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先人，用他们对民族的忠诚，对生活的热爱，对百姓的忧思，创造了延续千百年却依然闪烁着真理光芒的不朽诗篇。
作为华夏传统文化瑰宝的中国古代诗词，不仅有着极高的文学艺术成就，而且还有着很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尢其是古人们在诸多诗词中所表现出的仁政爱民、体恤黎民百姓的民生情怀，更是难能可贵。笔者不妨挂一漏万地就这类诗词作品作一粗浅赏析。
诗圣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他的诗作始终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百姓情怀。公元760年春，杜甫在众亲友的资助下，于成都郊外浣花溪畔盖一草堂安顿其家。翌年8月，草堂在瑟瑟秋风中摇摇欲坠。诗人为此百感交集，遂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记之。杜甫通过描写自身的疾苦反映了“天下寒士”的疾苦，并表达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愿望。除此之外，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愤世嫉俗地表达了对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的愤恨与不满，饱含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诗人内心深处炽热的爱民忧民情感力透纸背，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朝大诗人元结在唐代宗广德年间任湖南道州刺史时，社会兵荒马乱、官府横征暴敛。目睹民不聊生的惨状，诗人仗义执言，上书朝廷，为民请命，同时写下了极具代表性的两篇抨击官府、同情民众的不朽诗作《春陵行》和《贼退示官吏》。前一首诗中，笔者用“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揭露了税赋繁多的根源;用“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描述了百姓被统治者盘剥殆尽的孱弱形态;用“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表明了心中的同情和感慨。后一首诗中，诗人明确反对“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并表示自己宁愿弃官回乡归隐，也决不害民。诗人还在诗中指出，官吏之害，大于“贼”之害。
在中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组诗《新乐府》中，有一首著名的诗作《卖炭翁》。诗人以极其细腻、形象的笔触刻画了一位卖炭老汉催人泪下的艰辛生活与内心活动。“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仅寥寥数语，就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主人公繁重的劳动过程和野兽出没、荒芜人烟的劳动地点，并为读者描绘了一幅饱受烟火熏烤且满身尘土的卖炭翁肖像。“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又把卖炭翁自身衣着单薄、自然渴望温暖天气，但又恐天暖炭贱，故宁可天寒挨冻的复杂内心活动刻画得入木三分，足以让人潸然泪下。“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此四句描写老汉在冰天雪地里驾车，因饥寒交迫在泥泞的道上歇息的场景。所有这些，都寄托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无限同情，对当时统治者剥削罪行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最能反映人民群众劳动生活艰辛的经典诗作，恐怕莫过于那首脍炙人口的五言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时光虽然已经流逝千余年，但至今我们依然能够从这首小诗中强烈地感受到作者李绅当时体恤民情的炽热情感。
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写下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其中一首题为《悯农》的诗写道：“稻云不雨不多黄，荞麦空花早着霜。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这首诗笔触细腻地写出了百姓对风调雨顺年景、安居乐业生活的期盼与渴望。此外，他的《农家叹》《秋雨叹》《悯旱》《插秧歌》等诗篇，写出了农民生活的艰难和疾苦以及劳动给他们带来的欢乐。
北宋中期的文坛巨匠苏轼任徐州知州时，有一年遇上严重的春旱，为解灾情，苏轼前往一个叫石潭的地方求雨。得雨后，在去石潭谢雨的途中作《浣溪沙》五首。其中一首写道：“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麸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另一首内容为：“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这两首词均以清新、朴实的文笔记录下了作者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捕捉并描绘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细节与片断。由此，一个不忘百姓疾苦、关心农民生计的州官形象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清朝官吏、人称“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墨竹图题诗》中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画中的竹子，不再是自然竹子的“再现”，这诗题，也不再是无感而发的诗题。透过画和诗，使人联想到郑板桥的人品，他身为知县，从衙斋萧萧的竹声中联想到百姓疾苦，说明他心中装着百姓，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有深深的同情。
总之，我们的先人，用他们对民族的忠诚，对生活的热爱，对百姓的忧思，创造了延续千百年却依然闪烁着真理光芒的不朽诗篇。认真研究借鉴古人在诗词中所展现的包括民生情怀在内的一系列开明而又进步的思想理念，对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无疑大有裨益。
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了三百首唐诗，就能具备基本的写诗能力，可见国人对唐诗的推崇。唐朝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优秀的诗人像群星灿烂，众多的体裁、风格、流派则又如众芳斗艳。唐诗不仅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我们在评述唐诗时，一般都按唐诗发展的情况分为四个时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出现，才逐步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风格也由纤柔卑弱转变为明快清新。在诗的体式上，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写于契丹攻陷营州之时，陈子昂请求遣万人作前驱以击敌，不被允许，还被降为军曹。因此此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为历来传诵的名篇。在艺术上，其意境雄浑，视野开阔，使得诗人的自我形象更加鲜亮感人。全诗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却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境界雄浑，浩瀚空旷的艺术画面。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整首诗篇仿佛笼罩在一片空灵而迷茫的月色里，吸引着读者去探寻其中美的真谛，给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幽美而邈远的意境。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他的《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村之夜，如诗如画。
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写恬静的农舍，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在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从军行》、《出塞》。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己经腐（fu）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三吏》《三别》《兵车行》《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一系列表现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往往感同身受，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人化。像《春望》《春夜喜雨》《登高》等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江，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hou）庭花）等诗都是咏史佳作。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杜甫由写实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一个高峰。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别开天地，又是一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李商隐出来以后，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了诗的感情容量，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最后的贡献。晚唐后期的诗人们，有的走向华丽，有的走向淡泊，而成就不大，已经无法和他们的前辈相比了。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朝是中国诗歌的巅峰，巅峰时期的那个黄金时代令人神往。诗歌是当时文学的最高代表，成为中国传统文学坚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靓丽的风景线。 唐诗与宋词、元曲并称，题材宽泛，众体兼备，格调高雅，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奇迹。唐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历朝历代的文人视唐诗为圭臬，奉唐人为典范。
一、忧患意识在杜甫诗歌中的体现
(一)杜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杜甫关心国事，时时不忘国家的兴亡，担忧祖国的前途命运，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热忱。他无比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从中突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之情。
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沦陷，虽山河依旧，但是人事已非，诗人面对国家的破败不堪，对着三春的花鸟心痛得流泪，通过这常见的动作表达出忧虑国家、感时怀人的极其焦虑的心情。山河沦陷，他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投奔唐肃宗时自己不幸被叛军捉住，第二年当他从叛军手中逃脱时，写下了“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诗句。这时的杜甫悲痛欲绝，为国破家亡的不幸流下热泪，为君王的蒙难深切伤痛，为世事的无常无比感慨。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人人自危，他逃命尚且来不及，却仍抱着一颗心系国家的赤子之心去哭去行，这样强烈的哀恸之情又怎能不让世人为之动容。
当他听到唐王朝的军队收复被叛军占领的河南河北的消息时，不禁“涕泪满衣裳”， 这时的杜甫已经52岁，这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缢，叛军部将也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之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大乱初定，消息来得这样出人意料，而这消息又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大喜之事，哪能不惊喜掉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忽闻收复失地消息之后，无法抑制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以看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诗句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和对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到了大历三年，已经58岁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阳楼。登楼赏美景，看到祖国江山的壮美，诗人本来应该是充满豪情壮志的，但是，谁能想到既老且病的诗人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身世之悲，而是北方边关的战事，他心系国家安危，为国家的多灾多难而叹息，发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痛苦呻吟!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总是看到他在流泪，那是因为国破家亡给他带来的是锥心刺骨的痛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痛苦的呢?
(二)杜甫对黎民百姓的担忧
杜甫关心百姓，对底层百姓的疾苦寄予了深切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的诗歌非常广泛地反映了百姓的痛苦生活及对民生的忧虑。如他看到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过着荒诞无度的生活，而百姓们却挨冻受饿，甚至惨死街头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及民不聊生的现状;看到百姓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发出了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的呼吁;看到战乱死伤的残酷景象，他写下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时，写下了“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等等。这些诗句都是对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动乱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因为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阑干、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困潦倒的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
虽然杜甫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的苦难，但他希望人民生活能够安定幸福，这种美好的愿望在他的诗歌中也时时流露。如“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表达了杜甫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让农民能够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天下不再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的愿望;对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杜甫也能报以仁德之心，“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只要能制止游牧民族的侵略，就不要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诗句所体现出来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二、杜诗强烈忧患意识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善于扣住伦理道德、政治的层面，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关注，承担着历史留下来的各种精神负担，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浸润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来得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最能深刻体现这种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在读儒家经典时，总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这种深重的忧虑感。如《诗经》中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感叹;《尚书?君牙》篇中亦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中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也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更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往往与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强烈责任感融为一体。他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救民的重大使命。他们虽不是国家的当权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种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的文化中汲取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高尔泰说过：“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由亡而生的肥沃土壤。”杜甫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自然也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影响，他的感时伤国，就是从“忠君”“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的。这种忧患是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他强烈地希望能够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忧世心力弱”“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他的这些诗歌无一不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忧心。
(二)杜甫的忧患意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杜甫的忧患意识是他根植于个体的情感、生命的体验，由精神、情感体验延伸为时间、历史体验，进而带有明显的实践理性的特点。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35岁时，来到长安求仕，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极端腐化。不过，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可是在政治上仍旧屡屡受挫，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他苦苦挣扎了十年，希望还是落空了。
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的生活中，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于是对国家和民生的忧患在他的诗歌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深广的体现，杜甫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主导风格，就是在此期间开始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和难民在兵荒马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乱的痛苦。这就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的忧患意识就更加深重了，这种忧患思想，在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残酷现实中一直不断地在滋长。他的诗越来越多地反映人民疾苦，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甫受到了人民的热爱，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真正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理想人格。
