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2.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3.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4.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5. 笑渐不闻声渐悄。——苏轼《蝶恋花·春景》
6. 林断山明竹隐墙。——苏轼《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7.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
8.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9.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10.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苏轼《赠刘景文》
1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1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定风波·三月七日》
13. 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苏轼《江神子·江景》
14.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15.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和董传留别》
16. 花褪残红青杏小。——苏轼《蝶恋花·春景》
17.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18.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苏轼《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19.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20.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21.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22.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
23.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临江仙·送钱穆父》
24.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苏轼《蝶恋花·春景》
25.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26.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27.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28. 一枕初寒梦不成。——苏轼《南乡子·送述古》
29.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30.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苏轼《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31.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3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33. 夜来幽梦忽还乡。——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3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
35. 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苏轼《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
36.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苏轼《花影》
37.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38.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三月七日》
39.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40.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41.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42.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43.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44.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苏轼《蝶恋花·春景》
45.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苏轼《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46.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苏轼《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47. 枝上柳绵吹又少。——苏轼《蝶恋花·春景》
48.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苏轼《春宵·春宵一刻值千金》
49.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苏轼《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
50. 明日黄花蝶也愁。——苏轼《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51.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52.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苏轼《定风波·三月七日》
53. 蝶懒莺慵春过半。——苏轼《蝶恋花·蝶懒莺慵春过半》
54.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55. 墙里秋千墙外道。——苏轼《蝶恋花·春景》
56.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的评价
回顾苏轼，他的一生仕途坎坷，三起三落，他最重要的历史成就不在政治，而在于文学，他是宋代历史上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诗词书画加之散文，都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很多还是那方面的巅峰代表。
从政治上来说，苏轼是想要有所成就，且关爱百姓的官员。但是因为他在某些方面非常执着，导致他很多时候的想法都会存在着偏见，以至于他的仕途不顺。
王安石与苏轼同处于一个时代，但王安石的政治成就却比苏轼要高的多，他所提倡的王安石变法，至今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是北宋政治历史不可轻视的变革。但是对于历史而言如此重要的“王安石”变法，却是苏轼仕途的绊脚石。苏轼一生仕途的起伏，都皆与此次变革有关。
苏轼第一次进士及第之后，任从八品陕西风翔府判官。担任了小职位后没有多久，他就因为母亲去世，丁忧回乡，暂时告别官场。后来丁忧期满，他复职回京，一路上看见许多百姓因为王安石变法深受其痛，所以自此以后他对待王安石的变法都采取一种反对的态度。
苏轼关爱百姓的心是好的，但是他也许不知道一场变法，本来就是将那些腐朽发脓的伤处割开，然后挖掉里面已经腐烂的肉，这样才能让伤口彻底的好起来。正是因为这样的局限性，他从复职开始，一直到政治生涯的结束，都对新政持反对态度。
苏轼是一个豁达之人，在因为反对新政，而遭到新政一派的诬陷贬谪后，他虽然因为被贬谪而郁闷，但是一直都用自己的内心来排解。他醉心山水，追求心灵上的平静。
历史上的评价，多见于苏东坡于文学和艺术方面，如黄庭坚：“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又如陆游：“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再如：“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苏东坡在文学与艺术上的成就极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文学与艺术方面的天才。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所以宋代的文学发展要远高于后世，以至于在当时人杰辈出，文曲星大放异彩。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才俊林立的`时代，苏轼仍然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能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甚至成为一脉开山之师，为后世人敬仰与学习。
在诗歌方面，苏轼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苏轼之诗现存四千首，内容丰富，风格多变，多以豪放派为主，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为宋代诗歌开创了一个新方向。《原诗》形容他的诗：“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于散文方面，他的散文豪放自如，注重自然，行文如流水，且具有创新性，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另外他也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文坛的领军人物。
从词作方面来看。苏轼与豪放派另一代表辛弃疾并称“苏辛”，他的词冲破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开创豪放派先河，是宋代词作革新的代表。
以上是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不至于文学方面，苏轼在艺术方面也拥有很高的天赋和成就，书画兼得。
苏轼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
1.苏轼经典著名的诗词
2.苏轼最著名的诗词
3.著名的古诗及赏析
4.苏轼豪放的千古诗句
5.苏轼题西林壁古诗
6.有关苏轼牡丹的古诗
7.王之涣最著名的诗句
8.苏轼著名的诗词12首
9.浣溪沙古诗苏轼
10.苏轼古诗《轻肥》赏析
【教学目标】
1、理解有关龚自珍的文学常识；背诵并默写本诗。
在反复诵读的过程中，运用合作赏析的方法，理解诗的含意。体会诗歌所描绘的意境。
领悟作者情感，学习作者不畏挫折的坚强性格和不懈追求理想的精神。
【教学重点】目标1、2
【教学难点】目标2
【教学方法】朗读、研讨
【教学课时】1课时
2学情分析
学生已能熟练背诵，但内容还迷糊不清或一知半解，特别是对前两句，更是不知其意，对后两句的赏读也不到位。
3重点难点
教学目标1、2
4教学过程 4.1 第一学时 教学活动 活动1【导入】己亥杂诗
以检查默写的方式导入：指名一生在黑板上默写，再分析评价
活动2【讲授】己亥杂诗
二、关于诗题“己亥杂诗”
1、这四句诗的题目是什么？
2、什么是“己亥”？“杂诗”是怎么回事？
讨论后出示如下背景：
《己亥杂诗》是诗人被迫辞官后的诗集，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按干支纪年这年为己亥年，故称。这年诗人辞官南归，于农历四月二十三离京，七月初九回杭州，九月十五日北上接家眷，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达江苏昆山。往返期间，诗人共写了绝句315首。叙述了诗人的家世出身、仕宦经历、师友交往、生平著述以及思想感情、革新建议等。 今天要学的这一首是原第五首。
三、关于“辞官还乡”
1、诗人为什么要辞官回家？是否从此不再关心国家命运？
诗人离京时，正是战争的前一年，英国利用入侵，清廷分成主战与主和两派。龚自珍越位言事，竭力主战，因而“忤其长官”，辞官回乡；但是他仍然为国家的命运忧愁，还想着为国家做些事情。
2、这些内容在哪些诗句里得到体现？
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3、被迫辞官的龚自珍会有怎样的心情？
浩荡离愁白日斜
四、诗句译读（学生自讲——交流纠正——升格分享）
1、译读参考：
2、诗意阐述：诗人寄居京师二十年，一旦辞别，离愁满怀。“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怀着无边的离愁别绪，“我”辞别京师，骑马东去，要回到远在天边的家乡。一路上诗人心情极为矛盾，心绪极为复杂。“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虽然打算辞官家居，但并非弃绝尘缘，“我”还想为社会尽点责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正如那飘落的花朵，融入春泥后，更能护育新花。句中“落红”实际上是诗人自况。诗人以含蓄隽永的笔调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眷恋深情。
五、品赏诗句
1、诗人是怎样把自己的离愁别绪表达出来的？
“浩荡”本指水势浩大，在这里喻“愁”，李煜曾有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诗人以李煜亡国被囚之愁自诩，强化了诗人离京时的眷恋、怅惘、失落、孤独的种种情怀。诗人为了衬托离愁，特别把离京时间选在了傍晚，马致远散曲“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以夕阳西沉、暮色苍茫的气氛衬托离愁。诗人通过比喻、衬托把愁表现得淋漓尽致。
吟鞭东指即天涯”本句虽无愁字，但也能表现诗人离京之愁。天涯是指诗人家乡——杭州，马鞭一挥，离京远去，直至天涯 。用夸张的手法，表现离别之愁，伤怀之意，含而不露。
2、赏读“落红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
本意虽然是辞官，仍会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六、主题意义：
对国家民族的那份执著的忠忱；不甘于沉沦，为国家民族贡献力量；牺牲自己，培养后人的无私奉献精神。
七、诗人印象：
1、用几个四字词说说学了这首诗后诗人给你怎样的印象？
（不畏挫折、不甘沉沦、忠君爱民……）
2、诗人简介：
龚自珍（1792--1841） 清思想家、文学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学务博览，重经世济民，并强调万事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是提倡“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所作诗文，极力提倡“更法”、“改图”，深刻揭露清王朝统治的腐朽，反映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洋溢着受国热情。著有《龚自珍全集》。《明良论》、《病梅馆记》等文，和《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等诗篇，皆为其代表作。散文奥博纵横，自成一家，诗尤瑰丽奇肆，体现出崭新的独创精神，代表了清诗的成熟个性面貌，被誉为古代的最后一位和近代的最初一位杰出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里程碑式的地位。有“龚派”之称。
八、检测提高
1、诗中哪句表现了诗人犹豫孤独和悲壮豪迈复杂心情交织一起？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2、诗中哪句表现了虽辞官，但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诗词？
3、诗中写了几种心境？
（1）离别忧伤；（2）积极的人生态度
4、对《己亥杂诗》的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
A．头两句抒发作者辞官离京时的无限感慨，表现了诗人抛弃离愁后的兴奋心情。
B．后两句以落花化成肥料滋养鲜花生长之事比喻自己即使落魄不得重用，也愿为国效力
C．“落红”含义有三：①花是落了，但它“不是无情物”，它是非分明；②花成泥滓，成为滋养万物的春泥；春泥虽为人瞧不起，但它能使花茁壮生长，继续为人类造福。
D．这首诗反映了诗人辞官后不甘消极，决心继续为变革社会而努力的精神。
5、拓展练习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可谓千古名句写一段话用上此句诗。（50字左右 ）
九、结束语：
正如龚自珍诗中所说的那样，龚自珍南归后，在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学，积极培育下一代。可惜不到半年就突然病故，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我们的耳畔似乎还响起了他的另一句名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期盼大家早日成为他心中的人才，报效祖国。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
一、辅时及物 参加革新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永济县)，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出生于当时的京城长安。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20年。虽然已有20年的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闻见和感受。他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它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镇就联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武昌)。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贞元元年(785)，柳镇到江西做官。在这以后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已经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了南方，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
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良好的家庭教育，使柳宗元很小就显露出卓越的才华。贞元五年(789)，他17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进士科考试，但名落孙山。此后他又连续两次投考，都没有及第。在唐代，进士有“白衣公卿”之称，由进士出身入仕，是读书人的理想出路和梦寐以求的目标。但中唐以后，科场往往被权贵把持，请托、干谒之风盛行，考试等第往往先定。读书人空有文才，没有得到权贵的援引、推荐，要想及第是相当艰难的。柳宗元在求举过程中，也曾请托援引。贞元八年(792)，权德舆征拜博士，改左补阙，柳宗元曾向他投献过诗文。但柳宗元及第并不单单依靠了权贵的
按规定，唐时进士及第的人，一般要经过吏部制科考试，才能做官。恰在这一年的五月，父亲柳镇在长安病逝。柳宗元由于眼父丧，在三年之内无法参加制科考试，也不能去谋其他出路做官。于是，柳宗元到分阝州去看望在分阝宁节度使府中任职的叔父柳缜，从而有机会考察唐代的西北边防。
贞元十二年，柳宗元眼父丧期满，与少年时订婚的杨氏成了亲。同年，他参加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但未被录取。
柳宗元曾自述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他早就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他在制举落第时，曾给大理卿崔做写信，表示自己不是“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他又写道：“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因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在柳宗元看来，登科第、做高官并不是自己的目的，他也不做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腐烂之儒”，而希望“行乎其政”以“理天下”。他所谓的“政”，即孔孟以来儒家提倡的“仁政”，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到贞元十四年，柳宗元26岁，通过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宇。从此，他正式踏入了仕途，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了。
集贤殿书院正字是一个“从九品上”的小官，其职务是校理经籍图书。书院中大量的藏书，为柳宗元读书业文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年青有为，很快就成为文坛上有影响的人物，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韩愈说他在任此职期间“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
三年后，柳宗元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由于他的文名颇高，被京兆尹韦夏卿留在府庭做文书工作。贞元十九年(803)闰十月，柳宗元自蓝田尉被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这时，朝廷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日趋激烈。柳宗元的提升，与王叔文一派势力扩张有关。柳宗元与王叔文集团的其他成员怀着改革朝政的强烈愿望，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贞元末年，一方面是权奸李实、宦官孙荣义以及保守派官僚郑为瑜等依靠德宗李适把持朝政;另一方面，王叔文则以太子李诵为靠山，“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
礼部员外郎是中书省礼部的属官，正六品，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柳宗元就任此职属于超资提升。从入仕到现在，柳宗元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少年得高位，使他更加热情昂扬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洪流，以求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
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唐代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唐帝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经济上，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以来，一方面由于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另一方面由于两税法规定一律收现钱，钱重货轻，“物价愈下，所纳愈多”，“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整个社会“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政治上，朝政日益黑暗腐败。一方面藩镇割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危害帝国政治、经济的统一，损害了中央集权制度;另一方面，宦官专权日益严重。“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
被后人称为“永贞革新”的这次改革主要包括这些内容：(1)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利权;(2)打击宦官势力，停罢宫市;(3)抑制强藩;(4)进用贤能;(5)减免赋税，革新弊政;等等。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的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欢迎。如反对派韩愈的记录他们的一些措施的效果时，就用了“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等字样。
但是，在王叔文集团执政的时间，按顺宗李诵在位的时间算，仅及半年。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夹攻。贞元二十一年八月，顺宗被逼退位，改革派人物纷纷遭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王亻丕被贬为开州司马，其他主要成员均被出为远州刺史，柳宗元得韶州。但后来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加贬为远州司马，柳宗元得柳州。这就是“八司马事件”。由少数理想主义者发动的这场短暂的改革运动，被扼杀了。
二、流贬南荒 心系生民
柳宗元短暂得志之后，迎来了他后半生的流贬和失意，遭受到他人生历程中最大的打击。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带着年近七旬的母亲，前往遥远的南方，开始了他十年的贬逐生活。同行的还有母亲卢氏的侄子、他的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他们经过洞庭湖，上溯湘江艰难前行，情状十分凄凉。时近初终，白天阴风呼啸，密云压顶，傍晚又下起了绵绵细雨。睹景生情，柳宗元心中充满了怨愤悲枪。溯湘江上行不远，就到了汇入湘江的泪罗江口。在这里，柳宗元停舟怀古，凭吊战国时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写下了一篇情辞并茂的骚体文《吊屈原文》。这时的柳宗元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理想受到严重挫折，忠诚而被贬逐，与屈原极为相似。他通过缅怀屈原自沉
这年年底，柳宗元一行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到了永州。唐代的永州还是比较荒僻的地方，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柳宗元的职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一个“闲员”，即无官舍，又无具体职务。因此，柳宗元初到永州，寄住于一座古寺——龙兴寺中。寺中有一个和尚重
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虽然被贬逐，但宦官集团和保守派官僚对他们的迫害并未停止。元和元年，王叔文终于被处死，王亻丕也于贬所病死。朝廷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先后发布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例，这就使柳宗元早日北归的希望化为泡影。
元和三年，柳宗元模仿屈赋写了一篇《惩咎赋》，对自己平生做了一番反思。虽然名为“惩咎”，但其实是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进行辩护，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他历叙自己立志“处卑污以阂世”，“求大中之所宜”，勇于用世，以救世济时，但由于“谗妒构而不戒”，“逢天地之否隔”，遭到贬逐，流放南荒，老母病逝，身为孤囚，过着拘挛坎坷的生活。文中表现出对黑暗政治的强烈愤慨。但他最后表示：“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自己要坚守“大中之道”，不相信天命，即使抱道而殁，也无悔无怨，表现出一个坚持理想、关心民
这一时期，是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全面成熟与文艺创作最丰富的时期。柳宗元在永州广泛接触到下层人民生活，大量诗文都反映了他们的痛苦，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思想中人民性的`一面在柳宗元身上的体现。柳宗元的诗文如《田家》三首、《捕蛇者说》等等，正是因为深刻的人民性和精湛的艺术手段巧妙结合，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从而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当他对下层人民生活了解越深，就越觉得“上惭王官，下愧农夫”。他为自己作为“官”，不能为解除人民的疾苦而做更多的事而感到内疚。由于对下层人民深深的同情，促使他始终自强不息，在逆境之中，“辅时及物”之志更加坚定。在永州期间，他的“以生人为主”的思想更加发展了。他继承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提出“贤者之作，思利乎人”，“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等一系列闪耀着人本主义精神的光辉主张。
贬官永州，是柳宗元创作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他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远离政争，身处穷裔，更加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与理论著述。因而，他在古文写作上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与韩愈等人一道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干城。他还诱掖后学，广泛宣传总结“古文”的写作经验，写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等著名论文。由于他的提倡，“古文”在南方得以迅速普及，“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继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宗元对于推动“古文”的普及，拓展“古文”的领域，提高“古文”的艺术水平，都做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他与韩愈的文学见解非常相似，同样主张“文以明道”。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论》中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火良)(火良)，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我所陈，皆自谓近道。
他把“学古道，为古辞”统一起来，主张“言道讲古穷文章”，把阐扬儒家圣人之道，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文章的内容和创作的目的。
柳宗元在永州的最后几年，全国政局发生一系列变化。元和九年十二月，韦贯之自尚书右丞拜相。韦贯之当年曾被王叔文一派所汲引，对柳宗元、刘
身在贬所十年不归的柳宗元得到征召的消息，悲喜交集，恍如梦中。他在一首诗中这样描述他的心情：
投荒重一纪，新诏下荆扉。
疑比庄周梦，情如苏轼归。
柳宗元迅速打点行装，踏上归途。他还是沿着来时的路线行进，但此番的心境已大不相同了。一路上他豪兴大发，写下了许多抒发喜悦心情的诗篇。路过泪罗江口时，正遇上逆风，但他丝毫没有十年前那种悲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
他觉得自己境况终究比屈原胜过许多，得以遭逢“明时”，重入朝廷，去施展自己的抱负。
这样，经过十年的流离贬逐，饱受了政治迫害和生活磨难之后，柳宗元终于在早春二月回到了长安。但是，迎接柳宗元等人归来的并非美酒与鲜花。朝廷中围绕王叔文余党的归宿问题，斗争非常激烈，反对他们的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很多人竭力阻止他们入朝。他与韩泰、韩晔、陈谏、刘
柳宗元被任命为柳州刺史，刘
柳州比永州更加荒僻、遥远。柳宗元这次去柳州，还是沿着一个月前进京时的旧路而行，也就是11年前被贬南下时的路线。但他这次的心情异常黯淡。这一年他已43岁，他深感前途的渺茫。他与刘
十年憔悴到泰京，谁料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
直以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
他深感自己性不谐俗，徒有文名，不为世用。经过十年的艰难困苦，盼来的却是投身岭外，心中的痛苦无法平息，只能对友垂泪。此后他又写了两首赠别刘
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怀着凄楚悲伤的心情，拖着衰病之身，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柳州。
柳宗元到柳州虽然是遭受打击，但此时他作为一州之长，与永州时的境况大不相同了。他毕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百姓做点实事，实现自己“利安元元”的愿望，做一个好的地方官。他采取措施，解放奴婢，鼓励发展生产。韩愈后来表扬他在柳州的政绩时说：“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有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
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此外，他还与僧、道、隐士交结，思想上进一步发挥了“三教调和”的理论。
在柳州，柳宗元还是密切关注着国家的政局。他一贯反对藩镇跋扈。元和十二年十月，裴度荡平叛乱30年之久的第一强藩淮西镇，柳宗元获此消息，非常激动，为了歌颂这次胜利，他写了有名的《平淮夷雅》两篇，一为《皇武》，赞颂裴度，一为《方城》，赞颂李囗，实际上是歌颂唐室“中兴”。《平淮夷雅》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四言诗中的精品。
但是，凄苦与失意始终与柳宗元相伴。他来到柳州时，已须发斑白，而此时他才43岁。在永州时留下的疾病也日渐沉重。他料到自己已不会久于人世了。此时他似乎已不再有什么遗憾，只是向往着能在有生之年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在公务之余，他放情于山水，以排遣心中的寂寞。一山一峰，常常勾起他对故乡、对友人的思念。
当年柳宗元37岁时，曾写信给萧亻免说：“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他的设想已够凄凉的了，但是事实上他的生命比他预期的要短促得多。写这些话后仅过十年，柳宗元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根据刘
柳宗元临死时，曾写信给好友刘
三、出入百家 归于孔子
儒学发展到了唐代中后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传统儒学方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儒家学者开始摆脱两汉以来的章句训诂解经模式，寻找对儒家经典的新的解释方法，并重新思考儒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探索儒学发展的新途径。早期古文运动关于文与道的关系的讨论，以及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研究，都反映了儒学革新的时代要求。从思想史角度说，早期古文运动至少为儒学创新做了两方面的贡献：一个是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要求文学应以儒学为根本，为宣传儒学服务。一个是离开章句训诂之学，直接理解儒学的基本精神。而以啖、赵、陆为代表的《春秋》学派，否定《春秋》三传的权威性，以经驳传，按自己的理解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直接从孔子对春秋时代的认识中获得对现实的启迪，为现实服务。
柳宗元自幼博览群书，不重章句，思想上坚信儒家学说，在理论与行动的基本方面，以实践圣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其道自尧、舜、
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他又指出：
近世之言道理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在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他批评言儒术者迷失了儒学的精神实质，使“道不明于天下”，儒学失去了人心。他要为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而呐喊。
柳宗元早年形成的积极用世的政治态度和不重章句的学术思想，使他接受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学。在长安时，他从友人韩泰处得到了《春秋微旨》，又从吕温处得到《春秋集传
柳宗元还接受了陆淳学派的怀疑精神，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传统观念和说法大胆怀疑，敢于否定，即使是经典之言，也往往以非圣人本意为由而加以批驳。他对于自《诗》《书》直到孔、孟、董(仲舒)，扬(雄)等人的著作或言论都进行过批判。他还专门写了一部批判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的专著《非国语》。后来有人批评柳宗元“是非多谬于圣人”、“悖理害道”，主要就是因为他对圣贤的权威多有冒犯，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陆淳学派重“会通”的治学方法，也对柳宗元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反对“党枯竹，护朽骨”，不墨守成说，解释儒经时除了不主一家外，进而兼取诸子百家。赵匡曾经主张“既通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学兼经史，达于政体”，在学术上兼收并蓄，开阔视野。柳宗元受他们的启发，认为“儒墨名法”各家都具有“有益于世”的内容。他又说：“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皆有以
四、批判天人感应 恢复儒学原旨
传统儒学紧扣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以仁义礼乐为价值体系，干预社会政治生活，努力于社会风俗的改善，重人道、轻天道，所以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合在一起，提出“尽心”、“知性”以“知天”，以此达到天人相通的目的。但孟子所说的“天”还不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人格神。荀子更强调“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提出“明于天人之分”，“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的光辉思想。因此，先秦儒学始终洋溢着理性的精神。但到了秦汉以后，特别是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先秦儒学的理性主义精神被泯没不彰。天被描绘为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人间的祸福与国家的治乱兴衰。这种“天人感应”思想虽经王充等唯物论者的批判，但一直在汉唐意识形态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儒学被披上了神学的外衣。连韩愈也信守这种天命论，将人的贫富贵贱归之于天命。认为“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祝与福存乎天”。在柳宗元时代，“务言天而不言人”，推天引神的风气泛滥，柳宗元继承荀子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剥落笼罩在儒学头上的神学外衣，还“圣人之道”以本来面目，恢复儒学的“人学”特征。
柳宗元在他的著作中，阐明传统儒学的根本精神，对天人感应、鬼神迷信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发扬了葡派儒学的理性精神。在宇宙论问题上，柳宗元认为，关于悠远而渺茫的宇宙起源问题，虽然有过许多荒诞的传说，但都不足以信。事实上，昼夜交替、万物生成，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外在力量使其如此。他以《天对》为题，对屈原《天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系统的解答：“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囗黑晰砂，往来屯屯。囗昧革华，惟元气存，而何为焉?”所以，“天”“地”都是元气的不同表现形式：“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天说》)
解决了宇宙观的问题，天人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迎刃而解了。神学目的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命运是由上天掌管，人的自由被神剥夺了。柳宗元的宇宙论中已经排除了一切造物主的地位。他说：“天地，大果囗也;元气，大
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己矣。(《时令论》上)
本着上述认识，柳宗元对两汉以来所谓的“受命之符”的神学说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明确批出：“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断刑论》下)他认为“天”“神”都是用于“神道设教”，真正的“聪明睿智者”是不应该相信它的。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君子之谏其君也，以道不以诬，务明其君，非务愚其君也;诬以愚其君，则不臣。”臣子如果向君主鼓吹神、怪，就不配为臣。他批评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班彪：班团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命”的天人感应说“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
五、倡大中之道 重生人之意
“中”本来是儒家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政治
柳宗元在评价陆淳的主要贡献时说：“明章大中，发露公器”。陆淳学派讲“中道”，继承了葡子的观点，而柳宗元所主张的“大中之道”，近承陆淳、远继荀子，其中心内容也是以儒家的礼、义为指导思想，以达到改造现实、“辅时及物”的政治目的。
在柳宗元的思想中，“大中之道”就是“当”，也就是“经”与“权”的统一。作到了“经”“权”统一的“当”，也就实现了“大中之道”。他在《断刑论》中指出：
果以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何也?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日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
这里，他把“经”“权”关系表述得极为明白深刻，从而使这一对范畴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经”是原则，“权”是实现原则的途径，“经”者常也，“权”者变也，死抱教条而不知变革，与离开原则的变革，都是柳宗元所反对的。正因为有方法论作指导，柳宗元在政治实践中主张变革，在学术思想上提倡怀疑，兼收并蓄。
柳宗元又把“大中之道”称为“圣人之道”，把“立大中”与“去大惑”相对。他认为以怪力乱神来治民是“大惑”，必须予以抛弃，而应代之以“中道”。柳宗元否定了“天人感应论”不合圣人之道后，力图按儒学的原始精神重建“人学”。他说：“圣人之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他认为，“圣人之道”应该“利于人，备于中”，直接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他说：
圣人为数，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以为常行者也。(《时令论》下)
“中道”的具体内容是五常，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与人伦日用相联系的规范，而不是什么“天道”，不存在“天人交感”。五常之中，“仁义”是根本和核心。因此他说：
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四维论》)
而道、礼、诚、信则是“皆由其所之而异名”，是“仁义”原则的不同表现。这些原则具有永恒性与普遍性，自尧舜直到孔子都是如此。
“中道”具体见诸行事，则应该“凡其(民)所欲，不竭而获;凡其(民)所恶，不祈而息”(《贞符》)，应该照顾到百姓的愿望，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就是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实行宽松的仁政，“克宽克仁，彰信于民”，以取得百姓的信任。特别是作为政府的官吏，应该以商代的贤相伊尹为榜样，“心乎生民”，时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实行“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的爱民之政。做到“自天子至于庶民，成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这就是“和之至”，也就是“道达于天下矣”(《守道论》)。
“以生民为主，以尧舜为的”本是陆淳思想的重要内容，柳宗元对此情加推崇。他对民生的重视，贯穿在《断刑论》、《六逆论》等一系列论著中。在《断刑论》中，柳宗元批评了封建法治的残酷性：“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欲死不可得，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吏。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
柳宗元在《伊尹五就禁赞》中说：“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也就是说，圣贤进退出处，应视民心所向，看谁得到人民的支持与信任，以此作为自己辅
六、统合儒佛 兼容并包
魏晋以降，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思想界形成了三教鼎足的格局。特别是到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势头有凌驾儒学之势，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早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一些人或从中华本位文化角度出发，或从道、佛争先后的角度出发，对佛教进行了批判。柳宗元时代，韩愈是排佛派的中坚人物。柳宗元与韩愈虽是好朋友，在文学见解上有许多共同之点，但二人在对待佛教这个问题上，观点却完全不同。
在《送粪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一文中，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他的母亲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少年时随父亲到江西洪州，南宗慧能的隔世法嗣，与青原行思并称为“禅宗双璧”的马祖道一正在那里传法，称“洪州禅”，受到江西观察使李兼(柳宗元夫人杨氏的外祖父)礼重。柳宗元父亲的知交权德舆也游于他的门下。柳宗元的岳父杨凭也信佛教。因此，柳宗元自幼生活在佛教气氛很浓的环境中。在长安应举和做官期间，他曾与文畅、灵沏等出入官场的僧侣结交，并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
柳宗元信佛，着重于佛教义理。他把作为外壳的宗教迷信与内在实质的教理区别对待。他“自幼好佛”而“有得焉”，正是对佛教义理有深切的领会，因此，他不同意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做法，他说：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
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佛教的态度。针对韩愈的指责，他认为，佛教义理往往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相合，不能因为它是“夷”法而加以
1.“不爱官，不争能”，合乎儒家的生活态度。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说：“且几为其道者，不受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遂遂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在他看来，佛教大师的恬退闲安，与当时官场中争肆奔竞、贪恋禄位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传统儒家倡导“安贫乐道”，佛学与之相通。
2.“合所谓生而静者”，即与儒家的性善说相符合。《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物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柳宗元认为儒家的这种“主静”说经过异端的
3.“本于孝敬，积以众德”，合乎儒家伦理。“孝道”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佛教原本不主孝道，规定不礼国王，不拜父母。但佛教传入中土以后，经过改造，逐渐适应了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要求，也提倡“孝道”，如《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他在《送氵睿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中说：“金仙氏(按：金仙为佛教之异名)之道，盖本于孝敬，然后积以众德，归于空元。其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柳宗元认为在提倡孝道这点上，佛教“且与儒合”。
4.佛教的戒律与儒学的礼义相通。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居于江西百丈山，创禅院制度，为禅师立下了行为戒律。其中首先讲报恩、尊祖，用儒家的忠、孝观念补充了佛教戒律的内容。柳宗元把儒学的礼义与佛教的戒律等同起来，认为二者同样起着“持世”的作用。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他认为：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因此，佛教戒律与儒家礼义在效用上相通。
5.佛理合于中道。“中道”或“大中之道”，是柳宗元“圣人之道”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佛教也讲中道，佛教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天台宗的中观思想中，也体现了“中道”原则，因此，柳宗元极力称道。章士到曾指出：“大中者，为子厚说教之关国语，儒释相通，斯为奥秘。”在《岳州圣定寺无性和尚碑》中柳宗元说：“佛道愈远，异端竟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在《南岳云峰和尚碑》中也说：“师之道，尊严有耀，恭天了之治，维大中以告，后学是效。”“大中”思想本为儒家所固有，而释教能冥契此说，故柳宗元大加赞扬。
6.“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柳宗元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佛教“不与孔子异道”，“往往与《易》《论语》合”，佛教义理中包含着与“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是不应当简单加以否定的。柳宗元按照自己对佛、儒二教的领会，“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目的是通过有选择地容纳佛学思想，借助佛学理论来“推离还源，丰
七、韩柳兴儒 异曲同工
唐代中后期，儒学发展面临着重大的转折。一方面，两汉以来的传统儒学已发展到尽头，一些学者在努力寻找新方法，力图使儒学走出章句训诂的死胡同;另一方面，思想界围绕着三教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前沿学者在掀起文学革新运动高潮的同时，打着“文以明道”的旗帜，进行着复兴儒学的尝试。韩、柳二人虽然目标一致，但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1.在复兴儒学方面，韩、柳二人都主张扫除章句，直契原旨，但韩愈沿着思、孟一系的路子，但道统，明心性，开启宋代性理学之先河;柳宗元则致力于对荀派儒学的继承与发展，从批判两汉以来“天人感应”说入手去复兴儒学，对理学开山祖张载影响颇大。
2.韩柳二人都对三教问题发表过意见，但在如何对待异质文化上，二人观点截然相反。韩愈严厉排斥佛，以维护儒学的纯洁性和独尊地位，柳宗元却主张取其“韫玉”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