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激动，走在街上冷风里，
雪花点数着每一个行人，
让寒冷在此时变得有些浪漫。
谁家的烟囱冒着缕缕青烟，
这熟悉的街道，
我已多年没有再来过，
用鼻孔里的白气，寻找
寻找着曾经有过的熟悉气味儿。
突然让我看见你了，
冬衣掩藏不了你隆起的胸脯，
它仿佛在跳动，
身姿婀娜，丰满有曲线，
你比以前发育地更好了，
鼻孔里的白气急促，
我感到燥热，燥热里
冬衣保护着我躁动的'身躯。
此时，我该对你表白吗？
你对我笑，眼神中有迟疑，
正当我想要冲过去吻你的时候，
冒着青烟的屋子里，走出
一个男孩抱着一个哭着的婴孩，
“外边冷，进去吧。”男孩淡语。
引导语：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叙事名篇，它接受史研究以及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我们通过下文了解更加详细的详细了。
古代诗评史，实质是以“诗言志”为旨归的抒情诗评论史。叙事诗长期得不到确认与重视。白居易《长恨歌》有千年接受史，但这并非千年赞美史，而是交织着热情与冷遇、赞赏与否定的对话史。对这一叙事名篇，古代评家由贬毁到褒美的历史转变，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古代叙事诗批评形成发展的历程。
唐代：选家沉默，评家毁多于誉
“一篇长恨有风情”，其创作史结束之日，便是声誉鹊起的效果史开始之时。然而，中唐至五代的接受者有三种态度：歌女诵唱，选家不录，评家毁多于誉。
相传唐宣宗《吊白居易》诗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天宝后，李杨故事盛传民间。《长恨歌》的诞生，乃希代之事遇出世之才：故事哀感顽艳，情思缠绵悱恻，语言明丽圆畅，声韵和谐宛转;故歌女争唱，借以增价。《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哀怨主题，更易引起失意文人的心灵共鸣。与身前寂寞狼狈的杜甫相比，胡应麟不禁发出“诗固有遇不遇哉”的感叹。
选择即评价。唐代选家对此杰作，则始终保持沉默。现存唐人选唐诗，元结《箧中集》、殷璠《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成书早且不论。令狐楚进《御览诗》、姚合编《极玄集》时，白氏诗名“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几无人不晓;二人与白氏交谊甚厚，时相唱和，仍未选白氏诗篇。顾陶是最早提及白氏的唐代选家，但其《唐诗类选》入选韩孟，未取元白。《后序》释曰：“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然，号元和体。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无所取，盖微志存焉。”集大不取只是搪塞之语，“微志存焉”才流露了似扬实抑的真意。韦庄《又玄集》和韦糓《才调集》更值得注意。《又玄集》首录白诗，但非《长恨》《琵琶》，而是两首七律。此集以近体为主，歌行较少，但元稹入选的均为歌行，且与《长恨歌》同题材的《连昌宫词》赫然居首。宋人“《连昌》胜《长恨》”的议论，已在此埋下伏笔。《才调集》是现存唐人选唐诗中规模最大的一部，以“韵高”、“词丽”为准的。令人注目的是卷一首列白居易，卷五再选其作，虽篇数并非最多，位置极为重要，大有先于张为《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之意。然而，有“十首《秦吟》”，却无“一篇《长恨》”。总之，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选，或选而遗珠。与民间传唱盛况相反，唐代选家无一人接受这古今第一长歌。
选家沉默，评家贬毁;若不算元稹这位诗友，白诗阐释史几从批评开端。李戡首发其难，杜牧《李府君墓志铭》引其言：“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怀。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李戡痛诋“淫言媟语”的情调;司空图讥嘲“力夐气孱”的诗格，《与王驾评诗书》曰：“右丞、苏州，趣味澄玧，若清勍之贯达。……元白力玧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李戡、表圣从不同审美立场所作批评，成为历代贬白者的套语，交口相传。表圣之语并不直接针对此作，李戡之论则影响着两宋至明清对《长恨歌》的评价。
白氏此作在唐代并非一无知音。针对李戡、杜牧之论，黄滔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奋起为《长恨》辩护：“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黄氏首开了讽谕主题说，“其文平而易”则对白诗风格作了精辟概括，成为唐代从诗旨到诗艺全面肯定白诗的评家之一。
然而毕竟其声甚微。有唐一代，沉默的选家加严厉的评家，表明此作在当时只有流行性而无经典性，没有真正进入“理想读者”的审美视野。对这篇叙事杰作的艺术成就，诗评家毫无知觉，更表明当时尚未确立叙事诗观念。传统文体学，从挚虞《文章流别论》到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始终没有“叙事诗”一体。仅在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论《孔雀东南飞》中，初见“叙事体”一语。因此，且不说《长恨歌》，其时已流传五百年的《孔雀东南飞》，中唐至五代评家也未认识其叙事诗特征，更未论析其叙事价值。
两宋：诗旨与诗艺的双重责难
两宋三百年是《长恨歌》接受史的第一个高潮。田锡成为北宋白诗的第一个知音，《贻陈季和书》写道：“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把《长恨歌》置于经典地位，与“新乐府”相提并论。
田锡之后的《长恨歌》评家仍未意识其叙事诗的独立地位，故均以史鉴、诗教或传统的诗学理论，对《长恨歌》的诗旨诗艺作双重责难。稍作条贯，可约而为四。
诗旨作意：“无监戒规讽之意。”古文家曾巩首开其端，他把《长恨歌》、《津阳门诗》与《连昌宫词》相比，认为后者不独诗词富艳，且究治乱之由，故“稹之叙事，远过二子”(《潘子真诗话》)。北宋末张邦基《墨庄漫录》亦云：“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稍后，洪迈《容斋随笔》认为：“……《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
创作态度：“无恻怛忧爱之意。”宋末经生车若水更进一解，由诗旨立意直指诗人的创作态度，《脚气集》曰“白乐天《长恨歌》叙事详赡，后人得知当时事实，有功纪录，然以败亡为戏，更无恻怛忧爱之意。身为唐臣，亦当知《春秋》所以存鲁之法，便是草木，亦将不忍”云云。直以诗为史，诗人与史臣混而莫辨。从封建政治伦理原则抨击诗人“讥笑君父”的创作态度，始自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与惠洪《冷斋夜话》。魏氏略曰：“白居易曰：‘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军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杨妃也。噫!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礼矣。”在他看来，诗人以败亡为戏，失臣下事君之礼，罪不可恕。车氏的责难还得到四库馆臣的回应，《提要》评《脚气集》曰：“论白居易《长恨歌》非臣子立言之体”，“凿然有理”。
诗中叙事：“拙于纪事，寸步不移。”苏辙视《长恨歌》的叙事为诗中一病。其《诗病五事》之二评论三首叙事诗，给《大雅·绵》最高评价：“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盖附离不以凿枘，此最为文之高致耳。”对杜甫《哀江头》也很欣赏：“予爱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对与《哀江头》同一题材的《长恨歌》则极表不满：“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苏辙为什么褒杜贬白，《长恨歌》究竟“病”在何处、“拙”在何处呢?王士禄评《哀江头》透露了个中消息：“乱离事只叙得两句，‘清渭’以下，以唱叹出之，笔力高不可攀，乐天《长恨歌》便觉相去万里。即两句亦是唱叹，不是实叙。”(《石洲诗话·渔洋评杜摘记》)此论受苏辙影响，了然可识;而“是唱叹，不是实叙”，正点示了苏辙优杜劣白的缘由。其实，“百金战马”似的“唱叹”与“寸步不移”的“实叙”，是抒情体与叙事体诗中叙事的两种方式，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苏辙是前非后，并得到众多评家的附和，既流露出囿于传统诗学的艺术偏见，也表明在宋代诗评中确无叙事诗的独立地位。而宋人对《长恨歌》体裁篇幅的非议，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文章体裁：“一篇不如数句。”这与“拙于纪事”之说实互为表里：在表达上反对“寸步不移”的“实叙”，在篇幅上便看重短小精悍的短章。唐人咏李杨故事者多矣，既有长篇歌行，更有短篇的律绝。在宋人看来，叙事详赡的《长恨歌》不仅不如“唱叹出之”的《哀江头》，甚至还不如寥寥数句的律体与绝句。陈模《怀古录》曰：“前辈论李商隐《咏骊山》云：‘海外徒闻更九州，云云’，以为白乐天《长恨歌》费一篇，而不如商隐数句包括得许多意。盖述得事情出，则不必言垂泪断肠，而自不能不垂泪断肠也。“范温《诗眼》：“义山云‘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语既亲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堕泪等字，而闻者为之深悲。”陈氏所谓“前辈”或指范温此语，并稍事发挥;波及清人，查慎行便有“一起括尽《长恨歌》”之说。洪迈将《长恨歌》与《行宫》相比，影响更大：“白乐天《长恨歌》……，道开元间宫禁事，最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宫》一绝句，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后人论以少总多、以小见大的诗学原则，常以此为论据;而从宋代的诗评背景看，上述二例更主要流露了宋人“叙事详赡”不如“语少意足”的传统诗学观念。
正是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张戒《岁塞堂诗话》作出了“《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的评判。他将《长恨歌》与《哀江头》捉对比较，结曰：“《哀江头》，乃子美在贼中时，潜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连昌宫词》在元微之诗中乃最得意者，二诗工拙虽殊，皆不若子美诗微而婉也。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正可谓集宋人非《长恨》之大成，对诗旨、作意及艺术价值作了全面否定;而“数十百言，不若一句”，更表明他对“叙事长篇”的难以容忍。
从曾巩、苏辙，经张戒、洪迈，到宋末陈模、车若水，《长恨歌》的两宋接受史充满重重质难之声。唯一得到称赏的仅是被凑成“四雨”诗的“梨花一枝春带雨”一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曰：“‘梨花一枝春带雨’、‘桃花乱落如红雨’、‘小院深沉杏花雨’、‘黄梅时节家家雨’，皆古今诗词之警句也。”然而，就是这一句，宋人意见也不一致。周紫芝《竹坡诗话》云：“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也。”反将“元轻白俗”之论，扣在了《长恨歌》上。
其实并非只是元白歌行体叙事诗，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的乐府叙事诗，其叙事诗地位和价值同样未得到宋代评家的认可。《孔雀东南飞》在宋代仅见三位评家;魏泰称其诗有“高致”;严羽论其多用“重韵”;刘克庄最值得重视，其曰：《焦仲卿妻》诗、《木兰》诗，“乐府惟此二篇作叙事体。有始有卒，虽辞多质俚，然有古意。”然而，细味其旨，此中“叙事”之谓，当是传统辨体论所谓“诗以言志，史以叙事”的“叙事”，而非明清评家所谓“叙事之诗，宛如画出”的“叙事”;全句落脚点也在对“有古意”的肯定，与魏泰的“有高致”，旨趣相等。
钱锺书先生指出：“吾国文学，体制繁多，界律精严，分茅设蕝，各自为政。《书》云‘词尚体要’，得体与失体之辨，甚深微妙，间不容发。”(注：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溯源察流，确乎如此。上古六经分体，中古文笔明辩;及至宋代，李清照有词“别是一家”之论，严沧浪有“别材”、“别趣”之说，把辨体之论推向极至。尤其是代表两宋诗学最高成就的《沧浪诗话》，标举“别材”、“别趣”，重申“诗者吟咏情性”，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自然更不容“以叙事为诗”。在这严于辨体、精致系统的传统诗学一统天下的时代，《长恨歌》及《孔雀东南飞》等“以叙事为诗”的“别体”，要得到首肯与好评是难以想象的;它需要诗评家在新的文艺风气下，拓展审美视野，养成新的审美趣味。
明代：推为“古今长歌第一”
滹南老人对白诗及叙事长篇的高度评价已见出转机，《滹南诗话》曰：“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撚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此论上与宋人固见针锋相对，下为明代评家导夫先路。
进入明代，《长恨歌》问世已近七百年，时间使作品获得古典的威严;同时在新的文艺风气中，叙事诗学观念业已形成，评家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这篇叙事佳作。明初瞿佑得风气之先，《归田诗话》曰：“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瞿氏针对宋人“长不如短”的偏见，力主“长短各宜”之说，赋予叙事长篇应有的艺术地位，进而认为《长恨歌》已臻长篇妙境。随着叙事诗观念的深入和对《长恨歌》艺术地位的认识，戏曲评论家何良俊进而对唐代歌行、尤其是叙事歌行作系统考察后写道：
初唐人歌行，盖相沿梁陈之体，仿佛徐孝穆、江总持诸作，虽极其绮丽，然不过将浮艳之词模仿凑合耳。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令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五《诗》二)
我以为，此论标志着古代叙事诗批评的确立与形成。首先，他把唐代之前的歌行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梁陈之体”、“初唐人歌行”和元白叙事歌行，而把绮丽浮艳的初唐歌行与“直陈时事”的元白歌行严格区别开来，而极力推重后者;更主要的是何氏此评包含了自觉而较系统的叙事诗理论。现代诗学认为，叙事诗的核心是事件，完整的事件和生动的情节，是其艺术生命之所在。何氏所谓“直陈时事”、“铺写详密，宛如画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云云，正是从艺术题材、叙述方式和审美效果诸方面，揭示了元白叙事歌行的审美特征，完全跳出了宋人以有无“监戒规讽”和“恻怛忧爱”之意褒元贬白的传统诗评观念。再次，何氏之后，明代评家从叙事诗的审美标准出发，逐渐改变了宋人褒《连昌》贬《长恨》的看法，形成了首《长恨》亚《连昌》的共识。许学夷《诗源辩体》、胡应麟《诗薮》、陆时雍《唐诗镜》、唐汝询《唐诗解》等，对《长恨歌》的“叙事详明”、“情致宛转”、“形容仿佛”的特色，均予以高度评价和精辟阐释。
从《孔雀东南飞》的接受史看，这篇乐府叙事杰作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到真正的评价，并被推为“长篇之圣”。与何良俊几乎同时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写道：“《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总结了作品的艺术特色，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在中国叙事诗史上，《孔雀东南飞》作为乐府叙事诗之圣，《长恨歌》作为叙事歌行之第一，可为不移之论。
古代叙事诗批评确立成熟于明代，决非偶然。首先，白居易叙事歌行的艺术价值在元杂剧中已得到重视。社会现实、历史传说和文学故事是元杂剧的三大创作来源。《长恨歌》《琵琶行》以其感人心魄的故事和富于戏剧性的冲突，为杂剧家看好，敷演改编之作络绎不绝。这是明代评家从叙事诗角度认识其价值的潜在的审美前提。
其次，它与叙事诗创作在明代的再度繁荣密切相关。对这一时期的叙事诗创作，谨守传统诗学的评家往往斥为“里巷盲词”。如王夫之《明诗评选》曰：“成化以降，姑苏一种恶诗，如盲妇所唱琵琶弦子词，挨日顶月，謰诿不禁，长至千言不休，歌行惫贱，于斯极矣”(孙贲《南京行》评语);又曰：“长篇为仿元白者败尽，挨日顶月，指三说五，谓之诗史，其实盲词而已”(祝允明《董烈妇行》评语)。然而，正视诗歌艺术发展规律的批评家则予以热情肯定，并对历代叙事名篇重新评价，进而对叙事诗学作深入思考。当时的叙事诗创作，乐府古体多以《孔雀东南飞》为学习典范，长篇歌行则以《长恨歌》为摹仿对象。而这两篇作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推为“长篇之圣”和“长歌第一”的。
再次，评家审美视野的拓展和诗评观念的转换更是直接根源。这些评家大多对当时得到高度发展的戏剧、小说这类叙事艺术具有极高的造诣，并兼擅创作。明代最先以新的审美眼光评价《长恨歌》的瞿佑，便是杰出的文言小说家，著名的《剪灯新话》便出自其手笔。何良俊与王世贞则是当时著名的戏曲评论家，《四友斋丛说》有“词曲”专论，王世贞有《曲藻》一卷，均以精辟的见解为当时学者重视。基于对叙事艺术的深刻体验，他们自能发现《长恨歌》、《孔雀东南飞》等名作区别于抒情诗而近似于传奇、小说的审美特性和艺术价值，以新的观念作出新的评价。同时，表现“风情”主题的《长恨歌》在明代得到肯定，还与当时的文艺思潮直接相关。宋人尚理轻情;明代成化以降，文坛主情思潮日盛，歌颂人类情爱的作品大量涌现，小说、戏剧及诗文批评也以“至情至性”作为审美准则。白氏之作由被唐宋人斥责为“淫言媟语”，到明人盛赞其能“令有情者为之死”，正是在主情思潮的影响下，变化了的审美态度对其内在价值的一种再发现、再欣赏。
尧斯说：“一种过去文学的复归，仅仅取决于新的接受是否恢复其现实性，取决于一种变化了的审美态度是否愿意转回去对过去作品再予欣赏，或者文学演变的一个新阶段出乎意料地把一束光投到被遗忘的文学上，使人们从过去没有留心的文学中找到某些东西。”(注：尧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明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与《长恨歌》及《孔雀东南飞》等杰作的艺术价值的发现和艺术地位的确认，为尧斯的论断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中国诗歌接受史的实例。
何良俊之后，《长恨歌》虽仍不乏批评贬责者，但其作为“古今长歌第一”的经典地位已牢固确立。它不仅更为民间传诵，也为选家重视而频频入选。高棅首开选录白氏歌行的先河，但只录《琵琶行》，未选《长恨歌》。至明中期以后，综合性唐诗选本多将两篇歌行双双选录，如《唐诗解》、《唐诗镜》、《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等等。唐汝询《唐诗解》曰：“《连昌》纪事，《琵琶》叙事，《长恨》讽刺，并长篇之胜。余采而笺释之，俾学者有所观法焉。”特别强调了作品的经典性和典范性。至清代，则《唐诗别裁》、《唐宋诗醇》及《唐诗三百首》等书中，《长恨歌》均赫然在目，评价更超胜《连昌宫词》。
清代：面对经典的诗学探索
《长恨歌》千年接受史，至清代三百年进入多元接受、诗学探索的更高阶段，这也是古代叙事诗批评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中唐至清末的评家约一百五十家。唐代包括陈鸿、白居易，仅见6家;宋代包括诗话、笔记、题咏、翻用等等，多达40余家，形成第一个高潮;金、元、明共30家;明代占25家;清代已见70余家，约占总数的一半，形成第二个高潮。这与白居易诗歌接受史的总体发展曲线基本一致。从接受形式看，除传统的诗话、笔记、选本、评点外，还出现以下三多：一是仿作拟作多，如梅村歌行之于香山歌行;二是改作规模大，如洪升《长生殿》之于白氏《长恨歌》;三是论诗绝句评论多，阅《万首论诗绝句》，专论白居易者共63家93首，论及《长恨歌》及《琵琶行》者，清代便有20首。论《长恨歌》者，有不少对诗旨与诗艺作了精当的阐发，如吴景旭诗曰：“钗留一股寄情多，谱出人间长恨歌。闲杀白家心自足，终朝放眼看嵯峨。”再如焦袁熙诗曰：“长恨歌成字字愁，不妨老杜并千秋。何人妄欲诛褒妲，地下诗人笑不休。”虽短短四语，多别具会心，足资谈助。
《长恨歌》清代三百年接受史的主要特点，是诗评家对这一叙事诗经典进行了多方面的诗学探索，并对前人围绕《长恨歌》提出的诗学问题作了理论总结。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这里择要论述三点。
1.“长庆长篇”与文人叙事歌行
对这一问题，清初贺贻孙《诗筏》论之最深，曰：“长庆长篇，如白乐天《长恨歌》、《琵琶行》，元微之《连昌宫词》诸作，才调风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写情事，如泣如诉，从《焦仲卿篇》得来。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正在描写有意耳。拟之于文，则龙门之有褚先生也。盖龙门与《焦仲卿篇》之胜，在人略处求详，详处复略，而此则段段求详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气生动，字字从肺肠中流出也。”贺氏对以《长恨》、《琵琶》为代表的“长庆长篇”这一文人叙事歌行文体特征的论述，可析而为四。
首先，此论表明“长庆长篇”或“长庆体”与通常所说的“元白体”或“元和体”不同，它特指元白以《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七言长篇叙事歌行。初见于宋末戴复古《望江南》词和刘克庄《后村诗话》的“长庆体”概念(注：刘德重《“长庆体”名义辨说》，《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由此得到了明确规定， 并为后世评家袭用。如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七言古学长庆体，而出以博丽，本朝推梅村”;张尔田《遯堪书题》评《梅村集》：“集中诸作，要以长庆体为工。”均指梅村拟白氏二篇所作的七古长篇。其二，“长庆长篇”不同于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文人抒情歌行，而是直接从乐府叙事诗《焦仲卿篇》得来;其基本特点是有鲜明的人物和完整的情节，全篇叙咏一个离合悲欢的感伤故事，所谓“其描写情事，如泣如诉，从《焦仲卿篇》得来”;而帝妃的爱情悲剧与歌女的悲凉身世，也成为“长庆体”常用的两大题材。“长庆长篇”与初唐歌行的不同，前人亦已见出;胡应麟《诗薮》、毛先舒《诗辩坻》论歌行源流，均认为崔颢“叙事坦直而真切如见”的《邯郸宫人怨》和《江畔老人愁》“为香山长诗之祖”，而非文极博丽、以道情为主的初唐歌行。朱克生《唐诗品汇删》曰：“歌行长篇，骆宾王《帝京篇》是也。元白二篇，艳称一时，然去古远矣。”虽含贬意，却也见出“借事抒情”与“描写情事”的文体差别。其三，贺氏认为“长庆长篇”又并不完全同于乐府民歌：“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正在描写有意耳。拟之于文，则龙门之有褚先生也。”按《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故“龙门之有褚先生”，即指西汉褚少孙增补《史记》。钱锺书《管锥编》评褚氏补文：“描叙佳处，风致不减马迁，而议论迂谬直狗曲儒口角。文才史识，两不相蒙。”由此可见，其“不及正在描写有意”，即不满意“长庆长篇”褚先生似的“迂谬议论”。然而，这正揭示了乐府叙事民歌与文人叙事歌行的差别。美国学者王清献将《长恨》《琵琶》与《孔雀东南飞》比较一段正堪移笺：“总之，文人作诗看来更多地倾向于根据他的情趣与哲学对事件作出解释，而不是通过严谨详实的情节来复述故事。在民间歌手中通常采用的是后一种写法，就像描写家庭悲剧的《孔雀东南飞》所显示的那样。”(注：王清献《唐诗中的叙事性》，《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其四，白氏原创的“长庆长篇”又有其必不可朽而为摹拟者所不及的，即“神气生动，字字从肺肠中流出也”。梅村歌行不及“长庆长篇”者，正在于此。
2.“卓然可传”与艺术生命的奥秘
从白居易生前“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盛况，到清人“一篇长恨夸风情，一曲琵琶说到今”的赞叹，《长恨》《琵琶》，盛传不衰;至清代更出现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接受高潮。面对此种景象，促使诗评家思考其艺术生命力千年不朽、愈传愈盛的奥秘之所在。除贺贻孙《诗筏》外，赵翼《瓯北诗话》卷四曰：“《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同书在评吴梅村诗中又稍作发展：“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事本易传，则诗亦易传。梅村一眼觑定，遂用全力结撰此数十篇为不朽计，此诗人慧眼，善于取题处。白香山《长恨歌》、元微之《连昌宫词》、韩昌黎《元和圣德诗》，同此意也。”综而言之，赵翼着眼于作品本身的内容与艺术：一是取题，即“有关时事之大者”;二是表现，即“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
3.“论诗须相题”与艺术本文的解读
“论诗须相题”是清人反驳宋人对《长恨歌》曲解误评时提出的艺术本文的读解原则。《长恨歌》写杨妃马嵬赐死：“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魏泰、惠洪指责白居易歌咏安禄山能使官军叛乱，逼迫明皇诛杀杨妃，有失君臣大体。对此，清初汪立名在《白香山诗》之《长恨歌》评语中驳曰：“论诗须相题。若讳马嵬事实，则‘长恨’二字便无着落矣。读书全不理会作诗本末，而执片词肆议古人，已属太过，至谓歌咏禄山能使官军云云，则尤近乎锻炼矣。宋人多文字吹求之祸，皆酿于此等议论。”可见，所谓“论诗须相题”，即围绕艺术主题，从“作诗本末”出发，从诗篇形象体系出发，不拘执片词肆议古人。此后，《唐宋诗醇》的编者立足《长恨歌》“作诗本末”的情节分析，为艺术本文的正确解读提供了实例。他们把全篇的情节发展分为四个部分，并对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过渡作了精辟分析。后来，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及至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均以此为据。
此外，清代评家还对“艳诗不废”与审美格调的追求、“诗文演法”与艺术原型的演绎创新等问题作了深入阐发。其实不只是《长恨歌》，《孔雀东南飞》的清代接受史也进入了诗学探索的新阶段，评家较集中地思考了古代叙事诗的美学特征问题。不过，这需要另文探讨了。
摘要：对于中国新诗，余光中是一座“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大山。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余光中先生的诗体美学。
一、诗体，诗的美学要素
诗人要进入诗的世界，首先要获得诗的审美观点。不同的审美观点，使不同文学品种创作者在哪怕面对同一审美对象时，也显现出在审美选择和艺术思维上的区别。诗情体验变为心上的诗，还只是诗的生成的第一步。心上的诗要成为纸上的诗，就要寻求外化、定形化和物态化。审美视点是内形式，言说方式是外形式，即诗的存在方式。从内形式到外形式，或曰从寻思到寻言，这就是一首诗的生成过程。诗体是诗歌外形式的主要因素，换个角度说，寻求外形式主要就是寻求诗体。中国新诗的出现，和诗体直接相关。旧诗体式到了“五四”前夕是强弩之末，难以容纳和表现现代情思。于是才有80年前那场“诗体大解放”运动。新诗刚出生的时候，“诗体大解放”的鼓吹者胡适就在《谈新诗―――八年来的一件大事》中写过：“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怎么解放呢?在同一文章中胡适写道：“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胡适说的这两个方面的“解放”，其实是相互联系与交错的。语言文字的解放必然要求文体解放，文体解放又进一步强化了语言文字的解放。
就语言文字的解放而论，新诗以鲜活的白话代替僵死的文言，这个“解放”是来之不易的成就，其意义远远超越了诗歌自身的变革。中国是古老诗国，诗在古代中国历来是文学皇冠上的珍珠，享有“文学中的文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诗是君临一切文学样式、成就最高的文学。唐宋时代的中国甚至“以诗取士”，这是世界上的罕见现象。有了这样的渊源，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大而言之是中国文化)从来以具有诗化特征为上。“如诗”，是对散文作品和文化典籍的最高赞誉。中国人也从来把诗歌修养当作人的基本文化修养之一，古代中国有诗教之说。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无以立”被当作至理格言。所以，白话诗的出现，有攻破旧文学(旧文化)最坚固的堡垒之功，实在是一件石破天惊、开天辟地的事。新诗成了新文学的排头兵、中国文学跨入现代行列的急先锋。
不过，如果将话题转到文体的解放上，事情就复杂得多。奇怪的是，作为诗体解放宁馨儿的新诗，却似乎对诗体不感兴趣。胡适所谓“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实际上是在文体解放方面交了白卷，甚至有放逐形式之嫌。“文当废骈，诗当废律”是胡适的另一种说法。无论诗也好，还是文学也好，都一定要有体式，这是常识。诗的基础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因此，体式就比其他文学样式更加重要。没有诗体，何以言诗?“废律”以后怎么办?这是关涉新诗兴衰的大问题。体式诚然带来局限，又正是这局限才带来属于诗或某一文学样式特殊的美。这也是常识。在语言文字的解放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胡适，在文体的解放上却给初期白话诗的发展带来了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所以穆木天的《谈诗》一文指出胡适是“罪人”，他写道：“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
从新诗在半个世纪里的行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悟出了一个道理：作诗不能等同于作文，没有成熟的诗体，就没有成熟的新诗。也许，到21世纪初叶，在中国新诗的第一百年时，人们会发现，新诗诗体在百年中大体呈现两个发展阶段：初期白话诗和新诗。
初期白话还没有彻底地从旧诗体那里“解放”出来。郭沫若完成了从初期白话诗向新诗的过渡。他的使白话诗初步站住脚跟的自由诗，丢掉了“放脚”的面孔，是新诗从旧诗中寻求语言文字大解放的彻底胜利。不过就诗体解放而言，自称“最厌恶形式”的郭沫若贡献实在不多。或者可以说，郭汪若在诗体建设上也对新诗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他的“自然流露”、“形式绝端自由”、“不采诗形”、“内在律”理论，中心就是不看重诗体。如熟沫若所说：“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倒正是新诗的一个很大的成就。”作为最早向旧文学营垒冲锋的新诗，并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成就;最先在五四新文学中取得实绩的是后起的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小说。个中缘由，除了明代以后诗歌在中国诸文体中日渐边缘化以外，就在于新诗“解放”出来之后缺乏自身的诗体重建。
新诗80多年中，不乏在诗体重建上创作实验和理论探索的先行者，刘半农就是最早的一位。他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是一篇最早的讨论诗体重建的文献。他提出的“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等主张，现在也具有诗学价值，而这篇论文的发表早在1917年，几乎与新诗的出现同步。
朱自清对第一个十年的新诗曾作过一个著名分类：“若要强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类：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朱氏的分类，虽有概括当时诗坛状况之功，但就诗体而言，却有标准不一之弊。新诗80年虽然思潮多样，花样翻新，诗体却始终比较单一。象征诗在诗体上属自由诗和格律诗。就诗体而言，新诗不外两种：除诗体仍处于草创阶段的自由诗外，尚有少量的自行确定格式韵律标准的现代格律诗。
80年的诗体重建，我们可以看到上述两个向度的努力。一是自由诗体，多少有些像古之杂言诗;一是现代格律诗体，多少有些像古之齐言诗。
在自由诗体的探索上，有以郭沫若发端而以艾青集大成的(通行)自由诗体，有以冰心领潮的小诗。前者对西方诗体有更多借鉴，后者对东方(印度与日本)和中国古代诗体更为注意。由沈尹默《三弦》开端，经刘半农、鲁迅达到高峰的散文诗体，也有成就。其实，经田汉最先从西方引入的'“自由诗”概念，只能在与格律诗相对的意义上去把握。只要是诗，就不可能享有散文的“自由”，它一定只有非常有限的“自由”。“自由诗”这个名称不够确切。所以，这一路的共通难题是自由诗的“自由”规范。作为诗的一个品种，自由诗的诗美规范何在?
在现代格律诗体的探索上，陆志韦开创了先河。“新月”诗人和冯至都是创作实践的先行者。闻一多、何其芳则在理论上的成绩较为显著。这一路的诗体重建，共通难题是有待成功作品的支撑和“成形”的无限多样。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音乐性。如果说，自由诗“诗质”(最纯诗质的获取)为“成熟”的话;那么，对于现代格律诗，“成形”才是“成熟”。现代格律诗的诗体，除了以“顿”或 “字”为节奏单位的(通行)格律诗，还是由外国格律诗改造而来的中国现代格律诗。李唯建肇始、冯至等领潮的十四行，林林等的汉徘，贺敬之等的民歌体，都在此列。郭小川创建的“郭小川体”也有诗学价值。
80年的诗本探索，无论自由诗还是现代格律诗，都进展较慢。许多自由诗人并不认为有诗体建设之必要，他们不一定会同意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说法，但也许信服郭沫若的“不定型正是诗歌的一种新型”的见解。现代格律诗探索也几起几落，成效不显。
新诗长期处在革命、救亡、战争的生存环境中，忙于充当时代号角，无暇他顾，这是可以理解的诗外原因。就诗自身而言，从出世以后，在处理内容与形式、外时空与内时空、现代与传统、新诗与古诗、本土与外国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显得不够成熟，对自由诗的“自由”、新诗的“新”均有某些错觉。诗体成为妨碍新诗在中国立足的重要缘由之一，由此，周而复始的生存危机，始终困扰着新诗。
从这个视角，我们发现了余光中，一位从外语和文言句法中寻觅营养以丰富白话诗美、铸造新诗诗体的歌者;一位从义与音的交融、律与变的调和中寻觅诗美，铸造新诗诗体的诗人;一位很难用自由诗体或格律诗体定位的铸造新诗诗体的大师。从诗体建设着眼，他是闻一多之后贡献最多的诗人和理论家，对他的诗体美学的开发无疑对推进新诗诗体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余光中诗体美学的三个板块
诗就是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
例如乡愁，应当是诗的永恒主题。这个古老诗题到了余光中这里，即获得了现代的崭新光彩。究其缘由，和言说方式的自出机杼大有关系。《当我死时》、《乡愁》、《乡愁四韵》、《漂给屈原》、《黄河》都成为新诗的名篇。
“诗穷而后工”。中国现代史上十分特别的一页赋予“乡愁”以厚重。就像余光中在收入诗集《五行无阻》中的《嘉陵江水―――远寄晓莹》唱的那样：
疑真疑幻向灯下回顾
老花眼镜我扶了又扶
似乎有一道长的坡梯
古旧的石级一级落一级
落向茫茫的江水，白楼天涯
一个抗战的少年，圆颅乌发
就那样走下了码头，走上甲板
走向下江，走向海外，走向
年年西望的壮年啊中年啊暮年
这深情的“西望”，这伤感的“西望”，这几近绝望的“西望”，使余光中得以用白话诗语符码将古老诗情变得年轻而现代。
“刷新”，主要还是言说方式即诗体上。
如果说散文作家将自己的审美体验化为内容，那么，诗人就是将自己的审美体验化为言说方式，化为诗体。从一个视角考察，中国诗史就是一部言说流变史，就是诗体流变史。余光中的诗体创造正是他的作品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的奥秘。
余光中诗体美学包含有三个板块，现分述如下：
(一)对“综合语言”的寻觅
成功的“言说”首先应该是对语言的诗质激发。余光中诗体意识突出表现为对语言的敏感，即对汉语的关怀―――按诗的标准的关怀。这种“关怀”是对语言诗质激活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余光中认为，中国诗人“他应该热爱中文，觉得中文非如此写，不能够降格以求，应该创新。古人把中文交到你手里，你把中文交到下一代手里，应该使中文好一点儿，至少新一点。这就是对语言的敏感。如果交到你手里的中文跟你交出去的中文是一样的，甚至于陈腔滥调你留下来得更多，你做这个作家好像没有什么作用。”那么，怎么“创新”呢?余光中认为：“我理想中的新诗的语言，是以白话为骨干，以适度的欧化及文言句法为调剂的新的综合语言。只要配合得当，这种新语言是很有弹性的。”余光中所谓的“配合”具体表现为努力摆脱常规思维，追求诗语灵活多变、标新立异。在诗语符码的日常化与陌生化这矛盾的两极中，刺激语言活力与张力。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诗学命题“陌生化”，其原理就是打破读者知觉的麻木状态和惰性，恢复生动的刺激性，造成一种令人吃惊的效果。让•贝罗尔说：“要获得诗歌，必须通过词语其出乎意料的组合。”这种“出乎意料的组合”是余光中追求的一种最佳语言效果。他将“锈”与“阳光”捏在一块：“鹰隼眼明霜露警醒的九月/出炉后从不生锈的阳光”(《秋分》);他颠覆逻辑语法：“如果碧潭再玻璃些/就可以照我忧伤的侧影/如果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碧潭》);面对十磅之轻的婴儿，我写道：“你太小了，还不算是预言/我太老了，快变成了典故”(《抱孙》);他的《山中传奇》是：“落日说 /黑蟠蟠的松树林背后/那一截断霞是他的签名/从焰红到烬紫/有效期是黄昏”，诗语符码排列超脱常规思维轨迹，奇趣盎然。
被宋人王安石称为“诗家语”的诗语符码不同于日常语言或科学语言：“浅蓝色的夜溢进窗来;夏斟得太满”(《星之葬》)，“白露为封面，清霜作扉页/秋是一册成熟的诗选”(《秋兴》)。余光中有一首题为《布谷》的诗在《名作欣赏》上曾引起争论。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布谷”的叫声应该是“布谷”，而余光中却在诗中这样写道：“你不是说/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吗?”其实只要理解诗语符码的特殊性，这个问题就应该不成问题了。诗的形象脱胎于真相，而又脱形于真相。诗的世界是心灵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中国古代诗论“无理而妙”、“越无理而越妙”之论，是懂诗者之论。不是吗?请看余光中在诗中用的问题，这已表明了这是诗人在激情的影响下心灵中产生的印象。这种对现实的变形抒写正是余光中“综合语言”的美之所在。
(二)义与音的交融
诗的言说方式首先在以音乐性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尧典》之时，便有了“歌永言”、“声依永”之类言及诗歌音乐性的话语。有的外国诗人甚至提出，诗应该像音乐一样，在未令人明了意义之前，就能用声音来直接地打动读者或听者的心灵。这种观点虽对白话汉诗并不完全适合，但却道出了诗歌与音乐性的难解之缘。诗体语言的立体性诉诸于听觉器官会带来对音响的美感。余光中近年有一篇相当重要的论文，这就是他为第十五届诗人大会作的《缪思未亡》[9]，他明确指出：“读者排斥现代诗的原因不一，但是声调的毛病应该是一大原因。数十年来，现代诗艺的发展，在意象的经营上颇有成就，却忽视了声调的掌握。”“一首诗的生命至少有一半在其声调，如果不读出声来，其生命便尚未完成，不算完整。”“诗本身的风格、结构、感性等也有赖声调的配合，尤其是格律诗，音乐性更强，如果只是默看而不吟诵，就难以充分体会，全神投入。”对于诗坛现状，他由此得出结论：“缪思未亡”，但“缪思哑了”。
为治愈“哑了”的缪思，余光中十分注重进入诗中的每一个词，研究它们的音质、音声以及在诗中的抑扬顿挫，呼应变化的音响效果。他偏向于用象声词，如《风铃》：“我的心是七层塔檐上悬挂的风铃/叮咛叮咛咛”，语言音响感很强。“双声叠韵”在余光中诗中运用也十分精妙：“是暮色吗昏昏?/是夜色吗沉沉?/是曙色吗耿耿?”(《天问》)。“双声叠韵”手法虽然古已有之，但余光中除取材于优雅的书面语外，还从丰富多彩的日常口语中提炼升华，因此常常别有一种现代口语的美感光辉：“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肥肥的甘蔗肥肥的田”(《车过枋寮》)。余光中还喜欢一唱三叹，词重字叠，充分展示现代汉语入诗的诗质品格：“那片土是一切的摇篮和坟墓/当初摇我醒来/也应摇我睡去”、“一只箫哭了一千年/长城，你终会听见，长安，你终会听见”(《盲丐》)。余光中长于激发日常口语的诗性品格，使之从实用语言上升为灵感语言，从日常语言上升为诗美语言。但他这种激发不同于古典诗词的“炼字”。古典诗词“炼字”重单个“诗眼”的凸现，若将这种“炼字”的诗法机械地搬入白话诗中，势必以牺牲节奏的自然流畅和语言的新鲜感为代价，因为在现代白话诗中，重视“诗眼”推敲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诗的感受性和想像空间，但同时也易造成个别文字的孤立凸现。而且，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强调的是音节的美感效果。因此，余光中对语言的“打磨”是以营造诗的韵律、节奏为旨趣。为了节奏与韵律，余光中的诗性激发有时表现为“消义化”，如“苍白”一词进入诗中不是“炼”，而是稀释成“苍苍白白”(《老战士》)，如此融入诗的节奏中，读来更琅琅上口。
音乐性的核心是节奏，节奏又有内节奏和外节奏之分。余光中认为节奏是诗相当重要的特性。他说：“如果诗是时代的呼吸，则节奏应该是诗的呼吸。”这里余光中虽然对节奏未作区分，但结合其创作实践和系列言论看，他更倾心于外节奏。为加强节奏感，他在诗中常用排比：“躺下来，非血非汗非流水”、“亦血亦汗亦流水”(《老战士》);“雾愈聚愈浓就浓成了阵雨/人愈走愈深就走进米南宫里/路愈转愈暗就暗下来吧黄昏”(《心雨》)。韵是强化一首诗整体节奏、制造良好听觉效果的关键因素，是余光中为现代诗走出困境开出的良方。余光中在诗韵问题上是很有见地的。翻开中国新诗史，几次“废韵”运动均以失败结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余光中十分强调现代诗的听觉效果。他认为，新诗向西方取经，“所失的常是微妙的声调”，而“中国的古典诗，除了罕见的例外，都是押韵的格律诗”。诗人反抗“韵文化”，若破而不立，“自由就沦为‘泛滥’，一脚刚跳出‘韵文化’，另一脚又陷进了散文化。”(P41)他对诗歌音韵问题的论见，多有诗作为支撑，这就加强了他的言说的力度与权威性。
(三)律与变的诗性调和
余光中在《缪思未亡》中说“诗艺，正如其它艺术，不外是整齐与变化之间灵活运用，巧作安排。真正的大匠总能在整齐之中求变化，在约束之中争自由。若是一味固守整齐，就会沦为呆板，而反过来，若是只知追求变化，也必沦于纷繁。”对余光中，我们很难用格律体诗人或自由体诗人来定位。他的诗，格律体创作成绩斐然，但自由体和半自由和半格律体诗不仅数量多，佳作也不少。其言说方式可以概括为：格律体对称均齐中流动变化，自由体流动变化中求对称均齐，半自由、半格律体更是错落参差而又富于整肃美感。这种律中求变，变中求律，律与变的诗性调和，正是余光中诗体美学因素开发的原则。以下我们仅以其格律诗和自由诗为例予以说明。
余光中的格律诗少言数顿数完全整齐的严格均齐体。《北京人》、《听蝉》等为数不多的均齐体也只是顿数整齐而言数并不整齐。其取舍以音乐性强弱为标准，分别为：最重视韵脚，其次为顿数，再次为言数。余光中大部分格律诗为相应诗行整齐的对称体，这种形式比均齐体更富于建筑美。运用这种体式时，余光中常将一种节式近距离地多次反复，从而充分展示出对称体格律诗的节奏美。如《乡愁》、《乡愁四韵》、《摇摇民谣》、《民歌》等均以节奏性强著称。不过余光中并不希望自己的格律诗陷入森严的格律之中，他曾痛惜闻一多提倡格律诗有功，“可惜新月派的弟子从者未能真正为新主题‘相体裁衣’，追求整齐而无力变化，遂使‘豆腐干体’终成绝响。”为避免格律体过于严格带来的呆板，余光中常于诗中偶然“破一格”。如《民歌》第三节中“还有我，还有我红海在呼啸”之句，通过插入标点使句式排列有所变化，同时也强化了感情。又如《灵感》全诗两节，每行四顿，本应归入均齐体，但诗人却将第二节从中间剖开，插入一个感叹词“哦”，并单列为一行，既生动地表达感情，又使诗行变化丰富。《淡水河边吊屈原》亦是如此富于灵动美。
自由体是白话新诗的主要体式，郭沫若的“裸体美人”、艾青的“散文美”等都是对自由诗美学规范的探索，这些观点以牺牲外节奏为代价去寻求内节奏，其消极影响显而易见。余光中对自由诗美学因素开发富于古典精神，“对于传统保留的敬意”，他认为自由诗的洗礼已成为历史，自由诗的毫无结构不成节奏也该结束了。他提出：“‘自由’一词，原来是指摆脱前人固定的格律，而不是指从此可以任意乱写，不必努力去自创新的节奏，成就新的格律。”他抨击意象派“破”多于 “立”，“其实绝大多数的自由诗，只有自由无诗，都是失败之作。”他主张自由诗创作要变中寓常。他的诗常通过复叠手法的运用在自由中寻求律动。所谓复叠手法即相同或相似的诗句在诗中的反复出现，即让感情层层深化，又在结构上起到类似房屋大梁的作用，诗歌流动变化中见整肃。最常见的是“三叠式”即相同或相似诗行在整首诗的前中后三次复沓。如《老战士》开头：“桥下流水桥不流，年年七七”;中间复叠“水流桥下流，三十年后”;结尾圆合：“水流桥下，桥，不流。”仿佛为这首自由诗编了一个精致的网或河床，让诗的意绪自由奔腾而又跳动着强有力的节奏。《一枚铜币》三个诗句：“我曾经紧紧握一枚铜币，在掌心”、 “而我，也不自觉地摊开了掌心”，“恍然，握一枚烫手的铜币，在掌心”，在诗的开头、中间、结尾处层层重叠，情感也逐层深化。若诗较长，余光中就采用“四叠式”或“五叠式”即相同或相似诗行在诗中复叠四或五次。如在《冷战的年代》开头：“在冷战的年代，走下新生南路，在冷战的年代。”每一次复叠都是在叙述了一段故事之后。因此这种复叠既在结构上承上启下，而且富于音乐美。
为增强自由体的律动感，余光中除了运用复叠手法和前已提及的注重韵脚外，还在诗行中嵌入“对称句”这一汉语极为独特的音乐因子。如《大江东去》一诗多处对称：“浮亦永恒沉亦永恒/顺是永恒逆是永恒”、“侧左，滔滔在左耳/侧右，滔滔在右颊”。《抱孙》亦是如此：“十磅之轻，仰枕在我的臂弯/两尺之短，蜷靠在我的胸膛”、“就这么抱着，摇着/摇着，抱着”。这种对称句与古典诗词的对偶句是有区别的，是很明显的现代版，可以词重字叠。最富于原创性的是，诗人有时还在对称中寻求变化。如《珍珠项链》：“每一粒，晴天的露珠/每一粒，阴天的雨珠”，接下来一句变化为：“分手的日子，每一粒/牵挂在心头的念珠”。可见律中求变、变中寓常是余光中的美学追求。
余光中重视诗体美学因素开发，有自觉的技巧意识，但并非技巧至上，而是做到了“因情立体”。他的诗大部分为“诵调”，而《摇摇民谣》则用的是民歌常用的 “吟调”。《就像仲夏的夜里》、《当渡船解缆》等深邃、细腻的情思选用的是格律体，而《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山中传奇》等诗内容活泼，诗人便采用自由体。《长城谣》共两诗节，前一诗节诉说“噩梦中”―――赌徒“旋天转地”的牌桌麈战，用急促的节奏;后一诗节“噩梦结束”，改用慢节奏，两相映照，对比鲜明。余光中诗歌大都采用传统顿法，即使跨行也在大顿处。但《大江东去》一诗为突出母亲舐犊情深，作者写出了这样的句子：“舔，我轻轻，吻，我/轻轻”，按常规顿法应该是“舔我，轻轻，吻我/轻轻”，而诗人为了凸现“舔”与“吻”这两个字眼，加上“逗号”，可见其诗美因素开发中有一根情趣轴心。
诗语符码组合也是余光中“有意味的形式”，它将诗人的情感轨迹以外化形态最表层地呈现出来。诗语符码组合在这里能体现出超越语义的审美价值。如《大江东去》第一行言多且有气势，如大江奔腾而下，第一行改为两短句显得急促：“太阳升火，月亮沉珠”，恰似波浪腾起又落下。余光中有时故意用长句子也很有特色。如《或者所谓春天》一连串的长句子：“或者在这座城里一泡真泡了十几个春天”、“书签在韦氏大字典里字典在图书馆的楼上”、“楼怕高书怕旧旧书最怕有书签”等，读起来得拉长调子。也许诗人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以表现“所谓”之意。《四过枋寮》一诗前面吟甜美的屏东，用舒缓的长句，多双声叠韵，给人柔软甜腻的感觉;结尾处“忽然一个右转”，由最甜到“最咸”，诗句也一下子短促起来：“劈面扑过来/那海”，由前面最多达11字一行的长句到最后仅2个字一行，使人一下子从音韵上体味出长途车过的屏东，从柔软的甜美到忽然而至的“咸海”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