和激越，景物描写和意境构造都采用实写，没有了《楚辞》中变化万端的虚幻成分。如《太湖秋夕》：
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度，萧萧闻雁飞。
天宝前期，王昌龄曾任江宁丞，有过润州(今江苏镇江)、广陵(今江苏扬州)以及太湖之游，本诗即作于此时。王昌龄任江宁丞是在贬谪岭南之后，亦即是说他已经领略过荆楚地域的山水文化，诗作之中也初步显露了这一地域的另类特色，这首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诗中景物虽非荆楚地区之物，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了浓郁的“清湘”气息，有一种淡淡的萧瑟感伤气氛，况且不拘句数是楚国古歌谣到《楚辞》形成的久远的诗歌传统，许多流寓到楚地的诗人，就受到其影响，尤其在六句诗方面比较明显，如柳宗元、杜甫等到楚地之后便创作了不少的六句诗。而如果从诗歌的情感脉络来看，这首《太湖秋夕》如果没有最后一联，便成了一首纯粹的写景绝句，无法表达诗人心中那种怅然若失、思乡心切的心情，其实此联恰好委婉地将客观之景与主观之情勾连了起来，具有点睛之妙。 四、王昌龄的访僧问道诗在隐逸思想上对《楚辞》的继承与发扬
王昌龄在荆楚地区辗转徘徊近半生，第二次贬谪至龙标更是在此地足足滞留了七年，可以说，他的贬谪诗歌必会受到荆楚诗歌传统的深厚熏陶。从其在武陵地区(今湖南省常德市)所创作的访僧问道诗来看，就带有《楚辞・渔父》中所流露出来的逍遥观念，只是《渔父》中的逍遥高蹈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具有虚构幻化的特征，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隐逸题材的诗歌，但即使如此，它毕竟成为了荆楚隐逸诗歌的“源头”，对于王昌龄的贬谪诗歌具有一种理念上的启示意义，如《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
松间白发黄尊师，童子烧香禹步时。欲访桃园入溪路，忽闻鸡犬使人疑。(其一)
先贤盛说桃花源，尘忝何堪武陵郡!闻道秦时避地人，至今不与人通问。(其二)
山观空虚清静门，从官役吏扰尘喧。暂因问俗到真境，便欲投诚依道源。(其三)
仕和隐从来都是文人墨客们心中永远的两个结，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也历来都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作为僻远卑湿、远离京城的贬谪之所的荆楚地区，迁谪之人中，虽亦有如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每饭不忘君父的忠贞之士，然而对于不为君主及时代所容的人来说，纵有忧君忧民之心，亦是无可奈何的，倒不如独善其身来得更现实一些。何况，湘楚大地上也早有着隐逸避世的传统。《论语・微子》章中记载的楚狂接舆的故事、长沮桀溺耦而耕的故事、子路遇荷丈人的故事，就都反映了楚国的隐士们身处乱世则隐退以全其德的思想。王昌龄一生命途多舛，连遭贬谪，心中自然有所冤屈不平之意，他身在荆楚之地，感受到了《楚辞・渔父》中逍遥高蹈的隐逸之风，又曾在赴龙标之途中在武陵地区留居过一段时间，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心中也必是有所感慨的，因而在此期间，他曾一口气创作了四首访僧问道的诗歌，除了上文所列举的一题三首之外，还有一首《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这两题四首诗反映的都是王昌龄在武陵拜访两位黄姓道士的真实记录，也展现了他对于道家隐逸思想问题的追问与向往之情。而《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这一题三首诗表面上是写开元观黄炼师幽静平和的修炼气质，实际上是借对传说中“世外桃源”境界气氛的渲染，暗示自己对道家退隐自全、洁身自好人生观的追慕和向往。如其第二首中便专门以精炼简洁的语言再现了“桃花源”的盛况，并说明，桃花源人民安宁避世的生活是容不得俗世半点的惊扰和玷污(“尘忝何堪武陵郡”)的，那样的怡然自乐的生活是红尘俗世中的人，当然也包括诗人自己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也许正因为求而不得，王昌龄才会转而访僧问道，“暂因问俗到真境，便欲投诚依道源”，心中希冀着能够从道家的出世隐逸思想中得到些许的慰藉和片刻的宁静。
总的说来，王昌龄在这一题材的诗歌方面，首先是受到了《楚辞》中隐逸思想的源头的理念启发，又受到了陶渊明的古风影响以及道家出世观念的浸染熏陶，才有了如今自成一派的自家隐逸风格的访僧问道诗。
五、结语
总之，王昌龄在贬谪期间的诗歌创作，由于创作心态和屈原大同小异，所面对的荆楚地区的自然、文化环境完全相同，使得他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荆楚诗歌，尤其是《楚辞》诗歌传统的影响，流露出浓郁的荆楚地域气息。但由于王昌龄毕竟是在中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其思想和学识修养都带有北方文化杂取百家的痕迹，以至其在诗歌的思想感情上，对《楚辞》的诗歌传统既有因承又有开拓。然而，总的看来，由于荆楚文化和《楚辞》中诗歌传统的独特魅力，以及他半生都在荆楚地区流连徘徊，使得他的诗歌尤其是贬谪期间的诗歌深深地打上了荆楚烙印，也正是如此，才使得他的诗歌成为最具特色的南楚绝唱而蜚声中国古代诗坛，流响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