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园》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
译文
男子汉大丈夫
为什么不腰带吴钩，
去收取那被藩镇割据的
关塞河山五十州?
请你且登上那画有开国功臣的
凌烟阁去看，
又有哪一个书生
曾被封为食邑万户的列侯?
赏析
中唐奇才李贺一生困顿坎坷，虽属皇族远枝，却一生沉伦下僚，不得仕进通显，一辈子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从九品)。由于不堪“臣妾意态间”的屈辱，李贺辞官归家，加之身体羸弱，最终郁郁而死，终年才27岁。
如此身世，反应在其艺术作品中，李贺的诗词集奇峭、诡怪、雄浑、神秘为一体，高出平谷，不拘一格。也十分喜爱李长吉的诗，“天若有情有亦老”、“雄鸡一唱天下白”等句，几乎就是完全地直接“拿来”，可见长吉在润之先生心目中的位置。本文开头四句诗，出自李贺《南园十三首》中的第五首，在此诗中，诗人羡慕初唐那些能被在凌烟阁上图像的功臣们，羡慕他们都生活于一个伟大的时代，皆能以武功奇策博取功名。在《南园十三首》中的第六首，李贺还怨怪自己是“寻章摘句老雕虫”，并幻想有朝一日“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南园十三诗》第七)。试想，一手无缚鸡之力的瘦弱书生，由于生不逢时，仕途蹭蹬，竟悲哀地幻想自己能像侠客一样手提宝剑，归事猿飞捷走的高人成为武臣，看来穷途末路之中，物极必反，千载一人的鬼才也想效仿浑身武功的奇侠，可悲，可叹！
这首诗由两个设问句组成，顿挫激越，而又直抒胸臆，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都淋漓酣畅地表达出来了。
第一个设问是泛问，也是自问，含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男儿何不带吴钩”，起句峻急，紧连次句“收取关山五十州”，犹如悬流飞瀑，从高处跌落而下，显得气势磅礴。“带吴钩”指从军的行动，身佩军刀，奔赴疆场，那气概多么豪迈！“收复关山”是从军的目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诗人怎甘蛰居乡间，无所作为呢?因而他向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一、二两句，十四字一气呵成，节奏明快，与诗人那昂扬的意绪和紧迫的心情十分契合。首句“何不”二字极富表现力，它不只构成了特定句式(疑问)，而且强调了反诘的语气，增强了诗句传情达意的力量。诗人面对烽火连天、战乱不已的局面，焦急万分，恨不得立即身佩宝刀，奔赴沙场，保卫家邦。“何不”云云，反躬自问，有势在必行之意，又暗示出危急的军情和诗人自己焦虑不安的心境。此外，它还使人感受到诗人那郁积已久的愤懑情怀。李贺是个书生，早就诗名远扬，本可以才学入仕，但这条进身之路被“避父讳”这一封建礼教无情地堵死了，使他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何不”一语，表示实在出于无奈。次句一个“取”字，举重若轻，有破竹之势，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急切的救国心愿。然而“收取关山五十州”谈何容易?书生意气，自然成就不了收复关山的大业，而要想摆脱眼前悲凉的处境，又非经历戎马生涯，杀敌建功不可。这一矛盾，突出表现了诗人愤激不平之情。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诗人问道：封侯拜相，绘像凌烟阁的，哪有一个是书生出身?这里诗人又不用陈述句而用设问句，牢骚的意味显得更加浓郁。看起来，诗人是从反面衬托投笔从戎的必要性，实际上是进一步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愤激情怀。由昂扬激越转入沉郁哀怨，既见出反衬的笔法，又见出起伏的节奏，峻急中作回荡之姿。就这样，诗人把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在诗歌的节奏里，使读者从节奏的感染中加深对主题的理解、感受。
李贺《南园》组诗，多就园内外景物讽咏，以写其生活与感情。但此首不借所见发端，却凭空寄慨，于豪情中见愤然之意。盖只是同时所作，拉杂汇编，不能以题目限的。
李贺是唐朝宗室的后裔，只是家道早已衰落，沦入寻常百姓之列。他七岁能诗文，声名远播。但因其父名李晋肃，当时嫉贤妒能的人就说“晋肃”与“进士”音近，他应该避其父讳，不参加科举考试。虽然韩愈著《讳辨》一文为李贺辩护，但他仍没能参加科举考试，终生抑郁不得志，而且体弱多病，死时年仅二十七岁。
这样，抒发个人愤闷就成了李贺诗歌的一个主题。他写出了“世上英雄本无主”(《浩歌》)，“雄鸡一唱天下白”(《致酒行》)等豪言壮语。李贺家住福昌(现在河南省宜阳县)昌谷，依山傍水，有南北二园，南园是李贺读书的地方。他以“南园”为题写了十三首诗，除了最后一首是五律，其余都是七绝。
这首绝句是《南园》的第五首，抒发了为国出力的豪情壮志，更多的流露了怀才不遇、无所作为的感慨。诗的开头起笔突兀，如天马行空，无端而来。一个病瘦不堪的文弱书生为什么突发奇想，唱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高调来呢?固然，中晚唐以后，藩镇割据，唐王朝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一个皇室后裔，有这样的报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再读下去，读到诗的后两句，就会发现理由没有这么冠冕堂皇。诗人还是在抒发个人情志上的苦闷，重弹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的老调。虽然他除了大醉和吊丧，每天都骑着瘦马(一说是驴)到荒郊野外去寻诗意，但又对世事有什么用呢?凌烟阁上二十四位功臣，可曾有一个半个是书生?这样想，诗人就愤愤不平，就跃跃欲试，就想全副武装，去征战沙场。但永远只是想想而已，他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去践行。
短短的四句诗，却有一个大起伏，一个大顿挫，先骇人听闻，再以理服人，激昂流畅，无所顾忌，感喟既多，哲思亦深，令人回味不尽。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杜甫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
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
先帝御马五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
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
将军画善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
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
译文：
曹将军是魏武帝曹操后代子孙，而今却沦为平民百姓成为寒门。
英雄割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曹家文章丰采却在你身上留存。
当年为学书法你先拜师卫夫人，只恨得没有超过王
你毕生专攻绘画不知老之将至，荣华富贵对于你却如空中浮云。
开元年间你常常被唐玄宗召见，承恩载德你曾多次登上南薰殿。
凌烟阁的功臣画象年久褪颜色，曹将军你挥笔重画又别开生面。
良相们的头顶都戴上了进贤冠，猛将们的腰间皆佩带着大羽箭。
褒公
开元时先帝的天马名叫玉花骢，多少画家画出的都与原貌不同。
当天玉花骢被牵到殿中红阶下，昂首屹立宫门更增添它的威风。
皇上命令你展开丝绢准备作画，你匠心独运惨淡经营刻苦用功。
片刻间九天龙马就在绢上显现，一下比得万代凡马皆成了平庸。
玉花骢图如真马倒在皇帝榻上，榻上马图和阶前屹立真马相同。
皇上含笑催促左右赏赐你黄金，太仆和马倌们个个都迷惘发怔。
将军的门生韩干画技早学上手，他也能画马且有许多不凡形象。
韩干只画外表画不出内在精神，常使
将军的画精美美在画中有神韵，偶逢真名士才肯为他动笔写真。
而今你漂泊沦落在战乱的社会，平常所画的却是普通的行路人。
你到晚年反而遭受世俗的白眼，人世间还未有人象你这般赤贫。
只要看看历来那些负盛名的人，最终已经坎坷穷愁纠缠其身了。
鉴赏：
此诗当与前诗并看，互为补充。 诗起笔洗炼，苍凉。先叙曹氏乃魏武之后，今却沦为庶人。然后颂其祖先业绩和辞采丰韵犹存于身。开首就抑扬起伏，跌
曹霸是盛唐著名画马大师，安史之乱后，潦倒漂泊。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杜甫和他在成都相识，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写下这首《丹青引》。
诗起笔洗炼，苍凉。先说曹霸是魏武帝曹操之后，如今削籍，沦为寻常百姓。然后
接着写曹霸在书画上的师承渊源，进取精神，刻苦态度和高尚情操。曹霸最初学东晋卫夫人的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只恨不能超过王
“开元”以下八句，转入主题，高度赞扬曹霸在人物画上的辉煌成就。开元年间，曹霸应诏去见唐玄宗，有幸屡次登上南薰殿。凌烟阁上的功臣像，因年久褪色，曹霸奉命重绘。他以生花妙笔画得
诗人一层层写来，在这里，画人仍是衬笔，画马才是重点所在。“先帝”以下八句，诗人细腻地描写了画玉花骢的过程。
唐玄宗的御马玉花骢，众多画师都描
榻上放着画马玉花骢，乍一看，似和殿前真马两两相对，昂首屹立。诗人把画马与真马合写，实在高妙，不着一“肖”字，却极为生动地写出了画马的逼真传神，令人真假莫辨。玄宗看到画马神态轩昂，十分高兴，含笑催促侍从，赶快赐金奖赏。掌管朝廷车马的官员和养马人都不胜感慨，怅然若失。杜甫以玄宗、太仆和
诗人用前后对比的手法，以浓墨彩笔铺叙曹霸过去在宫廷作画的盛况;最后八句，又以苍凉的笔调描写曹霸如今流入民间的落泊境况。“将军善画盖有神”句，总收上文，点明曹霸画艺的精湛绝伦。他不轻易为人画像。可是，在战乱的动荡岁月里，一代画马宗师，流落飘泊，竟不得不靠卖画为生，甚至屡屡为寻常过路行人画像了。曹霸走投无路，遭到流俗的轻视，生活如此穷苦，世上没有比他更贫困的了。画家的辛酸境遇和杜甫的坎坷蹭蹬又何其相似!诗人内心不禁引起共鸣，感慨万分：自古负有盛名、成就杰出的艺术家，往往时运不济，困顿缠身，郁郁不得志!诗的结句，推开一层讲，以此宽解曹霸，同时也聊以自慰，饱含对封建社会世态炎凉的.愤慨。
这首诗在章法上错综绝妙，诗中宾主分明，对比强烈。如学书与学画，画人与画马，真马与画马，凡马与“真龙”，画工与曹霸，韩干与曹霸，昔日之盛与今日之衰等等。前者为宾，是绿叶，后者为主，是红花。绿叶扶红花，烘托映衬，红花见得更为突出而鲜明。在诗情发展上，抑扬起伏，波澜层出。前四句写曹霸的身世，包含两层抑扬，摇曳多姿。“至尊含笑催赐金”句，将全诗推向高潮，一起后紧跟着一跌，与末段“途穷反遭俗眼白”，又形成尖锐的对比。诗的结构，一抑一扬地波浪式展开，最后以抑的沉郁调子结束，显得错综变化而又多样统一。在结构上，前后呼应，首尾相连。诗的开头“于今为庶为清门”与结尾“世上未有如公贫”，一脉贯通，构成一种悲慨的主调与苍凉的气氛。中间三段，写曹霸画人画马的盛况，与首段“文采风流今尚存”句相照应。
杜甫以《丹青引》为题，热情地为画家立传，以诗
名家点评：
《彦周诗话》：老杜作《曹将军丹青引》云：“一洗万古凡马空。”东坡《观吴道子画壁诗》云：“笔所未到气已吞。”吾不得见其画矣。此二句，二公之诗各可以当之。东坡作《妙善师写御容诗》，美则美矣，然不若《丹青引》云“将军下笔开生面”，又云“褒公
《诚斋诗话》：七言长韵古诗，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将军画马》《奉先县刘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伟宏放，不可捕捉。学诗者于李、杜、苏、黄诗中，求此等类，诵读沈酣，深得其意味，则落笔自绝矣。
《韵语阳秋》：杜子美《曹将军丹青引》云：“将军魏武之子孙，干今为庶为清门。”元微之《去杭州》诗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孙，虽及百代为清门。”则知老杜于当时已为诗人所钦服如此。残膏剩
《吴礼部诗话》：又凡作诗，难用经句，老杜则不然，“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若自己出。
《唐诗品汇》：刘云：起语激昂慷慨，少有及此(“于今为庶”句下)。 刘云：突兀四语，能事志意，毕竟往复浩荡，只在里许(“学书初学”四句下)。又云：自是笔意至此，非思致所及。谢无勉云：此自然不做底语到及至处者也(“富贵于我”句下)。刘云：“迥立”，意从容(“迥立
《唐诗援》：申凫盟谓此首：首尾振荡，句句作意。
《唐诗归》：钟云：此语作负真癖人不知(“丹青不知”句下)。钟云：“意匠惨淡经营中”，此入想光景，无处告诉，只“颠狂此技成光景”上句
《唐诗选脉会通评林》：顾
《唐风定》：沉雄顿挫，妙境别开，气骨过王、李，风韵亦逊之，谓诗歌之变体，自非虚语。
《唐风怀》：南村曰：叙事历落，如生龙活虎，真诗中马迁，而“画肉”、“画骨”一语，尤感慨深长。
《唐诗快》：此又是一起法，笔力俱足千钧(首二句下)。笔趣横流(“丹青不知”二句下)。闪烁怕人，“子璋
《杜诗说》：就家势起，起法从容;不即入画、先赞其书，更从容。“弟子”四句，乃抑彼扬此法，插此四句，更觉气局排荡。
《而庵说唐诗》：此歌起处，写将军之当时，极其
《杜诗解》：(此诗)波澜叠出，分外争奇，却一气混成，真乃匠心独运之笔。
《原诗》：杜甫七言长篇，变化神妙，极惨淡经营之奇。就《赠曹将军丹青引》一篇论之：起手“将军魏武之子孙”四句，如天半奇峰，拔地陡起;他人于此下便欲接丹青等语，用转韵矣。忽接“学书”二句，又接“老至”“浮云”二句，却不转韵，诵之殊觉缓时无谓;然一起奇峰高插，使又连一峰，将来如何撒手?故即跌下陂陀，沙
《义门读书记》：《类本》云：此等，太史公《列传》也。多少事，多少议论，多少气魄!
《茧斋诗谈》：《丹青引》与《画马图》一祥做法，细按之，彼如神龙在天，此如狮子跳踯，有平涉、飞腾之分;此在手法上论。所以古人文章贵于超忽变化也。“褒公
《唐宋诗醇》：起笔老横，“开元之中”以下，叙昔日之遇，正为末段反照;丹青之妙，见赠言之义明矣。通篇浏漓顿挫，节奏之妙于斯为极。
《唐诗别裁》：不以正统与之，诗中史笔(“英雄割据”二句下)。神来纸上，如堆
《读杜心解》：“佳士”句，补笔引下。须知将军画不止前二项，故以写佳士补之。其前只铺排奉诏所作者，正与此处“屡貌寻常”相照耀。见今昔异时，喧寂顿判：此则赠曹感遇本旨也。结联又推开作解譬语，而寄慨转探。
《杜诗镜
《
《昭昧詹言》：起势飘忽，似从天外来。第三句
《唐宋诗举要》：前人有谓作诗戒用经语，恐其陈腐也。此二句令人忘其为经者，全在笔妙(”丹青不知“二句下)。二句真马、画马合写，何等精灵(”榻上庭前“句下)。方曰：此与《曹将军画马图》有起有讫，波澜明画，轨度可寻，而其妙处在神来气来，纸上起棱，凡诗文之妙者无不起棱，有浆汁，有兴象。不然，非神品也。
内容提要：《诗经》是一部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透过《诗经》这面文学之镜，尤其是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我们可以洞悉到诗经时代人们所秉持的政治观念，具体包括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贤重才、忠君爱国、厌战、礼乐致和等观念。
关 键 词：《诗经》/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政治观念
周代是我国宗法制社会形成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在继承中产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由此产生的周人的政治观念也在《诗经》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通过对《诗经》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探
一、《诗经》政治美刺诗中所见之政治观念
政治美刺诗是《诗经》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具体可分为政治颂美诗与政治怨刺诗两类。这两类诗基本存于《诗经》二雅之中，都出于周代社会的卿士大夫之手。雅诗中那些赞美为政者美德的诗篇就属于政治颂美诗，但不包括宗庙祭歌的颂诗。这类诗歌形成于西周初、中期，产生在宗周建国、领主封建制形成、封建礼制与道德确立与完备的历史条件下。如《大雅》中的《假乐》、《
1.以德配天
商周之际，为了解释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周公又提出了“以德配天”的重要政治观念。“以德配天”观念的提出，来源于对殷商“有命在天”的天命观的怀疑和改造，旨在为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寻找根据，开启了神权政治观向道德政治观的转变。殷王认为自己“有命在天”，而天命是上帝决定的，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所以竭力侍奉上帝与祖先神祇。西周统治者通过总结商纣王暴政亡国的教训，认识到“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并用“德治”的理念改造夏、商传统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建立起“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西周时期的天命观明显地赋予神即周人的“天”，以“敬德”的道德属性。“以德配天”的“天”，指天命、天道，引申为自然规律。“德”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天命的重要特质在于“德”。在西周统治者看来，上天选择人间君主的标准，是“为政以德”。人间君主意欲获得上天的支持眷顾，首要条件是修养道德。上天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私欲。唯有“敬德”、“明德”的君主，才符合天命与天道的要求，才能获得上天的护佑，才能求得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即通过“敬德”、“明德”的途径，达到“永命”的目的。一旦统治者“失德”，也会失去上天的庇佑，新的有德者应运而生，即可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这就使“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上升，“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念的确立，使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具有了人本主义色彩。
周代兴起的这一政治观念在《诗经》美刺诗中也有着明晰的反映。政治颂美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周代贵族人物的道德与仪容之美的颂赞。如《大雅·假乐》：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千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
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
《毛诗序》以为：“《假乐》，嘉成王也。”诗中既对周成王的内在美质进行了颂扬，又赞美了它的外在仪容。其诗一章言成王有美好的德性，百姓、贵族都能得到安抚，于是上天护佑，得到了福禄;二章言成王因着上天的福禄而子孙众多，并且他神态肃穆、仪表堂堂，没有过错，不犯糊涂，一切遵循先王的典章制度;三章言成王仪容举止庄美，政教法令有条不紊，他没有私怨私恶，率领众贤治国，成为天下的统领;四章言朝中群臣恪尽职守，对成王充满热爱，庶民百姓也因成王的荫庇能够安居乐业。全诗一再歌颂着成王的德行与仪容。并且在周人看来，仪容之美也是内在德性的外化，具有美好仪容也是内怀德性的表现。“道德之美”是统治者治国的基础，也是卿士大夫们从政的基本条件。传为尹吉甫所作的《大雅·蒸民》中也塑造了一位德性完美、勤于王事的周室重臣仲山甫的形象。拥有美好德行的君子可以成为“邦家之基”，正因为周人“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念，认为道德是立国的基础，所以《诗经》中的政治颂美诗首先歌颂君子的道德之美，也就成为必然现象。
但到东、西周交替之际，统治黑暗，社会混乱衰变，王朝制度败坏，国力式微，《诗经》政治怨刺诗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其作者也与政治颂美诗一样属于贵族阶层中的“公卿列士”，但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他们作诗的目的由颂美转为讽喻、怨刺。他们面对王道的废弛、统治者道德的败坏内心充满苦痛，他们对社会上的腐朽现象用诗歌的形式进行口诛笔伐。因此，政治怨刺诗从侧面反映出了周人固有的“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念。《大雅》中的《板》、《荡》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板》是诗人借批评同僚为名来劝告周厉王的诗。《毛诗序》云：“《板》，凡伯刺厉王也。”其诗第七章：“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
同时，在政治怨刺诗中，诗人不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也表现出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这种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表现为他们的诗作中对“礼”的笃信并恪守“德”的规范。他们把它视为政治准则，“既用以自律又以之律他，要求包括国君大臣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要依此而行”①。政治怨刺诗人反复高吟如果当政者不能秉德为政，就会天怒人怨，就会天命逆转。
2.敬天保民
从以上内容可见同殷人一样，周人对“天”依旧无限尊崇，在西周的社会思想中，天是一切合法性的终极根据，也是一切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根源。所不同的是，在周人观念中“人”的'因素得到了显著上升，德作为君主的品质和能力，既是敬仰天命的本质要求，也是君临下民的内在需求。天与德是王朝盛衰、社会治乱的深层背景。而周人所尚之“德”的内容大致包括：保民、用贤、无为、伦理、宽容、勤政、修养等。②其核心内容是“保民”。
早在武王伐纣时，周统治者已经看到了民心向背对于王朝统治的兴衰治乱有着唇亡齿寒的重要作用。《史记·周本纪》讲到武王远征商纣，纣王也发兵七十万抵抗，“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
《诗经》美刺诗中多有对“敬天保民”之君的由衷赞叹，亦有不少对违背天道人理之君的讽刺与唾弃。《大雅·
诗中所赞君子，深得民心，诗人以“
民以劳止，
民以劳止，
周厉王是一个暴虐的君主，在位时赋敛数重，徭役
周人在“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政治观念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秩序，并用这一观念来保持社会在动态运行中平稳发展，进而保证周王朝久盛不衰。在这一观念中，“人”的因素被大大提升，较之夏商，突出强调出“人”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周代礼乐文化兴起，代替了殷商的巫
3.尊贤重才
与“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政治观念一脉相承的是周人的“尊贤重才”观念。对“人”的力量的强调，使周代“人本主义”思想有了长足发展，在王朝的施政策略中也就贯穿着“尊贤重才”的观念，重视杰出人才对王朝兴衰治乱的巨大作用，这一观念于周初便已确立。周公曾言：“一饭三吐
二、《诗经》战争诗中所见之政治观念
《诗经》收录的是上自西周、下迄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诗歌，这五百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中原华夏各国之间的称霸战争从未停止。各邦国之间剧烈而残酷的兼并战争使夏
对于《诗经》战争诗的界定，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战争诗是指正面叙述战争的诗歌，如洪湛侯先生就认为：“《诗经》中真正以战争为题材的诗，只有《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和《大雅》中的《江汉》、《常武》五首。”⑨而从广义上讲，又包括了以战争为背景，对战争生活的描写以及对战争参与者的心理感受述写的诗篇。后者数量比较多，将《
1.忠君爱国
在那个以武力争胜的时代，虽然周人明显缺乏对异族主动征战的热情，但是敌国和四夷不断的侵略与骚扰，迫使周人不得不奔赴疆场，勇敢杀敌，为保卫家国不惜牺牲。在抗敌戍边的过程中，对“王事”的忠诚与对敌人的同仇敌忾是将领兵士们爱国精神的主要体现，也是周人忠君爱国的政治观念的集中体现。《礼记·曲礼》云：“君天下曰天子”⑩，周天子在当时就是国家的象征，天子之事即“王事”，它与每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它让下层官吏叫苦不迭“王事多艰”、“王事
《诗经》战争诗塑造了一批具有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为周王室效尽全力，能够安邦定国的英雄将帅形象，他们身上强烈体现着“爱国忠君”的观念。如南仲、尹吉甫、方叔等。他们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战争中为国家和民族都建立了盖世功勋，表现出超凡才干和崇高精神境界。《小雅·出车》中的南仲是宣王时的大将，在外敌入侵，“王事多艰，维其棘矣”之时临危受命，集结军队于郊野，并竖军旗而振军威、壮军势，“设此
这种忠君爱国的观念不仅体现在优秀的将士重臣身上，更体现在民众士卒那里。《秦风·无衣》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戈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周幽王末年，由于统治集团内讧，幽王岳父申侯勾结
2.厌战
农业文明养成周人重农尊亲、安土重迁、勤劳守成、不事扩张的文化心理与观念。但是战争往往是对农业生产和伦理亲情的破坏，是对现有生活秩序的破坏，所以周人对战争抱有鲜明的厌弃态度。他们努力应战不是为了掠夺非我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本所拥有的生活，是对现有秩序的维护，正所谓“保家卫国”、“共御外辱”。面对战争，周人总是被动防御与反侵略，他们很少主动出击，即使偶有主动出击也只是为了先发制人的自我保护。“较之古希腊、罗马人，中国人明显地缺乏对异族主动征战的热情。战争对周人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像是不可摆脱的命运，他们最积极的作为就是以极大的耐力去承受它。厌战而耐战。”(14)
面对战火兵
《诗经》战争诗中多有对周王朝军队威武雄壮的军容的铺陈扬厉。《小雅·出车》中写道：“设此
并且，我们可以感受到《诗经》战争诗明显缺乏对战争场面正面的描写，具有“通过战争表现非战争”的特点，更多去反映“征夫怨”、“思妇哀”，而有意弱化交战双方的血腥搏杀场面，把战争推向远处，淡化为一种模糊的抒情叙事的背景轮廓。《诗经》的战争诗中的那些凄凉、忧怨、哀伤、绝望和沮丧，它向我们强烈的暗示着：战争乃是这一切不幸之根源。《诗经》对战争题材诗歌的这种艺术处理其实喻示着诗人受特定观念的支配，这就是周人发自心底的厌战。
三、《诗经》宴饮诗中所见之政治观念
《诗经》中有一部分诗歌是以君臣、亲朋欢聚宴
《诗经》宴饮诗中的宴饮不是纯系奢华的宴饮，而是为实现某种政治意图的宴饮，并负载着某种历史责任。这种宴饮诗原是燕礼、乡饮酒礼等典礼上的演唱用诗，应“礼”而生。它们出自于西周贵族之手，自然反映了西周贵族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因而，宴饮诗既有仪式意义，又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作为礼乐文化的一部分，本身就属于周人政治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从外在形式而言，宴饮诗再现了周代礼仪;从内在本质而言，宴饮诗揭示了周人的政治观念。正如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所说：“实际上，宴饮诗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既有粉饰太平、肯定享乐的一面，又有好礼从善、向往良好风范的一面，这后一面体现了礼乐文化精神，体现了东方式的人际关系以及尚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精神风貌。”(18)这些诗歌有很多篇在产生不久后就成为周王朝重要典礼的乐歌，在周王朝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礼乐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并且，“三百篇”中的“和”字多用于宴饮的场合，如“和乐且湛”、“和乐且孺”、“终和且平”、“既和且平”等等。旨在渲染和谐、安乐、欢愉的气氛，往往体现着周人政治观念上的尚“和”追求。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诗经》宴饮诗篇探究出周人的礼乐文化精神以及他们“礼乐致和”的政治观念。
在周代礼制中“诗、乐、宴饮”三位一体，三者皆为“礼”的组成部分。顾
周代社会是一个农业宗法社会，家庭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家族血缘的亲疏远近化为社会等级的高低贵贱，王朝各级贵族以血亲关系为尺度，实行对利益的分配，即分封制。而周人家庭、周代社会又被这种血缘感情调节得自然而和谐。适应这种农业宗法等级制社会的政治需要，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礼制，原始的自然关系化成制度的伦理纲常。这就使周人内部等级分化的同时又保持了天然的整体关联。作为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宴饮诗的中心内容就是为了亲亲友贤、和睦宗族、协调关系、收束人心，表达合族之欢与亲亲之意。“此类诗歌的内容主要是描写贵族燕会的欢乐场面，铺排宴会上美味佳肴的丰盛，显示主人的盛情和好客之意，表达主、宾之间欢畅尽兴的情怀，以情感的沟通为前提，宣扬宗族的团结、异姓的合作，最终达到协调人际关系，化解矛盾。”(23)
而宴饮本身的目的也在于，在一种丰腴的酒肴与美妙的鼓乐声中，从精神上消除原有的等级差异，达到“饫以显物，宴以合好”(24)的最终目标。“实际上，每一次宴饮，都是在以一种‘再现’的方式，向与会者们演示着社会的结构原则及其意义，而宴饮诗歌中不断出现的对兄弟人伦、君臣大义的吟咏，其主旨则在于强调个体对整体的依存以及整体对个体存在前提的赐予。”(25)周人的宴饮既有姬姓贵族内部的，也有周天子和诸侯的，还有异姓邦国君臣间的，皆欲通过这种礼乐宴享的形式，和平的手段实现并巩固族群内外政治统治的和谐与统一。《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
一言以蔽之，《诗经》宴饮诗的大量出现与周人“礼乐致和”的政治观念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诗经》宴饮诗中多处涌溢着周人的这一政治观念。《小雅·鹿鸣》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此点：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篙。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
呦呦鹿鸣，食野之
《毛诗序》曰：“《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整首诗营造出一个祥和欢乐的宴饮氛围，在琴瑟簧笙的乐曲中，人们
注释：
①(22)
②游唤民：《〈尚书〉思想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1～124页。
③《史记·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4页。
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梓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9页。
⑤李山：《“敬天保民”的民本思想与〈诗经〉风、雅、颂分类的内在统一性》，《淮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⑥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36页。
⑦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764页。
⑧刘
⑨(17)洪湛侯：《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69页、第666页。
⑩《礼记正义·曲礼》，《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11)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06-108页。
(12)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7页。
(13)(14)(15)(16)(25)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第107页、第80页、第88页、第95页。
(18)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第二章《关于宴饮诗》，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19)顾
(20)《仪礼注疏·乡饮酒礼》，《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0-154页。
(21)《周礼注疏·春官·宗伯》，《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0页。
(23)韩高年：《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3页。
(24)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中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9页。
(26)《周礼注疏·春官·大宗伯》，《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9页。
(27)朱熹：《四书章句·论语·述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页。
作者简介：韩高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边思羽，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城市学院城市经济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