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山水诗中的“落花”不同于中国诗歌中的传统意象，它受到佛源禅典的淫染，具有异质性。
在“众星罗秋”的盛唐诗歌王国，王维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分创了中国诗域的高标典范。与李杜相比，王维的诗歌神游物外，思臻化境。唐以降的诗评家，对王维独树一帜的诗风追踪摄迹，大都不约而同归因于佛禅思想在王维诗歌创作中的深刻影响。以禅宗的“空观”照临万象，草木花鸟、竹林松风、水光渔火，在诗人王维直观的“具眼”中皆是超然于本体的自在的存在，是禅趣妙道的审美体验。王维隐居辋川时期的山水诗更充分体现了这一审美特征。王士�说王维的辋川诸作“字字入禅”，读后使人“名言两忘，色相俱泯”。的确，王维常借助于“空”“隔”“白云”“远”“飞鸟”“落花”等独特意象，营造出意趣盎然、深幽虚静的画面，达到诗境与禅境的妙合如一。但是这些意象，是如何被诗人运思于笔端，成为纯粹的审美“直观”对象，落入诗人眼中，并与禅宗审美发生了曲折微妙的关系的?在这一思考向度上，本文以为尚需溯源清流，探幽发微，故以王维诗中“落花”意象为例试作探析。
一 似花非花：妙契禅境，语出有自
“落花”是中国诗歌中的传统意象，其源远，其流长，仅王维同时代诗人中就有不少写“落花”的名句：刘希夷“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杜甫“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李白“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等。这些诗句中的“落花”明显着色于诗人的情感，或以落花吟咏人生悲哀，或借落花示愁畅兴，或点染心绪，或托物寄志。花是自然之实体，客观之具象。即使如刘长卿诗中“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中无声无息的落花，也并未消融于诗人的意识之野，依然是诗人耳听目遇的结果，物与人明显两“隔”，花还是花，我还是我。诗人观到色，听到声，兴味所至，发为诗情，“落花”是表情达意的符号。而王维诗中的“落花”意蕴就迥然不同。
《辛夷坞》一诗是王维《辋川集》的第十八首。这首诗乍读辞浅意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写的就是芙蓉花山中开落。可是，稍一联系“木末”“无人”“纷纷”的词意，立时就会在眼前映现一幅有强烈冲击力的画面。自古以来，以诗言志，以诗传情，那么，王维借这空谷红花热烈地开，纷纷地落，要传达何情何志呢?在这里，芙蓉花开落纷纷的生意与所处山坞的幽寂交织出奇异的诗境，令人遐思。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万物静观皆自得。过着幽居生活，深谙佛理禅趣的诗人由这一树芙蓉落蕊自得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王维将诗歌审美体验与宗教审美体验融合为一。自开自落，自生自灭的空谷红花的独特意象，让人联想起“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禅家境界。
《鸟鸣涧》一诗向以空灵虚静、禅趣幽妙脍炙人口。前两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写春山空廓，桂花雨飞，自然界幽丽生动;后两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写月出鸟鸣，光与影移动，动与静互映，客观世界朗然静照。这静寂悠远的境界，是王维此时此刻心境极“闲”的真实投射。唯无一丝俗尘浮念，“虚空生汝心内”，宇宙万有，一花一石，一响一动，才能如此纤毫不遗，大千世界皆纳入一毛孔中。在王维的世界里，桂花纷纷，不落六欲，是“妙好天花”;春山落桂，月出鸟飞，宗在自然生命的律动中刹那顿悟了永恒的意义，这也正为禅的第三重境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生动譬喻。
王维诗中的落花，已不是泛泛的述景语辞，落花妙契禅境，显示一派“真如一如”的禅趣。那么，“落花”如何落入了禅语，营构出花禅一体的妙谛?虽是微言，按之佛典，也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花与禅宗的渊源极深，据佛典记载，释迦牟尼灵山拈花，遍示众人，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何意，只有迦叶尊者破颜一笑，佛即把正眼法藏传于迦叶，迦叶就成为了禅宗第一祖，因此说禅宗的起源是从一朵花开始的，别有道理。花在佛教中被赋予了佛道的象征意，佛事中常以花供养功德，“花开”被看作“花报”。种树得花，就如遵从佛道;花落果熟，有如修成正果，获得果报。由花的象征意义又引出“花翳”的说法，由翳目看花，花是空花。法眼看花，花是不实之物，如若以翳目看花，所见就是妄见。禅宗说法也常常用“水月镜花”作比喻，以其不实之相，喻指禅的“空”观。以佛眼看百花，就都可成为悟道的参照物。一花一菩提，于花中见真如，被认为是修得了正观正念。
王维诗中写花开的少，写落花的多，王维何以独钟于“落花”呢?《维摩诘经》是王维最喜读的佛经，此典探讨的佛理核心是，空诸一切，心体无滞，不论出世入世，在家出家，都能成佛，这才是般若境界、不二法门的解脱。现代成语“天花乱坠”即出自《维摩诘经》。“天花”即指天上的妙花，有两种含义：一是佛教教义虚指的“花”并不实有。“天花”原本是诸天伎乐纷响，如雨落至人间的“虚空花”，因此有“天花乱坠偏虚空”(《心地观经一》)的说法。二是自然界之花，即我们常见的花，能称为“天花”的是用法眼看待，它是“妙好”的。王维谙熟《维摩诘经》，对“花”所蕴藏象征的佛法真谛体悟精微。故王维诗中对花的体认也包含两层意义，第一层，花是花，是顺应自然时节有开有落的花，是俗世中人人可见的花;第二层，花不是花，离了世间生灭的“虚空花”，虽为实有，却成幻相，是超脱了自然之具象的纯粹审美经验的“直观”的产物。王维诗思独运，把两重意义融合叠印，达到禅趣与诗境的圆融一体。以花寓禅，花是花，花又非花，空谷辛夷，空山落桂，皆是“虚空花”，是王维心灵人格的生动写真。
《维摩诘经》中还有一个“天花著舍利弗衣”的故事。讲的是一日维摩室内正在说法，天女现身，就散花在诸菩萨和佛弟子身上。花瓣至菩萨身上即纷纷坠落，而于佛弟子身上，怎样也无法去掉。天女就问诸弟子为什么非要把花去掉?弟子答，出家人不能戴花，毕竟花不如佛法。天女诫示道：花之所以不粘菩萨身，是因菩萨已断一切分别想，法就是花，花就是法;花粘在诸弟子身上，是因诸弟子色声香味触五欲之根未除尽，心存分别想，不能解脱的缘故。了断一切分别想，则于一切时中，都能不尘不染，不粘不著。《维摩诘经》所载这一典故想必对王维影响颇深，因而在王维的诗作中时现“落花粘衣”的诗歌形象就不足为怪了。自性清净，花不沾衣，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佛法真如的外在显现。“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僧肇语)，可视为王维禅宗审美的标高。 综上所述，可以说王维诗中“落花”之譬喻源出佛典，它展示了王维于佛理典故的高度结撰技巧，又体现了诗人独异的'审美追求。“落花”意象的异质性，不是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因袭，亦不是妙手偶得，它深受佛源禅典的淫染，脱落而无痕迹。自然界的落花在诗人“空观”审美经验的关照下，成为“虚空花”，是王维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写照。
二 “花落知多少”：人生与审美境界的投射
无色无相，纯任自然，虚体广大，“落花”无疑是王维的一种人生镜像，透过这“璀璨的反光”我们把握到诗人对生命的主体性阐释。
王维生逢盛唐，少年才俊，与李白、杜甫相比，仕途并无险风恶浪。他与李白生年一致，享年相当，同享诗名，都受到过政治上的排挤和打击，对奸臣当道，朝政日非的现实都曾痛心疾首，怀救世之志。两人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仗剑游历，兴风狂啸，以不羁之态睥睨世俗;一个持戒安禅，敛心守志，以不争之态隐遁山林。如果说是久在官场，看透大唐一去不可返的颓势，那么小王维十一岁的杜甫经历此便更为深巨，然而历史留下的是杜甫缥缈孤鸿的人生剪影和苦苦吟哦的济天下、安苍生之志。在几乎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王维走的这条无可无不可的人生道路值得深味。当然影响一个人的人生与价值观的最终选择的因素极为复杂，几乎无法条陈和细究。而这在王维身上又是个特别，从出生到终卒，始终有一条经线贯通王维整个生命历程，对他的人生及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质的影响，那就是――“殊胜佛缘”。
王维出生在一个佛教气氛浓厚的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崔氏虔诚奉佛，师从北宗禅领袖神会弟子大照禅师普寂，王维兄弟自幼便随母吃斋茹素。自开元九年(公元721)王维中举不久，因伶人舞黄狮子得罪遭贬出京，至开元二十三年在张九龄举荐下回京出任右拾遗，这十四年当中，朝廷政治黑暗动荡，王维个人仕途颠簸困顿，使他日渐产生退隐心意;但另一方面，他念家中兄妹之情，以至于沉吟不能去。这多方面的原因使王维一直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开元十七年未满三十岁的王维正式拜在道光禅师门下，对佛理研习日深，此一时期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交游多是僧道居士。开元二十八年，王维倾心服膺慧能的“不立文字，心心相授”的南宗禅，这是王维佛教人格，心灵视界的重大转折。这一年，王维从殿中侍御史任上知南选，路过南阳，得遇慧能弟子神会，此后王维与神会保持密切的交往，随后又应神会之请为慧能撰写碑文。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禅宗修悟方式成为王维在生活和诗作中追求的审美趣味。随着生活阅历的累积，特别是中年以后政治上的打击和压抑，佛法境界越来越成为王维的精神依托。他在蓝田构筑别墅，过着“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的生活。晚年的王维更是摒绝尘事，在自然山水的体悟中参禅悟道，寻求永恒的精神体验。但是王维也并非将自己的精神完全泯灭在宗教的虚无中，在一些诗作中王维也曾发出世事沧桑，生命几何的哀叹：“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埋骨白云长已矣，空馀流水向人间(《哭殷遥》)”。在王维恬静淡然的心胸间，偶有这种人生哀音的流露，让我们渐欲接近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细腻，敏感多思的诗人本真面目。
王维对于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是给后人留下了一种传统士人精神人格的审美范式，更突出的贡献是他赋予山水自然以特别的人格色彩。落花、飞鸟、山月、松风皆脱落自然之主体，皈依王维禅宗审美之主体，使自然山水获得了一种超越现实存在的永恒价值。山水实境与佛禅空境的完美交融创造了中国诗歌至高的艺术境界。他常将诗人之“我”置之物外，对自然万物作超距离的圆融观照，又善抓住自然界里极其精微的声、色、光、影的变化，表达无穷的哲理韵味。王维归隐后所作《田园乐(其六)》，在诗体、意象和诗境上都与孟浩然的《春晓》相近，不妨稍作比对。孟诗虽也表达了一种闲适悠然的心境，但诗人被啼鸟唤醒之后，回想一夜风雨急，不免心里一紧，残红萎地，花已不在枝头的留恋惋惜之情跃然纸上。不离世间苦，满怀尘世忧，诗人求闲适却难以超然的形象非常鲜明。王维此诗前两句清新明丽，后两句则是一派天机。啼鸟何妨入眠，落花铺地却让人感觉洁净不染，何必扫去呢?不但诗人成了局外之人，一切皆随顺而安，无依无待，十足自在，流露出禅家了断分别之想，万法尽在自身的妙谛。其旨淡而远，其趣深而幽，令人回味无穷，远高于孟皓然《春晓》的有旨无趣。王维诗中相似的审美创造还有很多，例如，“落花啼鸟纷纷乱，涧户山窗寂寂闲”(《寄崇梵僧》)，“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等，这些以“落花”为中心意象的诗，皆是以“静”为特点，以“落花”为引机，诱发寂与空的哲思。在静与寂的艺术实境中，王维寻求空明本体，达到一种刹那永恒的人生体悟和审美境界。
导语：王维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一生，他的一生，亦官，亦隐，亦禅。而当他分别以宦者、隐士、居士这三种身份阅世时均别有收获，其笔下的山水亦随其审美心态的不同而呈现出三重境界――宦者的悲慨、隐者的超逸、居士的禅寂。多元的人生导致了其诗作中多重的审美境界，从而使其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最杰出的代表。
一、亦官亦隐亦禅的人生路
王维登第之早，唐代罕见，开元九年(721年)他擢进士第，年仅21岁，这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当时轰动朝野，他历任右拾遗、给事中等清贵要职，官终尚书右丞，官爵之尊，在盛唐诗人少有。他曾经如此概括自己一生的变化：
“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赠从弟司库员外》)
“中年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终南别业》)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
他年轻时有青春的冲动与报国的赤诚，但是，随着贤相张九龄被奸臣李林甫排挤出京，权奸当道，政治日趋黑暗腐败，仕途上的连受挫折，导致了王维因对官场的失望而怨怅而厌恶，建功树勋之心逐渐淡化，而归隐求佛之念日益强烈。之所以未能彻底归隐，在于传统的儒家教育，特别是修齐治平的正统观念对他的影响，社会责任感使他难以遽下决心，彻底遁向山林，所以他选择的是在家奉佛的居士修禅方式，以求社会责任与个人涅磐之间的矛盾调谐，由外求功利的动态人生演化为内向禅隐的静态人生，铺就一条亦官亦禅亦隐的人生路。
二、官宦的山水境界――悲慨
王维仕官四十年，又久为京官，阅尽政坛苍狗白云，形成了他对官宦人生的独特感受，慨而言之，可谓一幻二悲三无奈，每当他置身于官场的交际应酬中，每当他以官员的心性审美论世时，这种心态就自然而然地流泻于笔端，形成了特具悲慨美的官宦山水境界。
“悲慨”在司空图《诗品》中得到精雅的阐述：“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往，苦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这是看透人生与社会后的凄切，这是壮志难酬的哀苦，这是雄才壮士痛悼世道日非的悲恨，故而既悲凉又慷慨，甚具情感力度。
王维的诗歌，凡涉及官场生活的，罕见欢愉之辞，饶多清苦之音。赴朝谒君，这是近臣的荣耀，王维却剪摄一个严冬霜景;“冬宵寒且永，夜漏宫中发。草白蔼繁霜，木衰澄清月。”(《冬夜书怀》)如此借寒夜繁霜衰木渲染气氛，就烘托出了老不得志的“惭朝谒”的悲苦心情。为表现谪迁济州的迷茫，他择取了漫漫长途中的一个霖雨秋景：“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宿郑州》)此时此刻，他在雨幕中所望不见的，岂止是宛洛，还包括政治前程吧?立身官府，多的是饯别送行，王维善于通过实写或悬疑笔法巧构凄寒又苍茫的氛围，如：“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地迥古城芜，月明寒潮广。”“鸟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时。”最能体现王维悲慨美的还是边塞诗：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
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从军行》)
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陇头吟》)
王维年轻时受到时风影响，憧憬边塞横枪跃马;开元二十五年秋，他以监察御使奉命劳军，又留在凉州为河西节度判官两年多，大漠长河的雄奇风光开阔了诗人的心胸，金戈铁马的艰苦生活充实了诗人的情感，故其前后所作诸边塞诗，均境界阔大，出语慷慨，含思悲凉，体现出了盛唐大丈夫的雄迈气魄。
三、隐者的山水境界――超诣
王维诗表现得最多的是隐逸情思与山居生活。作者夙有退隐志，故无论游赏、静思、送别，都会触景生情，勃发归隐之兴。
山野之美，是王维山水诗所着力表现的一个主题，大自然中气象万千的山河瀑布，花草鸟兽，风云雨雪之美，一旦为他诗笔所收摄，就成为渲染上隐士审美趣味的秀美画卷。纵览其诗，他所激赏的自然美主要有四类：其一为似有似无，若真若幻的空灵美，如：“白云回望合，青蔼入看无。”(《终南山》)“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其二为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清新美，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欣欣春还皋，澹澹水生陂。”(《赠裴十迪》)其三为乍明乍暗，深邃渺然的幽深美，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 (《桃园行》)其四为空门意识浓厚，最具王维个性的禅寂美。
山居之逸，是王维山水诗所衷情表现的另一主题。他吟唱走出官场后随心所欲的闲逸：“终年无客常闭关，终日无心常自闲。”(《答张五弟》)“桃花复含宿雨，柳绿更带青烟。花落家僮来扫，莺啼山客犹眠。”(《田园乐》);他称颂悠游林下、孤高傲世的'放逸：“绿树重荫盖四邻，青苔日厚白无尘。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他赞美山居的雅逸：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临湖亭》)
山居之乐，这是王维所倾心表现的又一主题。其乐有三：归返大自然天然之乐：“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云霞成伴侣，虚白侍衣巾。”《戏赠张五弟湮》)悟道之乐：“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田园之乐：“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田园乐七首》)
王维以宦为幻为无奈，又以隐为真为乐为适性，他笔下的隐者山水与前述官宦山水明显不同，多亮色欢声，多生趣清乐，别具一种悠然自得的超诣美。它以隐逸为宗旨，宣扬隐者情趣，歌颂隐逸生活，美化隐居山林，表现因“自遗身”，“吾表我”而体验到的超脱现实的心灵澄明，创造出一个清逸幽美的隐者山水境界。
四、居士的山水境界――禅寂
王维对山水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塑造出了以禅寂美为特征的居士山水境界。王维的禅寂山水诗，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表现的是禅寺寂，他所到之处，必访寺交僧，礼佛通经，他的游寺诗，通常不写寺庙的金碧辉煌，不写佛像画的庄严宏伟，而是刻意渲染山寺环境的幽寂，借以表现参寺入禅的空寂悟觉。试看：“窗中三楚尽，林上九江平。软草承趺坐，长松响梵声。”(《登辨觉寺》)而在《投道一师兰若宿》中，他不但传写出道一的安禅，兰若的幽寂，而且写出了自己留居的心愿：“鸟来还语法，客去更安禅。昼涉松露尽，暮投兰若边。洞房隐深竹，清夜闻遥泉。向是云霞里，今成枕席边。岂惟留暂宿，服事将穷年。”
第二层次表现的是禅理寂。东土佛教颇受道家“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影响，提倡观物证道，随机摄化。王维游寺诗就喜欢睹物兴情，由情达理。这类诗依其禅语寡多，禅理隐显，艺术水平大相径庭，空同子就曾说过：“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王维还有些诗以弘扬所体悟之佛理为诗旨，爱于诗末点醒此禅悟，如《香积寺》云：“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第三层次表现的是禅境寂。这类诗最能见出王诗的禅寂美。“佛者觉也，得觉满者入佛慧。”(《为舜�黎………》)这类山水诗之所以空前绝后，就因为它入乎禅，将禅觉佛慧外化为景色诱人又禅意盎然的山水画面，达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高峰。
王诗的禅境有二，其一为山水寂境。释教以寂灭为至高佛性，王维毕生都在体悟寂心，自然也就常用寂心悟寂境、写寂境，其诗中寂字多达二十一处，如“寂廖田地暮”，“落花寂啼寂山鸟”，“山寂寂兮无人”……大抵籍寂境透写寂心，深得委婉有致之妙。代表作有《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善终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花那自开自落的孤寂之景，岂不令人想见诗人那任远随缘的禅寂之心?惟其诗人意识到“色即是空非空有”，方能凭色(辛夷花)彻悟，而这种超自然物我的禅寂心态，居然又能表现为心物圆融的诗歌形象，连非佛教徒也各会其心，憬然有得，这才是常人望尘莫及的。
其二为山水空境。王诗中运用“空”字更多，共九十八次，诸如空秋，空山，空谷，空林，空碛，空馆等等。王维笔下的空境，着意表现的不是空间的空无所有，而是勘破万物无自性，无实体后的入我空，法我空，这是高僧大德才能恍悟的至高佛境。下两诗堪称代表作：“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飞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有道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经》)，诗人在上述诗中，就巧妙地运用色空相即之法，明写空山空林空涧，暗寓空觉空理空性，可谓心融物外，道契玄微，禅悦于山水胜境。
总之，亦官亦隐亦禅的人生道路决定了王维宦者，隐士，居士的三重身份，而这三重身份又决定了三种迥然不同的阅世心态，以这三种审美心境诉诸笔端更形成了其山水诗的三重境界。
无色无相，纯任自然，虚体广大，“落花”无疑是王维的一种人生镜像，透过这“璀璨的反光”我们把握到诗人对生命的主体性阐释。
王维生逢盛唐，少年才俊，与李白、杜甫相比，仕途并无险风恶浪。他与李白生年一致，享年相当，同享诗名，都受到过政治上的排挤和打击，对奸臣当道，朝政日非的现实都曾痛心疾首，怀救世之志。两人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仗剑游历，兴风狂啸，以不羁之态睥睨世俗;一个持戒安禅，敛心守志，以不争之态隐遁山林。如果说是久在官场，看透大唐一去不可返的颓势，那么小王维十一岁的杜甫经历此便更为深巨，然而历史留下的是杜甫缥缈孤鸿的人生剪影和苦苦吟哦的济天下、安苍生之志。在几乎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王维走的这条无可无不可的人生道路值得深味。当然影响一个人的人生与价值观的最终选择的因素极为复杂，几乎无法条陈和细究。而这在王维身上又是个特别，从出生到终卒，始终有一条经线贯通王维整个生命历程，对他的人生及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质的影响，那就是―― “殊胜佛缘”。
王维出生在一个佛教气氛浓厚的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崔氏虔诚奉佛，师从北宗禅领袖神会弟子大照禅师普寂，王维兄弟自幼便随母吃斋茹素。自开元九年(公元721)王维中举不久，因伶人舞黄狮子得罪遭贬出京，至开元二十三年在张九龄举荐下回京出任右拾遗，这十四年当中，朝廷政治黑暗动荡，王维个人仕途颠簸困顿，使他日渐产生退隐心意;但另一方面，他念家中兄妹之情，以至于沉吟不能去。这多方面的原因使王维一直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开元十七年未满三十岁的王维正式拜在道光禅师门下，对佛理研习日深，此一时期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交游多是僧道居士。开元二十八年，王维倾心服膺慧能的 “不立文字，心心相授”的南宗禅，这是王维佛教人格，心灵视界的重大转折。这一年，王维从殿中侍御史任上知南选，路过南阳，得遇慧能弟子神会，此后王维与神会保持密切的交往，随后又应神会之请为慧能撰写碑文。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禅宗修悟方式成为王维在生活和诗作中追求的审美趣味。随着生活阅历的累积，特别是中年以后政治上的打击和压抑，佛法境界越来越成为王维的精神依托。他在蓝田构筑别墅，过着“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的生活。晚年的王维更是摒绝尘事，在自然山水的体悟中参禅悟道，寻求永恒的精神体验。但是王维也并非将自己的精神完全泯灭在宗教的虚无中，在一些诗作中王维也曾发出世事沧桑，生命几何的哀叹：“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埋骨白云长已矣，空馀流水向人间(《哭殷遥》)”。在王维恬静淡然的心胸间，偶有这种人生哀音的流露，让我们渐欲接近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细腻，敏感多思的诗人本真面目。
王维对于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是给后人留下了一种传统士人精神人格的审美范式，更突出的贡献是他赋予山水自然以特别的人格色彩。落花、飞鸟、山月、松风皆脱落自然之主体，皈依王维禅宗审美之主体，使自然山水获得了一种超越现实存在的永恒价值。山水实境与佛禅空境的完美交融创造了中国诗歌至高的艺术境界。他常将诗人之“我”置之物外，对自然万物作超距离的圆融观照，又善抓住自然界里极其精微的声、色、光、影的变化，表达无穷的哲理韵味。王维归隐后所作《田园乐(其六)》，在诗体、意象和诗境上都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